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创新中促进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文/潘建华

在工作创新中促进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文/潘建华

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和档案工作创新是一体两面的，理论发展和创新是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与融合，工作实践的开展和创新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规划，若没有理论指导，则工作实践就会显得盲目并缺乏规划性。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档案学理论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通过借鉴苏联经验初步建立档案学理论体系，融合和引进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构建了中国式的档案学理论。新世纪以来，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工作实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档案学理论在工作实践中发展追溯

1．全宗理论。全宗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法国的档案学术语，是由法国内政部于1841年提出的，要求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档案全宗。关于“全宗”的概念，《档案学词典》这样解释，“所谓全宗就是来源于一个行政当局、一个公司或一个家庭的全部文件。这一原则的提出，是为了纠正按事由原则整理档案所引起的混乱。尊重全宗原则是来源原则形成的初期阶段，它只要求按来源划分全宗，全宗内的文件仍按事由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档案工作从业人员大多数来自于经历战争年代的机要处，当时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党政军机关的文书档案，并且这些文书档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档案学自产生开始，就是一门十分贴近政府管理活动实际、带有较强的行政学色彩的学科”。我国档案界最早接触全宗理论并非来自法国，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档案学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的影响。1950年到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苏联档案学专家谢列兹涅夫教授来华介绍苏联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苏联档案工作经验，国内还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档案学专著。其中，全宗理论就是这样的情形下传入中国，只不过当时苏联并不是用“全宗”这个术语，用的是“芬特”这个概念，“芬特”存在着不易理解、解释困难的缺点，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同志结合我国现状，把“芬特”改为“全宗”，并将全宗原则或来源原则确立为我国档案工作核心原则。随着档案管理实践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全宗理论在档案整理工作中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主要面临的是科技档案管理实践的丰富、专门档案馆的设置和综合档案馆馆藏体系建设的深化三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何嘉荪和冯惠玲延伸全宗概念的外延，将“全宗”重新界定为：“全宗是同一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密切有机联系的档案文件整体。”从而使得全宗原则始终成为我国档案工作的核心原则。

2．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数字化档案诞生之前，档案的主要呈现形式是文书档案，由于库房等外部因素制约，需要对积年陈旧档案进行甄别并销毁一部分档案。在这样的具体的工作实践情形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应运而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导从文件到档案全过程管理的基本理论，文件周期指的是文件从开始形成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运动过程。最早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的概念是美国的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于1941年提出的，后来生命周期理论成为了档案学中的一个基本性原理。不过，20世纪60年代，曾三同志也曾提出过“档案自然形成过程论”。后来，陈兆祦先生等也提出了“文件运动周期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现代档案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牌，是构建文件与档案学的重要理论基石，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路标与指南之一。”

随着科技的发展，档案资料的载体形态向着多元化发展，电子文件和数字媒体档案的出现，使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普适性受到了挑战，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理论不太适用于电子文件，可以将“文件连续体理论”作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所谓的“文件连续体理论”是由澳大利亚档案学者弗兰克·阿普沃德等人提出的，指的是“文件往复运动于从生成到处置的连续体中的一个过程”，这一理论揭示了档案资料文件形成、归档、保存和利用等管理过程应实施一体化管理理念。

3．档案鉴定理论。档案鉴定是档案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档案文件保管期限的确定及档案的存毁命运。从20世纪初，档案鉴定理论就开始逐渐形成，先后出现了诸多档案鉴定理论：最早，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提出“年龄鉴定论”，指出“高龄档案应当受到尊重”；20世纪20年代，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等提出了“行政官员决定论”，认为“鉴定的根据不取决于行政机构为实际目的对文件的应用，而取决于文件对历史的利害关系”或者说，“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20世纪30年代，波兰档案学者提出了“职能鉴定论”，认为档案文件的价值应根据档案形成主体机关的地位和重要性来确定；20世纪50年代，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提出了“文件双重价值论”，认为“档案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即对原机关的原始价值和对其他机关与私人利用者的从属价值”；20世纪60年代，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等提出了“利用决定论”，认为“档案鉴定的重要指标是档案文件的实际利用和预期利用程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现了“社会分析与智能鉴定论”“宏观鉴定论”等档案鉴定理论。我国档案工作在实践中先后吸收融合上述鉴定理论中的优点，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价值鉴定体系，将档案的来源、内容、形式特征、相对价值、社会效益等标准作为档案鉴定标准。

二、新时期影响档案学发展的关键要素

1．大数据对档案学发展的影响。大数据指的是“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通常的软件工具进行捕获、管理的数据集合”。或者说，大数据指的是那些量很大、呈现形式多样化的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具有“4V”特征，即海量性、多样性、实时性、价值性。此外，大数据时代，档案文件的形成还具有去中介化、在线化、碎片化等特性。这些改变使得档案的内涵不断延伸，使得档案呈现形式不断多元化，使得档案管理流程需要不断重组，也使得全宗原则贯彻执行受到影响。

2．媒体融合对档案学发展的影响。《现代汉语词典》将“融合”定义为：“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延伸来看，“融合”就是在描述不同事物彼此对接、渗透创造一个新事物的过程。“媒体融合”指的是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和终端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这有利于跨行业、跨地区档案资源体系的构建，但对档案利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的在各行业的全面利用，也要求档案管理体系的APP应用。

三、促进档案学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1．重视和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升华和先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代表性的专著成果主要有：黄彝仲所编著的《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陆晋遽所编著的《档案管理法》、陈兆祦所编著的《档案管理学》、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和专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胡鸿杰所著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王协舟所著的《中国档案学的阐释与批评》等。这些成果的发布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档案工作的创新。随着档案工作环境的日益复杂化，档案客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国家档案局局（馆）长杨冬权同志就提出：“建立覆盖人们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建立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地方档案馆在具体管理实践中也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管理范式。

2．重视和加强档案学跨学科教育，提高档案研究队伍的专业素养。融合不仅体现在媒体融合上，更体现在科学研究上。科学研究的发展体现在各学科的不断融合和分裂上。新技术的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的开发，使得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跨学科研究在当前已是潮流，档案学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新技术、新研究方法的支持。因而，档案学学科教育上应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引入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手段，从而不断推进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此外，档案学研究人员还要遵循“共赢、共享”的理论，吸纳和包容包括历史、法学、情报学、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等研究人员，以合作的态度去推动档案学的深入发展。

3．积极发挥地方特色，促进档案学理论及管理的发展和创新。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市地区的档案资源各具特色，各地方档案馆应根据自身情况创新档案工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如，自2006年开始，广州市开始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通过征集广州市历史照片、广州市历史地图、广州市城中村管理资料、珠江广州段专项规划成果等子项目，丰富和发展了“城市记忆”这一全宗，真实记录了广州城市历史面貌，反映了广州的变化发展。广州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传承着南粤文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成为广州档案工作的重心。同时，广州档案馆还通过全新改版、增加档案服务项目、优化栏目设计后的“中国广州档案网”，及时反映档案工作动态，推介特色馆藏资源，弘扬广州档案文化，展示档案岗位风采，架构起与社会联络沟通的新桥梁。此外，广州档案局还根据档案工作的新形势，提出并起草了《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技术规范》，存进档案管理活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和促进了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作者单位：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