在而立之年思考人生
——评西川《写在三十岁》

韩俊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在而立之年思考人生
——评西川《写在三十岁》

韩俊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写在三十岁》写于1993年6月24日，此时诗人西川恰处于人生的而立之年。诗中有着诗人对人生中三个十年情况的叙述以及生活中经验感悟的述说和诗人自身对人生、命运沉静的思考。在其叙述中，可以看到西川与博尔赫斯一脉相承的叙述诗学以及他一直坚持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对诗歌形式感的重视及对历史的感悟、对责任感的承担。

西川；《写在三十岁》；叙述；思考

1991年4月，年仅28岁的诗人西川写下诗歌《一个人老了》。在生机盎然的四月，在人生的黄金时光里，西川却感悟到人的衰老。两年后，西川写出这首同样关于人生中时间刻度的诗——《写在三十岁》，但不同于上首诗在生理时间和诗人心理感悟时间的巨大差别，这首诗正写于诗人的而立之年。也许《写在三十岁》只是由于诗人对于时间的敏锐感觉，但联系到《一个人老了》，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这个时间段对于诗人来说确实别有意味。这首诗值得我们用心详细评析、探索。

在学术史上，对西川的诗歌的论述已有很多，但多是对西川诗歌的总论，如罗振亚先生的《“要与别人不同”——西川诗歌论》、程光炜先生的《西川论》等，对西川单独一首有代表性的诗歌的细析却不多，但正是在对一首带着时间刻度的代表性诗歌的深入分析，更能进入诗人内心的深处。

本文将立足诗歌文本，分析《写在三十岁》这首诗所表现出的博尔赫斯的叙述诗学对于西川的影响，进而分析这首诗的语言、形式感。再在分析诗歌文本的基础上，结合诗人这一时段的生活经历和其一直以来的写作理念，感悟诗中诗人对人生以及命运的思考和诗句中所体现出的西川所坚持的“知识分子写作”对历史的认知、对自身责任的重视。

一、博尔赫斯的叙述诗学在诗中的体现

西川在大学期间所学为外语专业，这使他相比于其他诗人，可以更直接地受到外国诗人的影响，而西川自己曾言，在众多外国诗人中，博尔赫斯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之一。在翻译经历中，西川还曾翻译并出版过《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在翻译这本书时，对博尔赫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博尔赫斯博更深地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翻译博尔赫斯的这些谈话，使我有一年的时间与他完全贴在了一起。……这些谈话使我进入博尔赫斯的五脏六腑。……他值得我们用心揣摩，并且利用他来发现我们自己创造力的所在。”①西川：《博尔赫斯作为博尔赫斯及其他》，《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博尔赫斯对西川诗歌的影响毋庸置疑。在现今学术研究界，人们大都注意到博尔赫斯与西川诗歌中知识化、梦意象等方面的联系，但较少注意到西川在叙述诗学上受到的博尔赫斯的影响。博尔赫斯的叙述诗学在此诗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日常生活经验融入诗歌

把生活中的日常生活经验融入诗歌，会使诗歌与严肃的或抒情的诗歌有很大不同，在这种表现出叙事诗学的诗歌里容纳了抒情诗歌里不允许出现的“废话”，有着轻松、随意的创作姿态。但这并不代表着诗人没有用心去创作，而是代表着诗人拥抱生活，更用心地与生活建立联系。

博尔赫斯的诗歌中经常出现“鸽子”、路过的“矮柱”和“门环”、平常的“街道”等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正如博尔赫斯所说：“对于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瞬间、每一件事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①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写在三十岁》这首诗歌便表现出生活中日常经验的融入，我们可从三个十年生活的叙述中看出。西川在诗中写道，第一个十年“驱魔的锣鼓喧响，大街上叫声一片我瘸腿的舅舅在院子里骂人”②西川：《写在三十岁》，《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37页。，第二个十年“我偷盗，别人也偷盗”③同②，第37页。，第三个十年“朋友们来了，生机勃勃，随即杳无影踪留下我无法穿戴的衬衫和眼镜”④同②，第38页。。这些皆为诗人生活中的日常经验，将这些写入诗歌，不但没有减少诗歌的诗意，反而使人感觉诗歌与现实生活有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正如西川在《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中所说过的，肯定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的是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思考。在诗歌中对日常经验的书写上，西川对博尔赫斯的日常经验的书写有着直接的继承性。

（二）沉思性的叙述语调

在博尔赫斯的诗歌里，很少能看到飘荡肆意的感情。在诗歌中的叙述中，博尔赫斯并不是无目的、无节制地述说，而是伴随着自身的思考，伴随着对感情、对语言的克制，在这种叙述中的思考与克制中，令人感受到一种沉思的语调。如在博尔赫斯的诗《陌生人的米隆加》中这样写道：“那些人生在世上只为了那类较量他们的面目已经消失他们的姓名也将泯灭”⑤博尔赫斯：《陌生人的米隆加》，《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就体现出了沉思性的叙述语调。

《写在三十岁》中沉思性的叙述语调我们也可以从诗歌文本中感受到：如此诗中的“一些门关闭了，另一些门尚未打开第三个十年适于出游和读书我折磨起自己来理所当然”⑥同②，第38页。、“我赶走三十个高谈阔论的哲学家对守护我的影子说：对不起”。⑦同②，第38页。西川的诗中常常有对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而命运的不可预测性、神秘性，使西川对命运怀有敬意和畏惧，正是这些以及博尔赫斯的影响使西川走向超验和神性，走向了沉思，在叙述中带有了沉思性的语调。

二、《写在三十岁》的写作背景以及西川的诗歌观念

西川受博尔赫斯叙述诗学的影响，将日常生活经验融入诗歌，并且诗歌中具有沉思性的叙述语调，这在《写在三十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我们应注意，西川的这种诗歌写作策略是在他当时的写作背景下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他当时的诗歌观念的体现。

（一）写作背景

就社会背景来看，就在写此首诗的前一年，邓小平南巡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此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全面转型。与此相伴的是，社会发展进程加快，诗歌要表现的生活节奏变快，更具复杂性；人们更注重物质利益。诗歌从20世纪80年代时的辉煌走向历史和文化的边缘，中国诗歌开始呈现出“个人化”的倾向。

就作为诗人的西川的个人生活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诗坛中最震撼人心的事件：诗人的死亡。卞之琳、冯至等老一代诗人的死亡还可说是因为自然界不可抗拒的法则，但海子、骆一禾等诗人自身好友的自杀对诗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如在《生命的故事》一文中，西川回忆和海子、骆一禾、张凤华、戈麦相处的往事，并感慨：“怎样才能卸下心灵的重负……我已为逝者写下不少诗篇和文章，但依然无法凭借文字完全消除他们留给我的阴影。”①西川：《生命的故事》，《我和我：西川集1985~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1989年3月，海子死后，西川为海子编诗集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想为海子在人间留下更多的痕迹。同年5月，与海子、西川并称为“北大三剑客”的骆一禾病逝。这是两位对西川影响很大的诗人与友人，从在北大上学时，三人便在一起讨论诗歌、相互切磋。他们两人的死对西川的影响是深远的。对西川而言，两位知心朋友的死亡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这个悲剧又被以后中国诗坛一系列的死亡所强化（在海子去世后，中国至少有14位诗人由于各种原因去世）。其中，1991年西川的另一位校友和诗友戈麦在北京西郊万泉河投水自尽；1992年，西川最早的诗友之一，在他大学生活开始便保持着良好友谊的诗人张凤华跳楼自杀。在《死亡后记》一文中，西川写道：“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宁肯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②西川：《死亡后记》，《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23页。

正如程光炜先生在《西川论》一文中所谈到的，诗人的在北大的校友，也是诗人的挚友海子、骆一禾的死是北大式的死。他们愿意为自己所选择的梦想牺牲，却不愿意在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时间苟活。西川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激烈和决绝，但西川也深深感受到了北大所传承的精神。两位校友的死，也深深触动了西川。在《答鲍夏兰、鲁索四问》中，诗人更是写道：“他们的死深深触及到了我的‘内在的我’——他们死了，而我活着；我感到耻辱和愧疚，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我的诗歌容纳这些东西，从前我对诗歌的要求拒绝了诗歌的肮脏和阴影。”③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71页。以后一系列的诗人的死亡更使这种刺激深化。

也正是在1993年，诗人选择从待遇优厚的新华社调入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从新华社调到当时待遇并不算好的高校教师岗位，西川的这一选择选择想留出更多的时间、花费更多的精力到自己所钟爱的诗歌写作上。也许，这正是西川受到挚友北大式的死的触动，是诗人在自身所传承的北大精神的推动下所做的决定。

（二）诗人此时期的诗歌观念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期间，西川追求的是一种“纯诗”的写作，在这一时期，西川诗作有着精纯而稳定的诗歌质地，沉迷于神秘超验的事物，追求语言的优雅，文字的纯净，力求表现生活中不可知的秘密。进入90年代，感觉到现实世界复杂、快速的变化，受到一系列“诗人之死”的冲击，西川的诗歌观念开始改变。正如西川所说：“急剧变化的历史对我当时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具有摧毁性的打击力。我感到自己即将崩溃。如果我不脱胎换骨，我就只有死路一条。”④西川：《答谭克修问：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广大的灰色地带》，《大河拐大湾——一种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为了在历史的转折处不被淘汰，为了与历史相适应但又不被历史所吞噬，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西川认为诗歌创作应将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融为一炉，并表示“诗歌语言的大门必须打开，而打开了语言大门的诗歌是人道的诗歌，容留的诗歌，不洁的诗歌，是偏离诗歌的诗歌。”⑤同③。但正如诗人所说在写长诗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写几首短诗，但数量较少，而且他对短诗的理解也与以前不一样了。诗人新的诗歌观念，新的诗歌追求也会在短诗中显露痕迹。

三、《写在三十岁》的语言和形式特点

西川诗歌观念的变化，对他的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也产生了影响，这在他的《写在三十岁》一文中有所体现。

西川在其诗歌创作的学徒期（1986年以前）已经比较注重文字的精炼、准确、纯净，追求严谨的形式。在其创作的转型期（1986-1992年），西川追求的“纯诗”创作日益成熟，他对文字和形式的重视依然为人称道。1993年后，西川的诗歌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进入“伪箴言”期，开始追求叙事性、歌唱型和戏剧性相统一的综合性诗歌创作。在这三个时期，西川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正如西川自己曾著文讨论过文学的变量与不变量，在诗歌风格变化的同时，西川的诗歌也保持着不变的因素，文字的精炼、纯净、准确以及良好的形式感便是这些“不变量”。正如西川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表示：“我现在的写作依然讲究形式。例如在段与段之间的安排上，在长句子与短句子的应用上，在抒情调剂与生硬思想的对峙上，在空间上，在过渡上，在内容的音乐性上。”①西川：《答谭克修问：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广大的灰色地带》，《大河拐大湾——一种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西川曾经表示：口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接近于方言和帮会语言的市井口语，另一种是与文明和事物的普遍性相关的书面口语。西川的诗歌语言选择的是后者。细读《写在三十岁》，我们会发现诗中的诗人对自己人生三个十年经历的叙述，看似散乱无章法，对文字的使用上也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实际上，西川虽然使用的是叙述语言，但并没有用市井口语。但纵观全诗的语言，我们感觉到的是精炼，是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太少的用语境界。甚至在“月光”、“山水风光”、“眉宇”等一些意象中，在使用这些意象的诗歌语言中，我们感觉到的是安静沉思的氛围。吴思敬先生曾在文章《“北大三剑客”：西川、海子、骆一禾》中表示，西川是用对语言的诗性操作来建立自身的诗歌方式，他的语言没有激情不能抑制的呼叫，有的只是沉着、平缓地叙述。《写在三十岁》的诗歌语言确实如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西川诗歌中不是没有感情，没有激情，他是把自己浓烈的感情隐藏在平缓、节制的语言之中，从而使诗歌形成一种审美的张力。在《写在三十岁》一诗中，诗歌的语言沉着、平缓，不见丝毫急躁之意，但在这沉着之下，有着诗人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对命运的感悟。这些，只有细细品味，才能感悟出来，诗人对诗性语言的掌控已经成熟。

关于《写在三十岁》中西川所表现出的良好的形式感，首先我们可以从整体上分析。《写在三十岁》共分四节，每节都为十二行，在整体的节与节之间便给人一种良好的形式整齐之感。前两节皆以“在我第……个十年”为开头，通过简单的排比，给人以一种舒缓的感觉，人们不禁感觉到此诗像一个中年人在静静地回忆自己人生前三个十年各个阶段的生活，沉静，有着哲学的意味。在这首诗的四节中，每个段落的十二行都是长短不齐，整体看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形式感，为诗歌的形式增添了有益的节奏效果。

从每一节详细分析诗歌的形式，可以感觉到西川曾深深受到过的古典诗歌的影响，如诗的第一段中“年”与“山”、“骂人”与“接吻”，第三段中“踪影”与“眼镜”，第三段中“风光”与“原谅”中韵脚的呼应，而如“驱魔的锣鼓喧响”、“大街上叫声一片”以及第三节中一个典型的以“我”为开头的句子在字数、结构上亦有对应的效果，这使诗歌增添了形式上的音乐感。诗人在本诗中四个段落中都使用了众多意象，如第一段中的“月亮”、“环形山”、“小城”、“小女孩”等，在第三节中，诗人更是使用了“鸟”这个意象，在诗人心中，“鸟”这个意象有着独特的意味：“鸟是我钟爱的动物。我想我肉眼看到的最高处就是飞鸟，地上有走动着巨兽，而大地的上空有鸟类飞行。我看不到的星星飞鸟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上帝飞鸟能看到。因此，飞鸟是我与上帝、星辰与宇宙之间的中介。”②西川：《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84页。“鸟”的意象的运用，扩展了诗歌形式的空间感，而每个段落的意象群与诗歌的长短句式想结合，形成了特殊的节奏感，使诗歌良好的形式感进一步增强。

四、《写在三十岁》中诗人对人生的感悟

诗人的诗歌观念发生了变化，但诗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追求仍是他所追求的不变量。《写在三十岁》一诗有着诗人对人生的深透的感悟，体现着诗人不变的“知识分子”精神。

《写在三十岁》通篇都可以随处可见“我”字，看似描述的是作者自己的私人三十年的生活，但作者曾说过：“我的诗中有时写到‘我’，但那个‘我’或多或少与他人有关，其中包括着虚构、想象和借用。像叶芝一样，大多数时候，我宁肯带着面具写作……过于私人化的东西难免令我怀疑。它们虽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缺少闻名所要求的普遍性，它们存在的意义绝不超出社交生活的小圈子。”①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自白）》，《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艺术中心，1997年，第1-2页。因此诗中的三个十年生活的描述，不只和西川的个人经验有关，也和同一时期他人的经验有关。

按照诗人的年龄来算，诗人诗中的第一个十年应为1963~1973年。在这一时期，诗人描写了小时候在家乡时对文革的印象，正如诗人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最初的岁月是在江苏省徐州市度过的……当时徐州的武斗很厉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同①，第2页。“驱魔的锣鼓”、“大街上的叫声”、“自杀者的阴魂”等无疑是诗人自己抑或是从他人视角中留下的文革印象。最后诗人被送到“纯洁的学校学习革命”进入下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按照诗人的生理年龄来算，应该是在1974~1983年，在这一期诗人从1974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上学，在这几年中他经历了“文革”、“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从1976年起，诗人开始迷上了画国画，诗中“看到男人和女人在准备节日的盛装”、“描画理想的山水风光”应该是影射生活中这些时间。但始终与他人有关的也无处不在，如“我偷盗，别人也偷盗”、“男人和女人在准备盛装”，应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表现和反应。这一时期是诗人的纯洁的学生生活，他有着突出的才华，也未犯过任何了不得的过错。诗人在一些文章中也表示过对这一十年生活的留恋。在“没有太多的罪行要求诗人原谅”中，第三个十年到来了。在第三个十年（1984~ 1993）中，“一些门关闭了，而一些门尚未打开”，在这一时期诗人开始写诗，开始试图进入另外一扇门。在这一时期，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诗人认识了海子，认识了骆一禾，但在随后的岁月中两位挚友却纷纷离开人世，1992年，诗人最早的诗友张凤华在深圳跳楼自杀，一系列的死亡，直到诗人的而立之年，“朋友们来了，生机勃勃，随即杳无踪影”，在三十岁回望朋友的纷纷离去，这句平淡的诗里有多少的苦涩。在第三个十年的结尾“一只小鸟为寻找一个人而迎着电闪雷鸣在雨中飞旋”。从1992年开始，诗人的诗歌观念开始改变，正如上文所说“鸟”在西川的心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意象，诗人在寻找新的诗歌方法去表现自己对宇宙、人生新的看法，表现强行闯入视野的历史。

在1987年8月的青春诗会上，西川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口号的提出者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动，诗人们对世界、对诗歌的认识不断深化，“知识分子写作”也受到不同观念诗人的指责、攻击以及社会的冲击。正如程光炜所说：“在当代诗歌无比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性’是一个屡屡受挫的未完成性话题。”③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年第11期。幸运的是，正如西川在答《中华读书报》记者提问时所表示的，他“在骨子里仍然坚持着‘知识分子写作’”④舒晋瑜：《西川：我的诗歌越来越直截了当》，《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1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了表现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也为了对8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纠偏，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叙事性开始进入在诗人们的诗歌写作中普遍出现（西川的叙述写作还有博尔赫斯等人的影响，上文已阐述）。我们应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坚持者们虽然在诗歌中也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叙事性，但他们的写作是“伪叙事”写作即在诗歌写作中，实际的情况是故事到了最后已经在叙述的过程中被抛弃掉，或者说已经被叙述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含义，获得了对某种更为普遍的意义的呈示。即可以说他们诗歌的实质仍然是抒情的。

《写在三十岁》前三节这既指涉诗人、又或多或少与他人有关的“我”叙述了自己的三个十年的生活，在这叙述之中已经包含诗人对自己三十年人生的思考。“走进纯洁的学校学习革命”、“我没有太多的罪行要求世人原谅”、“第三个十年适于出游和读书我折磨起自己来理所当然”无不包含着诗人对自己三十年人生的思考、感悟和总结。到最后的一节中，诗人开始表现出自己的情感、感悟。三十岁了，中国人的内心中有着“三十而立”的情结。许多人追求到自己的三十岁，认为这是自己成熟的年龄，可是到了三十岁才会发现，其实这也是尴尬的年龄，离二十岁已经远了，不能再幼稚了，但又离完全趋于稳定的四十岁有一定的距离。诗人的挚友一位接一位地逝去，甚至在三十岁这年又换了新的工作环境。生活、未来到底会怎样呢？诗人怀疑一切，可怎能“即怀疑自己又怀疑世界”！诗人知道命运的神秘，苦厄琢磨，知道“你无法叫大雨停住，叫飞鸟停在手上”。可诗人是有思想的，正如前三节诗文，在描述三十年的人生也在感悟三十年的人生，生活的真实让人惊恐亦让人遭受攻击，仅仅是一闪的思想便让诗人大汗淋漓，因此诗人赶走那三十个感悟人生的哲学家。生活的冲击，时代的变化，使诗人想寻求改变。但诗人却发现改变亦不容易，前方如同处处相似的黑夜，“我穿行其中，却好像在一个房间里”。但诗人决不放弃：“来回踱步，从早到晚”。诗人思考未来，期望未来，以改变不快的现在，虽然知道命运在诗人未察觉时已发挥作用。但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悟并非是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正如诗人所说：“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命运的笼罩下，诗人必需将其个人恩怨和伤感降低到最低程度，或者干脆抛诸脑后，从‘个我’走向‘他我’，继而走向‘一切我’。”①西川：《个我，他我，一切我》，《大河拐大湾——一种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诗人所思考的三十岁的人生，不是每人在三十岁都会时遇到的状况吗?诗人对人生、对历史、对命运的思考正表现出其不变的“知识分子”精神。

《写在三十岁》写在诗人的而立之年，诗人以沉静、平缓的语言，良好的形式，娓娓道出自身对人生三十年、对责任、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令人读罢还久久回味。

In the 30's thinking about life

HAN Junqiang

"write at the age of thirty"written in 1993 on June 24th,surprisingly,the poet just turned 30 in life.Poet in this poem,have to the life of three decade narrative and life experience and feeling,has the poet's own to the life,fate calm thinking.In this narrative,we can see that give and ronal borges's narrative poetics and he has always insisted that"the intellectual writing"form of poetry in the sense of value and the feeling of history,to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Xichuan;The write at the age of thirty;Narration;reflection

I207.42

A

1009-9530（2017）01-0060-06

2016-12-27

韩俊强（1992-），男，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