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资本牌局的“俩王四个2”

2017-03-12 17:03:09 首席财务官 2017年1期

田茂永

是时候再次重温老教父维托·唐·柯里昂这句直指商业本质的话了——“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律师所抢到的钱比一千个拿着冲锋枪的匪徒抢到的钱还要多。”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名为“CFO的三重境界:阿里CFO蔡崇信教给我的那些事儿”的帖子在创业圈里疯传,并时不时地转到一些CFO的朋友圈里。从《首席财务官》之前研究CFO角色与价值12年的经验来看,在一个上午的湖畔大学课堂上,显然一贯深居简出的传奇CFO人物蔡崇信只能给这些来阿里朝圣的互联网创业者们一些常识性的结论,而这些得出结论的过程如果没有感同身受般的代入感,充其量这些朝圣者也就是重温了一次上述老教父的那句名言罢了。

当两个半月前,支付宝CFO出身的井贤栋接棒彭蕾担纲蚂蚁金服CEO之际,一时间有关阿里集团CFO群体的报道开始多了起来。然而这其中仍然有太多的疑问等待答案,比如,为什么蔡崇信能在阿里巴巴获得“神一样”的存在感?为什么阿里资本版图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CFO背景的操盘手?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个人能力还是业务运营的必然?

为此,作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蔡崇信,也是最早报道时任淘宝网CFO张勇(如今的阿里巴巴集团CEO)的专业媒体,《首席财务官》将全新改版后的首期封面研究文章聚焦在阿里系资本帝国的CFO群体崛起背后的商业逻辑,并讨论资本控制型总部如何能更好地发挥CFO的价值、拓宽CFO的发展上限。

假如我们用一局“斗地主”的牌局来审视阿里系资本帝国的组织形态的话(当然我们仍然用的是CFO的视角),差不多可以用“俩王四个2”这样的牌面来一言以蔽之:“大王”自然是时下炙手可热的中国首富、创业教父、互联网奇才马云,“小王”则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传奇CFO蔡崇信,而下面的四个“2”分别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兼CEO张勇、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兼蚂蚁金服CEO井贤栋、阿里巴巴集团CFO武卫,以及一年前新晋合伙人序列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治理官郑俊芳(半年前刚卸任集团副CFO)。除了曾跻身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的武卫和新近崛起的郑俊芳之外,其余三人均为本届董事会成员。

坦率地说,就长期被视为技术官僚的CFO所能达到的发展上限而言,阿里集团堪称本土之最,即便放眼全球工商业界也不遑多让。

从董事会视角看一把大牌是怎样做成的?

通过表1不难看出,就比例而言,蔡崇信、张勇和井贤栋等三位CFO出身的执行董事已经占据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的半壁江山。此外,从阿里巴巴B2B业务上市时就跻身13人董事会的郭德明也有着深厚的财务背景,系摩托罗拉副总裁兼亚太区企业财务策略及税务总监,之前曾在毕马威服务25年之久,先后担任多个高级管理职位,包括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上海及北京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及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可以说,仅就董事会层面而言,超过4成财务出身的比例堪称本土企业独一无二的配置,在执行董事层面更是占据60%的比例。开句玩笑话来讲,这样一个组织环境,想让财务体系的人低调都很难做到。

我们继续分析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成员近年来的变迁情况。首先看一个标志性人物的出局——曾经的执行董事兼CEO卫哲。卫哲同样有着深厚的财务背景,加入阿里之前于2000年至2002年担任欧洲和亚洲领先的家庭装饰零售商翠丰集团子公司百安居中国的CFO,并于2002年至2006年担任中国区总裁。同时也曾兼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及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亦是英国IMI集团中国咨询委员会的非执行董事。

由于蔡崇信“神一样”的先天存在,马云看上去比其他的中国企业家更愿意给那些财务出身的高管以承担更大责任的机会。当然卫哲也不负所托,其良好背景和香港资本市场的人脉积累,以CEO的身份为阿里巴巴B2B业务在2007年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并一举融资17亿美元(超过谷歌成为科技领域融资之最)做出重大贡献。不过令人扼腕的是,在6年前那场著名的“供应商欺诈风波”中,公司声誉第一次遭遇严重挑战的阿里最终清理了约0.8%逾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而且CEO卫哲、COO李旭晖因此引咎辞职,由原淘宝网CEO陆兆禧接任。陆兆禧的接任作为马云在运营层面的第一次全面交班试验,既是阿里巴巴集团的组织形态首次向资本控制型总部的全面演变,也为一批迥异于以“十八罗汉”为名的创业合伙人团队的全新高管的浮出水面打通了上升通道,比如时任淘宝网COO兼CFO的张勇。

我们先来看看张勇在此后的表现如何。2011年天猫成为独立业务后,张勇出任总裁,一手规划了天猫走向全球最大的B2C平台行列的路线图。别忘了,这个有着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学士学位的标准财务人,竟然还是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创立者,后者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网购狂欢节,也改变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由于在天猫的出色业绩,张勇自2013年9月起担任阿里巴巴集团COO,全面负责阿里国内和国际业务的运营,带领公司成功向移动转型,建立全球物流平台菜鸟网络,并推出了让中国消费者购买全球品牌商品的平台——天猫国际。作为移动转型的一部分,手机淘宝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消费生活平台。张勇还主导了阿里巴巴集团多项重要战略投资,包括苏宁云商、海尔电器、银泰商业集团、新加坡邮政等。 虽然在任期间完成了阿里历史中最主要两次收购——高德和UC,但与马云同为阿里第一代创业者的陆兆禧显然未能胜任马云接班人的角色。连续数年投入巨资豪赌无线业务却苦无进展的阿里集团在2014年春节面对突然杀入移动支付战局的微信红包的那一刻,也注定了陆兆禧难以带领阿里冲向第二个高峰。马云当时曾万分心痛地总结微信红包的杀伤力,表示这是“偷袭珍珠港,计划和执行完美,让我们教训深刻”。

2016年8月,阿里巴巴首度披露合伙人退休制度:合伙人的自身年龄以及在阿里巴巴集团工作的年限相加总和等于或超过60岁,可申请退休并继续担任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按照这一公式,1969年生人的陆兆禧继马云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退休的阿里合伙人,转任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其空出来的董事席位由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接替出任。当然,如果考虑到马云岿然不动的董事会主席角色,也不妨说陆兆禧是阿里巴巴第一代创业者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一人。毕竟在如今的阿里巴巴董事会中除了马云和蔡崇信这对“王炸”之外,已无第一代创业者的身影,要知道在阿里巴巴B2B公司2007年11月6日在港上市的那届13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马云和蔡崇信(均为非执行董事)以及卫哲(执行董事)、武卫(均为执行董事)之外,戴珊、彭翼捷、谢世煌三位“十八罗汉”成员均为执行董事。而且从龙永图、牛根生也在这届董事会成员之列的记录也表明,彼时年轻气盛的马云对于董事会的理解尚浅,和目前国内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结构缺乏深远思考并無二致。

从运营的视角看CFO的上限有多高?

要破解上面这个论题,首先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阿里巴巴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从经营本质上看,阿里巴巴是一家经营数据的公司,其所有的业务形态都可以在后台数据化,无论是产品、客户、供应链乃至客服,都是完全数据化的形态,而且是集中的生产型服务业类型的数据化形态。这与制造型企业、实体零售行业以及物理网络化的实体金融行业的运营形态都有着天壤之别,但其在后台整合数据的能力,却分别截取了传统制造业、实体零售业以及实体金融业在营销端和供应链领域数据资产应用的后路。换言之,上述这三类企业在数据资产的整合利用上,做到最好的程度也不过是今天阿里巴巴能做到的程度。对此,张勇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演讲的结尾,张勇特别指出,“我想回到原点还是一句话:每个公司都因为互联网的产生、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互联网的渗透,都正在变成一家数据公司,我们怎么样利用数据真正给我们插上翅膀?给包括阿里在内的所有同行赋予重构商业的灵感和驱动力,最终去满足最终客户的需求,就是消费者的需求,这是我们化繁为简、一定要经历的这个过程。”

去掉运营数据的具体附着物形态干扰(具体业务表象,比如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洞悉运营的本质,原本就是CFO们在各个企业当中努力争取做到的最佳状态,然而在阿里巴巴集团这样一个庞大的资本帝国里,经营数据(动宾结构,即数据经营,而非经营方面的数据)本身就是公司最核心的业务,这显然是无数CFO孜孜以求的理想阵地。在当下讲究“让听见炮火的人指挥战斗”,而CFO们在阿里的办公室里恰恰可以听得到更多一线的炮火。在这样的环境中,CFO本身的上升通道和其他类型公司的业务一把手的上升通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在业务能力得到肯定的同时,其余需要观察的就是大局观了。

我们先通过表2来了解一下阿里巴巴集团管理层中CFO的角色情况。

回到文章开头谈到的那篇“CFO的三重境界:阿里CFO蔡崇信教给我的那些事儿”的帖子。据说这个帖子是互联网创业达人雕爷孟醒在湖畔大学的听课记录。其中记录了蔡崇信分享的CFO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CFO的基本功;第二重境界是谈CFO的风险管控,其中以“机会成本”为核心来论述“CFO如何帮助CEO抓住30%成功机会”的庙算之功;第三重境界是统帅全局的资源调配。

实话实说,即便笔记记录到如此详细的程度,很可能他仍然不知道蔡崇信所言指的是什么。比如蔡崇信三言两句带过的CFO第一重境界,在雕爷孟醒的笔记中,“是指对于一家企业的财务状况、收支平衡,有着充分的认识,然后能够和CEO畅快的信息沟通,辅佐企业运营不在资金这件事上掉进坑里。可以说,大部分活下来的企业,这样的CFO还是具备的。”就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公开披露的湖畔大学的入学情况,其生源多为初创型互联网公司的老板,这些机会型公司的创始人团队或管理层架构也多为销售导向型,与之太多相似的那些“C轮死”的创业公司恰恰是在CFO的第一重境界上就严重不过关,甚至连最基本的资金需求与业务发展匹配都做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帖子的最后部分或许才是蔡崇信最想告诉湖畔大学学员的——“(蔡崇信)最后补充,有些企业在找CFO时很看重CFO与投资人的沟通能力,毕竟初创企业融资很重要呀。但在他看来,这种能力属于‘锦上添花型,有则更好,没有也无所谓,顶多再配个下面的有此能力的人呗。”

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台下的这些湖畔大学的学员和当年的阿里巴巴创业之初所面临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一来BAT等互联网巨头统治格局初定;二来市场难以留给创业公司足够长的自我孵化期,来找到业务突破口;第三是现有创业者的浮躁情绪已和马云、蔡崇信联手打造阿里巴巴的时代迥异。因此,无论作为过来人的蔡崇信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学员在踏出教室以后仍然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投资人,而不是CFO。而且,我们也要现实地看到,像蔡崇信这样能放下500万港币年薪而甘愿拿每月500元人民币的CFO原本就是极为罕见的个例,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创业公司寻找CFO的范例和常态。那些抱怨CFO人选开价过高并拿蔡崇信说事儿的创业者,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你有99.99%的可能成不了下一个马云,你也无法要求一个早就被资本市场认定金领身价的成功CFO像16年前的蔡崇信那样,拿出数年时间帮助一家小公司做运营ABC的基础夯实工作(对,就是被湖畔大学的学员笔记中寥寥几笔带过的CFO第一重境界)。

所以我们不得不略带伤感地说,蔡崇信和他一手栽培的CFO团队,很可能是研究本土CFO角色的孤例范本,不能假设,不能重来,更难以复制,只不过其中的业务共性和走向脉络仍然可资后来者殷鉴。

四个2的配比玄机何在?

在马云和蔡崇信这对“王炸”的战略规划之下,阿里巴巴16名管理层成员约略可以分为战略执行者、业务运营者、风险管控者这三类角色。

跻身执行董事之列的张勇和井贤栋显然都属于战略执行者的身份,巧合的是两人同为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的,应该也是当时第一批从外部引入的职业经理人,武卫也是这一批加入的。从角色分配上看,两位CFO出身的CEO张勇和井贤栋主攻,同样是CFO出身、分别从不同维度管控风险的武卫和郑俊芳主守。

我们先来看看身为“四个2”中最大的“黑桃2”张勇。张勇加入阿里之后选择的花名是逍遥子,也是金庸笔下《天龙八部》中从未出场的逍遥派创始人、灵鹫宫初代宫主,其武功深不可测,更擅奇门遁甲之术,或许是金庸武侠人物中最强之一。张勇从淘宝网起步,一路追逐阿里巴巴的主业转型,自身也华丽变身为集团CEO,在引领阿里集团的新零售之路上可谓得心应手。

而作为“红桃2”的井贤栋选择的花名却是“王安石”,在武侠玄幻风格的阿里系花名之中,显得颇为另类。而作为真实历史人物存在的王安石,一向以锐意改革者的身份青史留名。作為当下阿里巴巴资本牌局中的最大赌局,从支付宝出发的蚂蚁金服作为计划中的互联网金融集大成者寄托了在“来往”上完败的马云的极大期望。2016年4月,蚂蚁金服完成了45亿美元的B轮融资,创下了互联网公司融资最高纪录。截至目前,蚂蚁金服已完成了两轮总计65亿美元的融资,幕后的操盘手正是井贤栋。同时,在投资方面,蚂蚁金服的“集邮册”也足以令人艳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9月26日,蚂蚁金服共进行了30起对外投资,其中有1项仍在等待监管部门审批,其总投资金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30起投资的范围不仅覆盖了银行、股票、证券、保险、基金、消费金融等金融类项目,还涉及餐饮、媒体、影视等非金融类项目,甚至还有一些互联网金融消费应用的标的被收入“集邮册”,如口碑网、饿了么、滴滴出行、淘宝电影、百盛中国等。此外,井贤栋主导的“互联网推进器”计划,促成蚂蚁金服与近400家金融机构建立起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其在蚂蚁金服总裁任上的闪光业绩。

在一个曾经喊出“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句震惊业界的口号的组织里,井贤栋内心审慎性的操守或许是马云看好他的重要原因。在数月前的一封内部邮件中,井贤栋告诫蚂蚁金服的团队,“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要充满敬畏之心,更加勤勉尽责。因为越深入金融的核心,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越多,越要尊重金融本质,敬畏与日俱增的责任与风险。”

早已是蔡崇信左右手的“梅花2”武卫无需赘述了,自2011年出任集团副CFO以来一直率领阿里巴巴的财务团队支撑和引领业务的发展,两年后的扶正更多的是确认其业绩表现而已。反倒是最新的这张少有人知的“方块2”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的角色颇值得着一番笔墨。

2016年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报告,重新将阿里巴巴列入年度“恶名市场”黑名单,淘宝网等10家中国线上线下市场被列入其“恶名市场”。这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之下,肩负着平台治理重任的郑俊芳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年前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副CFO并刚刚荣列合伙人序列的郑俊芳受命组建平台治理部,该部门负责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打击信用炒作等管理事宜。平台治理部仅仅组建两周即宣布重磅“引援”,苹果前法律顾问马修·巴希尔(Matthew Bassiur)出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全球知识产权主管,并在具体业务上将对郑俊芳虚线汇报。2016年7月,郑俊芳正式卸任阿里巴巴副CFO一职,这意味着打假工作将是其全部的工作内容。可以说先于美国制裁而升级的阿里巴巴平台治理行动,虽然未能化恶名制裁于无形,却因为启动在前而占据了一定的先手。

从更为全局的角度看,阿里巴巴作为一艘市值高达2211亿美元(截至2007年1月3日)的互联网巨舰,其在合规方面的压力带给公司的影响并不亚于创新方面的动力。两个月前,支付宝“圈子”涉黄风波引发全国舆论大哗,最后不仅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宣布永久解散“圈子”,而且支付宝也被迫致歉,这表明阿里系向社交方面的再次试探宣告终结。或许这从另一个意义上也表明,阿里系资本帝国的“十八罗汉”创业的草莽时代悄悄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一切冲动、一切惊喜,都将源于背后缜密的计算和精心的筹划,毕竟一切牌局的博弈者最终都逃不过“概率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