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策论与宋代文人谈兵风气

吴晨骅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秦观策论与宋代文人谈兵风气

吴晨骅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宋代文人有喜好谈兵的风气，这与当时的军事环境密不可分，也有文人求取功名的因素在内。常常被视为文风柔弱的秦观也不例外。秦观曾进献策论50篇，其中包括大量的谈兵内容。这些谈兵策论，既有助于考察北宋中期的军事思想，又有出色的艺术价值，更还原了秦观形象的豪隽一面。

秦观；策论；军事

中国古代的“谈兵”，指的是谈论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事情。宋代文人谈兵的风气浓重。而当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历来词名掩盖诗名和文名，其“无力蔷薇”[1]76的婉约派正宗的形象更是根深蒂固。然而秦观却有不少谈兵的作品，本文即以秦观的50篇呈进策论为主要对象，重点剖析其中谈兵的部分篇目，还原《宋史》所记载的少年豪隽的秦观形象，并借以管窥宋代文人喜好谈兵的风尚。

一、宋人谈兵风气概说

(一) 宋代文人好谈兵

宋代人酷好谈兵，宋人著录的兵书数量之多，在其前后都是罕见的。素以前期开边未已、后期藩镇割据著称的大唐王朝，其著录的兵书，据《旧唐书》是“四十五部，凡二百八十九卷”[2]；据《新唐书》，则有“兵书类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筌以下不著录二十五家，一百六十三卷”[3]。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官方记载其兵书类竟达到惊人的“三百四十七部，一千九百五十六卷”[4]5288，总计近2000卷，是唐朝的好几倍之多。即使距今时代更近、外患不断的明王朝，也不过“五十八部，一千一百二十二卷”[5]，只有宋代的一半多一点。宋朝这些书里固然有前代旧的兵书累积下来，但由唐到宋，兵书卷数激增五六倍，一方面说明了宋人大力搜集整理古代兵书，另一方面则更有时人著述了不少新的兵书，像仁宗《攻守图术》三卷、《庆历军录》一卷、刘温润《西夏须知》一卷等等[4]5283-5284，均是依据当时军政实际新著录的。而这还只是成书的专门著述，散见的谈兵文章更是不可胜数，于此可见宋人谈兵风气之浓。

在这些数量庞大的谈兵文章著述中，有许多都是文人的作品。如参修《新唐书》的史学家吕夏卿有“《兵志》三卷”[4]5284，文献学家王洙整理了“《三朝经武圣略》十卷”[4]5283，仁宗朝的大文士梅尧臣“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4]13092。与秦观同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也曾撰《上皇帝论北事书》，陈说北部边防问题，讲当时“缙绅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愤悱，争道利害”[6]。文人谈兵，蔚然成风。

(二)原因

1.军情紧张。文章合为时而作，宋代文人好谈兵，基本因素是由于宋朝一直边患严重，内部也不时流民四起，军事形势紧张。早在“宋初，群雄争衡，二虏时为边患”[7]，军事问题就很紧迫。而到了秦观所处的北宋中期，当时的文人王雱在上疏请求修治兵器时则说“方今外御边患，内虞贼盗”[4]4913，可称得上内忧外患。后来靖康之难，金元迭起，宋王朝更是风雨飘摇，几度形势危如累卵。在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文人们纷纷议论军事问题，以至于整个宋代，战、守、和三策几经反复，争执不休。

2.文人治军。宋代重文抑武，是文官政治的时代，军事也常常由文人来主管。北宋时期，像进士出身的名臣范仲淹就曾长期经营西北军事，与西夏对抗。[4]10270-10273一时文宗的苏轼，也担任过兵部尚书这样显要的军事职务。[4]10815枢密院是宋代中央最高军事机构，“以北宋为例，在枢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了童贯一人属于宦官外，其余文武出身的正副职官员先后有203人。其中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18人。”[8]这样的文武人数比例，一目了然地说明文官主政军事的情形。而在宋初统一战争结束，特别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之后，这种情况愈加严重。担任军职的文人，既在庙堂之高，只要不是尸位素餐，自然要谋其政，发表自己对军事的认识和看法，他们的谈兵文章也就应运而生。如进士出身的蔡挺，曾受命镇压盗贼，又驻防西北，实际参加过与西夏军队的战斗，便著有《裕陵边机处分》[4]5383一卷、《教阅阵图》[4]5388一卷。

3.谋取功名。宋代文人谈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不少人也是为了谋取功名。陈傅良在《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中讲主战派虞允文执政时期，“方虞公锐意于事，一时言利言兵自衒鬻者甚众”[9]，就反映了文人争相夸谈军事以邀功名的情况。而黄震在总结叶适《兵权》时也说：“数十年来，天下士好奇言，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时之欲而不顾天下之利害。”[10]无论为己为国，建功立业都是许多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宋代的科举，诗赋之外还要考试策论，王安石变法更是主要以策论取士。策论的考题多就经世致用的时政来命题，当时十分突出的军事问题，成为了常常涉及的内容。在科考的指挥棒下，考试考什么，学生学什么，中国古今概不例外。士子们为求仕进，也会创作不少谈兵论战的篇章，进一步助长了宋人谈兵的风气。

二、秦观策论与军事

北宋秦观也是谈兵者之一，其谈兵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他的50篇策论中。这50篇策论，是他应著述科的荐举而呈进给皇帝的文章。其中《进策》30篇，系统阐述治国安邦之法，既有专论军事问题的，也有兼论到军事的内容；此外则是《进论》20篇，大都是论历史人物，因为一些人物本身或者事件涉及军事的关系，也兼论到一些军事问题。

(一)进策

秦观的30篇《进策》里，《安都》、《将帅》、《奇兵》、《辩士》、《谋主》、《兵法》、《盗贼》上中下、《边防》上中下等共12篇是专论军事的，占了《进策》的四成，另有少量零星兼及。

《安都》针对当时都城开封无险可守而应迁都长安的提议，认为前代定都长安是依靠地势险要，而本朝则是“以兵为险”[11]355，北宋禁军占了军队的主力，大都在京畿附近，足以自恃。要供养这么多京畿军队，补给运输成为重中之重，开封四面平坦，正好便于漕运。

《将帅》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求分权边将，让一二大员有高度自主权，以方便统制军队，提高战斗力，乃专门针对宋代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发。宋代一直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经常削弱武将的权力。一方面，兵将互不熟识；另一方面，中央遥控指挥，边防将领往往不能便宜行事，这都导致宋军战斗力下降。秦观此篇可谓不畏逆鳞，直指要害。

《奇兵》多引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讲兵有奇正，以正为基础，以奇兵制胜。

《辩士》讲当攻、守、战都不利的情况下，派怀“三德”、洞“五机”的辩士，可能收到奇效，认为“用兵辩士不可无也”[11]405，是正规作战之外的必要补充。

《谋主》借袁绍与曹操的战争为例子，论述谋士们的出谋划策是胜败的枢机。

《兵法》认为用兵之法不过权谋、阴阳、形势、技巧，必须“以道用之”[11]411，才能为“四胜”。而道则在于治心养气，驳斥世人往往以为养气都是书生之言。

《盗贼》上篇讲不能逼得盗贼穷途末路，要招讨并用，只要惩治首恶，可以宽恕胁从。中篇讲要轻用法术多用能吏，给太守更多的自主权，增强地方军政实力，相机行事。下篇讲要笼络人才，在胥吏中选士，同时增强对武官的重视，不专任进士、制策二科，从而罗致豪杰，弭盗于无形。

《边防》上篇论与西夏的战守形势，建议采取积极态度，攻取横山、灵武，才能巩固边防。中篇讲西夏内部矛盾激化，贵族互相倾轧，党项和诸羌部落也有不合，积弊众多，国势已不如从前，正是宋朝夺回横山、灵武的大好时机。下篇详细论述持久作战的方法，即要攻守结合，一方面采取车轮战的形式不断出兵袭扰，以攻为守，变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兴兵屯田，减少转运钱粮补给的困难，等待时机集中力量大举反攻。

(二)进论

秦观的20篇《进论》大多是就历史人物以及一些重要议题发表己见，涉及军事的主要有《晁错论》、《李陵论》、《诸葛亮论》、《李泌论》、《王朴论》5篇，占四分之一。

《晁错论》强调“理直则师壮”[11]435。斩晁错使得师出有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是必要的。

《李陵论》就用兵的奇正展开，认为奇兵变招可用，但不可为常态。李陵恃变为常，以寡覆众，所以才会招致失败。

《诸葛亮论》认为诸葛亮是霸者之臣，却不是帝王之臣、礼乐之臣。虽不是一统天下之臣，却以一隅抗中原，不无将略。

《李泌论》讲用兵时善听善谋则无不利。安史之乱时如果肃宗听取李泌的建议直捣老巢先取范阳，就能不会有后来叛将归降难以控制的藩镇之患。

《王朴论》认为人有真材，处事临机时就能应变不穷。用兵之道，要先脆后坚，会捡软柿子。

三、时代风气与个人因素的共同影响

(一)风气濡染

宋代文人盛行的谈兵风气，无疑影响了秦观谈兵策论的创作。对秦观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苏轼，这些谈兵策论，晚作的部分都是在苏轼指引下完成的。[12]1536其《盗贼下》中，“有搢绅先生告臣曰”后，从“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直至篇尾“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入也”，长达380余字，几乎全部抄录自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12]761-762，较之原文，仅仅缩减修改了30余字。这位搢绅先生，毫无疑问就是苏轼。非但苏轼，苏轼之父苏洵“好言兵，重权谋”，秦观的许多论兵观点也“与苏洵的观点相一致”[13]。

秦观的策论里，写得最翔实有据的，就是《边防》三篇，这应当是得益于秦观和边防将领的交往。秦观在蔡州任上时，与曾在西北作战多年的大将高永亨交往，关系密切，他的《高无悔跋尾》讲到高永亨“以失边帅意，徙内地，钤辖此郡兵马。相从于城东古寺，日饮无何”[11]541。高永亨向主帅献策不纳，几年前才从亲哥哥高永能战死的西北边关转任蔡州钤辖，心中郁郁不平，酣饮高谈，多少会论及西北边境的兵事，因而秦观的“《边防》三篇，对北宋与西夏的战争颇为熟悉，剖析得失利弊，咸中肯綮，该是得力于无悔这位名将之介绍”[11]542。

(二)个人因素

纵使流风所及，也不是每个文人都喜好论兵的，外因仍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秦观写了这么多谈兵的文章，与他早年的个性以及当时谋取功名的个人愿望密不可分。

1.豪隽个性。秦观祖上出身武官，而他本人少年时更是个性豪隽。其《送少弟章赴仁和县主簿》说：“我宗本江南，为将门列戟”[11]229，就自述了家世，称祖上曾经为将习武。史称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4]13112。其好友陈师道也在《秦少游字序》里讲秦观自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14]同在苏门六君子门墙的黄庭坚也以“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15]520来形容秦观文思敏捷、个性豪放的一面。秦观既有这样的个性成分，写出那么多谈兵说剑的策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2.干谒求仕。毋庸讳言，秦观做谈兵策论，还有干谒求取仕进的成分。秦观这50篇策论，“是于元祐间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时进呈于朝廷的”[16]，只是由于蜀洛党争，这次应举没有被录用。上文提到苏轼劝勉秦观作文章，也是着眼于“太虚未免求禄仕”[12]1536而给出的建议，认为秦观在应举之时能够用得上。秦观在给苏轼的信里就说：“辱诲谕，且令勉强科举……前寄呈《乱道》，继亦作得十数篇。”[11]663-664学而优则仕，为了一官半职，唐人有所谓终南捷径，宋人则谈兵而沽，秦观也未能免俗。

四、秦观谈兵策论的价值

首先，在内容上，秦观这些谈兵策论，反映了以他的师长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在国家军事方面的见解，是考察北宋中期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王云五先生便因为秦观“传世之著作中，表现其对于政治的主张者颇多……而列为政治思想家”[17]，并分六节论述，其中第五、六节讲军事和治盗，全是以秦氏的谈兵策论为依据。上文已提及，这些军事见解，许多来自苏轼，“几乎可以被称为蜀党的政治宣言”[18]。苏轼并不是一个囿于成见而肆意党同伐异的人，与之类似，秦观也有一些较为通达的治军之论。比如他在《论议上》中谈役法时，倡议折中新旧两党的措施，声称可以既不叫“新法”，也不必全固守“旧法”，别立一个不偏不倚只求实效的“元祐役法”，以削弱党争的色彩。好友参寥子说秦观“当时所献策，考致第一流。论高追贾谊，气胜凌马周。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19]。明代张纟延更是称赞其“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此则其精华也”[20]。

但秦观也有部分谈兵策论，立论虽高，实用不足。一些篇目的论题都是比较虚的，缺乏具体措施。如《奇兵》大谈出奇制胜的重要性，却没有讲怎样才能出奇；《兵法》把取胜之道同归于治心养气的道，未免玄之又玄；他要实行“元祐役法”，陈义甚高，要拿出具体措施时却只能说“条去取之科，列轻重之目，此则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11]378。较之后世辛弃疾的《美芹十论》，这一缺点就非常明显。秦观说不出怎样出奇，辛弃疾则提出在川蜀、襄阳、淮西、登莱沿海四路虚张声势，作为正面的佯攻，再以“兵五万，步骑相半”[21]308的精锐奇兵，进攻山东兖州、郓城地区，具体到了路线、兵种、人数；秦观说不出役法的具体章程，辛弃疾则提出对于北方归正的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收，则尽以予之。为之民者，十分税一”[21]276，具体到了税率。在秦观这17篇涉及军事的主要策论中，5篇《进论》不算军事专论姑且不提，12篇《进策》里，《奇兵》、《辩士》、《谋主》、《兵法》4篇都较多地显出这种弊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秦观毕竟算不上军事家，兵才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策论属于应试干禄之作，文胜其质，实用性没有那么突出。

其次，秦观谈兵策论的艺术价值更为突出。在篇章结构上，这些策论都经过精心的谋篇布局，章法紧密而又富有层次。尽管内容存在千差万别，秦观总是开篇提出某一事件或者人物作为议题，然后直述自己对此的论断；随后，大都分为正反两面来论述，正面立论、反面驳论，有时也就事情的几个方面平行展开论述；最后总结自己的论说或者对策，并努力拓展结论的普遍性。同辈黄庭坚称“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15]675，盛赞其文章的结构开阖变化之妙。

在语言修辞上，秦观策论多用对偶、排比以增强气势，辞藻上却并不浮艳，多用事例来作为论据。秦观的策论对偶、排比句比比皆是，尤其喜欢在开篇点出议题，随即总领分论点时使用。如《将帅》篇，一开始点出“将帅之难其人久矣”[11]398的论题；紧接着便是“势有强弱，任有久近，敌有脆坚，地有远迩，时有治乱”[11]398种种情况的分述，虽是排比却着墨不多，语言简练整饬，很有力度，提振全篇；之后就用智伯赵括之强、廉颇田单之弱，司马穰苴、韩信任职不久，周瑜、陆逊之年少，邓艾、王镇之远，谢玄处东晋之衰、哥舒翰处开天之盛，一一对应上文的五种情况举例，说明将帅得人不畏变化，可以制胜。南宋蔡正孙《诗林广记》便记载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当世重之”[22]。

在选题立意上，秦观策论善用抑扬转折之法，做翻案文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评述人物的《进论》中。如《晁错论》，历来论史多为晁错推动大一统却被杀而叫屈，秦观却说：“汉斩错，七国之兵所以破也”[11]435。再如《诸葛亮论》，《三国志》中陈寿认为诸葛亮将略非其长，秦观却讲陈寿带了私仇的偏见。这一点继承了他的师长苏轼的风格，苏轼也写过《晁错论》的翻案文章，就说晁错的死是“有以取之”[12]107。

结 语

尽管秦观的谈兵策论在当时影响广泛，人们或称赏其出色的文笔，或赞叹其中的议论有真知灼见，但正如明代胡应麟讲的，“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作渠帅，世遂寡称”[23]，秦观受到的偏见可谓由来已久。“女郎诗”[1]76的形象只是秦观的一面，在宋代文人纷纷论兵的风气下，带着天性的豪隽，他还有谈兵说剑俊逸潇洒的一面。只有看到他收复汉唐故地的宏大抱负，才能更好地理解他融入身世之感的情深如许，断然不只是儿女情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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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俊]

2016-10-16

吴晨骅(1990—)，男，湖南邵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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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7)02-00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