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学习党史的几点启示

周智健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太原030006）

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学习党史的几点启示

周智健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太原030006）

学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对历史的认知总是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要力争用唯物史观来学习党的历史，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评述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脱离历史条件的变化，用当今眼光去衡量和评价。

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而他那包含着经典唯物史观的“两个不能否定”命题更是成为了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指导思想。

早些年拜读过胡绳先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印象颇深，应该说是一部比较官方的党史，也是一本比较优秀的教学书。近些年，国内外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解密，因此学界就许多问题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对党史也有许多新的重要论述，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新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于是乎就有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和第二卷（1949—1978）。研读这部巨著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必修课。

“文似看山不喜平”。党史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往往给人烦琐枯燥的感觉，但这部党史紧紧围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主题展开，史料翔实、脉络清晰；史论结合、语言中肯；结构合理、前后连贯；笔墨精练、词句考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信性。

胡适曾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总是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然而这部巨著最大的优点是力争用唯物史观来评说党的历史，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评述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脱离历史条件的变化，用当今眼光去衡量和评价。

一、让历史人物回到历史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张国焘、林彪……这些曾经被“脸谱化的人物”又一次映入眼帘，如何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多年来见仁见智，难以形成共识。特别是对陈独秀的评说，更是众说纷纭，盖棺也难定论。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推动者，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他对中共的建立发展，对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在晚年却犯了错误。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筹建中国共产党，起草党纲、党章等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二大”时，他主持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最高和最低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并开始采用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三大”时，确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这被后来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四大”时，明确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对于领导权争夺以及与农民结成同盟的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及前途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比较客观正确的认识，此后他还亲自领导各地工人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对陈独秀的这些主要功劳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充分肯定。

当然，在国共破裂，共产党人遭到蒋介石集团大屠杀时，陈独秀优柔寡断，把挽救时局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没有及时提出反击之策，则是难以原谅的错误。这其中虽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但作为党的总书记，不论在什么历史条件和背景下由于个人决策失误给党组织造成的损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所犯的错误，我们应当作历史的、客观的分析，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也是党的一贯作风。首先，陈独秀对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问题，认识基本是清醒的，从一开始就反对党内合作（陈独秀没参加国民党一大）到“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后，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挑衅，但这都限于共产国际的指令而无法实施。其次，要争得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必要的，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国共两党在实力、人数上相差悬殊，国民党掌握着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和军队，而且国民党当时在国内有较好的形象，不但得到国内拥护民主革命力量的支持,还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势单力薄的共产党争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在此问题上，不应苛责陈独秀。再次，多年来我们指责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这也是不客观的。事实上，陈独秀亲自参加和指挥过诸如“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等重大工人运动。他对工农运动中出现的如滥用暴力手段斗争工商业资本家、手工业主和富农，错杀无辜等过火行为予以纠正是必要的，否则将不利于维护统一战线，不利于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当然，他把一些过火行为看成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危险，对国民党新右派叛变革命失去应有的警觉，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国民党左派抱有错误的希望，则是犯了右倾错误。“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1］。可见，在官方党史中已经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胡锦涛同志又给予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目前为止的最新定位。由此可见，对陈独秀的评价也越来越客观公正了。

“成就讲够，错误讲透”，对于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问题也应作辩证地评说。“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的责任。……应当指出，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把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是不适当的。”“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陈独秀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认为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只应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主张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尤其不可存有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1］显然这些观点是右倾错误的，但也不排除陈独秀面对大革命失败，受到巨大打击，大量共产党人被杀害的现实，有出于保存实力，保护组织的考虑。另外，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开除党籍的原因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应当说，作为一部党史能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实属不易，它毕竟不是学术著作。不管陈独秀是不是托派（即使是托派，后来由于他在抗战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与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而退出该组织了），不管对陈独秀开除党籍对不对（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不论是什么原因和理由，他都不愿意再回到党内），他与中共的分歧是理论上的，在实践中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他没有叛党叛国。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叱咤风云，光明磊落，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有宝贵的民主思想，虽有过错，但瑕不掩瑜，功大于过。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同时他还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做到“六个不能”，即：“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是对“为什么要评价历史人物”“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最好回答。

让历史人物回到历史，不仅是为了讨一个公道，更多的是要挖掘和阐发他们的思想价值，向他们借智慧。

二、在历史进程中澄清历史事件

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要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就必须正本清源、还原历史。如何正本清源？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用唯物史观来评说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语）”，是我们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的“显微镜”和“放大镜”，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一般规律，经受住了无数国家和民族的实践检验。“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同时，他对“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

对历史的评说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仅要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厚道的评价，也要对一些褒贬不一的历史事件给予客观、辩证的评述。

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深刻的历史变革，然而一直以来，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就存在分歧，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观点，即肯定、否定、“折中”。不论持何种观点，唯物史观都是认识问题本质的不二法门。就拿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基于我国当时的农村生产力状况，大量的数据和翔实的史料证明，改造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通过改造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应意识到改造中出现失误和偏差的根本原因恰恰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人为拔高了生产关系：互助组尚未铺开，就匆匆忙忙转为初级社；初级社才搞一两年，又过渡到高级社；高级社搞了不到两年，又要兴起人民公社运动。结果是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也大体如此。

学术可以争鸣，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在社会历史演进中，一般来说，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往往会伴随着对社会生产力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在中国这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深刻的变革，第一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第二是在得到人民群众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4］当然，那种认为当时全面推进高级社、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是适时的、正确的观点也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我们从历史视野和社会实践效果考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广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经济政策等方面退回到高级社以前的状况，结果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解放和发展。正反实践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国这双“脚（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鞋（生产关系）”。总之，不是生产关系改的不对，而是改的太快。如果能在农村坚持“因地制宜”，不搞全国“一刀切”；如果能不那么匆忙地去改变城市里小工商企业的性质，有选择地保留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对于发展当时的社会经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以及增加税收，解决社会就业等都会是有所裨益的。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也不可以假设，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是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的，并没有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和实现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不难理解，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何避免将历史唯物主义公式化，并运用它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有效解决实践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解放思想、积累经验、“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甚至需要出错，即在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一定的代价，然后在新的实践中调整和纠偏。这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原理。

三、结束语

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争论一再提示我们，要用唯物史观去评说党的历史，同时通过对党的历史的评说来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总结历史经验，思考现实问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支撑，寻找解决当今中国现实问题的出路。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3-12-26).http：//news.xinhuanet.com.

［3］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EB/OL］.（2013-12-04）.http：//news.xinhuanet.com.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62—3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责任编辑：钱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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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714（2017）07-0047-03

10.3969/j.issn.1008-6714.2017.07.021

2017-03-14

周智健(1980-)，男,山西原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