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救赎和援助
——《荒野猎人》的伦理视角解读

胡 鹏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宽恕、救赎和援助
——《荒野猎人》的伦理视角解读

胡 鹏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作为一部以复仇为情节主线的小说，《荒野猎人》蕴含众多伦理道德元素。文章认为，主要人物的伦理选择都是斯芬克斯因子间争斗的结果，同时也是德性个体差异的体现，而不同的家庭道德启蒙和社会伦理教化是导致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文章借主人公的遭遇提出对落难之人救或不救的道德问题，指出实现从道德规范的他律到自律，是建设道德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每个人需承担的道德责任。

《荒野猎人》；斯芬克斯因子；德性；伦理教化；良心

《荒野猎人》(TheRevenant, 2016)，又名《还魂者》，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庞克(Michael Punke)的代表作。主人公休·格拉斯(Hugh Glass)身为皮草猎人，在一次外出侦查中被熊重伤，濒死之际又遭两名队友洗劫保命财物后残忍地抛弃。所幸格拉斯依靠惊人的求生意志在严酷的荒野中奇迹般生存下来，并对背信弃义之徒发起史诗般的复仇。

本文从伦理视角对作品中的人性表现与道德行为进行梳理，分析各主要角色身处伦理困境时的不同伦理选择，从家庭、社会等层面探究导致人物命运各异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挖掘作品蕴含的伦理诉求和道德呼吁，对人们的现实道德生活有一定的启示。

1 复仇或宽恕：斯芬克斯因子之争

《荒野猎人》的主人公格拉斯历经遭背叛、复仇、宽恕、放弃，在这些人生重大节点上，一个个伦理结因他作出的伦理选择而凝成，从而促成主伦理线的产生和延伸。而每次伦理选择的作出，都离不开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的驱动。“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两部分构成……人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理性意志，兽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在文学作品中，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复杂化”[1]276。作品中格拉斯的几次伦理选择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争。

格拉斯的第一次伦理选择发生在他身受重伤却被队友无情抛弃之时。“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1]263。伦理身份是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人的身份，它承载着特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责任和义务，同时，它也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菲兹杰拉德和布里杰原本是格拉斯的队友，然而自洗劫并抛弃格拉斯的劣行发生后，他们之于格拉斯的伦理身份就由队友变成了仇人，而伦理身份的变化影响着与之相关的伦理选择。当格拉斯无意间触到了布里杰为他敷在伤口上的药膏时，他记起了布里杰曾悉心照顾自己，然而，“让他牢牢记在心里的不是布里杰护理他的伤口，而是看到布里杰逃走时从空地边缘回头望向自己的那一眼，手里拿着偷走的刀”[2]84。此时，格拉斯内心的愤怒已经超出了理性意志的范畴，成为非理性意志的体现。人性因子的重要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面对恶徒的卑劣行径，格拉斯的复仇怒火正是人性因子的体现；但与此同时，他意欲以野蛮手段夺取仇人性命，企图同类相残的信念又说明他没有摆脱兽性因子的羁绊，其身上的兽性因子在不断和人性因子的缠斗过程中逐渐取得上风。

格拉斯在第一次的伦理选择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扬抑交替，后以兽性因子取得优势而结束。而格拉斯的第二次伦理选择则体现了兽性因子的先扬后抑，终被人性因子彻底压制的过程。当格拉斯历经数月磨难追上捕猎队并找到布里杰时，他身上的兽性因子已完全凌驾于人性因子之上。但在痛击布里杰并欲结果其性命时，格拉斯的复仇快感开始消散，这预示着蛰伏的人性因子开始回归并对兽性因子发起挑战。格拉斯逐渐恢复理性，布里杰照料自己伤口和为自己与菲兹杰拉德争辩的记忆碎片涌入格拉斯的脑海，格拉斯陷入了伦理困境：如果放弃复仇，自己数月来冒着生命危险所受的磨难变得毫无意义，心有不甘；而如果手刃仇人，虽仇怨得了，但自己得背负杀人的罪名，更何况还曾蒙对方恩惠……经过一段长久激烈的交锋，人性因子终于彻底压制住了兽性因子，格拉斯“呼吸开始变得平缓。太阳穴不再随着心跳悸动……他长时间地盯着手中的刀，最后把刀插进自己的腰带”[2]245。报复不具有弥补伤痛的功能，人性的本质是追求爱与善良的。放弃仇恨，宽恕他人，才能使人得到心灵的解脱和慰藉。随着格拉斯最终宽恕布里杰，人性因子得以大获全胜，这段与兽性因子的争斗被画上圆满的句号。

格拉斯的第三次伦理选择让他放下了与菲兹杰拉德的仇怨。当厚颜无耻的后者在法庭上颠倒黑白，骗过了法官与旁听者，眼看就将逃过法律的制裁，格拉斯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失望和怒火，当庭拔出手枪将仇人射伤。不论是格拉斯开枪复仇还是之前菲兹杰拉德杀人越货，两种行为都属于犯罪，都以终结对方性命为手段，但目的截然不同。前者为平息愤怒，后者为满足欲望。亚里士多德说：“与欲望方面的不能自制相比，怒气上的不能自制不那么让人憎恶。怒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听从逻各斯的……与此对照，欲望则一听到逻各斯以及感觉说某某事物是令人愉悦的，就立即去享受。……所以，屈服于欲望比屈从于怒气更耻辱。”[3]224奥勒留(Aurelius)也曾评价此两种罪行，认为它们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欲望而引起的犯罪比那些因愤怒而引起的犯罪更应该受谴责。因为，因愤怒而犯罪的人看来是因某种痛苦和不自觉的患病而失去了理智，但因欲望而犯罪的人却是被快乐所压倒，他的犯罪看来是更放纵和更懦弱。”[4]庭审后不久的某天夜晚，格拉斯持枪准备和菲兹杰拉德作最后了断，此时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又一次互相压制和斗争。在动手前的最后一刻，格拉斯仰望深邃的夜空，被兽性因子驱动的他渴望“手握复仇之剑”[2]300的猎户星座给予自己信心和勇气，但人性因子的反压制让他注意到了更为明亮的、象征着宽恕与救赎的北十字星座。格拉斯放弃了复仇，却寻回了自我，明白了内心真正所求，人性因子的又一次获胜助他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2 沉沦或救赎：德性背后的伦理教化

善恶是人性的一体两面，文学作品所树立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品格高尚的崇高榜样，往往也包括道德沦丧的无耻败类。《荒野猎人》中的反面角色菲兹杰拉德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人性因子受到兽性因子的长期彻底压制，每遇伦理困境他在做人还是做兽的伦理选择中几无挣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做兽，他劫掠、背弃、撒谎、偷盗、杀人……沉沦于罪恶的泥潭之中。反观弃格拉斯而去的另一人布里杰，他本天性善良，出于报恩而主动留下照顾重伤中的格拉斯，然而胆怯懦弱的性格使他处处受制于菲兹杰拉德，在生死关头动摇立场，为保命助纣为虐，成为帮凶。事后布里杰深受良心谴责，在格拉斯寻仇上门之际放弃抵抗并欲以死解脱，终获原谅，在自我救赎中获得新生。为何这两人在犯下罪行后的选择背道而驰？德性的个体差异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人性中善与恶孰强孰弱取决于个体自我德性的造就。“德性是人性与兽性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它既是人性构成的重要因素，又是人性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体现着人对社会的适应，对人性中兽性面的超越以及对行为意欲性的克服。德性是社会伦理秩序化的需要，同时也是人性提升的需要。”[5]88因此，没有德性就没有真正的人性，没有德性支撑的人性就会沦为兽性。德性非天生而成，对人的教诲尤其是早期家庭道德启蒙在其造就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幼儿时期，个体缺乏自我道德意识，父母或养育者作为最初的道德规范象征，通过奖惩言行来帮助幼儿领会道德规范，逐步形成道德行为习惯，并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自我道德意识，即德性。作品中菲兹杰拉德的父亲是个水手，他对家庭的贡献就是抓住每年驶抵港口一次的机会，“给多产的老婆留个种，给家里添个娃”[2]51。他在菲兹杰拉德未成年时去世，妻子被迫带着8个孩子改嫁。可见，菲兹杰拉德的父亲并没有尽到养育孩子的伦理责任，也无暇为孩子们树立好的道德榜样，他的早逝更破坏了原本完整的家庭伦理结构，使菲兹杰拉德难以获得正确的伦理观念和构建自己的伦理规范。

除了家庭，社会对个体德性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能够真切体会到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对人的意义……人的德性只有在具有社会性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5]87菲兹杰拉德在中途辍学后混迹于下流社会，喜欢打架斗殴，精通吃喝嫖赌，视杀人如儿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孩子认识到的世界是没有秩序的、缺乏关爱的，这让他们内心充满混乱，无法和周围人建立早期合作关系，这从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对秩序和纪律的不认同”[6]。菲兹杰拉德不懂什么是同情，什么是关爱，什么是奉献，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少年时期缺乏足够的家庭亲情爱护和道德示范；而长期处于社会的阴暗面让他变得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没能树立起正确是非观、荣辱观的菲兹杰拉德在人生歧途上越走越远。

再看布里杰。他出生于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他领悟到生命的脆弱，和妹妹相依为命让他体会到可贵的亲情和必需的责任感。但他毕竟年纪尚小，人生阅历不足，尤其是父亲的早逝没能助其形成男子汉的坚韧性格，这使得他在作出一些重要抉择时犹豫不决，易受人摆布。在格拉斯受伤后，他在一个个伦理困境中陷入矛盾、纠结及迷惘。他先是在菲兹杰拉德的恐吓下怀疑自己留下照顾格拉斯的真正动机，踏入了心理利己主义的“陷阱”——心理利己主义学家霍布斯(Hobbes)在《利维坦》中提出，“每个人的一切自愿行为，其目的都在于为自己获取好处”[7]。而在菲兹杰拉德“愉悦”地宣布格拉斯撑不了多久时，他“心里既感到不安，又有一丝安慰”[2]68。在逃命的生死关头，尽管震惊于菲兹杰拉德洗劫格拉斯的天人共愤之举，却也只是做出求得心理安慰的无力劝诫。所幸在最后他敢于直面自己的过错，迎来新生。

赫斯特豪斯(Hursthouse)提出，“我们注意到人们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差别：有些人很容易就体会到这些情感(比如同情、怜悯和爱)，而另一些人则基本上体会不到或完全体会不到。……前者仁慈，而后者麻木、自私”[8]110。德性的差异使得同一伦理现场，具有相同或相似伦理身份的人却可能作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伦理选择。就该作品而言，这也就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布里杰和大部队分别后悉心照看格拉斯的伤势，而菲兹杰拉德却对格拉斯不理不睬，为了赶路甚至企图直接用衣服捂死后者；为什么在印第安人即将来袭的生死关头，布里杰就抛弃和掠劫格拉斯的决定在内心进行着天人交战，菲兹杰拉德却认为理所当然；为什么帮凶布里杰在事后深受良心谴责，夜不能寐，愿以死赎罪，而主犯菲兹杰拉德却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地在队友前，甚至在法庭上撒下弥天大谎。

卢梭指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导如何做人。“只有一门学科必须要教给孩子们：这门学科就是做人的天职”[9]31。良好的家庭道德启蒙和恰当的社会伦理教化作为“善”的源泉，给予个体足够的德性来克服欲望的盲目性，使欲望的满足更加具有秩序性。正因为人身上兽性因子的存在，道德启蒙和伦理教化才有必要，而正是能对兽性因子起到压制作用的人性因子的存在，道德启蒙和伦理教化才成为可能。

3 漠视或援助：从功利主义到良心义务

庞克借主人公格拉斯的遭遇向读者提出一个经典的伦理问题，即现实生活中，面对困境中的弱者或亟待救助之人，在自身利益甚至生命可能因此受到危害的情况下，相关之人是否应该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本能属于自然意志。作品中，菲兹杰拉德和布里杰在印第安人即将来袭、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产生逃跑的本能，这是一种自然选择，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无法用善恶来评判。亚里士多德说：“……服从正常的冲动更容易得到谅解。因为，就是在欲望方面，服从人人都有的欲望也更容易得到谅解，如果它们是人人都有的欲望的话。”[3]225其次，赫斯特豪斯曾对某些不施以援手之举从道德层面作出解释：“也许，一个人不可以帮助他人，不是因为体力上不可能，而是因为道德上不可能，因为这种帮助会违背诺言或是侵害他人或另一个人的权利。最后，当其他情感(憎恨、尴尬、自怜，甚或个人的忧伤)占据心灵时，一个人就可能无法体会到这些情感(并因此无法在其驱使下行动)，从而无法采取他应当采取的行为。”[8]113此条观点在作品中得到有力的印证。作品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捕猎队的队长亨利上尉(Andrew Henry)，在格拉斯受伤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救治，履行了自己作为领导兼好友的伦理身份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体现了他对生命的敬重。你不放弃，我则不抛弃。但随着格拉斯的受伤拖累捕猎队的行进速度，对整支队伍安全的焦虑和追求商业成功的巨大压力使他的心理逐渐起了变化。他对格拉斯的感情由最初的同情转为怨恨，这种转变让他作出雇人留下“照顾”格拉斯的决定，而正是这个决定间接导致格拉斯后来被弃于荒野。

亚当·斯密曾言：“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分毫之得失……会显得比起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联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都要重要得多。只要从这一自身利益立场出发，我们就不会把他人的那些利益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放在同一天平上。”[10]138捕猎队的队友们当面对是否留下来陪伴格拉斯时，在心中衡量着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一端是全年三分之一多薪水，另一端是坐等濒死之人断气，看似轻松，但运气糟糕的话遇到印第安人来袭则连全尸也不能留下，于是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不可否认，亚当·斯密提出人性中的自私成分对我们的每一次伦理选择施以不可忽略的影响，但他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光明一面，并指出舍己为人之促因即良心：“它是理性、道义、良心、内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仲裁者。”[10]140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有良心，人通过良心去判断善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各种行为。巴特勒(Butler)也肯定了良心的地位：“人在道德生活中有三个推动原则：慈善的原则，它推动人去做对他人有利的事情；自爱(self-love)的原则，它使人倾向于争取个人的利益；反思的原则(良心)，促使人冷静地核准或否决前两种行为动机。”[11]

良心不仅在行为前产生积极指引，同时也在行为后对行为本身进行公正评价。作品中布里杰抛弃格拉斯逃生后，时刻遭受着良心的煎熬，罪恶感如附骨之蛆让他痛苦不堪，每次入睡后都深受梦魇折磨。梦中总有一个幽灵，身体畸形，五官扭曲，面部伤痕累累，“幽灵举起镰刀一样的胳膊，将一把刀深深插进布里杰的胸膛，强大的力量划开了他的胸骨……看着插在胸膛上的刀，刀柄是圆圆的银头，他一点儿也没觉得奇怪。那是格拉斯的刀”[2]139。可见，良心正是通过内心道德法庭的作用，对每个有良心的人进行强有力的行为前约束和行为后审判。这种约束或审判，在任何道德行为发生的前后都不会在伦理人的内心中缺席。

良心是道德主体对自己的内在道德要求，其外化为个体应承担的道德义务乃至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个人良心服务于个体自律，而社会道德义务或道德规范着眼于整体他律。通过社会道德规范的他律敦促个体做到自律并最终实现“全体”社会人积极主动的道德自律，这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社会道德理想状态。道德主体对道德他律性的认同，源于对道德义务的真挚敬仰。就如康德所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他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12]康德强调要敬畏道德法则，实质上就是提醒每个人要去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可能遇到履行义务会给自己带来利益损失的特殊情况，这时，道德主体要履行义务就只能依靠自己对义务的纯然敬重之心。“也正是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时候，一种平凡的履行义务的行为会突然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使目睹这一行为的人们的心灵也深深地为之感动，而这行为的主体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13]。美好的道德示范会激起人们内心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意识到道德行为不仅仅“必须做”而且是“应该做”，于是承担道德义务的“负担”上升为实现道德良心的“需要”，社会道德规范最终得以实现从他律过渡到自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作品中格拉斯宽恕布里杰时告诫后者的一句话作为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即“跟着自己的内心走”[2]253。此处的“内心”即指良心。卢梭说：“良心是灵魂的声音……良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是人类的真正向导……凭良心行动，就等于是服从自然，就用不着害怕迷失方向。”[9]41

4 结语

《荒野猎人》以主人公复仇为伦理主线，通过对一个个伦理结的解开，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极富感染力的角色塑造和充满爆发力的人物情感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激起心灵的共鸣，给予我们深刻的伦理启示。我们身处伦理困境中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是斯芬克斯因子争斗的结果。伦理人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接受的道德启蒙和伦理教化，为人性因子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帮助其战胜兽性因子，实现天性向德性的转变。以个体良心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从他律过渡到自律，是建设道德社会的必经之路。积极勇敢地履行良心义务，用每一次正确的伦理选择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施以积极影响，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让我们以梭罗(Thoreau)的名言共勉：“我们的一生都具有道德性。德性与邪恶之间永远没有休战协定。善是永远不会亏本的投资。”[14]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迈克尔·庞克．荒野猎人[M]．贾令仪，贾文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7．

[5] 俞世伟，白燕．规范·德性·德行：动态伦理道德体系的实践性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卢正华．邪恶心理学[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4：224．

[7] Hobbes T．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l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88．

[8] 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M]．李义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9] 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0]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王秀莉，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11] Butler J．Fifteen Sermon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197．

[1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64．

[13]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7．

[14] Bode C．The Best of Thoreau′s Journals[M]．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7：63．

责任编辑：柳 克

Pardon，RedemptionandAid—AnInterpretationofTheRevenantfromthePerspectiveofEthics

HU P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TheRevenant, as a novel with the plotline of revenge, contains varieties of ethical element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protagonist makes ethical selections, driven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Sphinx Factor. Divergent moralities, derived from different family moral enlightenment and social ethical cultivation, lead to different ethical choices, even in the same ethical predicam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ral norms from social heteronomy to individual autonomy is dispensable for building a moral society and is also the moral duty everyone should take.

TheRevenant; Sphinx Factor; morality; ethical cultivation; conscience

I712.074

A

1009-3907(2017)11-0060-05

2017-05-27

胡鹏(1982-)，男，湖南新化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