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话语与权力表征
——论《金色笔记》的多元文学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雷小青

(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文学评论】

身份话语与权力表征
——论《金色笔记》的多元文学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雷小青

(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文学空间是文学作为社会媒介生产的社会空间，由文本、作者、读者、社会共同生产，同时，文本也生产社会。《金色笔记》中的非洲和伦敦、安娜的噩梦和游戏以及文本外的文学场构成了小说的多元文学空间，即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和资本空间。《金色笔记》的作者莱辛与文本、读者、社会构成了一个立体网络，文学空间的释读就是为了揭示作品的社会文化意义：莱辛作为边缘人、女性、作家的身份话语与权力表征。本文即主要分析《金色笔记》的多元文化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金色笔记》；文学空间；文化隐喻

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引发了文学领域对“文学空间”的研究和探索。20世纪末，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文学空间理论出现了新成果。英国文化地理学家麦克·克朗在列斐伏尔、索雅“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空间的社会生产属性。“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委实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并且同样认为“对于意义的传达、流通和更新，读者的在场将和作者写作行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1]

将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语境相联系，20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多个文学理论与此有相通之意。萨义德的“文本观”认为“文本有一种指涉、在世的意义，作为批评家要抛弃文学研究关注文本本身的狭隘立场，重申文本与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2]布迪厄的“文学场”产生于空间理论的影响下，他认为文本产生后与社会之间构成一个文本外空间，由“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组成，[3]文学场的产生是文学现代性的表现与资本博弈的结果。

据此，我们将分析莱辛《金色笔记》构架的多重文学空间：一是非洲、伦敦两个地理空间，二是主人公安娜的心理空间，三是《金色笔记》在作者、读者、社会之间生产的资本空间。我们期望通过对《金色笔记》文学空间的释读来探寻文本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伦敦与非洲：文化身份与时代情绪里的家园诉求

麦克·克朗指出：对文学空间的理解“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文学文本的内部来探究特定的空间分野，这些分野可以同时见于情节、人物以及作家自传等多种方面，进而在文本里构建一种家园感，使之成为一个‘基地’，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帝国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地理知识”。[4]莱辛是一个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作家，《金色笔记》作为一部自传性的小说，莱辛化身为主人公安娜，借安娜的经历、视角与声音来审视非洲、审视伦敦，用文化想象表达了一个边缘人对家园的情感暗示。

《金色笔记》的非洲是莱辛作为一个来自宗主国、长期生活在臣属国的白人身份构架的话语空间。这个空间有着田园牧歌般的表象及虚无、丑恶的本质。莱辛以马雪比旅馆这个乡村空间为视角，叙说了非洲马雪比旅馆周围富有生气的自然风光和旅馆内人们放纵、狂欢的生活：花岗石的小山丘、鲜花盛放的花紫树、草丛中数以万计的蝴蝶等各式昆虫，旅馆里每个周末人们都会冬眠在钢琴、啤酒、美食中。然而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虚无、丑恶的生活本质：来自帝国的白人和殖民地的黑人永远是两个战壕里的人，由白人组成的左派团体组织状态混乱，成员不知如何争取所谓的种族平等，只会在嘴里瞎嚷嚷；保罗对马雪比旅馆的黑人厨师表现的友好，其实是出自内心空虚的一种恶作剧；乔治提出为非洲制造出一半黑一半白的新人种，以便实现种族平等，其实质是为自己霸占黑人妇女找到一个荒唐、可笑的理由。他们只有在狂欢与堕落中寻找虚无的生存感，因为他们只是一群偶然凑在一起的人，“他们心里明白，只要这场特殊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会聚集在一起。他们谁都知道，并且及其坦诚地承认，他们间没有共同语言。”[5]

他们对政治已没有热情，只有信仰失败后对社会、对生活的反抗和挥霍。“我们把马雪比旅馆当作一种奢侈的、堕落的、意志薄弱的象征”[6]。他们对社会没有认同感，作为对社会的反抗，他们甚至把同性恋作为一种性的反抗来“有意摆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样子”。空虚的英国空军士兵和布比斯太太互相抬杠，黑人厨师当了替罪羊，他十几年卖命似的为布比斯太太干活却被草率而无情地解雇。空军士兵保罗去野外杀鸽子，却对自然界旺盛的生物进行肆意地扼杀，战争扭曲、麻木了他的人性。他害怕死亡、逃避战争，最后却在训练中意外丧生。

这种虚无、丑恶的生活法则源于战争脉搏在人类社会肌体里的诡秘跳动，它表现为一种互相掘墓、自寻毁灭的死亡意志。它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表象下涌动的暗流，它冲破表象并给人带来血淋林的触目惊心感。莱辛借安娜说道：“我知道，这种幻念即使在当时也是对一切可能性和危险性的一种漠视，是诡秘、丑恶、可怕的战争脉搏本身，是我们相互掘墓、自寻毁灭的死亡意志。”[7]

《金色笔记》的伦敦则是莱辛以一个从殖民地回到宗主国的边缘人身份构架的话语空间，与田园牧歌般的非洲乡村比起来，这是一个丑陋、混乱、破旧的城市空间，充满了“流亡者回家”浓厚的失落情绪。“四周数英里以内，全都是这般的污秽和简陋。这就是伦敦——走不到尽头的街道两旁全都是这样的房子。”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无法抹去的灾难，四郊全都堆满了各种废弃物，城市中心残留着空袭后的巨大炮弹坑，战后各种房子与设施的建设因仓促和无知显得格外丑陋，“恐怖和无知充斥了这些街道，无知和卑劣建造了这些街道”，总之，一切都让人厌恶，古朴、典雅的传统文明已经被战争摧毁，满目疮痍的城市暴露的是战后伦敦急功近利的精神本质。“古老的英格兰在这里所剩无几，一切都是那么新潮和丑陋。”[8]

而小说中伦敦人的生命活动更是表现了战后人们生存的困境与精神危机。安娜作为一名新女性，追求着自己的梦想，渴望摆脱男性的束缚成为单身的自由女性，而梦想最终却成了无法找到自己作为女性真正归宿的噩梦；安娜深爱着迈克尔，却被迈克尔无情抛弃，后来遇到了德席尔瓦、纳尔逊、索尔格林，却又被他们的态度折磨得近乎崩溃；作为作家，安娜的身边每天都充斥着各种战争、灾难、暴乱的消息，使她没有感情进行写作。英国战后的政治斗争经历了狂热、盲从、怀疑的发展过程，政党纷呈，人们不知所措；城市中各种职业身份的居民对自己的职业毫无认同感。伦敦是二战后英国的心脏，只是这个心脏流动着的是肮脏、冰冷的血液，使得这个城市毫无生气。

“人们知道他们处于一个已死或垂死的社会之中。他们拒绝感情，因为每一种感情的尽头便是财产、金钱和权力。他们工作却又鄙视自己的工作，于是使自己变得冷漠了。他们相爱，却又知道这是三心二意的爱，扭曲的爱，于是他们使自己变得冷漠了。”[9]

伦敦和非洲是莱辛的家园，但莱辛得到的不是归属感，而是由历史造就的复杂文化身份带来的疏离和尴尬。霍米巴巴曾用“第三空间”指代那些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的文化处境，并以此激励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边缘空间的文化意义。在《金色笔记》中，莱辛正是以类似的文化处境、以边缘人的文化身份审视伦敦、非洲这两个似家非家的地理空间，探寻与构筑自己的想象性家园。在莱辛的笔下，这两个空间里被注入的家园感是显而易见的：对非洲，莱辛充满了对故土的眷恋、对现实生活的憎恨与逃避的矛盾情绪。这一点小说的黑色笔记部分，安娜深夜和保罗从马雪比旅馆的出逃可以明证；对伦敦，莱辛则是毫不违和、充满失落，这个空间不是她远在非洲向往的文明的“国度”，相反却充满了破败和冷酷，莱辛以小说主人公安娜的人格分裂、精神障碍为之作了注脚。“文学对于地理学的意义不在于作家就一个地点作何描述，而在于文学本身的肌理显示社会如何为空间所结构”，[10]由是，《金色笔记》中伦敦和非洲两处文学景观，是文本作为社会媒介生产的文学空间，它的意义在于显示：这个空间不是莱辛在文本中构建的主人公安娜的生活背景或文本故事得以展开的容器，它是当年英国殖民帝国时代漂泊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流亡者的家园，是莱辛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在文本中的影射，也是二战前后英国的一种时代情绪的暗示。

二、噩梦与游戏：生存困境突围的宗教式暗示

麦克·克朗以文学景观指代文学空间，并认为“文学景观最好看作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文学提供关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11]《金色笔记》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个同时患有人格分裂症和写作障碍症的病人，安娜的病态心理世界以及寻求突围的过程和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极具意味的心理空间。我们通过两个视角来探索这个空间。

第一个视角是梦。安娜做各种怪梦，这些梦都在安娜疲倦、承受压力、自我矛盾的时候出现。有些噩梦以多种形态反复出现并困扰着安娜，其中最可怕的，是被安娜命名为“毁灭”的梦或“以恶为乐”的法则的梦。这个梦最初以“木质花瓶”的形态出现，它不是人形，但“代表着某些无法无天的，控制不了的东西，某些带有破坏性的东西”，它威胁着一切活着的生命。后来这个带有毁灭的形象越来越接近人形，常常会以矮丑的老头或老妪的形态在梦中出现，比起花瓶的形状要可怕许多倍，尽管“形状十分丑陋，但总是精力充沛”，那种强健的活力“出自于一种毫无计划、毫无理由的恶意”，一种充满破坏、毁灭的快乐的冲动。终于，毁灭的形象以完整的人形在梦中一次次出现，他从安娜的朋友、安娜的情人纳尔逊、德席尔瓦、索尔格林，最后竟然变成了安娜自己。安娜惊惧不已，她明白这个世界人人的内心都蓄积着一种可怕的能量：摧残、破坏、毁灭，并且以此为乐！

安娜恶梦的根源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混乱无序与现实世界中男人对她的伤害。像地图的网不断张开却又突然断裂、宝盒里装的不是宝物而是世界各地的破烂、指挥官和囚徒角色的诡异互换，这些都是无序扩张的战争、统治者的更迭对现实世界秩序的破坏在安娜心里投射的阴影。她深爱的迈克尔抛弃了她，安娜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有真正的爱情，不会有发自内心的性爱。与美国人纳尔逊的交往使安娜再次受到伤害，这个美国人不仅缺乏性能力，而且把安娜当作他和妻子较劲的筹码，他漫不经心的一句“我伤害你了吗？”让安娜在梦中都感到“那股动机不明的突发的恶意”，感觉就像“尖刀刺入皮肉、插入肋骨之间，刀刃嘎嘎地摩擦着骨头。”在梦中，安娜想把自己也变成那只花瓶、变成矮丑的老头、驼背的老妪。那种以恶为乐的破坏与摧残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能不影响人，包括安娜。而席尔瓦对安娜抱着“我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的冷漠、无情的态度使安娜明白：这种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带来的冷漠，现在来到了英国，来到了年轻人的种种政治团体、社会团体中间，“这样一个感情有限的可怕世界！我以前居然没看清这一点，真是多么不可思议！”[12]索尔格林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曾经的共产党员、前赤色分子、托基派成员，共同的入党经历使安娜对格林有一种亲近感、进而疯狂地爱上格林无以自拔。但格林的诡秘、冷漠、捉摸不透又极度恐惧的内心加剧着安娜的焦虑，噩梦中的矮老头不断地威胁着她，她梦见索尔便成了老虎，被困在笼子里，但却又抓伤了安娜。

安娜最后终于明白，一切病症的根源在于战争，安娜受到的各种伤害、纳尔逊漫不经心的戏弄、席尔瓦“我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的冷漠无情、格林诡秘而又极度恐惧的压抑感都是他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存状态，安娜经常出现熟悉的梦境“战争迫在眉睫，安娜在奔跑，大声尖叫，但没有人听见”。莱辛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面，而是把战争的影响作为一个游荡的幽灵置于整个社会背景中，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揭示它对于社会肌体以及个人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第二个视角是“游戏”。心理分析治疗没能给安娜带来任何治愈的希望，安娜开始一次次在“游戏”中寻求自我突围。这个始于童年的游戏能让安娜陷入一种轻松自如的状态，在沉思冥想中，同时进入两个世界。一个是微观世界，所有的世间万物都能以无比细腻的具象进入安娜的内心，“池塘中一尾色彩斑斓的小鱼，一朵鲜花，一只飞蛾”；另一个是巨大无比的宏观世界“地球、太阳、海洋、太空、星球、宇宙”。安娜在不断重复的游戏中，发现了秘密：人仅仅是宇宙中的一种生物，个体生命如此渺小，每个人都要抛弃自己的个性，以人类的生命形态与宇宙融为一体，“经过几个小时的专注的游戏之后，我处于这样的状态——一种平静而愉快的痴迷，和万物融为一体，觉得瓶中的一朵花就是一个人”，这样，人的生命运动就可以推动宇宙的运行，“肌肉的缓慢伸缩就是推动宇宙运行的能量”。而要进入这个状态，必须克服人的理性，“实施某种自我约束，而不是无的放矢地阅读思考，”安娜知道如何消除焦虑的情绪了，“不知不觉之中，我已陷入游戏时那种超然入神的状态。我成了这令人可畏的城市的一部分，成了千百万大众中的一员。我端坐在地板上，同时又置身于城市上空，俯瞰着它”[13]。

安娜终于不再做相同又奇怪的梦了。安娜在一次次的沉思冥想中，在游戏中走向精神的解脱，走向了人格的聚合。

“……我知道这不是平常的睡眠，我还是睡着了。我能够看见安娜的躯体躺在床上。我所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房间来，站在床脚边，似乎在尝试着使自己纳入安娜的体内。玛丽罗斯、乔治、布比斯太太、杰米、死去的保罗……经过一番搏斗，我钻回到自己的躯体里，全身冰凉地躺着。这是个平平常常的梦，但我知道我已从崩溃的状态中获得解脱。我在睡梦中对自己说‘把自己聚合起来吧’我感觉自己手中握的不是一只笔，而是一杆枪。”[14]

安娜的梦是莱辛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充满恶意、破坏与毁灭，同时战争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人精神上的恐惧、冷漠、封闭、隔阂、分裂。安娜的游戏是莱辛对人如何在现实困境中突围的一种自我理解——个体的人属于全人类，人类属于宇宙。个体的人的一生相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块马赛克镶嵌进了十分古老的图案，而且通过镶嵌入位的行动，他就不再感觉到个人的痛苦。”[15]因此，要把个体的人的生命意识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实现自我的超越与真正的生存的意义。莱辛这种对世界和人关系的认识来自于她的信仰——苏非主义。莱辛在《改变我一生的一本书》中说道：“……我开始阅读伊德里斯·沙赫的《苏非思想》，据说这本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观察思考生活的方式，一种符合我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方式。最终我拿到书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到底是什么。”[16]战后世界各国混乱无序，人们如何面对生存困境，面对逃避、恐惧、精神障碍等各种消极心理？唯有借助于人的自我提升，正确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抛弃人作为个体的性情与欲望，与宇宙融为一体，这样人的内心才会平静，世界、宇宙才能顺应自然的力量前行。而人的自我提升依靠的不是政治信仰、不是精神分析学，而是沉思冥想后的彻悟。莱辛在《金色笔记》中为安娜的精神解脱、最后的人格聚合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途径。这种途径也是莱辛以自己的精神体验，在小说中为人类经历战争后摆脱生存困境给出的一种宗教启示。

三、文学场：自我与他者的资本博弈

文本是世界的，作为文学这一社会媒介对空间的社会生产，文本一经产生，它的阅读、接受和传播就组成了一个自我和他者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空间理论影响下提出的“文学场”就意指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金色笔记》在1962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英国小说界的巨大震动，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文化群体对文本的多重阐释。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评点《金色笔记》：“这本书一片混乱，有时令人困惑”，但同时别的评论家又尊它为“一本高度严肃的书”。[17]有的读者读到的是“女性”，有的则读到了“政治”等等，这显示了文本释读的巨大空间与历史文化语境对文本接受的影响。小说于20世纪50～60年代创作和出版，正值英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期，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等思想弥漫着整个社会。到7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先后影响了欧洲及全世界，这些思想成为了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大众文化群体对《金色笔记》的热烈追捧正是基于小说女性的、政治的、精神分裂等丰富的内容能满足大众各取所需的阅读欲望。英国的女性主义者把它奉为珍宝，称《金色笔记》是“世界文学的第一片卫生巾。”[18]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中国对《金色笔记》的译介以《女性的危机》为题，并被出版社归为“女性心理丛书”予以出版，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语境的结果。读者对《金色笔记》的误读使莱辛颇为烦恼，她困惑于自己写作的真实意图不能被读者领会，对艺术家写作的语言不能真实表达自我感到担忧。她一再表明自己和女性战争无关，并表明自己本书的目的：“我们不应该将事物分离，不应该让人格分裂”，[19]在此基础上，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慢慢进入莱辛指引的轨道。莱辛自己曾言：“一本书的内在生命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当读者能像作家自己那样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形式和形态时，也许这时就该丢开它，因为这本书的生命已经结束……”[20]

相比于对普通读者的理解与引导，莱辛对批评家的态度却不够友善。莱辛认为批评家故作高深的分析，事实上是对文学的亵渎，也不同意学术界对自己“贴标签”的评价。莱辛在《金色笔记再版前言》中用了大幅的文字来表明自己对批评家的态度，在《影中漫步》等自传中也多次提及。然而文学界并没有如莱辛所言，人们发现小说存在巨大的阅读空间，这个空间既有言语表层显露的意义，也有被言语遮蔽的作者的真实意图，还有作者受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作用的无意识的意义投射，布迪厄称之为文学场中的“惯习”。“别的主旨也进入到了这部作品的构造之中，这对我来说是严峻的。多年以来，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观念和志趣都聚集到一块儿了。”[21]批评家认为作者惯习的解读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力。“无论作者对他或她所获得的公众的注意怎样表示异议，文本一旦有了副本，作者的作品就是在世的，也就超出了作者控制的范围。”[22]莱辛在学校接受的有限教育当然会使莱辛对学院派的阅读行为不够理解和认同，但她在再版序言中也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妥协“只有当一本书的构思、形态和意图不被人理解时，它才显得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再生效应，从而引发思考与探索。”[23]这也是莱辛最后对学术界“误读”的一种宽容。

相比于对学术界的诟病，莱辛对出版界却表现了相对的友好。自传《影中漫步》说道：“我当时只是埋头写作，根本没有想过这部作品是否会被读者接受”，“严肃小说必然会疏离大众”。[24]然而莱辛写作《金色笔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生存”，“那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是啊，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得生存。”[25]莱辛1949年从罗得西亚来到伦敦，生活非常拮据。1950年，《青草在歌唱》的成功发行改善了她的经济条件，也为她打开了出版商的大门，使得她能依靠写作维持生计。1954年，《五》获得毛姆最佳作品奖，莱辛从此专事写作，获得了“作家”的身份。“我一直在写书、出书，但是直到70岁才赚了一笔钱。1958年，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周我只能赚到20英镑，这仅是工人的工资水平。”[26]1958年，《金色笔记》正在创作中，此时的莱辛自然懂得伦敦的文学场逻辑：写作能为这个伦敦都市的新作家带来什么？“在我所认识的作家和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人有钱”[27]，莱辛时常应出版商与文化经纪人之邀出席世界各地的新书出版活动，她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作宣传。1962年，《金色笔记》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不仅奠定了莱辛的文学地位，也给她带来了较高的国际声誉和一定的物质回报，使她从此摆脱了生活的窘困。《金色笔记》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大，它在世界各地被译介、出版及评论，据统计，“《金色笔记》已经被翻译成18种语言，第二版8万册据说在中国仅三天就销售一空，在1995年就卖掉了90万册。”[28]读者大多来源于世界各地的高校，《金色笔记》不仅被引入文学和有关女性研究的课程中，而且也在历史和政治课上被当作个案进行分析。1993年，莱辛来到中国，与北京、上海的读者及高校师生进行了交流，1999年，《金色笔记》以原名在中国被再次译制。“在我完成《金色笔记》近40年的时间过去后，它依然保持着稳定的销售量，经常再版，同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本书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它的历史表明了一部小说的兴衰史。”[29]

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是一个由文本、作者、读者、社会媒介等组成的空间，也是一个由“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执行“输者为赢”的逻辑进行权利争夺的动态空间。莱辛一贯以来都以作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进行小说创作，是文学场内“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者，莱辛一直以来敢于挑战既定的社会准则和文学常规，冒犯流行的社会趣味，拒绝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注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获得经济回报，在这个资本空间里，经济资本是最为匮乏的，它是莱辛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对抗的结果。但是，“经济资本的匮乏则可能暗示了文化资本的增值，文学受难者的形象则可能预示了未来得到拯救的希望。”[30]2007年，莱辛在经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后，已90多岁的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色笔记》作为代表作，在这份至高无上的奖项里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一位作家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几年或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诺贝尔文学奖为莱辛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资本，于此，也赢得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大满贯。

萨义德认为，“作家身上具有一种渴望揭示本源的意图，这一意图涵摄并折射出社会的文化政治宗教力量，是一种使作家与其自身世界的诸种力量难以逃逸的网络。”[31]《金色笔记》的地理空间、心理空间、文学场注入了莱辛深刻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因莱辛独特的阅历、敏锐的感受以及不取悦于社会主流的作家良心而产生。对人类文明的热爱与深刻思考是莱辛文本创作的一贯主旨，它以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唤起了人们这一神圣而普遍的情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会这样评价莱辛：“一位表述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她以怀疑的态度，火样的激情，梦的想象力，审察了一个分裂的文明。”[32]于此，我们也得到了《金色笔记》文学空间的文化意义：莱辛作为一个边缘人、女性、作家的身份话语和权力表征。

[1][4][10][11][3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25.426.427.428.368.

[2][22]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53.

[3][30]朱国华.颠倒的经济世界：文学场的结构[J].天津社会科学，2006，6(6)：101-106.

[5][6][7][8][9][12][13][14][15]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M].陈才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67.96.152.199.541.541.577.593.465.

[16]多丽丝·莱辛.时光噬痕[M].龙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83.

[17][18][28]王丽丽.多丽丝·莱辛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92.295.292.

[19][20][21][23][24][25][32]陈才宇.《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55.170.156.155.156.155.118.

[26][27][29]多丽丝·莱辛.影中漫步[M].朱凤仪，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1.100.261.

【责任编辑：周 丹】

2017-01-03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多丽丝·莱辛小说的文学空间研究”的研究成果。

雷小青(1972-)，女，浙江衢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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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3-00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