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环境中的漫画话语权
——以托马斯·纳斯特的政治漫画为例

李 亚 航(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论政治环境中的漫画话语权
——以托马斯·纳斯特的政治漫画为例

李 亚 航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以19世纪美国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扳倒纽约集团头目威廉·特威德的政治漫画为例,阐述了在政治环境中,由于漫画具有易读性和生动性,从而在引导公众舆论上拥有独特的话语权,对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软实力较量中的一种有效手段。

托马斯·纳斯特; 威廉·特威德; 话语权; 漫画; 镀金时代

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隐喻,指出话语不仅仅是表达方式、斗争手段和目的,也是“权力”。而“话语权”则是人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资格,也是人以这种方式影响他人乃至政策决策的权力和手段。由此可见,“话语权”既是权利也是权力。当“话语权”掌握在媒体控制者手中,便有了控制舆论的能力,具有改变人心向背的强大力量。因此,作为“话语权”表达工具和载体的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时就染上了政治色彩,成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一方面,媒体为公民实现基本权利提供了条件。社会成员通过媒体获得信息,了解政治活动,参与国家甚至国际事务,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另一方面,媒体也是各政治团体宣传政治主张和展示政治实力的重要舞台,受到政治力量和利益团体的制约和控制。政治团体通过掌握媒体的经济命脉,影响媒体的市场生存,从而控制着媒体的发言权。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媒体很难保持独立性,自由地发表观点和立场,但媒体人也在这种压力中不遗余力地抗争,争取话语的独立和自由。

在电气时代到来之前,报纸是媒体的绝对主力。早期的报纸无论从内容还是价格上都让普通民众望而却步,它只是上流社会的特权文化之一。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政治文明的成熟,报纸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读物,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的跑马场。除了文字记载,报纸的内容也包含多种艺术形式,漫画作为报纸中重要的图像元素,有着文字难以取代的优势。“以画言事”成为报纸日常报道和社论的一种主要方式。即使是网络时代的今天,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权也不仅限于语言一种,包含有动作、颜色、图像、声音等众多形式[1]。漫画也结合了多种元素,以全新的形式出现,例如动图、动画等,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漫画因其“大众性”而一直呈现出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多重面。纵观全球报业,漫画在教育读者和引导舆论走向方面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甚至可以决定政局的走向。在过去的数世纪中,各国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在文化的战场中总少不了漫画的“冲锋陷阵”。这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当属19世纪被誉为“美国政治漫画之父”的托马斯·纳斯特扳倒纽约贪腐集团头目威廉·特威德的作品。正是这些被赞誉为“共和国最有力、最精美的漫画”,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推翻权势滔天的特威德营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引发群众对特威德集团的愤慨,最终敲响了特威德权力之路的丧钟。

一、纳斯特的时代与世界

1830—1860年,美国处于一个政治分裂,地区和城市间充满敌意的时期,这种状况在内战中达到高潮,为政治投机家提供了时机。内战结束后,美国进入“镀金时代”,表面上移民风潮和西部扩张带来劳动力和国土面积的激增;现代工业经济基础奠定,国家交通和信息网络建成,垄断企业崛起,奠基了现代社会的基石。但这一光鲜的表面之下其实藏污纳垢。正如美国讽刺文学家马克·吐温的作品《镀金时代》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时期看似璀璨的表面之下,却是美国政治经济上极其堕落,充斥着贪腐和欺诈的阶段。肆无忌惮的投机者和丑闻缠身的政治家狼狈为奸,地方政治被政霸集团“老板”把持,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堕落的特点和根源。而这一模式的开创和巅峰正是新兴的纽约城。一跃成为美国首要城市和贸易中心的纽约,政治上却杂乱无序,为政治霸权集团和独裁者的孕育提供了温床[2]3。在几代领导人的经营下,活跃于19—20世纪期间的“坦慕尼”派在镀金时代早期从一个士兵聚会的俱乐部团体逐渐成为民主党在纽约城的主要政治机器,并在威廉·特威德的领导下掌控了纽约市政,勾结黑帮,只手遮天。特威德本人也被形象地称为特威德“老大”(Boss Tweed )[2]7。特威德所开创的这一堕落贪腐和简单粗暴的政霸集团模式被其他城市所效仿,成为“镀金时代”美国地方政治的模版。特威德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镀金时代的政治状况,他也成为那一时期的典型政治符号。

这一时期,从联邦到地方政府权力寻租成风,官员贪墨舞弊。政霸集团老板和政客勾结,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在纽约,特威德及其党羽千方百计地在纽约的建设经费中搜刮财富,他们通过伪造账单,抬高价格,捏造凭证,故意让出价最高者中标,勾结供应商以次充好,甚至虚设慈善机构等手段,窃取纽约市的财政税收[3]。仅在1867年到1871年期间,特威德等人就从纽约财政中搜刮了7 500万到两亿美元[4]268。

特威德集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贪腐和欺骗,得益于其对纽约市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的渗透和控制。特威德在警察、法院等多个关键部门安插人手,扶植自己人上位。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控制议会,利用司法干涉行政,为贪腐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在1870年为了加强对纽约市政控制,特威德等人前后花费约60万美元贿赂参议员,使得州议会通过议案,从而减少联邦干涉地方事务的权力[4]269-270。

除了争取合法性,为了更好地掌握主动权,特威德还擅长控制选民,从而控制选情。1868年为了保证“坦慕尼派”在选举中获得有利地位,特威德等人祭出花样繁多的手段确保选举的胜利。除了利用死人的名字进行重复投票,特威德最依赖的手段是蒙骗大量新移民为“坦慕尼派”候选人投票。这些初来乍到、一无所知的选民成为特威德掌权的基础和关键。

特威德等人还充分认识到树立公共形象对于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表面上特威德领导下的“坦慕尼派”热心公益,分配食物给贫苦民众,一时蒙蔽了群众的眼睛。此外,为了更多的从市政工程中贪赃纳贿,特威德集团积极推动城市建设,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公众需求,在群众中树立了口碑。

特威德及其党羽最终倾覆的导火索来自于其在公众媒体上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批评和反对。特威德的贪赃枉法毫无疑问注定了他的消亡,公众对于其行为的察觉激化并加速了这一进程,其中新闻和媒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报业所代表的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在特威德的统治中摆脱政治环境的压力,成功点燃公众的愤怒之火,与这一时期美国报纸普及和报业转型的大环境分不开。这一时期,日渐发达的铁路网贯通西北,将纽约置于跨越亚特兰大的旧世界和连接美国内陆新世界的枢纽地位,邮资随之逐渐降低,推动纽约成为出版业的国家中心。在1857年纽约市拥有140家报纸,其中大多是周刊,年发行量达到780万,到了1860年纽约承担了美国印刷和发行产业的30%[5]。而这一时期报刊文化的受众主要是来自乡村的独立农场主和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劳工。他们迫切地渴求知识,并追求改革。另外,19世纪初出现的平版印刷术,大幅降低了印刷成本,使得绘画艺术“第一次不仅以巨大的数量,而且以日日翻新的形态把它的作品投入市场”[6],报纸不再满是单调的文字,漫画开始与出版业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漫画家与评论家、小说家、编辑和记者等共同成为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核心。他们深入观察城市大众的生活,传递公共信息,传播文化和理念,拥趸众多,极富号召力。

这一时期出版业内部也发生着变革,最引人瞩目的是由政党政治报纸向都市商业报纸的转变。在风格上,传统的政党报纸文章冗长,艰涩难懂,故弄玄虚,而新兴的都市商业报内容和花样百出,定位为广大的市民阶层,语言浅显易懂,风格幽默有趣。最为关键的是,不同于传统的政党政治报纸需要依靠政党的帮扶来维持经营,都市商业报纸依靠发行量和广告的投放获得资金来源,因此在表达观点上更为自由和泼辣,在对政治发表观点和评论时不受外界的掣肘。可以说这一时期报纸的经济独立成为新闻从业人员可以自由批判时政,最终号召群众推翻特威德的关键。

二、纳斯特的“武器”与威力

《纽约时报》在1871年率先发难,连载揭发了特威德操纵“坦慕尼派”把持纽约市政的黑幕和惊人的贪腐行为[7]。在1871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辛辣地揭发了特威德集团在市政建设中与公共事务办公室的项目供应商之间的金钱勾当,“特威德与纽约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交易充分展示了他的贪婪和厚颜无耻……”,并评论为“大胆的诈骗”行为[8]。在1871年11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盗贼特威德》的文章中,则称“特威德先生是人类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盗贼,他已经从纽约市财政中盗取了高达六百万到两千万的财产。”[9]《纽约时报》的文章充分地展示了特威德在纽约的为所欲为,对正义的蔑视和在贪污时的寡廉鲜耻。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报道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对于特威德印象的转变。但特威德在新闻出版界最大的敌人却不是《纽约时报》,真正使其感到如履薄冰的是托马斯·纳斯特的讽刺漫画。

托马斯·纳斯特曾凭借在内战中细腻且富有人情味的作品在公众中大获成功。他同情弱者,饱含正义和爱国主义情怀,对时政敏感且尖锐,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和最重要的政治漫画家,没有人能阻止他的画笔”[10]11。 从1871年6月开始,纳斯特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品,向公众揭露特威德和“坦慕尼派”的只手遮天和贪婪无厌。在1871年6月10日发行的《哈珀周报》上刊登的《拇指之下》中,纳斯特通过对特威德手部的巨大特写向读者暗示了其权势之大和对纽约城市生活的破坏[11]136。

而在发表于1871年10月21日的《首脑》中,纳斯特将特威德生动地描绘成一个大腹便便,冷血贪婪且趾高气昂的人,特威德心脏和头脑的部分被坚硬的钻石和钱袋取代,而画作标题《首脑》也暗指正是这样一个人在领导着纽约的政治。特威德在看到这幅漫画后勃然大怒,指使手下以50万美元收买纳斯特,遭到了漫画家的拒绝[11]138。

图2 首脑

随着1871年11月议会选举的临近,纳斯特发表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一幅漫画,给了“坦慕尼派”沉重一击。《脱缰的坦慕尼之虎》发表于1871年10月,纳斯特笔下的特威德像罗马帝王般高坐在看台上,欣赏着“坦慕尼之虎”凶猛残忍地扑倒了象征自由、公平和自由精神的罗马神灵[10]11。展现出“坦慕尼派”对公平正义和法律的践踏,提醒公众如果放任其继续无法无天,只会让国家的法制和体系混乱,使国家尊严蒙羞。

图3 脱缰的坦慕尼之虎

纳斯特的作品,一点点地消亡了特威德在公众中的可信性,极大的使特威德及“坦慕尼派”的公众形象受损,使得他们再也无法蒙蔽并控制选举形势,成为扳倒特威德的最具穿透力的声音。作为对纳斯特漫画公众效应的一种回应,在1871年的议会选举中,特威德集团受到了沉重打击,公众投票要求多名“坦慕尼派”的候选人退出选举。最终纽约对于特威德等人的恶行忍无可忍,特威德及其他的朋党被指控欺诈、伪造和盗窃公共财产罪,在1871年被捕入狱[12]。具有戏剧性的是,正是因为纳斯特轰动一时的讽刺漫画,之后越狱潜逃的特威德被路人识破,再次被投入监狱。

在揭露“坦慕尼派”的报道和作品相继问世之后,特威德当然意识到媒体对他的揭露极大的影响他的声誉,但却又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能收买又无法使《纽约时报》破产。另一方面,纳斯特又坚决地拒绝了特威德金钱诱惑。特威德甚至非常精明地意识到与《纽约时报》的报道相比,纳斯特的作品拥有更加惊人的影响。他声称根本不在乎那些针对他的文章,因为“他控制的选民都是不会阅读的文盲”,但对于纳斯特的画作特威德感到大为惊慌,因为这些作品将特威德的所作所为生动通俗地展示给不识字的选民们[10]11,这也是纳斯特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

三、漫画的话语权及特点

纳斯特的漫画之所以比《纽约时报》证据确凿的报道更让特威德感到恐慌且更具影响力,得益于漫画的独特性以及纳斯特的艺术造诣。

利用幽默在笑声中引发读者深思是漫画最有效的手段。漫画是报纸在进行政治分析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它用戏谑的图画将看似高深莫测的权力事务和遥不可及的世界时事变得平易近人且触手可及,在笑声中挣脱权力的禁锢,狠、快、准地掀开人和事的“假面”,真实地暴露其本来面目,表达出创作者充满智慧的思想和向往自由灵魂。最重要的是阅读漫画并理解其中的含义,不需要具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这消融了因文化、语言和地域所带来的桎梏,因此漫画的受众广泛,群众基础深厚,是刺入社会痼疾和政治沉疴中的一把利刃。特威德赖以维系统治的基础之一是当时大量涌入纽约城的爱尔兰移民。其中大多数移民是文盲,他们辗转至美国从事简单的体力工作。移民团体的主力之一是爱尔兰移民,占美国大城市人口的14.5%,特别是纽约,1870年的爱尔兰移民数量占到纽约总人口的22%[13]。特威德通过大量骗取爱尔兰移民的选票得以高枕无忧的大肆贪腐。而纳斯特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文字报道的长篇累牍和深刻晦涩,通俗易懂的就将特威德本人的丑恶行径和“坦慕尼派”的真实面目暴露给广大的普通读者,从根本上动摇了特威德的统治。

纳斯特因其卓越的政治影响力而闻名,这也得益于他作品中鲜活的艺术表达。纳斯特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艺术家,他风格多变,汲众家之长,从法国和英国政治漫画作品中学习刻画手法和表达方式,却又不拘泥于此,糅合自身感悟形成独特的风格。纳斯特的作品饱含“暗语”,擅长将虚拟的组织和虚无的精神通过拟人或拟物的方式来表达,例如象征贪腐集团“坦慕尼派”凶残的老虎,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可以轻易地明白作品想要传达的本意。此外,他还长于以小见大,夸大刻画对象的某一特征,让读者一目了然地明白被描绘者的身份。例如在前文所提到的《拇指之下》中,纳斯特通过一颗袖扣暗示了遮天之手的主人正是权倾一方的贪腐集团首领特威德,而正是这只特威德之手将纽约市夷为平地。相比较整体出现的人物形象,纳斯特利用一颗衬衫袖扣,表明了大拇指的主人。拇指硕大且触目惊心,向看不懂文字的读者传达了特威德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极其可怕。无怪乎特威德对于纳斯特的作品大为光火,斥责属下尽快想办法阻止这“该死的漫画”。

四、结 语

漫画的易读性是一把双刃剑。在19世纪国家之间相对封闭的时期,漫画超越阶级和识字水平的差异,在国内政治领域发挥巨大的力量。到了21世纪的今天,漫画又通过网络轻松地逾越国境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同时网络平台的低准入,又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漫画的绘制中来。漫画所传递出的信息简单且易读,容易唤起共鸣,即使是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壁垒也可以打破。

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所说,在报纸发明之后和电视发明之前,漫画在政治辩论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撕掉了权力的神秘色彩,鼓励民众参与到国家事务中[14]。即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成像技术日新月异,照片远比漫画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依然无法取代漫画,漫画被广泛地应用于电视和网络媒体中。在汉字中,“讽刺”二字由代表着笑的“讽”和尖锐武器的“刺”组成,蕴含以“笑声作为武器”的深意。漫画正是在“笑”中揭露并批判丑恶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引导着读者对内容作出解读,产生共鸣,引发回响。这也就决定了其创作和发表必然受到环境的影响,并承受来自社会和政治上的压力。漫画同时也受创作者价值取向和认知状况的影响,这些都要求作者拥有较高的政治敏锐和觉悟,坚韧的毅力和高尚的人格,坚持客观全面和公平正义的态度。此外,由于读者需要借助亲身经历、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对漫画进行理解,因此作者应当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切身地考虑读者的情况,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软实力之间较量的激烈程度完全不输硬实力。一国软权力的强大表现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所谓对外方面,就是指一国的生活方式、政治价值观念、文化魅力、对外政策等对他国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同化力[15]。这不仅是一场资本的较量,也是一场对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任何一个社会文化势力如果不能在这场争夺中牢牢掌握住话语权,都将面临在全球化浪潮中“失语”的危险。跨文化的传播环境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恶劣政治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全球文化市场的竞争中面临严酷的考验。漫画作为一种结合了图像和文字,具有跨语言、跨地域、跨年龄优势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失为一种传承文化和传播文明的重要手段。我国当代漫画作品的创作应当立足于中华文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受众的兴趣点和需求点,创作符合民族文化发展战略需要的作品,助力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扩张与征服的大环境中牢牢掌握话语权。

[1] 胡雯. 新媒体时代话语分析的发展[J]. 沈阳大学学报, 2011,23(2):85-88.

[2] CALLOW A B, Jr. The Tweed rin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3] Tammany has a history of many hand battles: William M. Tweed[N]. New York Times,1930-10-12.

[4] HIRSCH M D. More Light on Boss Tweed[J]. Politicalence Quarterly, 1945,60(2):267-278.

[5] THOMAS C L. The Power of the Pres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06.

[6] 汉娜·阿伦特. 启迪:本雅明文选[M]. 张旭东,王斑,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233.

[7] GALE R L. A cultural encyclopedia of the 1850s in America[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3:281-282.

[8] Tweed’s official plunder: William M. Tweed and the sewer contracts evidences of corrup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N]. New York Times, 1871-10- 24.

[9] Thief Tweed[N]. New York Times, 1871-11-02.

[10] SUMMERS M W. The era of good stealing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1.

[11] HALLORAN F D. Thomas Nast : the father of modern political cartoon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12] ZINK H. City bo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of twenty municipal bosses[M]. New York: AMS Press, 1968:110.

[13] CALHOUN C W. The Gilded Age: Perspectives of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83.

[14] 彼得·伯克. 图像证史[M]. 杨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01.

[15] 马建英. 国家崛起不可忽视的力量:软权力[M].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8(55):55-59.

【责任编辑 刘 洋】

Discourse Power of Illustration in Political Environment: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Thomas Nast’s Political Illustration

LiYahang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Taking American Cartoonist Thomas Nast pull down the New York Group leader William Tweed by political illustr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it is elaborated that,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llustration has a unique discourse power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 because of its vivid and readability, i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becomes an effective means in soft power contest.

Thomas Nast; William M. Tweed; discourse power; illustration; the Gilled Age

2016-10-03

李亚航(1988-),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2095-5464(2017)01-0042-05

K 1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