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追问: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
——兼论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

孙汝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 451150)

跨世纪的追问: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
——兼论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

孙汝建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 451150)

30年前，有人预祝，也有人断言:中国应该形成自己的语言学流派。30年后，这些预祝、断言并未如愿，中国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流派。这就不禁引发跨世纪的追问:中国语言学为何没有流派?是无流派可言还是缺少系统研究?本文再谈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构思路，并兼论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

中国语言学流派;张斌语法思想;学派价值

早在20世纪，有鉴于西方语言学流派林立，1987年于根元预祝:“愿我国十年到十五年形成语言学派。”［1］1990年陈炯也断言:“中国语言学界应该也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具有汉民族特色的语言学流派。”［2］1991年笔者曾就此发表《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关于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思考》一文。［3］从1987年于根元的预祝至今，30年过去了，这些预祝和断言并未如愿，中国未能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流派。我们不禁会发出跨世纪的追问:中国语言学为何没有流派?是无流派可言还是缺少研究?笔者就此再谈21世纪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构①，并兼论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

一、语言学流派的标准与特征

衡量一个语言学流派，有两个标准:1．从内部看，语言学流派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语言学思想、语言学观点、语言研究方法相同或相近的一批语言学家所形成的语言学派别;2．从外部看，语言学流派是在语言学界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两种互为补充的标准相得益彰:前者言其同，后者言其殊。

语言学流派往往有以下几个特征:1．有该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2．有该学派独特的理论成就和代表性著述;3．其理论体系创立后能为该学派内的其他追随者基本接受并能加以发展;4．语言理论和学术成就在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并与其他学派相区别。如:索绪尔是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作是《普通语言学教程》，他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共时性和历时性;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方面。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对古典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个流派:布拉格功能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索绪尔又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始祖。

二、中国难以形成语言学派的原因

第一，长期缺乏思想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学流派往往产生于思想相对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学家在这样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展示自身的学术个性，才能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争鸣。我国语言学史上有三个兴盛时期:1．汉代到东晋是语义研究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有价值的词典，这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实行了推崇儒术提倡读经的文化政策;2．南北朝至明末是音韵学的新盛时期。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中心转向了音韵学，这是由于统治者推崇佛经使得佛教流行，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需要研究音韵，促使诗律学逐渐发达，于是《切韵》《广韵》《中原音韵》等韵书和一些韵图相继出现;3．清朝初年进入了音韵、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清朝初年，由于统治者的文禁过严，大批文人为逃避现实而从事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于是出现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官书”，造就了一大批有学术影响的清儒，使语言研究进入了音韵、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但这三个时期的语言学研究都摆脱不了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文化禁锢，语言学只能在统治者规定好了的游泳池内“畅游”，结果很难产生具有开拓性的语言理论体系，语言学成果往往显示出实用性的特点，当然无语言学流派可言。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我国语言学受到西洋语言学的影响，走上了模仿的道路。马建忠虽然创立了中国文法学，但模仿拉丁语，模仿印迹颇明显，未能创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语言学百废待兴。1949年至1957年，苏联语言学特别是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语言学界也存在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术倾向，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我国语言学的个性发展。1958年我国语言学界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王力等语言学家普遍受到批判，各高校纷纷大砍语言学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又开始活跃起来，《中国语文》当时刊载了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的文章，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光明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指责《中国语文》没有在灭资兴无的斗争中起很好的作用。当时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均遭到了指责，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我国语言学界禁止出版解放前有影响的语言学专著，全盘否定西方语言学思潮，将领袖对语言的论述教条化和神化。“文革”十年中，我国语言研究全面瘫痪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语言学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全盛时期，思想解放，学说林立、观点纷呈。或许是由于时间太短，尚未来得及形成语言学流派，特别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学流派。可见，长期思想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产生语言学流派的土壤，缺少这种土壤，任何学科的任何学派都难以形成。

第二，语言学接缘性研究滞后。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是难以产生语言学流派的，当代语言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哲学、逻辑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电子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都有结缘联系。运用以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与之相结缘的语言，语言学研究才有可能会有新突破，以至于形成新的语言学派。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的提出，就得益于哲学、数学、逻辑学的帮助。由此我们联想到我国的学校教育，长期以来是文理分工又分家，培养的文理科人才往往是“单打一”型的，加上我国长期以来缺少语言接缘性研究的优良传统，这种现状不利于语言学研究，也不利于语言学流派的形成。

第三，语言观的残缺。吕叔湘早就指出:“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言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怎么使唤这种‘工具’。”［4］吕叔湘所言极是。试想，语言是客体，是交际工具，创造和使用语言的人是主体，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而不研究人如何创造和运用语言，这岂不是重客体轻主体吗?语用学虽然在弥补这一缺陷，但语言创造者和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意识应该在语言观中得到进一步提升。再有，语言被人们创造，语言被人们运用，“人们”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心理属性、民族属性、民俗属性、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等一切与人创造语言、运用语言的属性都应该得到综合而非单一的研究。因此，语言观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语言结构的内部规律，即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的研究，这是语言客体的研究;二是研究创造和运用语言的人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人如何创造和运用语言，这是语言主体的研究，目前的语用学研究面还不够宽，还不够深;三是研究语言学家是如何探讨语言的，看他们在语言研究中是怎么探索规律并形成特色的，又是怎样得到传承和发展并形成语言学流派的，这就是语言学主体的研究。以往的语言观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学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5］往往将语言研究囿于符号王国，而排斥三种人:创造语言的人;运用语言的人;研究语言的人。1990年笔者就指出:“语言学应该从符号王国走向现实的人，为现实的人能动地运用语言指点迷津，尤其为现实的人研究语言指点迷津，这样，语言学流派的研究才有了坚实可依的语言学理论基础”。［6］由于语言观的残缺和偏差，我国语言学界比较忽视语言学家思想的研究，忽视对语言学专著的学术思想研究，特别是目前的语言思想研究往往表现为一时为一人而作，或一时为一书而作，缺乏系统性、对比性的整体研究，很少从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以及辐射的角度，对比研究作为语言学思潮式的集群式的语言学思想及其影响，对于已经形成特色的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停留于一般的论述，远不能立足于语言学流派的高度来审视。在传统语言观和现代语言观之间，后者为语言学流派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更利于语言学流派的创立。

第四，语言研究方法陈旧。语言学家是否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是否能以此吸引学术思想相近的语言学家构成学派，研究方法是一个重要因素。方法论受制于世界观，如果语言学家的世界观在一个思想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能择善而用或有所创新，研究者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其语言研究就会有所建树，或形成特色，或形成流派。我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一贯是:重归纳轻演绎、重求证轻假设、重规范轻创新，这样的的传统不利于语言学派的形成。

第五，语言学史研究薄弱。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学史，探索语言学家形成语言研究特色的内因和外因，对语言学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国语言学界研究语言学史的也很少。向国外介绍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成果的就更少了。”［7］我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存在以下弊端:(1)忽视语言学家的群体思想研究。大凡语言学史论著，往往习惯于按时间先后顺序逐一评述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及其代表作，或按语言现象的产生和演变述其发展过程，而忽视了语言学思想相近的群体思想的研究，忽视了他们语言思想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因而不能把握他们语言思想的共性特色;(2)忽视语言学思想史的研究。语言学史应该研究语言学思想史，探寻语言学家语言思想产生、演变、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这无疑应当是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而目前的语言研究学史研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3)忽视语言学史中语言学思潮的研究。以往语言学史研究给人的印象是:历代语言学家都是游兵散勇，彼此难以形成语言学思潮，真实的情况未必是这样;(4)语言学史研究中厚古薄今。殊不知，今天的语言学就是明天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学史是最贴近的语言学史，语言学的新学科、新思想、新思潮、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大量涌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给语言学带来了巨大变化，这在语言学史上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史研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大概是“越遥远的历史越好写，越贴近的历史越难写”的缘故吧。

三、21世纪如何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

中国应该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流派。在21世纪，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已经成熟。从外部条件看，国家宽松的政策为语言研究带来了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外交往的便利与频繁开拓了语言学学者的国际学术视野，语言学新兴边缘学科的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在这样社会条件下，语言学研究者思想解放，研究个性能得以充分发挥，根据汉语语言材料创建汉语的语言学理论、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大气候已经具备。从内部条件看，汉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使用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汉语热自不待言，汉语的国际地位吸引着国内外众多语言学家致力于汉语研究，中国语言学经历了模仿和化西为中的阶段并逐渐走向成熟，在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努力及其影响下，一批中青年语言研究者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对此，完全可以立足于语言学流派的高度全方位地进行一个个个案的描写性研究。中国语言学界应该正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研究成就，决不能老是借用西洋理论和方法，赞叹别人的成就。既要“远视”也要“近视”。从总体上说，中国语言学派的建构有两条途径可以同时并举:一是充分研究中国语言学的过去和现在，在已经形成特色的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和研究传承与发展脉络，看是否构成语言学流派;二是走出“苏东坡效应”的误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呈现出这样的景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克服“苏东坡效应”误区的方法就是要把“山内观山”与“山外观山”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条件繁荣中国语言学，促成语言学流派的形成。具体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充分解放思想，避免谈派色变。语言学流派不能混同于政治派别，能否在学术界形成众多流派，是一个国家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语言学派的建构旨在形成诸说纷呈的局面，不同学说的争奇斗艳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走向世界。上个世纪就有外国学者指出:“目前某些国外出版的语言学史著作不立专章专节介绍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情况，在众多的世界语言学流派的介绍中没有中国语言的席位”。［8］21世纪这样的局面在现如今改观不大，这应该引起我国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的反思。

第二，正视“自我”价值，扶植语言学派研究。中国语言学应该正确认识“自我”价值，在西洋语言学派面前不能看低自己，在国内语言学同行面前不能看高自己，我国语言学派的建构势必会涉及到对一批有影响的语言学家进行学术评价，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能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问题上，我国语言学界不应恪守沉默，而应积极扶持和支持。我国语言学派研究力量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我国语言学界有一支初具规模的语言学评论队伍，当然不能与文学评论队伍相比，如果能让对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专著的评论和研究工作登上大雅之堂，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工作就会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其研究工作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学界的轻视。

第三，正确处理语言学派研究中的几对关系。中国语言学派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几对关系应该处理好:(1)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所谓归纳就是对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语言学思想、观点和方法论诸因素的异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用比较法归纳出他们的共性理论，衡量其是否构成学派;所谓演绎就是根据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成果，选择被公认有特色、有影响的一些语言学家及其专著，描写语言学思想及其影响，初步构建一些群体，或称准学派，再用语言学派的标准和特征来衡量;(2)古今结合与中西结合并举。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构，应该从现当代语言学思潮上溯，并充分考虑西洋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其影响;(3)研究语言学派形成的内因和外因。语言学派的形成主要决定于内因，也就是语言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但是语言学派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或什么样的国情最易造就学派，诸如此类关于语言学派形成的外因也值得研究。如中国语言学史上，语义研究为什么汉代尤盛?语音研究为什么自南北朝以后尤盛?小学为什么在清代尤盛?这除了语言学本身发展的原因之外，是否也受当时国情的影响?国外语言学流派形成的外因也很有借鉴意义。如:受瑞士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形成了古典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派别: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功能学派、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丹麦的哥本哈根语符学派。布拉格功能学派的形成有两个分支:一是在法国形成得法国功能学派;二是在英国形成伦敦功能学派，而以功能学派为主体的社会语言学又诞生于美国。又如: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在美国国内首先形成三个分支派别——耶鲁学派、麻省学派、密执安学派。之后，又由麻省学派(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影响到苏联形成莫斯科学派。［9］这些学派的跨国界现象很值得研究。这些学派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形成新的派别，是对西洋语言学研究不够还是另有原因?(4)个例描写与广泛调查相结合。个例描写就是对单个儿语言学家的语言学思想展开研究，要组织力量对老一辈语言学家的语言学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可以通过访谈、口述等方法，请健在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回顾总结自己的语言学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辐射影响，描写中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研究特色以及相关学者继承和发展的脉络，追踪研究语言学思想相同、相近的语言学家，形成该语言学流派的学者群并构建相应学术派别，在构拟准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该语言学流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和核心观点。

四、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

闽南师大吴晓芳教授《张斌语法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是系统研究张斌语法思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在作者博士论文——《张斌语法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出版时增加了“张斌先生口述”。该书获得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张斌语法理论与实践之研究”以及2011年福建省社科规划博士文库基金立项资助。细读该书，深感作者的学术胆魄，从书中能领略到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术厚重感和前瞻性。该书至少有以下特点。

第一，课题选择上:系统研究张斌，填补学界空白。

张斌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他的语法思想既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符合汉语实际，在整合中西语法学理论、吸纳传统语法学精华、开拓现代语法学的新境界方面，成绩卓著。研究张斌语法思想，是一个综合与交叉的语法学课题。张斌的语法研究不仅涉及语法学中的词类问题、语法分析问题、词语的结构分析问题、词的用法等，还借鉴与运用与语法学相关的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交际学、韵律学等理论研究汉语语法，此外还涉及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和教材中语法部分的编写。

张斌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张斌语法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分散而难以形成系统研究成果。如: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2006);陈昌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2002);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1983)等，这些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评述张斌在语法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尽管这些语法学史著作对张斌语法思想的研究各有特色，但这些著作基于“史”的撰写要求，对张斌语法思想的研究只能是通史式的评述或专史式的归纳和小结，远不能做到专题式的展开和深入。再如，一些谈及具体问题的论著也往往要提及张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观点，这部分论著不在少数，但从研究张斌学术思想的角度上看，其内容分散，研究视角单一。此外，还有10多篇专门讨论张斌学术思想的论文，介绍、总结、评价张斌的语法思想，揭示其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做专题研究也好，做专书评论也好，评论张斌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语法部分也好，这些论文或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横截面的共时研究，未做系统的纵向研究;或是介绍性的评述，远不能做到全面、深入和系统化。

以往对张斌语法思想的研究与他在语法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不相称的。这与缺乏对顶尖语法学家的系统研究有关。《张斌语法思想研究》是第一部对一位健在并依然活跃在语法学界的当代语法学家语法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开创之功不可小视，做这样的科研课题，做这样的博士论文，出版这样的专著，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第二，谋篇布局上:串联珍珠，凸显张斌语法思想亮带。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语法研究中，张斌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都做了充分的论述，张斌成果繁多，如何筛选?学术观点如何串联?该书作者的博士论文导师林玉山曾致信求教于张斌，张斌就此提出建议:

既然谈到我的语法思想，有几个问题的看法必须论及:1．对六十年代通行的“词汇语法范畴”的看法。2．在分类问题上，主张区分基础和标准，这一观点涉及对词的看法，对区分词类、区分句类、区分复句类别的看法。总之，这一思想贯穿分类的许多问题。3．处理词的兼类问题，不同于朱德熙的看法(朱《语法答问》P18)。我认为朱德熙的分析有问题，曾提出自己的主张。4．析句的方法，提出“修饰语不影响句型”的主张。5．复句的分析，有许多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观点。并非我的看法是最正确的。我只是认为以上这些方面最能代表我的观点。这些方面不涉及，就有“顾此失彼”之嫌。(见《张斌语法思想研究》P16)

围绕以上五点，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上颇下功夫:全书除绪论外共14章。第1章张斌词类划分标准观;第2章多视角的虚词研究;第3章张斌不同时期短语分类比较研究;第4章张斌析句观和句型观;第5章抽象性、生成性、递归性和“修饰语不影响句型”;第6章张斌和“三个平面”理论;第7章张斌关于“三个平面理论”的实践;第8章句子模式和句子理解策略;第9章语法学视角下的诗句结构特点的描写与解释;第10章节律制约句法及诗歌节奏的表现形式;第11章张斌关于语言单位的辨识和再分类;第12章张斌的教材编写实践和教学语法思想;第13章张斌语法思想的来源;第14章结语:张斌语法研究的特色。

该书以20世纪50年代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以来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状况为背景，把国外语言学理论、国内语法学家的影响和张斌先生的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梳理出张斌词类理论、析句理论、三个平面理论等学术思想轨迹，并指出张斌语法思想生成、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和时代意义，同时考查张斌语法研究的特色、语法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这样的谋篇布局，体现了“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的特点。

第三，文本呈现上:评述结合，走出述易评难的瓶颈。

对一个学者学术思想的研究，最大的忌讳就是只述不评，这将大大降低研究的学术价值。中国人习惯于盖棺定论，对一位健在的学者做专题研究，更需要眼光、胆识和学养。该书对张斌语法思想生成、发展的寻迹与描述，对其语法研究成就的总结和评价，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体现了现代批判精神，颇具胆识和见地。比如:“第1章张斌词类划分标准观”，作者分五个方面叙述，分别是:“提倡广义形态论”“从广义形态分类说到单一功能分类说”“对‘词汇·语法范畴’的看法”“张斌对词类的划分”“张斌谈兼类问题”。在作者的叙述中，可以把握张斌词类划分标准观的发展过程，看到词类划分标准观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路和学术背景;再如:在每一小部分的叙述后，书中都有一个小结评价。在整个章节的末尾，还有一个整体的小结评价。该书作者认为:张斌对词类划分标准问题的研究具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特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索和探求中，张斌将语法功能看做是划分词类唯一标准的观点未曾改变，他所运用的方法和理论视角却有许多突破，这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资源有紧密的联系，国内、国外、前人、时贤的研究都曾给张斌以启发。从1950年开始，张斌对“功能”的理解不断加深:从“词与词的结合能力就是功能，词在句中的职位只起辅助作用”，到“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在能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上边”，再到“功能包括基本功能和连属功能”，把功能的解释从句法层面拓展到语用层面;从反思“词汇语法范畴”，到提出“意义是基础、功能是标准”。张斌的语法研究在经历了继承、吸收的过程后，最终在理论方法和实际运用方面取得新突破，推进了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理论的研究进程。把张斌的词汇划分标准理论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做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的小结中肯、精到;又如:“第5章抽象性、生成性、递归性和‘修饰语不影响句型’”。“修饰语不影响句型”是张斌句型理论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得到了诸多学者如吕叔湘先生等的认同。尽管对修饰语是否影响句型，学者们已做过探讨，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学者们的研究方法都与语料分析无涉。书中介绍“‘修饰语不影响句型’的理论基础”，指出“‘修饰语不影响句型’提出的时间和出处”。书中“各家对修饰语与句型构建关系的看法”，提到了“基于语料库的句型研究方法”。语料库的统计和分析表明:汉语最常见的句型是状+主+ 状+谓+宾，张斌指出:“某些句子中的定语同样有区别句型的作用”。这就是说，在现实文本中，定语、状语是句型成分。这个结论与20世纪50年代《汉语知识》一书的观点一致，但与张斌、吕叔湘等学者的研究不同。在书中作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人们已认识到句型的抽象性、生成性和句法结构的递归性的今天，又回过头去说定语、状语影响句型，是不是真的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如果是，那么如何来控制句型的数量?如果不是，那么如何来分析这样的统计结果，句型统计结果排斥张斌、吕叔湘等学者通过语言学知识、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学界如何对这个发现进行恰当的定性和解释?这样的思考颇具创新意识和理论价值。

第四，研究方法上:以点带史，重视史料的挖掘。

张斌语法研究的时间长、跨度大，几乎涉及语法研究的各个方面。该书叙述张斌语法思想的来龙去脉、产生、发展和影响，特别是在评论张斌学术观点的价值时，都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中，并与前人比较，与同时代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比较，与后来者比较。对学者学术思想的研究，只有收集的资料越丰富，得出的结论才越真实可靠。本书作者不遗余力地收集材料，书中汇集了迄今为止语法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反映了语法学的发展轨迹，熔资料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于一炉，对初学者和语言研究者都不无裨益。此外，书中林玉山、马重奇、齐沪扬三位分别作的序言，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张斌的语法学思想、了解张斌的学术人生打开了不同朝向的视窗。

值得一提的是，“张斌先生口述实录”极具史料价值。该书正文后附有对张斌的专访“张斌先生口述实录”，共分三个部分。“第一节对汉语语法问题的讨论”，张斌谈到了自己研究中的18个问题及研究心得;“第二节对语言学家们的回顾与评价”，张斌谈到与胡裕树先生的合作情况，与前辈学者吕叔湘、方光焘、陈望道、黎锦熙的往来，与邢公畹的争论、与朋友的来往以及电大本《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情况，还回忆了“在褚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工作的日子”和“走上语法研究之路”;“第三节张斌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张斌回忆自己的童年、少年生活，讲述了现今的家庭情况、个人的兴趣爱好，并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小结:“我的九十岁有三个阶段，三十、三十、三十”，“三个阶段，求生，求安，求得”。“张斌先生口述实录”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了张斌语法研究的理论、方法、心得，张斌与前辈、同事、朋友的往来、张斌的生活经历及对生活的种种体验，极具史料价值。借助这份访谈实录，读者能够更透彻地理解张斌语法思想，也能更透彻地理解那一代学人、那一段不平凡的汉语语法学史。这份访谈实录能给严肃的学术专著增加一些学术气息和一代学人的人生观照。

第五，个案研究上，彰显张斌语法思想的学派价值。

我国第一部文言语法著作马建忠《马氏文通》模仿拉丁语。我国第一部白话语法著作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模仿英语。这两部语法著作，开创之功虽不可没，但也导致我国汉语语法研究长期以来走上模仿的道路。后来的语法学者力图跳出模仿的轨迹，试图借鉴和运用西方语法学理论建立汉语语法学，虽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在汉语语法学界，还很少能看到像西方林立的语法学派。笔者在1991年就积极倡言开展中国语言学流派的研究，提出将“个例描写与广泛调查相结合。个例描写就是对单个语言学家的语言学思想展开研究，目前最重要的是组织起来对老一辈语言学家的语言学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现实的语言研究中整理出中国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研究特色，形成语言学派研究的网络，或在此基础上构拟学派或为进一步形成学派提供借鉴。”［10］

该书作者虽然没有浮出水面从汉语语法学流派的角度去研究张斌，但彰显了张斌语法思想研究的学派价值，为汉语语法学流派的建构造提供了典型个案。对此，马重奇指出:“张斌先生是我国当代语言学界的旗帜性学者，他在汉语语法学领域里辛勤耕耘近六十年，从语法研究到语法教学，成果丰硕，遍及语法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他还卓有成效地把逻辑学、符号学、心理学、韵律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相关学科渗透到汉语语法学中，为汉语语法学引进新观念、新方法，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领域。张斌语法思想从产生、发展到成熟，是随着中外语法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从形式主义到功能主义转化的大势下，张斌语法思想都有特殊的理论建树。作者以张斌语法思想的发展为主线，注重张斌语法研究的形式分析和功能分析，发表了系列成果……该书通过对语法学家的个案研究，总结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法研究、对汉语语法学史、对中国语言学流派的研究都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①汉语语法学是在模仿、借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过跨世纪的辛勤耕耘，汉语语法学研究硕果累累。可是在采掘硕果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辛勤耕耘者的学术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张斌对所讨论的语法问题持两种态度:一是对问题加以分析，试图找出症结所在，但没有作出结论，分析问题只是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条件;二是在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答案，以便在实践中加以验证。时隔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溯张斌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准确?分析的方法是不是科学?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恰当?……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张斌的语法研究放到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去加以讨论，这是一个牵涉面广、难度大的学术问题。

在张斌语法思想研究中，要关注他的经验、思路、视点、方法，关注张斌语法思想对他的弟子们以及其他相关学者产生的影响，研究他们从张斌那里传承了什么，弘扬了什么，如果能找出传承者和弘扬者之间的学术异同，就可以为语法学流派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张斌语法思想研究》通过对张斌的个案研究，描写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现状，对汉语语法学、汉语语法学史、中国语法学流派的研究都具有理论价值和创新价值。我们在赞赏语言学家个案研究的同时，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开拓研究中国语言学家的语言学思想以及传承、弘扬、辐射的历史与现实，从一个个语言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形成若干准学派群，为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构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构将指日可待，而不再会成为跨世纪的题迷。

［1］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2］陈烔．中国语言学流派与中国文化语言学［J］．北方论丛，1990，(02)．

［3］［10］孙汝建．中国为何没有语言学流派?——关于建构中国语言学流派的思考［J］．云梦学刊，1991，(01)．

［4］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A］．吕叔湘语文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孙汝建．社会心理语言学构想［J］．北京师院学报，1990，(2)．

［7］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H·A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9］王德春．现代语言学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王 崇】

① 见马重奇先生为吴晓芳著《张斌语法思想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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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2－0035－09

2017－02－1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性别成分的语序变化规律研究”(项目编号: 16BYY0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孙汝建(1957－)，男，江苏南通人，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汉语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