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之犬 长歌当哭
——论雷平阳的长诗《去白衣寨》

王四四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丧家之犬 长歌当哭
——论雷平阳的长诗《去白衣寨》

王四四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雷平阳的长诗《去白衣寨》从现实出发，拥抱住乡村的病患，揭示了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和破坏，戳破了城市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和进城知识分子虚拟中的乡村乌托邦。长诗反映了乡村底层民众的生命存在，是一首农村留守者的生命哀歌；表达了读书人传统式的路径焦虑，是一首颇具哲学意味的“求索者”的葬歌；深切地关注云南民族文化的危机状况，又唱出了一首边城悲歌。乡村文明的坍塌瓦解了农村的生活惯性，粉碎了知识分子的乐土想象，消费了国人对边寨的理想情怀。作品从三个层面指出了乡村文明的失守导致“现代人”在精神上的无家可依，最终沦落为游魂野鬼和丧家之犬。

《去白衣寨》；乡村想象；凋敝；丧家之犬

长诗《去白衣寨》是云南诗人雷平阳2015年的新收获。《去白衣寨》讲述了记忆和想象中乐土的幻灭。乐土是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理想国，不仅物产丰饶，而且精神富足。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过度发展中问题的凸显，人们对城市崇拜的热情减退，乡村、边地开始充当城市人心目中一块平静、温和的乐土所在。雷平阳在述说自己的童年时说：“贫穷固然让我痛彻心脾，但快乐也让我成了一个小神仙。”[1]可见，雷平阳的童年乡村是温情美丽的。在他的诗歌中一直存有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的对照。不过，这种对照不同于其他诗人以乡村人情的温暖反衬城市文化的无情，以乡村山水的谐美对照城市机器的冷酷。雷平阳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中，重点反映的是城市文明对乡村秩序的破坏。“山水田园”长期充当了中国文人寄托乡愁疗治情绪的精神家园，因而不少文化人把疗治现代文明病的希望寄托在乡村，对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分裂和痛苦选择性地失明，试图继续古人对乡村的诗意化想象。诗意乡村，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宗教信仰的功能，说到底，是道家亲近自然的一种世俗折射，是文人敬慕自然的一种文化缅怀。不少作家情感上很难接受农业文明的衰退。比如海子，即便诗意化的乡村在现实中难觅踪迹，他也从自己天才般的想象中虚拟出一个幸福的乡村世界来。但雷平阳选择了一条直面现实的路径，他在散文《在坟地上寻找故乡》中说：“工业文明一来，很多东西都荡然无存了，故乡的灵魂也被抽走了……找到的无非是与坟头里躺着的一堆白骨说话的机会。”雷平阳认为那个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诗意乡村早已消失(在雷的乡村经验中乐土是存在过的)，如今的乡村病患深刻，几无治疗的可能。乡村的病患首先应是众多边地和民族诗人不断强调的生态恶化；其次，是长诗《去白衣寨》指出的乡村秩序的奔溃和乡村文明的坍塌。这个坍塌不仅击溃了农民的生活惯性，同时也彻底粉碎了知识分子的乐土想象，让他们在精神上无家可依，成为游魂野鬼和丧家之犬[2]。

1 农村留守者的哀歌

自朦胧诗始，诗歌开始崇尚遁入个人的内心深处。“观照自我”在推动诗歌深刻的同时，使得诗歌也很少去查验自我之外的世界，反映民生疾苦这一中国诗歌的传统再次被“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所抛弃[3]。新世纪，打工诗歌兴起，农民工的生命经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展示，但农村留守者却因为文化水平限制、远离城市等原因，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诗歌中长期缺场。雷平阳认为，置身于现在的时代，最需要的诗人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如此多的丧乱、癫狂、沉痛，理应有大慈大悲的苦难灵魂去对应、去铭记、去歌哭[4]。从当代诗坛所处环境来看，在这个嘈杂的年代，诗歌写作中一种普遍的“写实”吁求和焦虑似乎“突然”浮现了，一个来自诗内诗外的强烈呼声是：诗歌应该关注并书写当下的现实[5]。长诗《去白衣寨》就是一首反映底层民生的农村留守者之歌。

关注底层民众生命，首先表现在书写农村破败的环境和留守者无助的困窘。诗歌中“我”在去白衣寨的路上，看到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很多是人为造成的：流水被过剩的西瓜染红，房屋、宗祠、铁轨早已废弃，诊所条件极差，引水管道像死掉了的巨蟒，到处是踩扁的易拉罐，树木被无辜砍掉，坟墓少人清扫，地震和滑坡也不少，动物被随意屠戮。在这样破落的乡村里，生活着一群孤独的“留守者”。他们因“年老”而“无用”，“无用”而“孤独”。瓜农、王屠夫、卖了孩子的女人、濒死的老人、16个白头老翁、瘸子、乡村女教师等农村留守者，无一不是这样的命运。在城市的迅猛发展中，“村庄的魂魄已经走掉”。乡村中有生气的年轻人基本被抽空，只剩下老弱病残留守。他们的物质需求无法保障，同时心理问题又十分严重。谷贱伤农，诗歌用近乎写实的手法写到了农民的这一悲哀。瓜农已经称西瓜为“与我为敌的坏分子”。在现代市场的冲击下，瓜农的举动千古未有：他“挥舞着一把铁锤/在河滩瓜地砸瓜”。可以想见，这个瓜农在种瓜梦想破灭后的悔恨之深刻。“桃树下桃子腐烂/梨树下烂梨飘香”，并不是一片丰收景象，而是演绎着传统生产被现代工业冲击后的惨烈。农村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城市的掠夺和市场下的资源外流难辞其咎[6]。

其次，进一步表现在诗歌中的农村伦理瓦解、道德沉沦、信仰缺失。农村本是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大本营。但随着工业文明的侵蚀，农村开始背离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祖宗信仰的主阵地宗祠，“里面只有一只母猫”，“生了一堆瘦小的孩子”。返乡的婊子从良了，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满足她们的肉欲”。在这些曾经进过城的妇女身上，城市已经把无节制的现代欲望的蛊毒种到了她们体内，乡村的男人已经无法安慰她们躁动的灵魂。在传统民俗非常重视“死后皈依”的“孝义”乡村，濒死的老人无人守护，形同弃物。育有5个儿子的王屠夫，死在了猪厩里，给他抬棺材的竟是16个白头老翁，送行的是几个老太和1只乌鸦，凄凉程度说明了养儿防老理念的全面崩盘。最为讽刺的是，失散多年的哥哥变得轻佻无礼，和妹妹辨认不出倒也罢了，还肆无忌惮地互相调笑轻薄。王屠夫的5个儿子和这个轻浮的撑船人(失散多年的哥哥)，正是在进城后丧失了农村固有的传统美德。他们早已被工业文明异化，变得欲望膨胀、亲情淡薄、道德沉沦。

城市文明的迅猛发展，为城市人创造了充裕的物质财富。但不可否认，这一切是建立在农村的巨大牺牲之上的。没有农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繁荣。然而城市人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地患上了现代文明病，他们情绪颓废、孤独、焦虑，生活灰暗、平庸、无趣。和城市世界相对照的乡村、边地，早在郁达夫、沈从文的笔下被描写成了温暖、诗意的存在。不过，沈从文在歌咏乡村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文明紧逼下乡村经济和道德流露出的破产之势。乡村衰退的原因很多：古代杜甫主要归咎于时局动荡和兵祸天灾；上世纪20年代，鲁迅、茅盾、王鲁彦等的作品中开始反映乡村文明在外来市场冲击下的凋敝；新世纪，在不少人一味揭批城市的弊病、讴歌乡村美丽的时候，雷平阳却在《去白衣寨》中书写了乡村的污垢和衰退。他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实践了自己走“杜甫”路线的诺言，并指出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和破坏。艺术上，《去白衣寨》关注农村底层的生命存在，放弃了大词的写作，采用了在场的方式，所有的意象都有“诗人”在场，正因如此，《去白衣寨》中乡民生命的挣扎、灵魂的沉沦，亲切可信，令人发怵。

2 “在路上”者的葬歌

刘欢有一首名曲叫《在路上》，主题表达为了伴着“我”的人、温暖“我”的人，“我”甘愿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长诗《去白衣寨》中也有一个“在路上”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我”。“我”是失去故乡的进城者，希冀返乡找回“我”在城市中丢失的道德和梦想，试图结束漂泊无依的状态。但随着在返乡路上的行走，“我”慢慢发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想象中，“我”的故乡已经沉沦，“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我”是痛苦的行者，现实中的失望一个接着一个，因此始终被无望的情绪包裹。“无望在天空中写下自己的名字”，隐喻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是传统文人“逍遥”精神的体现。“无望做安身立命的农夫”，说明诗人充满了对当下身份的焦虑、困惑和对目前存在方式的不满。“无望自由地决定生的可能性”，是恰处于中年时期的诗人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人生感慨。这个抒情主人公“我”痛恨现代文明对人的无死角管控。长诗第五节指出，“汪洋”已经和现代文明合流，“它已经主动将自己/改造为浊浪滚滚的餐桌”，从而堵塞了“我”向海洋寻求精神家园的路径。这样，“我”虽无望，但只要继续在“去白衣寨”的路上，或许道听途说中温暖的“白衣寨”能够解决诗人的焦虑。

在“去白衣寨”的路上，“我”看到沿途景象并不是鸟语花香、耕种有序，而是伤痕累累、哀怨连天。长诗选用了大量的负面意象来表达乡村的沦落。“种松的是个在逃罪犯/下棋的是个出家人/牧羊的是个屠夫”，让罪犯、出家人、屠夫来做种松、下棋、牧羊这些文人雅士歌咏之事，对农村现实进行莫大讽刺的同时，也戏谑了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传统情怀，多少透露出诗人一点玩世不恭的心态。“月亮”在《去白衣寨》中多次出现。在第九、第十和第十二节中，月亮的浪漫意象被饥饿、卖淫、肉欲、梅毒、死亡等彻底消解。这个月亮不再是“明月青松”，不再是“月是家乡明”，而是低垂的，甚而有人想把它敲烂。第十四节中，乡村女教师的性压抑导致的性扭曲让人吃惊。第十五节“引水管道”的荒谬命运象征性地叙述了近几十年乡民的人祸遭遇。十六、十七、十八节戏谑地消解了白杨树、邮差、野花的正面存在，它们都以邪恶和荒诞的方式生存。第十九节，诗人借和抒情主人公同行的“她”的口吻表达了难以继续行走的意思(“她已经受够了时刻都有/被强奸之感的旅程”)。第二十节，诗人担心继续走下去，“我与她都沦为了山谷中/石块或羊羔……/难以反抗这公开的霸道的鲸吞/彻底失去自我”。诗人显然担心在山野行走的过程中，自己和同伴会被充满戾气的乡村吞噬。第二十二节，诗人看到了更痛心的一幕，失散多年的哥哥和妹妹不仅无法相认，而且两人旁若无人地做出了苟且之事。这节隐喻了乡村伦理的瓦解，以及诗人无能为力的心情。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是诗人的理性抒情。诗人直言不讳地指出：“粉碎的一代/他们目光阴沉，习惯了抛弃与屈辱/像喝足了狼奶与激素的机器人/一身的邪劲儿。”第二十五节让一场无内涵的粗鄙的婚礼和昏睡的老人搭配，更是突出了乡村的无望。第二十六节，诗人一度打算放弃“去白衣寨”的行走，选择在中途结婚生子，但无爱的婚姻终究是一场空。诗人选择庸俗生活的努力，宣告失败。在第二十七节，“我一个人到达了白衣寨”，结束了在路上的行走。但白衣寨的混乱、虚假，比在路上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作呕。第二十八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诗人预言了自己历经劫波到达的“白衣寨”会成为荒地的结局，表达了希冀田园牧歌拯救现代文明的幻想彻底失败。诗人在诗中的行走告一段落，但对白衣寨的失望使得诗人在精神上依然处在“在路上”的求索状态。

“在路上”，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世界的不懈追求。诗歌选用了大量丑陋的意象，粉碎了我们对本应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古寨的激情渴望，把我们拉回到现实当中，让我们正视工业文明对乡村的破坏，从而希冀引起疗救乡村的希望。诗人借长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的眼睛和内心，不仅记录了沿途堕落的风土人情，也以一种在场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心理变化。雷平阳说过：“以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是我最乐此不疲的一项工作。他的变化是隐性的，也是递进的，但绝不存在分水岭和标志性。我以前写云南，现在还在写云南，如果说以前热衷于对陌生的诗意化的现象进行解读，那么现在我更愿意呈现‘在场’的事物，并通过他们的世界，达成我的美学观和使命感。”[7]“在路上”，给乡村唱了一首葬歌，也给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泼了一盆凉水。也许，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葬礼才是对那些旧事物最好的缅怀。最好的写作，往往都是对时代的哀悼，是挽歌，也是一次以乐致哀。面对诗意乡村的失去，人和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张，雷平阳曾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是“送葬”[8]。这个葬歌既指向乡村，也指向试图以乡村搭救自己的知识分子。

3 “民族文化”的悲歌

这是个怎样的村庄？长诗《去白衣寨》把本可用来救济现代人枯萎心灵的乐土(白衣寨)让混乱的秩序、坍塌的道德、恶化的生态、无爱的两性以及冷血的商业所蚕食。这个白衣寨是云南众多村寨的一个缩影。在云南边陲的文山、保山、玉溪等地有不少的摆衣寨。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取谐音改称白衣寨。它们是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世居村寨。长诗最后让白衣寨泯灭，是有其深刻的寓意指向的。雷平阳的诗歌并不缺少文化胸襟。他在短诗中的大量写实，不管是被称作在场写作，还是表现出了对具体事象的朴素叙事能力，都富含着更有穿透力的文化信息[9]74。而在长诗《去白衣寨》中，展露的文化信息就是对民族文化日益萎缩的悲痛与思考。位于彩云之南的云南，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人钟情遐想的梦幻之地。它以多样的文化、出彩的民族、悠久的历史、古老的土地、绚烂的风光以及温润的气候，丰富着众多文人的创作素材，也寄托了不少世人的天堂梦想。同时，云南地处横断山区，山大谷深，与外界联系困难，因而保存了不少自己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长诗《去白衣寨》是颇具寻根意识的。

诗歌首先寻到的是边地文化。既然是中国的边地，传统文化在这里也有它的生命印迹。抒情主人公沿途看到的凋敝，其实是儒家伦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溃不成军。长诗分别描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勤、俭这些传统文化核心主张的瓦解。乡村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白衣寨的荒凉又是道家理想的破灭。第二十七节中，喻言了佛教文化面对人的精神危机和无边欲望也无能为力。至此，诗歌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的沉沦表示了失望。云南边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邻国的战乱动辄影响边民的安全。诗歌中的白衣寨就处在边界。边民的生活被纳入了诗歌的表现范畴。诗歌显示出不同层面上的观看：有对置身之地的直观和遥视，又有对观看者自身所处的位置的反观[10]。彼岸，枪炮声不断；此岸，醉生梦死。一条国界线，两地水火两重天。诗歌成功地模糊了虚构和真实的界限，让我们联想到了邻国战火的血腥，又因白衣寨的商业欲望很快归于坦然。正是在不同层面上的观看，诗人对白衣寨绝望之时，隔壁邻国的战火竟然让诗人疲惫的灵魂在污垢遍地的白衣寨得到了暂时的休息，但很快诗人就指出：“这脆弱的生命/到底还能供文明挥霍多久。”

其次寻到了村寨文化。云南的村落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管理无论是“羁縻政策”还是“改土归流”，都是没有深入到他们的村寨里面。他们有自己的管理组织，负责宗教活动和生产劳动。他们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这种情况在当代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下被改变了。民风不再淳朴，宗教不再神圣。虽说当下也开始重视村寨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但由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更换，已经无法恢复原先的内涵和意义。一切旧的事物很快走向历史之中。“生产者再也不能从他的生产中得到享受，并同他自身发生了异化。”[11]不少村寨搞起了旅游、餐饮等商业活动。先民历史、民族风情、民族传说等精神遗产，都被用来吸引外地游客，物质利益全面侵蚀了古老的村寨，村寨和城市一样成了欲望的温床。正如诗歌中“白衣寨老板娘”的问话：“客官，你是来贩玉，还是来礼佛？”复制性语句的生冷熟练，散发出浓烈的金钱气息。新时期，民族文化虽得到国家的扶持和开发，但精明的商业文明无孔不入。很多村寨的文化，包括生产生活的过程、仪式，都被金钱控制，更多时候，为观光客的“表演”取代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实用”。客观地讲，脱离生活的民族文化其实已经烂掉了。长诗《去白衣寨》又是一首民族文化的葬歌。失去民族文化的村寨“成了黑夜的家”[12]。

4 结语

深受博尔赫斯影响的雷平阳，在《去白衣寨》中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沿途看到的场景逼真到一种诗人在场的感觉，但石头、老妇人等魔幻意象的出现，又否定了在场的体验。诗歌在写去白衣寨路上的所看所感，但背后的城市空间也一直存在。梦境和现实、时间和空间被诗人巧妙地连接、转换，在绝望之际又大梦惊醒，让读者取得了独特的阅读感受。

书写乡村的凋敝已不是一个新的主题。雷平阳本人在不少的短诗中已有涉及。长诗《去白衣寨》在揭示乡村凋敝的基础上回答了诗人为什么把自己比作“丧家之犬”。相较诗人的另一首长诗《春风祷》的大量判断式话语，《去白衣寨》使用了众多的乡村日常意象。能将内在的情感、显豁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恰当的形而上引申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在质朴中藏有真正的敏感，在“小叙述”中伴以强大的心智判断力，是雷平阳诗歌独擅的胜场[9]69。但《去白衣寨》中的日常意象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因强调写实，所以显得不够含蓄，这样，限制了诗歌主题的进一步深刻；二是意象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因而不是连续而是系列，如此，长诗追踪人类文化原点的优势就难以发挥。总之，乡村经验的表达和艺术形式的思考二者的完美结合留给诗人未来的作品。

我们可以把雷平阳的乡愁诗分为三类：一类以《杀狗的过程》《父亲》《母亲》《亲人》为代表，从底层百姓的生活中撷取意象，表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苦难和精神重负；第二类以《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鹭鸶》《集市》《梨树》《雷声》为代表，反映家乡的沉沦，但难逃中国诗歌点到为止、不做深究的传统；第三类是以长诗《春风祷》《去白衣寨》为代表，诗人保持了一贯的隐喻性做法，力争处理好日常意象和魔幻意象的关系，一边关注乡村当下，一边努力使诗歌更富有形而上的思考。相较《春风祷》较直白的抒情，《去白衣寨》选取了生活化程度很高的意象，叙事建构基于当下的农村生活，不沾一点洋味，由此更好地突入到了“野草般人民”生活的精神深处。如此的处理，使得《去白衣寨》的诗歌精神远非他的其余短诗能及。因此，长诗《去白衣寨》在雷平阳的诗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 雷平阳．雷平阳诗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36．

[2] 王琪．雷平阳：书写时代的个人命运感[J]．延河(下半月)，2013(2)：4．

[3]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5．

[4] 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J]．当代作家评论，2012(1)：108-112．

[5] 张桃洲．地域写作的极致与囿限：读雷平阳的诗[J]．当代作家评论，2007(6)：81-87．

[6] 张帅．没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J]．农家参谋，2015(11)：4-5．

[7] 方婷．在场，无法靠岸的写作：雷平阳诗论[J]．南方文坛，2014(4)：110-114．

[8] 谢有顺．记忆守护者雷平阳：主持人语[J]．当代文坛，2009(6)：32．

[9] 陈超．“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从雷平阳的诗说开去[J]．当代作家评论，2007(6).

[10] 夏宏．对两重家乡的观望：雷平阳诗歌的一种读法[J]．诗探索，2007(3)：69．

[11]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66．

[12] 李骞．大地悲歌：论雷平阳诗集《云南记》的死亡意识[J]．当代文坛，2011(6)：79-81．

责任编辑：柳 克

A Discussion on Lei Pingyang’s Long PoemGoingtoBaiyizhai

WANG Sis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532200, China)

Based on the reality, Lei Ping-yang’s long poemGoingtoBaiyizhai, with grasping the diseases of the countryside, reveals the deprivation and destruction on the countryside by cities and pricks urban intellectuals’ imagination towards countryside and the urbanized intellectuals’ virtual countryside utopia. The poem reflects the life existence of the people at the social bottom, being a sad song of the left-behind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The poem expresses the author’s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e beautiful world, being an on-the-road song with philosophical meaning; The poem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risis of Yunnan ethnic culture, being a tragic song for frontier places. The poem smashes our passionate desire of the old stockades that should have been full of poetic and pulls us back to the reality, which helps us know that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s destruction on the countryside brings the lack of spirit to “modern people”.

GoingtotheBaiyizhai; imagination about the countryside; destitution; people having no home

2017-12-19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2016FG006)

王四四(1978-)，男，甘肃陇西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西部文学与文化以及现代诗学研究。

I207.25

A

1009-3907(2017)05-00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