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下的科普政策
——以《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为例

李 晓 洁(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社会背景下的科普政策
——以《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为例

李 晓 洁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北京 100084)

考察了社会背景对科普政策的制定与出台产生的影响。从社会建构论出发将社会背景分为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公民背景四类,结合《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四类背景进行分析。认为科普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国家、政府需要的,要紧密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而进行;将政策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下分析,是对制定政策的原因及政策影响的更深层次的分析。

社会背景; 科普政策;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科普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持续、动态和复杂的过程,每一项科普政策的背景、来源及其施行效果,都是制定科普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定时期科普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背景密切相关。对社会背景的合理呈现,有助于提供制定科普政策的引导性材料,创设理解科普政策的情境;对社会背景的解读,有助于深入理解科普政策,并对科普政策的意义有新的探索和发现。本文将对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从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公民背景四个维度进行解读,探究政策制定者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及经济改革的趋势,将中国科普事业从以普及初级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转为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向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的现代科普过渡。

一、《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的出台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分别从13个层面对我国的科普工作予以指导与规范,其核心精神分别为: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②一些地区迷信、愚昧活动泛滥,大力加强科普工作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③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两个文明”建设;④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领导,逐步建立健全科普政策法律体系和支撑服务体系;⑤建立由国家科委牵头、各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中国科协及其他群众团体、学术组织发挥主动性;⑥制定专项法规或实施细则,加快科普工作立法的步伐;⑦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⑧科普工作要深入贯彻“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针;⑨国家将对科普工作给予长期、持续、稳定的支持;⑩鼓励全社会兴办科普公益事业;要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坚持不懈地开展反伪科学工作;使科普工作走上群众化、社会化、经常化的轨道。

图1列举了《意见》中提到最频繁的五个关键词(句)。其中,“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提到11次列居首位,科技体制改革列第二位,其后分别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何《意见》中会反复强调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是怎样成为当时中国科普工作的指导性思想的?与社会背景有哪些联系?应该怎样分析?

图1 《意见》中高频度关键词雷达图

二、社会背景与科普政策的出台

社会背景主要包括一段时期的社会状况、经济构成、阶级构成、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发展状况、习俗、社会风气和特点,等等。社会建构论是当前考察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讲,社会建构论是从社会生产过程的角度研究知识。社会建构论强调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它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中[1]。《剑桥哲学辞典》中写到:“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2]这亦即社会建构论。正如盛晓明、胡娟在《社会研究视角中的科技政策》中指出的:“科技政策的制定不具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在具体情境中被建构的。”[3]这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考量政策制定,挖掘了社会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影响与作用。西斯蒙多评价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技术学研究的三条重要价值认为:“第一,科学技术是社会的,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科学技术是主动的——建构隐喻着活动;第三,科学技术并没有提供一条从自然到关于自然的思想的直接通道,科学技术产品本身不自然。”[4]通过类比西斯蒙多对社会建构论关于科学技术学研究的三条重要价值的评述,笔者认为对制定科普政策的社会背景的分析有以下三条理由:①科普政策是社会的;②科普政策是主动的——建构隐喻着活动;③科普政策隐含制定主体的价值倾向。借鉴埃尔津加(Aant Elzinga)和贾米森(Andrew Jamison)对四种政策文化模型的注解[5],本文试将社会背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 政治背景。主体是国家行政管理及其机构、委员会、理事会和顾问团,它主要涉及有效的管理、协调、计划和组织。在政治背景中,人们关注的是科普政策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科学的社会应用是主要的兴趣点。

(2) 经济背景。与商业和管理有密切关系。经济背景的基地是工业公司,它的关注点是科学的技术应用。在此发挥作用的是企业精神或气质,它试图把科学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创新,从而在商业市场中传播。

(3) 文化背景。涉及大众文化和学术文化。文化背景的基地分为普通大众和科学家。主要涉及文化的传承及对科学政策的容纳与吸收。

(4) 公民背景。与本研究着重探讨公民科学素养不同,它更关心科学的社会影响和意义,而不是科学的生产和应用。公民的科学素养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

依据上述分析,将社会背景归纳如表1。

表1 社会背景的四种类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科普政策的过程中,各个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而对社会背景四种类型的划分仅属于一种理想模型。正如巴克(Erik Baark)在《The Making ofScin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China》一文中提到的:“政策文化的分类是一种概念工具,类似于马克斯·韦伯式分析中的‘理想模型’(ideal type)。”[6](笔者译)在这种“理想模型”下,分析每一种社会背景,可以了解到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及一系列的制度约定,“做”科技政策(doing S&T policy)就是这些利益及约定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

三、《意见》的制定与社会背景

1. 政治背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决定。1988年,邓小平依据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的思想。从此以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将民主与法制建设均归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更明确地提出:“坚持两手抓……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科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普及工作中的作用也重新得到肯定,为科普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1983年,国家科委给国务院提交的《汇报提纲》中提到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6条政策界限,其中第6条写到:应当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随后的国务院会议在讨论时也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人们未认识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不要把一个新东西、新出现的想法,随便说成是异端邪说[9]。科技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表2梳理了1980—1994年间的主要科普活动和相关科普政策,从中可以看出,在《意见》出台以前,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进行过多次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普工作内容主要服务生产,偏向于实用性。90年代初期转为传播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这说明科学普及的理念正在不断深化。

表2 中国科普工作大事记(1980—1994年)

2. 经济背景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肯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的格局,这种所有制结构强调大量发展非国有制经济,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1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也迫在眉睫。《意见》中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改革方针,引导科普组织和机构面向市场,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偿服务。《意见》还提出支持各种形式的民营科技服务组织的发展。可见,将科普工作市场化、开放化、竞争化,成为当时科普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1980—1994年,我国的经济稳步提升(如图1,图2),从1980年的4 545.62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至1994年的48 197.86亿元,尤其1990年后,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10%,总体增长迅速,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此基础上,如何让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前进,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家也有更多资金和经费投入科普事业中,进行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

图2 1980—1994年中国GDP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中国经济网制表(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501/20/1t20150120_4389486.shtml)。

图3 1980—1994年中国GDP增长率注: 同表2。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并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主要是人才的竞争,科学力量的竞争。1982年10月23—25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上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科普的功能,对于科普工作来讲,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即通过科学的技术形态尽快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种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在中国获取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14]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背景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得到了市场验证,也坚定了中央政策制定者推动经济改革和科技改革的信心,同时,经济发展也为下阶段科普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充足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科学进军”“攀登科学新高峰”成为当时的时髦口号。以至于普通民众将“科学”神化,形成“唯科学主义”。“特异功能”“耳朵识字”“水变油”打着“科学”的名号招摇撞骗,不乏有专家、教授和知名科学家参与其中,企图用科学来解释其中的奥秘。这些实验的共同特点是不具备可重复性,经不起反对方的怀疑和批判。很多江湖骗子利用科学家这些不充分的实验结论,利用相信和支持这些研究的高级官员与很多知名科学家的名气和权威,进行诈骗活动,以谋求个人的捞钱。也由于部分媒体缺乏必要的科学辨别能力,再加上出于吸引大众眼球、扩大刊物影响力等私人目的,各类“伪科学”与迷信活动甚嚣尘上,进一步危害社会[15]。

邱氏鼠药案是当时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事件之一,推动了《意见》的出台。1992年8月12日,“邱氏诱鼠剂”发明人邱满囤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告汪诚信等五名专家诬陷其鼠药含有氟乙酰胺,会引起人、畜二次中毒,侵犯其名誉权,要求对方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五名专家则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未侵权,要求法院判令取缔邱满囤未经登记批准而擅自生产、销售邱氏鼠药,并限期收回已售鼠药。1993年10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此案。当年12月29日,法院一审宣判,认为:“五被告收集了11个样品进行鉴定,但其没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11个样品确系邱氏鼠药厂生产,五被告据此认定邱氏鼠药厂生产的邱氏鼠药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氟乙酰胺缺乏事实根据。”判定五名专家败诉。五专家败诉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讨论,成为一场“伪科学与科学之间的战争”。以至在十余年后,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科普大事记”[16]“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50项科技事件”[17]。在1994年2月1日中国科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上,一些常委就邱氏鼠药案发表看法。其中,冯长根指出:邱氏鼠药案不只是鼠药官司的问题,实际上社会上很多落后的、愚昧的东西重新抬头,这也说明维护科学尊严的工作做得很不够,科普还有很多工作可做[18]。他还指出,科学技术的力量主要应该发挥在经济建设上,但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特别是一些迷信活动,也不能置之不管。因此,“要重视科学普及、科学宣传、新的科学思想的弘扬。”[19]朱开轩表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国家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朱开轩强调了科学普及对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和素质的重要性,并号召科协要“积极组织到群众中去,大力普及科技知识,要使广大群众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19]。1994年3月16日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全体大会上,朱光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呼唤全社会切实尊重科学》的大会发言,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才的现象及打着科学的旗号进行欺诈的伪科学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20],代表中国科协严正表示坚决支持五位专家上诉,有力维护了科学的尊严和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邱氏鼠药案”使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意识到利用科普作为工具抵御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重要性。

1985年英国在制定科普政策前,英国皇家学会出台了名为《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报告。该报告由博德默(W. F. Bodmer)领导的特别小组提交,调查分析了英国当时的科学普及现状、科学普及现有体制及发展情况,并结合英国的实际对科学普及政策及实施体制提出了合理建议。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21]。借鉴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欧美各国都制定了相关的科学普及政策及相关活动规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公众理解科学”概念进入中国。90年代初期,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译介了一批国外著名学者关于科学素养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文章。1992年,中国科协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正式组织了我国第一次“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22],1992年的调查结果《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收录进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参照美国1993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提供的数据,1992年中国调查的结果与美国、日本和当时的欧共体国家进行了国际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在理解科学知识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1994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的有关部门组织了第二次“中国公众与科学技术抽样调查”[22]。调查对1994年和1992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并首次关注了少数民族群体的状况,调查报告《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收录进1996年的黄皮书[23]。研究者在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促使他们寻求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举措。在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方面,《意见》提出了“健全科普工作的政策法律体系和支撑服务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科普工作”等措施,为我国科普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指南。

四、结 语

科普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国家、政府的需要,紧密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而进行的。本研究通过对四种社会背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公民背景的分析与构建,对不同社会背景的科普发展目标、理念等进行了概括。对《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社会背景的分析表明,政治背景中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经济背景中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需求,文化背景中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泛滥及科学与伪科学的博弈,公民背景中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亟待提高的社会现状,都对《意见》的制定与出台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比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普政策与《意见》,可以看出科普观发生的深刻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着力于迅速发展经济,科普工作主要是传授使用生产经验、培训劳动者生产技能,为经济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而《意见》更看重科学精神的传播、科学态度的培养。这也说明,将政策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下分析,是对政策制定原因和影响更深层次的分析。任何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制定的,包括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国际环境等;所有与科普政策相关行为主体的活动,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下进行的,他们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科普政策制定后,反过来会促进社会环境的优化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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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艳】

Policy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Taking “Several Opinions on Strengt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as an Example

LiXiaojie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to science policy is examined. Social background i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which are, political background, economic backgr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ivil background. Combined with “Several Opinions on Strengt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the four types of background are analyz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formu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popular science policies are largely subject to the needs of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and should be closely centered 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country. Putting policy in a large social context is a deeper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policy making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ocial background; policy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Several Opinions on Strengt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2016-09-28

李晓洁(1987-),女,山东日照人,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2095-5464(2017)01-00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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