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哥特视角解读《喜福会》人物映映自我主体身份的哥特式建构

黄铁蓉

(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文学评论】

从女性哥特视角解读《喜福会》人物映映自我主体身份的哥特式建构

黄铁蓉

(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女性哥特小说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和审美特点。本文在女性哥特视域下解读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女性人物“映映”，揭示女性在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文化夹缝挤压下导致的压抑、隐忍、沉默、失语等消极情绪体验，进而了解映映这个典型的华裔女性从最初的压抑与隐忍到沉默失语的活人“幽灵”，至最终的“林间守候”这种哥特式的抗争，完成了她震撼人心的自我主体身份的构建。

《喜福会》；女性哥特；自我主体身份建构构

谭恩美是20世纪80年代享誉美国文坛的华裔女性作家，凭借自传体小说《喜福会》一举成名，该小说一连9个月高居美国小说畅销排行榜榜首，并连获各种美国文学大奖，掀起了美国亚裔文学热潮。学者们大多从跨文化视角、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生态主义批判视角来研究《喜福会》，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虽然谭恩美并不是典型的女性哥特作家，但在《喜福会》中却不难发现女性哥特叙事的迹象。正如谭恩美在另外一部作品《我的缪斯》(2007)中所说，自从读了《简·爱》，她开始迷恋哥特式文学，阴森的气氛常引起她的共鸣，触发她的创作冲动。[1]本文在女性哥特视域下解读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女性人物“映映”，进而了解她震撼人心的自我主体身份的哥特式构建。

一、哥特文学的历史文化渊源

“哥特”(Gothic)一词源于日耳曼分支的哥特人。哥特人被冠以古典文明的颠覆者称号，与“原始”“野蛮”“血腥”“粗鄙”相关。12世纪，“哥特”这一语汇进入文化领域，而真正意义上的哥特小说(Gothic Fiction)起源于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深受当时神秘、奇异、华丽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类小说的故事情节充满着对惊悚刺激、悬疑、暴力、超自然现象的描写。18世纪晚期，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哥特”小说因其具有中世纪文化特征被推崇为一种时尚的小说体裁。哥特小说的先驱，英国小说家霍拉斯·沃尔普尔(Horace Walpole)于1764年出版其开山之作《奥特朗普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副标题“一个哥特故事”，标志着哥特小说的诞生，并立即在读者群中掀起了狂热追捧之风。该小说讲述了一个令人惊悚的幽灵复仇故事，其中对超自然现象的描写、神秘气氛的营造和怪诞情节的设置标志着与英国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决裂，是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转向。哥特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在场景构思上，通过密闭空间像破败的古堡、深幽的地下室、密道、墓穴、幽灵、地牢以及超自然现象等的意象描写呈现压抑、神秘和恐惧的色彩，借此表现欲望、暴力、复仇、血腥等人性的阴暗面；在叙事形式上，主要采用母故事包含几个子故事，人物平行自我讲述从而形成对照的形式；在感情回应上，通过让读者体验惊悚、悬念，激起他们阅读的快感。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哥特小说在西方文学发展中惊人的艺术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它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从18世纪的边缘文学流派不断发展、繁衍，孕育出了“女性哥特”，同其他现代哥特文学变体一起，共同丰富了现代世界主流文学，涌现出了一批像约瑟夫·康拉德、勃朗特姐妹、艾伦坡等哥特小说家。“女性哥特”概念最先由英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爱伦·莫尔斯(Ellen Moers)在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中提出，书中论述了英美文学中的女性哥特传统。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就是女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2]哥特小说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女性作为少女、姐妹、母亲、自我的存在状态。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与变迁》中对女性哥特小说做了经典的概括性总结，即这是一种表达女性内在反抗、幻想与恐惧、无法言说自我的文学形式，并凝练了美国女性哥特小说的惯用意象和主题，如囚禁、疯癫、畸形人物、怪异行为、暴力等[3]。

二、哥特式人物“映映”自我主体身份的哥特式构建

《喜福会》围绕四位母亲及其女儿们的故事展开叙事，共有四个大故事，十六个小故事。四位母亲中，映映是一个典型的哥特人物：美丽的女子自认命运的安排，陷入所谓的爱情陷阱；在性格方面，她从小就桀骜不驯，固执己见，脸上经常挂着狡黠的笑容；在行为方面，她经常做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怪异的事，像“经常乱扯自己的头发，让它松松垮垮地垂下来”[4]；在思想方面，她总能未卜先知一些关于自己的事。而她的名字，多数中国译者更倾向于译为“映映”或“影影”，暗指她只是一个影子或无主体性，正如小说中精美说道“映姨向来怪怪的，迷失在自己的世界中不能自拔”[5]。映映的一生是哥特的一生，就连她的反抗都是那么哥特—“林间守候”，所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个重大论域，她的自我主体身份的构建值得思索。

(一)“浪漫的爱情”：压抑与隐忍

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的恐惧源于女性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焦虑、质疑，这归因于女性生活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个体每个成长阶段的影响。浪漫的爱情悲剧是一种典型的哥特元素。《喜福会》讲述映映的故事以一个家喻户晓的中国神话形象“月亮娘娘”为标题。故事发生在中秋节，出生豪门的映映过着富足的生活，保姆告诉她可以在中秋节向“月亮娘娘”许愿，但她不能说出愿望，否则“就不再是心愿了，而会变成自私的愿望……一个女孩子永远不可以提要求，你只能听别人说”[6]。中秋节当天，映映跟随全家乘游船去太湖玩，趁大家午睡时她溜到船尾，看到“一个表情阴郁的女人……抽出一把又尖又薄的刀子剖开鱼肚，拉出血红色内脏……刮掉的鱼鳞像玻璃片一样四处飞溅。接着两只鸡被砍了头，再也不能咯咯乱叫。然后，这女人把一根草伸到一只大甲鱼眼前，待它伸出脑袋咬草时，就砍掉它的头”[7]。此时映映“才发现自己的新衣服被溅上了点点血渍、鱼鳞，还沾上了些鸡毛和污泥”[8]。为了遮盖点点滴滴的血，映映双手都蘸满了甲鱼血，将袖子、裤子和小褂子的前襟都抹上血，等被家人发现时竟成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幽灵一般的形象”[9]。对恐怖场景的细腻描写是哥特小说典型的特征。后来，映映在向“月亮娘娘”许愿时不慎落水，在被人救上岸时突然听到皮影戏《月亮娘娘》，戏中的月亮娘娘便是神话故事中的嫦娥。她循声远望，戏中的嫦娥长发披肩，声音甜美而悲戚。当“月亮娘娘”唱道“女人是阴，她们内心阴暗的一面隐藏着不羁的情感和欲望。男人是阳，他们带来光明的真理，照亮我们的心灵。”[10]她叫喊着奔向“月亮娘娘”，却发现“她”竟是个男人，映映的愿望彻底破灭了。小说通过这段戏揭示了男为阳、女为阴的中国父权制下的文化二元对立机制，后裔—男人—太阳，代表男权中心，而嫦娥—女人—月亮，代表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戏中的嫦娥，只是一身戏装，是一种空洞的虚无的存在，小说中映映看到的“月亮娘娘”竟是个男人就印证了这一点。哥特小说擅长将内心与外在现实世界相对照，通过哥特式的恐怖释放人类受压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恰恰源于外在社会的极端现实。

(二)活人“幽灵”：沉默与失语

幽灵作为密闭空间意象的一种形式，通常被视为消极情绪或消极意念的化身，抑或是主人公精神压抑或自我放弃的象征。女性哥特从现实主义视角强调带给女性个体焦虑和恐惧的“幽灵”，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而是现实世界，源于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对女性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无论从她自己，还是女儿和丈夫的角度来看，映映都俨然是个活着的“幽灵”。小说在讲述映映故事的开篇就定下了诡异的基调。家是小说常用的一个意象，隐喻着安全、舒适、熟悉，同时也隐藏着秘密。弗洛伊德认为诡异是熟悉中的陌生，在诡异的情境中，人们会发现无生命的东西仿佛有了生命，熟悉的景物在扭曲变形，遗忘的回忆等意识被唤醒，让人体会到莫名的恐惧。[11]“多年来，我始终守呐言，这样私心杂念才不会脱而出。因为我沉默太久的缘故，连女儿都听不到我说话了。”“这些年，我将自己的本性深藏不露，像个缥缈的幽影一样，没人能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加之我行踪隐秘，所以现在连女儿都看不到我”“我真想对她说：我们双方都迷失了，她和我。我们互相既看不见对方也不想去看，既听不见也不想去听，不仅互相之间不理解，也不为周围其他人所理解。”[12]映映和女儿丽娜之间不仅是语言上的沉默，更是思想和自我意识的沉默。出生于美国、接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女儿丽娜和母亲映映之间的关系正如故事的标题“隔墙有耳”，隐喻着她们的隔阂、疏离，母亲自我失落，女儿也因母亲的失落迷失了自己。在女儿眼里，家是个恐怖陌生的地方，“我察觉到我家屋子周围笼罩着一些大人们讳莫如深的恐怖东西，这些东西不停地纠缠我的母亲，直到她被迫将自己深藏于内心的一个黑暗角落里”。对于丽娜来说，家没有了温暖和安全感，展现了她因没得到母亲的保护而感到内心恐惧。因而“家”这个意象充满了诡异，更加渲染了映映这个人物的陌生化、去家感，同时也强化了她的哥特性。

(三)林间守候——觉醒与哥特抗争

女性哥特小说表达了女性对在婚姻、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自我压抑情感的抗争，是女性颠覆父权制的心理表达。和母亲相比，丽娜虽经济优越，但却同母亲一样失去了自我和自己的主体地位。丽娜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开创精神创办了公司，尽管她和丈夫都为公司付出了许多，但丈夫的工资远高于她，丈夫是一家之主。母亲悲惨的命运又似乎复制在女儿身上，这正是哥特小说怪诞特征的体现。丽娜幻想刽子手带走了外祖父，幻想老房子地下室里有坏人，幻想“看到闪电长了眼睛，四处搜寻它想要击倒的小孩。看到一支甲虫长着小孩的面孔，吓得赶紧用我的三轮车轮将它压扁，长大一些后看到学校里那些白人女孩看不见的东西。吊环会突然断裂，将正在玩吊环的小孩甩到空中。链球会瞬间将一个女孩的头砸破，脑浆流遍整个操场，她的朋友却在一旁哈哈大笑”[13]。丽娜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映映在丽娜新家的桌子上看到“唯一能放东西的就是一只高高的黑色花瓶。这个花瓶好似一条蜘蛛腿，纤细得只够插进一枝花。如果你晃晃桌子，花瓶和花会掉下来”[14]。花瓶象征着丽娜的婚姻已经开始破碎，所以映映故意打碎花瓶，她要劝女儿放弃不幸福的婚姻。正如属相“虎”所寓意的：一直在林间守候等待猎物的出现然后猛然袭击。映映亲眼目睹了由于自己主体性的丧失对女儿的影响，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正如亨特利所说：“小说中的母亲们要改变自己和女儿们的命运，要打破沉默，掌握话语策略，为了建立一个明确的身份而进行斗争。”[15]

三、结语

女性哥特理论为我们分析小说人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女性哥特小说中，女性遭受的痛苦通常会转变为她们战胜逆境的精神力量。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喜福会》中的人物映映，在人生经历、性格特征、思想行为、心理活动等方面都饱含着各种哥特元素，人物充满了强烈的女性力量，而这些哥特元素为激情的释放提供了爆发。通过分析人物“映映”，我们发现女性不再是牺牲品或受害者，女性要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利，无论是幽灵还是活人。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和性别的沉默，自强、自爱、自信、自尊、自决地面对生活，才能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并最终走上“喜”与“福”的幸福之路。

[1][美]谭恩美.我的缪斯[M].卢劲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154.

[2]Ellen Moers. Literary Women[M].New York：Oxford UP，1976.90-110.

[3]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2005，(2)：70-75.

[4][5][6][7][8][9][10][12][13][14][美]谭恩美.喜福会[M].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27.50.276.75.75.75.81.64.102.270.

[11]陈榕.从女性哥特主义传统解读伊丽莎白·鲍恩的《魔鬼情人》[J].外国文学，2006，(1)：22-30.

[15]E.D.Huntley. Amy Tan：A Critical Companion[M].London：Greenwood Press，1998.34.

【责任编辑：王 崇】

2017-01-03

黄铁蓉(1972-)，女，甘肃山丹人，讲师，主要从事美国社会与文化、商务英语研究。

I56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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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3-00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