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反抗
——论小说《陆犯焉识》中的规训力量

王腾远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文学评论】

解构与反抗
——论小说《陆犯焉识》中的规训力量

王腾远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陆犯焉识》是作家严歌苓在2011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上海陆家百年沉浮为切入点，以陆焉识与冯婉喻的世纪之恋为主线，叙写了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在福柯规训理论的视角下,可以看到陆焉识在其追求自由的一生中所遇到的来自政治话语、监狱权力、和家庭生活的规训。面对这些规训力量，他的反抗与逃离，又表达了作者对自由与希望的建构。

规训；惩罚；驯顺；解构；反抗；建构

《陆犯焉识》这部小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讲述陆焉识的监禁生活。小说取名为“陆犯焉识”，其中一个“犯”字意蕴深长。陆焉识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但事与愿违，他从来未曾得到过自己想要的自由。在所有形式的囚禁中，可以清楚地察觉到福柯所说的无处不在的规训力量。由此可见，严歌苓是以一种艺术的手法来达到对体制与规训社会的批判。因此，本文将从福柯规训理论的视角对文本中的种种规训力量与被规训个体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构。主要包括，政治话语的规训，监狱权力的规训，家庭生活的规训，以及陆焉识对规训力量的反抗与消解。

一、规训力量的解构

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对惩罚方式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古学的研究，并得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的结论。“规训”是福柯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规训’既不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他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驶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他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1]。在小说《陆犯焉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来源于政治话语、监狱权力与家庭生活的规训技术学。

(一)政治话语的规训

在这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中，无数像陆焉识一样的人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与立场自由，坚信“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授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接受和分析知识的时候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2]。然而，在二十世纪，却不得不在各种纷乱的政治诉求夹缝中求生存；在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中起起落落，遭受无辜的迫害。在政治话语持续不断的规训中被逐渐异化，变成驯顺的肉体，直至成为机器。

首先是政治话语下的亲情覆灭。陆焉识越狱之后，女儿冯丹玉的对敌喊话，儿子冯子烨为了不再背负“政治债务”，逼迫母亲与“老头子”离婚，隔壁邻居因为检举了自己的亲人成为众人的榜样。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阶级泯灭了亲情，正是政治话语规训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3]。

通过划分等级达到规训目的的方式同样出现在西北监狱中。即便像谢队长这样的人渣罪犯在陆焉识面前依旧优越感十足，犯了罪的人民还是人民，而不论再好的敌人终归还是敌人。“一切对个人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是按照双重模式来运作，既一方面二元划分和打标记，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和有区别的对待”[4]，不断的划分人民与敌人，非此即彼，打上标记，予以放逐，一系列的度量，监视和矫正技术用来对陆焉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规训，使其产生罪犯的身份认同感而达到自我束缚。

这种政治话语对人的规训强大而持久。多年以后，儿女依然不能接受陆焉识，儿子冯子烨也依然活在恐惧之中。“他是一只政治的猫，靠闻来生存，能闻得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正确”，“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给孩子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的父爱才是安全的，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5]冯子烨被规训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一具驯服的肉体，但凡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警觉起来。做安全的事，说安全的话，这便是福柯所说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他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6]恐惧，长久的作用于冯子烨的灵魂深处，使他被规训的灵魂成为肉体的监狱。

(二)监狱权力的规训

在陆焉识长年的监狱生涯中，他从一位敢于揭露抨击，坚守立场的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对所有的肮脏装聋作哑不反应，对劳教干部唯命是从的狱油子。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就是监狱权力强大的规训机制。

监狱劳教的惩罚基于一种有计划的对人的操纵。“身体的可变性是某种身体史和惩罚史的前提”[7]，“被反复使用的强制的方法不是符号，而是活动：时间表，强制性运动，有规律的活动，隔离反省，集体劳动，保持沉默，专心致志、遵纪守法、良好的习惯”。“归根结底，人们试图通过这种改造技术所恢复的，不是卷入社会契约的基本利益中的权利主体，而是恭顺的臣民，他应该听命于习惯、规定、命令和一直凌驾于头上的权威，让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自动地起作用。”[8]青海的劳教监狱，犯人被以编号代替姓名，每天起床报数，在持枪警卫的监视下有组织的劳动，排队打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自动地听命于劳教干部。日复一日有计划的强制劳动，使犯人最终变为驯顺的肉体，再无逃跑的念头，成为机器一样的人。当谭中队长与哨兵发生冲突，要带着犯人冲击监狱时，犯人明知是死路一条，但依旧机械的听从指挥不敢违抗命令，如同机器一样，丧失了自我意志。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所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来生存。这就叫体制化”。时间是惩罚的操纵者，犯人们长年累月习惯于机械劳动，习惯听命于干部的命令，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意志与对自由的憧憬。这就是为何许多囚犯获释之后会恐惧自由的生活，因为在没有权威的命令时，他们不知所措。

(三)来自家庭生活的规训

整部小说中，陆焉识有三次返乡回家，并且一次比一次失去更多的自由。

年轻时，美国留学结束回到上海，风华正茂的他从此开始担起生活的责任。在美国的五年过足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花花公子生活，因此踏上轮船的一刻，他为他即将失去的自由湿润了眼眶，“放浪形骸到头了，里弄天井迎着他打开门，将在他进去后关闭”，“像所有中国人家的长子长孙一样，像所有中国读书人家的男孩子一样，他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自由”[9]。作为家里的长子，他需要担起家庭的责任，他年轻时想要的是什么呢？自由。什么才是他所谓的自由呢？泡酒吧，打马球，和丰腴妖娆的意大利女子调情，无人管束，一掷千金，没有丁点生活的负担。然而，回到了上海的弄堂里，他成为了长子，丈夫，不久又成为了父亲。他与包办婚姻的婉喻过着敷衍的夫妻生活，放荡惯了的浪子嫌弃传统静美、平淡无趣的婉喻。他的行动受到束缚，可依旧泡咖啡馆，依旧前呼后拥，依旧出手阔绰。并未遭遇过现实困境的他，过着富足平淡的生活，奢望着曾经的自由。

第二次是八年抗战结束，从陪都重庆回到上海，衣衫邋遢，形容枯槁。经历了战争、监禁、疾病的陆焉识面对着物价飞涨的艰难生活，从那个以千金买笑的花花公子变成为一家老小生计奔波的中年男人。在日复一日的奔忙中，他对自由的向往，他的放荡不羁逐渐被现实规训。在生存的威胁之下，在黑暗社会的裹挟之下，陆焉识一面笑着一面哀叹：“战争把他变成这么个肯服软、吃眼前亏、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的人了。与此同时，焉识暗示了大员们，他陆焉识知恩图报，大员们帮他陆焉识的忙绝不会白帮。”[10]被生存现实规训后的陆焉识退去了昔日华丽的锋芒，学会了为五斗米折腰，向孩子们发脾气，情感日渐麻木的他已经无暇去想象他的自由，他想要的只是每月二十斤大米，是在那个动乱年代里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但是“他的让渡也是有底线的”[11]，他坚持自己思想立场的结果，抵抗统治阶级的思想规训的结果，便是又一次被投进监狱。

第三次返乡是平反之后，从青海监狱释放回到上海。九死一生回到日常生活的陆焉识，却发现自由的获得更加艰难。他成了家里的老佣，洗衣服、取邮件、还啤酒瓶……在薄情寡义的儿女面前他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已经失忆的婉喻是他全部的寄托所在。即便在当时的年代里，人们依旧拿异样的眼光去审视陆焉识。邻里的监视，儿女的规训让他一直生活在一所无形的监狱中。监视目光的压力持续不断的施加到他身上，让他觉得在监狱之外似乎更无处容身。正是因为政治话语对人根深蒂固的规训，儿女和邻居只知道陆焉识做过无期罪犯，谴责抱怨陆焉识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污点和灾难，而他们没有任何人去责问那个时代，去质疑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所在，依然在恐惧中维持着自己的政治正确。

二、逃亡与出走：对于规训的反抗

严歌苓的“后伤痕书写”，除了控诉规训体制对人的异化，其另一重要主题便是对反抗与希望的建构，对自由意志的赞美。于是，陆焉识在青海的一次越狱，成为反抗规训的隐喻所在。

几十年的监狱生涯并没有磨灭他对爱与自由的追索，在荒芜孤独的监狱中，在生与死的界限上，“他将自己逼入最隐秘的内心”[12]，并在其中发现了对婉喻深挚的爱，也正是这份对爱的执念让他抗拒了监狱体制的规训，保有了自由意志。作者以一种富有激情的笔调，描写了青海湖围猎的场面，表现陆焉识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上千个管教干部击毙了不屈的牲畜，但总有一小部分撕开缜密的猎网逃出去。那都是牲畜里最优秀的分子，勇猛强悍矫健，他们可以跳得比人头还高，跑得比子弹还快，总是在踏伤或踏死一两个人类成员之后自由地远去。我祖父看着它们远去，就像看着自己远去一样充满悲壮的感动”[13]。酝酿两年之后，陆焉识终于一骑绝尘，成功逃亡。

监狱体制强大的规训力量，惩罚性的劳动，制造出一具具驯顺的肉体，即使没有围墙，也不会逃跑。然而，陆焉识的越狱所具有的隐喻含义是在严格的规训体制下，说明爱与自由的坚守是拯救人类的源泉。

与监狱逃亡相反，已是暮年的陆焉识平反后回到上海，却囿于琐碎庸常的生活。当婉喻去世之后，便失去了存在的依靠，在儿子冯子烨的薄情与怨恨中，他逐渐从一个被释放的老囚成了一个被规训的老佣，在家庭的琐碎算计与旁人的监视下，他又一次坠入无形的监狱。于是在婉喻去世之后，他抱起婉喻的骨灰，又一次回归了大西北。那是他的囚禁地，同时又是他第一次爱上婉喻的地方。二十年的分离，经过陪绑沙场，饥荒和人吃人，曾经的浪子终于洗去浮夸，懂得了爱与珍惜。他逃离了琐碎的生活规训，将大西北作为了最终的归宿。

[1][3][4][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42.154.223.144.

[2][5][9][10][13]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67.332.45.207.99.

[6]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8.

[7]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9.

[11]龚自强，丛治辰，马征，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J].小说评论，2012，(4)：117-132.

[12]龚自强.“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J].当代作家评论，2013，(2)：178-187.

【责任编辑：周 丹】

2017-01-03

王腾远(1990-)，男，河北保定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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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3-00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