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即先王之道：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流变

李 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王道即先王之道：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流变

李 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王道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儒家经典“六经”就是王道的载体。根据《尚书》的记载，以尧、舜为开端，三代之王相继法先王之道。历夏商二代传给武王的“洪范”包含了九个范畴的统治大法，在其核心范畴“皇极”中最早提出了王道的概念和内涵。进一步而言，孔子继承周代文化，损益三代之礼，就是要继承先王之道。孟子主张法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以仁心行仁政。荀子认为百王之道无变，肯定了先王之道，但他主张法后王，后王是先王之道的集中体现。

先王之道；王道；皇极；法先王

王道首先是先王之道，没有先代圣王的开创，就没有后世可以遵循的王道。王道统合了内圣与外王，正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理想国是追求彼岸的天国，那么儒家的理想国就是实现此岸的王道政治。在儒家思想中，“王道政治”是“政治儒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先王之道既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来源依据，也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先秦儒家法先王，既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也是对实现王道理想的追求。

一、先王之道

《尚书》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记载了虞夏商周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上古圣王的言行和事迹。《史记·儒林列传》有言：“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1]“王路”正是先代圣王开创的道路，后世须通过作为先代圣王之道载体的“诗、书、礼、乐”来继承这条道路。孙星衍说：“或以前代置五经博士，重在道统，不知道存乎经，统本于尧、舜、禹、汤、文武，伏生不传尚书，则道何所存？统何所述？”[2]这里指出了《尚书》对于道统的重要意义，认为道存于五经，统本于圣王，如果没有《尚书》，上古圣王之道统就难以叙述了。尧、舜为二帝，开创夏、商、周三代的禹、汤、文武为三王，在传统儒家看来，只有他们可以称为圣王，他们所行的道称作王道，王道即是先代圣王之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因周公辅助文武，并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继承发扬了文武之道，所以也被称为圣王。《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历数前代的圣人，“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3]22各有五百余年，圣人相继而起，从而使大道不废。董仲舒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4]2499王道并不会消亡，在历史的进程中，后世之王都会自觉地遵循先代圣王之道，王道是超越于历代统治者之上不变的法则，亦是历代贤明统治者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因此，王道不是生搬硬套，王道是活的灵魂。比如《尚书》中《汤誓》《牧誓》所载的汤武革命，虽然商周前后相隔几百年，但其中所体现的王道却是一致的，后世新王的革命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尧作为第一个圣王，其盛德大业奠定了王道的基石，而后舜继承尧之道，三代圣王相继传承尧舜之道。《尚书》开篇就描述了尧的形象：“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5]11尧恭勤不懈，能让贤能，尧德充塞四方，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九族和睦，使百官辨明，协和万国诸侯，使天下民众和乐。尧将其自身的德从内至外、由近及远推至全天下。郑康成曰：“稽古，同天。言能顺天而行，与之同功。”[6]2孙星衍指出：“是圣人为政，必先稽古也。尧称帝，故谓之同天。”[6]3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7]13孔子反复称赞了尧的伟大，强调了尧的崇高广大无以复加。唯有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能够效法天之道，与天相配。民众无法形容尧之道的广大，就像无法形容天道一样。尧所开创功业是崇高的，开创的文化是光明的。其中“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8]309。对于后王来说，效法尧之道就是效法天道，尧的“文章”是效法尧之道的凭借。

对于先王的继承者来说，继承了先王的王位，就要继续发扬光大先王的功业。周初，武王死，成王幼，管叔、蔡叔勾结旧殷势力发动叛乱，臣民们都认为平叛的困难很大，周公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之时，告诫并勉励邦君们：“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5]16强调了后人要遵循文王之道，不应忘记文王勤劳开创的基业，应该一起努力快速完成前文王未竟的事业。他又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完成前人未完成事业的必要性，“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5]21。因此，后人决不能抛弃前人的基业，要想更好地发扬光大先王的功业，只有遵循先王之道。商王盘庚迁都时对众人说：“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5]32就是说，今天不继承古时先王的传统，就难以知道天是否会断绝商的天命，更不用说能继承先王的功业了。周公更是系统地指出了法先王之道的途径：“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5]38其中包含了由近及远四个层次的先王：周代文王之道，殷代古先哲王之道，殷商老成人心中的先王之道，以及殷周公以前古代的哲王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殷作为周革命的对象，周王仍然要继承效法殷代先王之道，这四个层次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本质就是一以贯之的王道。周以三代更替为镜鉴，寻找先王之道中天命授受的规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5]76周公强调一定要以夏殷二代为借鉴，夏殷两代开始都受了天命的，后来又都失去了天命。在为政的具体方面，周初统治者总是要从先王之道中寻求可以遵循的法则，以确保自身能够像先王一样成功。周初统治者十分了解历代先王的事迹，并善于总结其中的规律，能够随时随事效法先王之道。在王位更替之时，王道作为不变的法则，保证了前王和后王连续性。周成王临终时召集大臣及百官所作的政治遗嘱说：“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5]33强调后嗣之王，必须继续遵守先文王、武王之教训，不敢昏乱逾越。太史对康王宣读册命之辞说：“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5]16这是说，成王靠着玉几宣布他临终之命，命你承受遗训，即位为周邦之君，遵循文武之训不仅是后嗣之王即位的合法性来源，也是后王能够胜任王位的根本大法。

二、王道内涵的再诠释

《尚书》是记载圣王事迹的重要文献，“皇极”范畴是“洪范九畴”中的重要篇章，“王道”一词最早便出自其中。“洪范，《释诂》云：‘大也’，‘法也’”[6]291。“洪范”相传是上帝传给禹，历经夏商二代直至传给箕子。箕子说：“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5]42这是说，鲧堵塞洪水，把五行弄乱了，所以上帝不给他洪范大法，常理就混乱了。禹兴起王业，天就赐予他洪范大法，使常理变得有序了。天下常理的“叙”或“斁”取决于“洪范九畴”能否施行。《洪范》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指明了治国理政的整体路线。

九畴中的第五个范畴——“皇极”是《洪范》的核心部分，也是统治大法的精髓。“皇极：皇建其有极”[5]32，皇极就是王极。“《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曰：‘爰用五事，建用王极’，郑玄注云：王极，或皆为‘皇极’”[6]295。这里从古文字的角度来考察“王”字，林澐认为，“商代甲骨文中未见“天子”一称，商的最高统治者的名号是王，王字之本形象不纳柲之斧钺”[9]3277；王国维认为，“《考工记》：‘画缋之事火以圜。’郑氏注云：‘形如半环’，今观古文诸王字，皆作环形，‘象火之上炎’可为《考工记》之碻诂。又王、旺同声同，当以旺盛为本义”[9]3270。不管是在上古时代意义重大的火，还是象征最高权力的斧，都有超越一般人之上的意义；在甲骨文中“王”字就是商代统治者的称号，应该认为“王”字较早就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关于“皇”字，王国维认为，“上象日光放射之形。引申有大义。如大父亦曰皇父。大帝亦曰皇帝”[10]226。徐中舒认为，“皇与弁之不同者，以王者著之，则为皇，常人著之，则为弁矣。古以皇为至尊之称，帝曰皇帝，父曰皇考，祖曰皇祖”[10]229，“皇”较“王”来说，一般用来形容“王”，而不能取代“王”。关于“极”，汉代马融把“惟时厥庶民于汝极”解释为“故众民于汝取中正以归心也”[6]303，也就是把“极”解释为中正。朱熹认为，“‘皇极’二字，皇是指人君，极便是指其身为天下做个样子，使天下视之以为标准”[11]2044，“标准立于此，四方皆面内而取法。皇，谓君也；极，如屋极，阴阳造化之总会枢纽”[11]2046。刘起釪认为，“‘极’当如《诗·殷武》‘四方之极’的极。《韩诗》作‘四方之则’(《后汉书·樊准传》注引)，是其意为准则”[12]1150。因此，“皇建其有极”表明王要建立其统治之道的准则。

这里分两部分来考察“皇极”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讲使臣民符合王极的方法：”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5]78

这是说，要能聚集“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种幸福，进而普遍地施于民众，这样民众才会向往这个准则，凡是民众皆应遵循王所建的准则。简而言之，要造福民众才能使其心向王极，消除结党营私才能使王极的实现成为可能，要留意有能之人以备进用人才，要宽容慎罚使民众不至于无所措手足，要表彰德行，引导民众以德，要选贤任能，善待贤能，使其有益于国家。

第二部分是讲统治者与民众应共同遵循的王道，这也是王极的高度概括：“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5]54

这里提出了“王道”的概念，认为王道是“平平”“荡荡”“正直”的大道。王道是至正的，不允许有偏颇有倾侧；王道是至公的，不允许结党偏私，不允许有私好；王道是至高的，超越于统治者之上；王道是不变的，不要反其道而行。统治者和民众应共同遵循王道，统治者要依王极把民众会聚起来，民众也要向能遵王极的统治者归往。这六句四十八个字关于王道的论述，是王极的至言[12]1170。以之为法为训，就是顺应了上帝。民众应当遵守履行，以接近天子的光辉。天子作民众的父母，才能成为天下的王。《尚书大传》讲：“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6]306这是说，王要像母亲养育孩子般保养民众，又能如父亲般教诲孩子一样教化民众，这样才是同时具备了父母两者的职责，能够提供民众之所需。《大学》也指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13]统治者要以民众的需求为前提，在家与天下的合一的政治制度下，必然引出政治理念上民之父母与天下王的统一。因此，王道不仅是王的统治准则的高度概括，也是对统治者自身的限制和规定。王道首先是王者所要遵循的法则，王道在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之上，统治者不能以个人私欲违反王道。王道既是统治者应遵循的规律法则，也是统治者应向往的理想境界。

三、先秦儒家论法先王

正如前文所述，孔子删述六经就是要继承先王之道，就是要在三代损益中继承先王之道。《论语》中孔子对于先代圣王的高度赞扬，对于尧赞其“巍巍乎”，对于禹赞其“吾无间然矣”，赞文王之德为“至德”，足见孔子效法先王的强烈愿望。尤为显著的是，孔子对于周代文化的向往。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7]26孔子在未衰年轻时经常梦到周公，体现孔子仰慕周公，志行其道的理想，现在孔子仍然希慕周公，只是自己衰老了、精力不够了，所以很久不再梦到周公。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7]98齐是太公的封地，鲁是周公的封地，“太公大贤，周公圣人”[8]308，孔子时，齐国经过桓公霸政之后，更加崇尚功利，鲁国还存有周公的遗风，但也因积弊已久，于王道已有废缺。所以说齐一变可以成为鲁，鲁一变就能达到先王之道了。这里指出了当时实现王道的可能性，体现了变革的步骤，要根据不同的实际一步一步地调整，最终还是要以王道为依归。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29周代在借鉴夏商两代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开创出更加盛大完备的文化，孔子赞其盛美，并说自己要遵循它。孔子以继承周代文化为己任，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7]63“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146]。“斯文”即是文王之道的显现，文王已经死了，但文王所开创的礼乐制度并没有消亡，还存在于孔子身上。由此可见，孔子认为自己是文王之道继承者，也就是说文王之道的延续传承只能通过孔子。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7]9殷代因袭继承夏代的礼，周代因袭继承殷代的礼，这个礼的大体是不变的。孔子还举出了损益三代制度的例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7]10。夏时比商周的历法更切合时令，殷辂比易坏的周车更加耐用，周冕比夏商的礼帽更完备，韶舞尽善尽美超过三代。就是要保留经过历史检验而不能变的部分，改变经过历史检验而出现弊病的部分。正如董仲舒所说：“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4]2518孔子损益三代，并不包括虞夏二代之间的损益，是因为尧舜禹所行的道是一致的，政治上没有要补救的时弊，就没有增减。

孟子在法先王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仁政学说，仁政就是先王之道。《孟子》中广泛称引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来阐明其仁政主张。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3]7每过五百年必定有圣王兴起治平天下，圣王之间也必有贤人闻名于世。当时已经距离文武七百多年了，已经超过了五百年，加上当时混乱的政治情势，他认为应该要有新的王者兴起了，所以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2518如果天意要平治天下，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孟子认为自己是圣王的继承者，其原因在于就是在于自己继承了圣王之道。孟子用舜和文王两个圣王作参照，说明圣王所行的道只是同一个道,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3]46。当他们得志能行其道于天下，两者的做法像符节一样高度一致；不管是先代圣王还是后代圣王，他们所行之道是相同的。王道是不变的，不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孟子引用《大雅·假乐》中的诗句“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来强调遵循先王之道的重要性，郑玄笺：“不过误，不遗失，循用旧典之文章。”[15]即不要有过错，不要有遗失，一应遵循先王之法，因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3]23，遵循先王之法而出现错误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也即只要遵循先王之法就不会有过错。孟子又说：“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3]24就像向上建高台必须依靠凭借丘陵，向下挖掘深沟必须依靠凭借川泽，要想取得为政的成功就必须依靠凭借先王之道。孟子把先王之道理解为一种标准，就像规矩对于方圆，还必须用规矩准绳这样可以遵循的法度，才可以应用无穷,即“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3]21。他进一步指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3]26君要效法尧来尽君道，臣要效法舜来尽臣道，二者都是法尧舜之道。是否用规矩决定了能否极方圆之作，是否法尧舜决定了能否尽君臣之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3]25，法尧舜就是仁，不法尧舜就是不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道。这个道就在那里，就看为政者行与不行。孟子说：“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77这就是说，如果统治者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是民众却得不到相应的惠泽，不能被后世效法，是他因为不去施行先王之道。先王以仁心行仁政，所以治理天下很容易。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9不忍民众痛苦，首先就要使民众“养生丧死无憾”，这就是“王道之始”[3]76。在孟子看来，王道就是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3]78。禹、汤、文武获得天下就是由于仁，桀、纣、幽厉失去天下就是因为失去仁。诸侯国之所以兴盛、衰废、存在、灭亡，也是由于仁与不仁而已。

荀子也认为圣王所遵循的道是不变的，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遵循人类社会自身的规律。荀子指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16]2历史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不能把握这个“贯”，就不能应付人事的变化。而且，这个“道贯”是不会消亡的。荀子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16]3杨倞注：“管，枢要也。是，是儒学。”[17]89圣人是道的枢要，天下的道和历代先王的道都是这个，《诗》《书》《礼》《乐》所记载的道也都归汇于这里，这四者的内容就是先代圣王的德行和功业，从心志、政事、行为、和乐等不同层面体现了先王之道，天下的道都在这里了[18]。

荀子进一步指出：“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16]9遵循王道就会好，违背王道就会亡，遵循王道而不好，违背王道而不亡的，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关于“百王之道”，荀子有明确的定义：“百王之道，后王是也。”[16]22就是说后王之道和百王之道是相同的，后王集中体现了百王之道。“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16]8。遵循王道如果超过三代之前就难以确信，因为时间过于久远；施行法度如果不依后王之法就是不正，因为不合时宜、脱离现实。这个后王到底是谁，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有的人认为是文武，有的人认为是周公、成王，有的人认为是孔子。梁启雄说：“似是指总汇‘百王’‘圣王政教’之迹的‘君师’，是一位理想的、‘德才兼备’的、有位或无位的圣人，——王或素王。或者就是解蔽劝学中的‘其人’。”[17]52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检验这个后王是否符合王道，因为先王都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荀子解释了为什么要法后王，这么多的圣王，到底取法哪一个？“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16]54。要想观察圣王的事迹，其中最为清楚明白的，要依据后王[19]。因为“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16]10，礼乐制度以及守法数的官吏，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废弛。

正如荀子批评孟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16]39荀子并不反对孟子效法先王，而是反对粗略地不得要领地效法先王。因为“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16]102。流传得太久就越简略，是指先王；离得越近就越详细，是指后王。简略的只能举其大概的纲纪，详细的可以举其完备的细节。如果不能按照这个原则，就会出现偏差。要么只知道简略的而不知道详细的，要么只知道详细的而不知道大纲。“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16]98。荀子认为，这个要领就是要效法后王的制度，要把礼义放在最高的位置，降低《诗》《书》到次一级的地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提到的“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16]6。可见，要想考察先王之原本，不通过后王之“礼”，是难以法先王的。总的来看，在抽象的道的层面，荀子并不反对效法三代先王之道，而且他认为贯穿于历代百王之道是不变的。在具体的制度层面，荀子认为要法后王，过于久远的制度难以清楚考察的，只有现存的制度是清楚完备的，所以只有通过法后王才能真正法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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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浩天]

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5.017

李犇(1985—)，男，河南新乡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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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7)05-0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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