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经典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契合

余永跃，樊 奇

中华传统经典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契合

余永跃，樊 奇

绿色经济理念源于本世纪欧美国家的绿色新政。他们在经济危机后寻求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革新，希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了新的破题思路。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绿色发展。几千年以来，中华传统经典一直作为中国的文化载体存在着，它们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书面表达，对中国人的影响深入骨髓。找到中华传统经典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契合之处，为中国转型到绿色发展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过渡到这样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对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发展；中华传统经典；自然倾向；思维方式；辩证观念

绿色发展是一种既要绿色又要发展，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不同于以往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更加强调“绿色”和“发展”的统一，强调“绿色”和“发展”的一体性和同一性。“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都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注重经济的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重要性；而绿色发展将“绿色”置于“发展”之前，以“绿色”统领“发展”，以“绿色”指导“发展”，以“绿色”统筹“发展”。它是一种更具有整体主义思想的发展理念。它重新思考人与自然，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意欲使二者关系从激烈对抗转变为理性和谐。

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着自然的本源理念、整体思维方式和知止知足的价值观念，这三者在中华传统经典中都有充分体现。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走过的几乎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都是在现代化完成以后才真正开始处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妥当处理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所以，相较于先发国家，中国有更多的时间思考“绿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超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隧道发展”。中华传统经典中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的思想资源，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优势，中国必须利用好这些优势，更好更快地实现发展方式的变革。

一、自然倾向的价值理念

文艺复兴之前，人类总是将自己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因于神。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使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人类是畏惧自然之力的。此时，人类与自然构成了一对朴素和谐的关系，这是人类的“黄色文明”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爆炸式涌现出来，生产力有了巨大飞跃，而且每过一段时间生产力还会有进一步的突破。这时的人类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对自然界进行疯狂掠夺，贪婪地攫取资源，不计代价地利用它们进行生产，工厂里排放的滚滚黑烟似乎遮蔽了人类的理性之光。此时，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是激烈对抗的。这是人类的“黑色文明”时期。“绿色文明”(生态文明)时期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全新时期，它既不同于前工业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朴素和谐，又不同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一时期人与自然之间应当是理性和谐的。从“黑色文明”过渡到“绿色文明”，需要的就是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理念不同于西方国家提出的“绿色经济”。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是一种自然导向的发展理念，它将“绿色”置于“发展”之前，不是取消了发展的重要性，而是将“绿色”和“发展”统一起来，用“绿色”指导“发展”。“绿色”代表着自然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充分认识了自然的价值，绿色发展具有强烈的自然倾向。绿色发展将“绿色”置于“发展”之前，首先就是因为充分理解了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自然界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水是生命之源，河流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必需的水分；土壤是生产之基，土地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必需的场所；森林是生活之需，树木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必需的燃料……正是因为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这些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才有了人类200万年的发展，才最终在几千年前发展出了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自然界所提供的条件之上的。没有了土地、山川、草木，人类文明将无法延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分时期、分阶段、分批次遭遇的环境问题——雾霾、雨水酸化、水土流失、沙漠化、重金属污染等——亦在中国集中爆发。中国是一个人均水资源、矿物资源、土地资源都十分缺乏、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国家。这样的环境禀赋容不得我们继续在生态问题上赊账，否则将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制造巨大阻碍。以“绿色”指导“发展”，表示我们深刻认识到：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已经不能继续再以“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由无视发展的环境代价了，必须真正反思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深刻体认自然的价值。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1]11这段话的意思是：“道”看似空虚，发挥起作用来又没有极限。它像万事万物的源头一样深邃。它收敛自身的锐气，解除纷扰，调和光辉，与尘埃相混同。它的存在看似若有若无。我不知道什么演化出了它，好像在神明出现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这段话展现了老子对于“道”的认识，即使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道”的存在，但“道”仍然是“万物之宗”，它在任何时候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从自然的角度理解，尊重“道”的作用也就是尊重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的自行运转下，诞生了花草树木，诞生了飞禽走兽，诞生了人类本身。所以，我们所认识的整个世界都是建立在“道”这个“万物之宗”之上的。这样就蕴含了一种深刻的、自然倾向的价值理念。自然倾向的价值理念是指认识到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认识到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角色定位。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来源于自然界，都生长在自然界之中。在后文中，老子继续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16“谷神”意指虚无之神，也就是拟人化的“道”，“玄牝”的意思是玄远奥妙的雌性动物。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始祖，它产生了万物，它是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根源。“道”的运行绵绵不断，天地万物都是由这样一个天地之根化育而来。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本身的运行，才是顺“道”而行。荀子在《王制》中写道：“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97当花草树木欣欣向荣、恣意生长的时候，人们不提着斧子进入山林去砍伐，这样才能不使它们夭折，才能使它们的生长保持长久。这显示出荀子自然倾向的价值理念，即尊重自然生长规律，因时制宜，取用有节。经历了黑色发展几个世纪的熏陶，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绿色”的自然资源换取“金色”的财富增长，习惯了将“绿色”与“金色”视为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事实是，如果在发展中不尊重自然，“绿色”的流失换来的只能是“黑色”，而“黑色”的积累一定会带来“金色”的损失。由此可见，“绿色”和“金色”其实是统一的。经历了工业时代“黑色恐怖”的笼罩，我们终于在21世纪将绿色理念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与这些传统经典在几千年以前提出的思想不谋而合。虽然几千年前的先哲所提出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其特有的指向性和局限性，但毫无疑问，这种自然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建设绿色发展模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中华传统经典中的整体思维方式与当今的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同一性：中国的传统思想——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嵌入了对百姓、社稷以及自然的关怀，追求一种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共同福祉，这种整体思维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例如，道家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儒家则注意到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阴阳家更倾向于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体，等等。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中整体思维方式与绿色发展理念的一致性，有利于我们更加关注环境与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自然界自身的固有价值，有利于我们追求一种更进步的发展方式，以实现中国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向。

现代工业文明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人类在不断压榨自然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这种激烈对抗源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主客二分的西方哲学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人类开始摆脱“神明”的束缚，不断解放自己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壮举——各种新式能源的运用、交通方式的革新、通讯方式的飞跃……在人与自然对抗的过程中，人类的确取得了比几个世代之和更大的成就。但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类也在主客二分的西方哲学思维的指导下给自然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些灾难反过来又加剧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事实上，人与自然是具有同一性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人类孕育于自然界，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文明就不能持续发展。人类文明不一定是在砍倒第一棵树开始，也不一定是在砍倒最后一棵树时结束，但当最后一棵树倒下的时候，人类的征程可能就要停止了。只有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一性，才能充分理解将生态环境和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去考量的思维方式。绿色发展理念是用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权衡人与自然的权利界限，重新规划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和定位，自觉地完成人类从“征服者”到“调节者”的角色转变，从而增加人与自然这个整体的共同福祉。我们必须从绿色发展理念出发，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破除主客二分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

在中华传统经典中早已出现了对人与自然的同一性的深刻思考。“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66意思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人是其中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老子不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人只是宇宙这个整体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6，人必须取法于自然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的生存。所以，老子的思想蕴含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必须尊重整体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的意蕴。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使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它视人类为自然界进化的目的，相应地，以人类的价值观念来评判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凡是符合人类当下发展需求的就是有价值的，凡是不符合人类当下发展需求的都是没有价值的，都是可以抛弃的。它按照人类的主观需要赋予自然界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这种观念的代表就是“人类沙文主义”。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和自然界具有广泛的同一性，一味地剥削自然、压迫自然，制造人类与自然界的对立，不仅不能使人类获利，反而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沉重的灾难。“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人是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视人类为世界的主宰，放弃极端的功利主义，尊重自然本身的运行法则，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符合绿色发展理念，达到人与自然的理性和谐状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5]人性是天赐给人的东西，道就是按照天赋予的人性来做事。一个人如果不将他的各种情感如喜、怒、哀、乐表达出来，就可以被称为“中”；而如果一个人表达情绪时，使用了恰当的手段，保持了合理的法度，就可以被称为“和”。“中”与“和”都十分重要，前者为天下之根本，后者是天下之规律。一旦达到“中”与“和”的状态，天地万物就可以各就其位、自然成长了。这段话展现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关键逻辑，即君子通过修养道德达到“中和”的境界，从而将自身的道德情操与“天”相适应、统一，这样就能带来天地万物各归其位、自然万物有序生长的和谐局面。

虽然中华传统经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当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但其中也包含着自然之“天”、物质之“天”的生态哲学意蕴。我们不难从传统经典中发现“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如“天地人万物之本，……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6]，又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7]等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蕴含着古代先贤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而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恰恰是绿色发展理念所回答的关键问题。

三、知止知足的朴素观念

中国人崇尚知止知足的观念，这种辩证观念不仅存在于中华传统经典的文本中，也广泛地表现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里。虽然中国传统观念中知止知足的思想是原始的、朴素的，有其固有的不足和缺陷，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对中国人影响巨大的思维方式和现今绿色发展理念之间的耦合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1]116这句话表述的就是知足的辩证观念：最大的罪过是不满足的欲望，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的心态，最大的过错是贪得无厌，知足的心态才能使人感到满足。这种知足常乐的心理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与中国人这种价值取向有着巧妙的契合。绿色发展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使人与自然达到理性和谐的状态。这就要求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应时刻谨记“知足”的价值观念，绝不能因为不满足于短期的生产发展速度而触碰生态红线，以免造成“不可长保”“莫之能守”“自遗其咎”的后果。以邻国日本的历史为鉴，它曾经历过极端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保育生态环境的经济快速上升期，贪婪的发展虽然建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公害灾难，日本社会至今对此仍心有余悸。

“知足”的辩证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是“欲速则不达”。《道德经》有云：“企者不立，跨者不行。”[1]64这种知足的辩证观念与我们从黑色发展方式转变为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思路是吻合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2]8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脚踮得太高反而会站不稳，步子迈得太大反而会走不远，转型转得太快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了解自身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况、文化情况、社会情况、生态状况，通盘考虑各种条件，充分吸收世界先进的绿色发展经验、绿色技术、绿色理念，这样才能建立健康稳定的绿色发展体系。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1]161老子提倡在事物发生质变之前开始谋划对策，这样才能使事物易于控制，这也蕴含了“知止”的辩证观念。先发国家都经历了一段“先污染后治理”的时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遵循凡事“适可而止”的原则，非要发展到事情已经混乱不堪才进行治理，事情不可收拾才寻求转向，这是一种极其被动而又昂贵的转型方式。而几千年前的华夏先贤就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规避付出如此惨痛代价的道路，即在污染吞噬我们之前采取行动，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深远，探究传统经典文本中的思想资源与当今绿色发展理念的契合就是探寻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绿色发展理念之间的契合，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精神养分，也是中国绿色发展道路自信的重要文化来源。

[1]老子.老子[M].饶尚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2]荀子.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3]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42-64.

[4]庄子.庄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39.

[5]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56.

[6]董仲舒.春秋繁露[M].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86-87.

[7]孔子.论语[M].陈晓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240.

The Agree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and Green Development

Yu Yongyue，Fan Qi

Green Economy traces back to Green New Deal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this century. They tried to find a new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new growth engine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n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ident Xi put forward F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and sharing and gave a creative answer to the New Normal.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ys a vitally important role in F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are Chinese culture carrie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are written expressions of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living and behaving which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 Find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and Green Development is beneficial to the smooth transition to the new way of development and crucial to China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provides important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transition to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natural orientation； the way of thinking； a dialectical view

余永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樊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B21；F061.3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3.001

2017-03-03；责任编辑:陈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