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蔡锷的救国思想
——来源于先秦儒家思想

张业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浅谈蔡锷的救国思想
——来源于先秦儒家思想

张业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饱受外国列强侵略，仁人志士纷纷对时局提出自己的理解看法与建议。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蔡锷将日本以及欧洲的情况与国内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理解，阐述了对于中国人精神萎靡现象原因的理解，并对于针对军队中的治理的方式提出了建议。他主张从传统思想中寻求问题的答案，以儒家伦理道德唤醒国人的心智，并建立起兵强马壮的军队。

蔡锷;救国思想;军队;儒家思想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出生于原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市)。作为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及优秀的军事战略家，蔡锷不仅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还在危难时刻于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划下了厚重的一笔。近代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的欺凌，连战连败，人民委曲求全，蔡锷认为，这是因为中华人民缺少一种“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1］，即国魂。他在20岁时以笔名“奋翮生”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长篇文章《军国民篇》，主张以军国民主义的精神引导四万万中国人，以此为国魂唤醒中国人的意志。在29岁时，蔡锷于云南辑录了《曾胡治兵语录》，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十大兵书之一。其中的思想大量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

一、对国民精神萎靡的思考

自周朝以来，汉、晋、唐、宋、明等朝代均不能避免被外族所频繁侵略。为此，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详细叙述了中华民族缺乏战斗力的原因。他将原因分为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与国势八大部分。

第一，学派方面的原因。蔡锷少时就读于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时务学堂，深受康梁等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他将中国旧有之学派分为两大类:孔派与老派。孔派主张行动、进取、刚强、竞争，老派偏向于静待、保守、柔弱、退让。因而，相对于老派的主张，孔派更接近于尚武的军国民主义。然而，与康有为所主张的一样，蔡锷认为，经过刘向、刘歆、孔安国以及后世的朱熹、二程等人的解释，尽管孔派在中国历史中如日中天，但此时的孔派已与孔子的主张相去甚远，这些人打着孔派的旗帜却在实行削弱孔派学说的做法。“老派势力遂得以泛滥天下，流毒万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2］蔡锷的认识来源于康、梁的“孔子改制”理论，当然这一认识同样也有其局限性。但他能够意识到学派作为国民思想的来源，想要改变中国沉沦的现状，必须要改造国人陈旧的思想，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重塑中华民族的国魂。

第二，教育方面的原因。封建时期的教育与学派息息相关。统治者所主张的“伪孔”学派，不仅参与科举的秀才学习，乡儒士绅均以其为标准对孩童进行教育。蔡锷指出，在孩童成年之前，接受的均为仁义礼智、三纲五常这种高深的学问，同时进行规矩繁多的行为礼节教育。而此时正是少年儿童精神建设最关键的时刻。在塑造灵魂最适合的时期进行这种无意义的教育，无异于是对少年的一种摧残。在相同时期，美日等列强国家，对青少年十分注重军事方面的教育，包括军歌的学习以及武器的绘画。

第三，国势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当天下太平之时，贪图安逸之风盛行。当天下纷争不休之时，人人自危而团结自立。因此，中国历史上民气最强盛的时期为春秋时期，也就是孔子所生长的时期。孔子所建立的儒家道德观是百姓自立的基础。自秦大一统以来，人民的尚武之心渐消;待到唐朝实行募兵制度，废除了民兵制度，百姓为国战斗的义务也消除了，变成了百姓纳税而国家对其实行保护的一种制度。如此，外敌侵入，如何能让民众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由此看来，历朝的统治者逐渐偏离了孔子学说的本意，以老派的柔弱隐忍代替了孔派的主动刚强，经过两千多年的蚕食，安逸已成为人民所期望之事。

第四，风俗方面的原因。“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3］蔡锷认为，从军之人是最值得尊敬的，因为军人抛弃了人生之乐，去接受人生之苦，舍弃个人的私利，而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没有比这种人的行为更能被称为“仁”的了。在日本，军人受到亲属的尊敬，百姓的礼遇，而在中国，全无此种风气。蔡锷将军人的奉献精神与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相结合，从军为“仁”，认为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是合格军人所应具备的精神气质。他在《曾胡治兵语录》中所提到的以德治兵的方法与此类似，儒家道德不仅是普通军人的指导思想，也是将才选取必须考虑的因素。

第五，音乐方面的原因。蔡锷引用司马迁的话来解释:音乐是万事的根本，对于军事来说尤其如此，听见阵地上的音乐可以知道战斗的胜负，因而孔子对于淫邪的郑声深恶痛疾，唯恐其迷惑了齐国军民的心智。《论语·卫灵公》提到:“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孔子将郑国淫邪的音乐与佞人相提并论，提出应远离使人丧失斗志的音乐。自秦汉以来，中国所流传的音乐皆为靡靡之音，全无尚武的气息，这会瓦解军民的斗志。不仅普通百姓，军中的兵员中也流行这样的音乐，而非铿锵有力的军歌。日本自维新以来的音乐多为军歌，因而在不知不觉中促使军民精神亢奋，与中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第六，文学方面的原因。与音乐类似，秦汉以来，中国文学中描写沙场豪情的文章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边疆的萧瑟与凄凉。读者最多的小说也多是描述儿女情长或妖魔鬼怪或天庭神仙等作品。这样的文学无法激发尚武的精神，只能磨灭人们的斗志，导致对安逸的向往。

第七，体魄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体魄的增强可以加强中国人的战斗力，从而增强尚武的斗志。古时的斯巴达、罗马的独霸，以及蒙古人的疯狂掳掠，再到日耳曼人击败罗马人，并不是因为智慧超长，仅仅是体魄强健而已。体魄强健才能形成不屈的精神，再进一步发展出绝伦的智慧。中国自古尚文，不重视体育发展，若欲使四万万中国人不至于屈膝于他族脚下，必须加强体格的训练。

第八，武器方面的原因。尾崎行雄曰:“支那无固有之武器。其所谓武器者，非杀人之具，而威吓人之具也。”蔡锷十分赞同这句话，并认为:没有趁手的武器，便无法产生出尚武精神，无从发展国魂。若要加强武器的制造，还是要向西方人学习，并一定要避免官员利用便利中饱私囊，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其中学派、教育、国势、风俗、音乐和文学这六个方面都与蔡锷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紧密相关，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是蔡锷尚武思想的来源，而这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来源于《左传》等典籍，而非刘向刘歆之后广为流传的“伪经”。

二、对于军队的治理思想

近代中国人广受欺辱，盖因缺乏尚武的精神，但在非常时期必须迅速组织军队，以对抗列强的欺凌。蔡锷在他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对于军人，尤其是将领的选取、培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蔡锷所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记叙了曾国藩、胡林翼两位晚清名将的话语，并附以自己的按语，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够驱逐列强，救亡图存。语录分为十二章，体现了他希望普通士兵以及各级将领应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可见智、仁、勇均是孔子推崇的道德品质。智慧的人不会迷惑，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恐惧。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的仁爱篇中提到:“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4］将领带兵，应当如同父兄带领子弟一般，仁慈礼遇。父兄对于子弟的不足，应予以教诲;对于痛苦，应予以关切;对于错误，则应予以惩罚，并能做到一视同仁。蔡锷视军营为军人的第二家庭，相比于原有的家庭，关系甚至会更加密切，因为在军营中，平时上下级恭敬爱护，而在战时便是同患难，共生死，士兵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严明篇提到，在“仁”之外，“严明”是对于“仁”的约束。“仁”并不等于放纵，对于败坏军纪之事仍需严厉责罚，且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赏罚士兵，导致奖励与惩罚失去原本的作用。建立有效的军法对于治兵益处巨大。

《曾胡治兵语录》第四篇为诚实篇，表现了蔡锷对于治军之中诚实与信用的赞赏。人心的虚伪足以葬送掉大好的局面，甚至是个人以及国家的前途。“唯诚可以破天下之伪，唯实可以破天下之虚。“［5］诚实可以使士兵之间停止猜疑，亲密无间，团结成一个完整的集体。避免因为军士的互相猜忌，使军队的战斗力在战斗来临之前就自行瓦解了。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勇是仁者所具备的一种条件，但并不是所有勇者都是仁者。在第五章勇毅篇中，蔡锷谈及他对于治军的道德中的勇毅的理解。勇可以是一时之勇，比如舍身冲锋，破釜沉舟;也可以是一世之勇，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能够怀着持续不断的永远保持勇气，以身作则，为士兵做好榜样。作为普通士卒，平时履行职务，不应有一丝的胆怯而玷污了军人之名。

三、结语

蔡锷对于时局的考虑以及军队的建设设想与先秦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他将儒家的仁、礼、诚、勇等思想与当时的国民现状相结合，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国民缺乏战斗力的原因，并编辑了一本语录作为军队建设的主导思想。这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同时对后代的军队建设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蒋介石时期的黄埔军校也曾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学院必备教材。这是儒家思想在清末民初时期进一步发展的体现。

［1］［2］［3］蔡锷．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36．23．24－25．

［4］［5］蔡锷．曾胡治兵语录［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135．118－119．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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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2－0030－03

2016－11－30

张业奇(1992－)，男，北京人，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