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政府理财
——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叶 青

城市发展与政府理财
——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叶 青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理财学”与“三财之道”（三财即生财、聚财、用财）的研究热潮。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三财之道”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并以武汉为例，阐释了城市发展和政府理财的密切关系。

三财之道 城市发展 政府理财

叶青，男，1962年3月出生，福建省建阳市人。1979年在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学习。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2001年6月—2005年5月为武汉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独立撰写、主编或参编30余本专著或教材，在《经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等发表论文70余篇。承担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湖北省等单位课题十余个。有十余篇文章或课题获奖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要学术兼职：湖北省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第四、五届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讲师团专家，省委宣传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智库首席研究专家，湖北省干部教育培训兼职教师，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百名专家库专家。国务院新闻办专家库专家。国家审计署第四届特约审计员。中国百名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主要社会兼职：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六局党外知识分子信息联络员，湖北省政协特邀信息员。湖北省产学研合作促进会首席专家。

荣获2007年度人民网十大社会责任博客，检察日报2010年影响中国的十大全国人大代表，南方周末2011年两会“十大言者”，国家行政学院评选十大官员微博第八。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1年度人物——公共利益守望者。北京晚报评选的2012年“影响未来的60人”。《南方人物周刊》“魅力50人”。《南风窗》2012年十大公益人物。入选2013年人民微博、央视微博十大最具影响力政务个人微博排行榜。2015年1月27日入选由人民日报社、新浪网、新浪微博联合评选的2014年“全国十大公务人员微博”。在腾讯发布的《2014政务传播报告》的公务员微博排行榜中排名第四。长江云2015年湖北十大新闻人物（惊艳中国的十个湖北人）。新浪与人民日报评选2015年全国十大党政官员微博（第九）。2015年新媒体指数评为最具影响力正能量名人奖。

一、引言

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梁尚敏教授曾就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财政分配的 “五论”、“五化”理论。“五论”是财政分配的过程论、机制论、体系论、均衡论、模式论。分配过程论即财政的全过程收益分配，强调对生财、聚财、用财的全过程进行整体化部署。“五化”则指财政分配的社会化、一体化、区域化、综合化、规范化。

梁尚敏教授指出，财源作为各种物质流、资金流、能量流、信息流、技术流的综合体现，本身存在着全程运转机制，因此，要动态剖析财源的生、聚、用过程。

梁尚敏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按照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建设梯级财源》中，也对财源问题有所论述。他指出：“财源的形成表现为不同层次、结构和过程。财源按其规模大小、效益高低、新老程度、时空分布等综合排列呈有序的梯级状态，简称梯级财源”。

可以说，梁尚敏教授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研究，特别是重点研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把“社会主义财政观”上升为“社会主义理财观”，从而形成“大财政主义”。

二、上个世纪80年代理财学的兴起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财政学思考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明确“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掀起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理财学”与“三财之道”研究热潮。

1981年11月30日，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其中的一条就是“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应当很好地研究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用财之道”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财政困难、改革启动、经济不旺，采取这种“三财之道”的思路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1982年开始，全国经济理论界、实务界，包括从事财政金融理论及实务工作的人士都围绕着这一方针，对“三财”之道问题展开了一场极为热烈的讨论。比如，王仲发在《企业经济》1982年1期发表文章《财政经济工作要讲究“三财”之道》，文中提到：“生财之道、聚财之道、用财之道，是财政经济工作者必须十分注重和全面抓好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规律性，学会‘三财’之道就是要求我们研究、认识和掌握生财、聚财和用财的规律。这个规律要求‘投入少，产出多’，‘投资少，效果好’。从财政角度来说，就是要不断提高资金利润率和资金效果率……有生财，才有聚财；有聚财，才有用财；有用财，才能再生财和扩大生财”②。毕朝英在《财政研究》1982年4期发表了文章《也谈生财、聚财、用财之道》。

在“三财”之道的理论研究方面，除了发表文章之外，还召开了各种研讨会。比如，1982年4月1日至8日，武汉、广州、哈尔滨、沈阳、西安、重庆、南京七城市财政工作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召开。各市代表就“三财”之道和财政、财务体制改革等问题，介绍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③。

即使是在十年之后，“三财之道”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李秉坤、马维琴在《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2年3期上发表文章《讲究“三财”之道，逐步走出财政低谷》，文中提到：“造成财政今日之困境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没有注重‘生财、聚财、用财’三财之道的研究和运用”。

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三财之道”仍然有人乐于探讨。比如，何涛在《嘉应学院学报》1999年4期上发表文章《三财之道与国家财政的振兴》，文中提到，“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的振兴，应重点抓好‘三财’之道建设……生财之道就是要解决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根本内容就是抓好财源建设，抓财源建设既可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为财政的繁荣提供后劲；聚财之道就是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及个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按一定比例，通过一定方式进行筹集的过程；用财之道就是将国家财政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安排的过程”④。这些阐述不可谓不到位。

即使到了2006年，“三财之道”还会偶尔被人提及。比如，刘尚希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年11期上就发表文章 《“三财之道”的政府行为分析》。近十年来，再谈“三财”的就更少了。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是“理财学”的黄金时期。笔者当时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书，此间，在梁尚敏教授的领导下，设置了理财学的本科专业，招了至少5届学生，后面几届与财政学专业混在一起。当时，有专门的《现代政府理财学》的教材，笔者还讲授过《现代政府理财学》的课程。当时甚至有专家建议，把财政部改为“理财部”，以扩大财政部的理财影响力。

三、“三财之道”符合中国历史特色

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历史上积累的理财典籍都是名列前茅的，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以“国用”、“国计”、“度支”、“理财” 等词汇反映财政活动， 以 “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度支部”、“户部”等词汇反映理财机构。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财政”二字？有两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财政”二字出现在中文词汇中，至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即“财政”一词的使用，是当时维新派间接从日本“进口”的，而日本则是来自英文public finance一词。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戊戌变法《明定国是》诏书中有“改革财政，实行国家预算”的条文，这是在政府文献中第一次使用“财政”一词。1903年，何良栋编印的《十一朝东华录分类辑要》中，使用“财政”一词，同时中央设立财政处，确立了“财政”的概念。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宣传“三民主义”，曾多次使用“财政”一词，强调财政改革。民国政府成立时，主管国家收支的机构命名为财政部⑤。

非主流观点认为，在16世纪明人的文集中就有“财政”一词，并在词义上已具备现代意义。即明代内阁权臣严嵩文集中有《赠李运司序》云：“《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圣人思理财之难，故制为法，纤悉备密，择吏而慎守之。故吏者，天子所恃以守天下之法也。吏不良则法废而莫守，法不守则财弊而莫理，财莫理，则天子不得。今之盐课，国用所需，财政之大者也，特置运司以领之”。又云：“户部郎中新城李君擢为两浙运司同知。君初为令、为州守、为扬州同知，以入户部，前后皆有财政，君皆优为之”⑥。这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为之，还值得商榷。

虽然“财政”一词出现的晚，但并不等于没有财政活动。“理财”一词在《易经》中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中国财政史就是理财史，是没有错的。《易系辞下》中说：“正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意思是说，圣人“当位”，是成就大业的先决条件。接下来有何作为呢？一是守位，二是聚人，三是制礼仪。以仁才能守住位，以财才能聚集人。财是要理的，但是不能放任自流。理财的正确路径是制礼仪，让政府与民间的理财有章可循，就不会出轨。

在《大学》中，有一段至今理解起来都毫无难度的“理财名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里讨论了生财与用财的辨证关系——生财有基本的规律，从规模上看，生产得多，使用得少；从速度上看，生产得快，消费得少，财富就会自然而然、持久地充裕。现代社会何尝不是如此！从规模与速度的结合来分析理财问题，对后世的思想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从《易经》开了谈理财的先河之后，历朝历代谈理财者层出不穷，这些理财思想的精髓，不断地成为理财制度的源泉，提高了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的理财水平。比如，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⑦。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⑧。这是法家的主要观点。到了封建社会中期，王安石对“三财之道”的系统论述，可谓是达到了理财思想的顶峰。他说：“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很谦虚：在理财方面，自己是自学成才。通过研究前人的理财方略，也就懂得了理财关系。他的实践证明：治财比理财更重要。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民富是国家理财的关键。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⑨。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即“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⑩。

四、回归“经济决定财政”的理财铁律

（一）经济与财税的关系

既然我们的祖先已经系统表述了 “三财之道”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强调生财是聚财、用材的基础，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颠倒 “经济与财税——生财决定聚财用财”的关系。

按照新预算法的规定，社会各界，比如，纳税人、代表委员、媒体、民众等都有权对预算进行审核监督，但如何审核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对这个问题，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做了十分精准的解读⑪：如果预算以平衡状态为重点，那么每年财政收入就必须完成预算安排，否则就会造成赤字扩大。这样一来，客观上容易带来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当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完成收入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会倾向于少收点，民间的钱越多，经济就会越热；当经济比较冷的时候，完成任务不容易，财税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就倾向于多收，民间的钱少了，经济就会更冷。因此，在预算审批以支出为重点后，税收就不再是任务，而是预期，财政收入依法征收，该收多少就收多少。

从这段话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生财是聚财、用财的前提，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二）企业是治国理财观念转变的最大受益者

笔者认为，这种治国理财观念的转变，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企业。经济下行了，企业当然要少缴税，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淡化“税收计划”，与习近平同志淡化“GDP”的思路是一致的。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6月30日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10月8日，习近平出席亚太结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闭幕式时再次强调，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11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考察强调，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追求没有水平的GDP。经济下行时，税收任务完成了，企业也就倒闭了。古人称之为“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竭泽而渔，第二年则无鱼；焚林而猎，第二年则无猎。这是最不生态的做法。应收未收，或者不该收而收了的税，与“有水分的GDP”一样，也是“有水分的税收”。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税收工作上的体现⑫。

在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涉及企业的直接“利好”，比如，“全面实施‘营改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⑬。这都有利于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各种企业都能够渡过难关。如果还是强调按照原计划征税，关门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2017年6月29日晚，公布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在谈到近些年“放管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成效时，李克强说，2013—2016年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2万多亿元。在谈及2017年“放管服”改革重点时，他重申今年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可以使企业全年减负超过1万亿元。

据统计，2016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收入当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同比提高了0.26个百分点，降低企业成本约为1万亿元左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⑭：

一是减税降费。2016年开始全面推进 “营改增”，2016年能够为企业减少税负大数是5000亿，涉企收费通过清理，特别是进出口环节的涉企收费，银行卡刷卡的收费定价机制等涉企收费大概减少了560亿。这样减税降费共有5500亿。

二是企业用能成本大数减少了2000亿。在电力领域，通过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的改革，鼓励电力直接交易，完善两部制电价等减少企业用电成本1000亿。另外，降低了非居民用气的天然气价格，这样企业用气的成本也减少了1000亿。

三是利息负担下降。2016年1—11月份大数利息减少了787亿。

四是物流成本，通过航道疏通、枢纽互通、江海联通、关检直通四大畅通工程，公路甩挂运输、无车承运人等措施，整个物流成本降低了350亿左右。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财政功能回归

有的专家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必然是财政功能不断回归财政部门的过程。从财政功能的集中来看，无论是政府收入支出事务，还是资产负债事务，都应该按照专业分工的需要，将相关事务的管理功能归集到财政部门⑮。各相关部门必须适应。这一观点，笔者颇为同意。

要把财政部作为财力分配的枢纽，必须改变“财出多门”的格局。这样才能够全面服务企业，推动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具体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多研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财政分配的历史性影响。2013年11月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问题，取代了1992年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观点，虽然只是两字之差，但是，其影响是根本性、历史性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改变了两大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去，政府各个部门拥有强大的财力，以各种方式干预经济生活，部门干预层出不穷。现在，要最大限度地放开市场活力，具体就是要通过“三个进一步解放”来实现——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社会活力。因此，必须把财权进一步集中到财政部门手中，才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以“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现代理财体系。“五大发展理念”是2015年五中全会的最大创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最好总结——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财政在这“五大发展”中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财政这个分配环节的功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五大发展”的成败。笔者认为，财政可以从这五个角度去加强研究——创新财政、协调财政、绿色财政、开放财政、共享财政。

三是“三财之道”之间不可对立起来。比如生财与用财的对立，为了财政宽裕，而减少企业的收益。政府从企业那里拿多了，企业就难以为继。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财之道”是中国理财历史经验的总结。财政经济活动无非是生财、聚财、用财这三个方面。财政分配出问题，往往是“三财”的关系颠倒了。生财是聚财、用财的基础，决定了聚财、用财的规模；聚财过多，生财能力将会下降；用财合理，生财就顺利，聚财也会有新的规模。如果不顾生财地聚财与用财，将会极大地影响生财的能力。过分强调“税收计划”的执行，就是影响生财的一种表现。

四是“大财政部”的思维值得思考。所谓“大财政部”，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家讨论的“理财部”问题。财政如果只谈聚财、用财，而不重视生财，或者把生财的重担交由别的部门，这种财政分配是十分危险的。从目前的部门设置来看，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海关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中的一部分工作内容，有进一步整合为“大财政部”的必要。与此同时，“大财政部”还应该将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的财政功能集中起来。做大做强财政部门，才有可能保证大国财政——“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的实现⑯。如果“大财政部”或者“理财部”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财政部对生财、聚财与用财就有了统一的思路，发改委、国资委等就必须考虑是否还需要存在。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三长”是非常关键的。即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

五是在GDP增长有上下限之后，税收增长与支出增长也要有上下限。2014年“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 “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2016年年初，多个省份在两会及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GDP增速的目标区间——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广西、广东、黑龙江、吉林和海南等9个省市，其设定的区间从6%-6.5%到7.5%-8%不等⑰。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16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同理，对事关千家万户的税收增长率也应该如此安排。既然经济增长是难以确定、有上下限的，那么，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税收计划，就必然是难以百分之百完成的，要么高于计划，要么低于计划。如果严格按照税收计划征收，结果只有两个方面：企业少缴税，“藏税于企”；企业多缴税，倒闭歇业。这都违背了“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规律。与此同时，为了与税收收入额相适应，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额也应该是变动的，也要有一个上下限的规定。

五、政府理财需要不断创新

在新一轮的发展进程中，中心城市的发展举足轻重。城市发展与政府理财密切相关。在此，以武汉为例，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

2017年1月3日，陈一新书记主政武汉。9个多月、300多天，形成了“新城市经济学”。深化改革、全面创新，创造新武汉。笔者认为，新武汉就新在九处，简单以“三财之道”来予以分析。

（一）生财之道

1、新蓝图：长江主轴、长江新城、东湖绿心。武汉提出，用30年左右的时间打造长江新城，长江新城与长江新区将会重叠，占地600平方公里左右，再造一个武汉，成为世界级亮点城市。让长江主轴成为生态轴、文化轴、经济轴等。东湖绿心要成为国际级的生态样板。从生财的角度看，武汉的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动能。

2、新融合：“大学+”。武汉的优势之一是科教，但是高校的成果转化难。发挥武汉这一优势的举措之一就是要把武汉的成果转化率从25%左右提高到80%。

9月22日，科技成果转化签约大会·武汉大学专场举办，现场签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6个、总金额超14亿元。9月30日，成果转化签约大会迎来华中科技大学专场，62个项目现场签约，金额达66.62亿元。这些新技术、新成果，正是财富之源。

3、新经济：新民营经济。 新民营经济是沿海民营经济与武汉科技优势的融合。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创富惠民为目的、以新“四军”为主体、以新经济为特征、以创新为动力的民本型经济。

具体表现为“创业主体新”、“产业领域新”、“发展动力新”、“融资方式新”、“集聚格局新”、“商业模式新”、“市场需求新”、“治理结构新”八大特征。其中，创业主体是新“四军”，即新民营经济创业主体大多是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这一类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创业创新者。

4、新区位：从九省通衢到四个枢纽。要推进武汉“国际陆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家多式联运枢纽、全国重要的信息枢纽”建设。

（二）聚财之道

1、新投资：三大“百万工程”。

一是百万校友回归工程，华科、武大、中南三场资智回汉活动，吸引了投资4177亿元。2017年11月还有活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江汉大学、武汉科大、武汉纺大等校都在积极筹备中。

二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武汉准备筹建“市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局”，力争在汉高校科研院所80%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三是 “海外科创人才来汉发展工程”。2017年9月8日，武汉举办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资招商活动，21名境外世界500强企业高层 、9名全球行业领先知名企业高层及外企商会高层和外国驻武汉总领馆代表聚集，参与世界500强暨知名外企招商推介大会，吸引投资33.83亿美元。

2、新平台：四大吸引投资平台。 大光谷。东湖高新区全面加快自贸区建设，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科技金融、智能制造产业，加快提升高效高新产业集聚力，努力打造 “光谷”、“药谷”、“智谷”、“金谷”。

大车都。武汉开发区加快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尽快实现传统汽车200万辆产能，布局发展“下一代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努力打造“车都”、“机器人之都”、“智能家居之都”。

大临空。临空港开发区加快建设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与创新基地，重点发展临空制造、网络安全、高端服务、现代食品等产业，努力打造“临空制造港”、“网络安全产业港”、“现代健康食品产业港”。

长江新城（大临港）。建设长江新城，集聚国家战略、传承长江文明、承载武汉使命。长江新城为武汉未来30-50年发展预留了空间，为复兴大武汉的宏图伟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三）用财之道

1、“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武汉提出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立足89所在汉高校、95家科研院所，近130万大学生的独特资源优势，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五年内吸引100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陈一新书记创造性提出“大学+”发展模式：要争取让武汉大学毕业生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买到房，同时提高大学毕业生年薪。探索用互联网思维开发人才住房；首批3600套人才公寓即将开放，今后每年将建设和筹集50万平方米以上的人才公寓，5年内满足20万人租住需求。

2、新生态：建设水生态城市。以“四水共治”为抓手，优化生态结构（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湖泊也是武汉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还要精心做好“大湖 +”文章，探索推进“大湖 +”试点，打造“大湖 +”主题功能区，探索“大湖 +”环境保护、“大湖+”产业创新、“大湖 +”社会建设、“大湖+”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等发展模式。

3、新力量：用好财依靠好的队伍。2017年8月31日，武汉任命108名市管正局级、副局级干部，年纪最大的57岁、最小的33岁，平均年龄47.2岁；女干部26名。

9月8日，129名来自中央及省直单位的挂职干部正式到汉履新。

9月19日，武汉市召开第二批基层作风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将再派出“108将”，成立16个巡查组，对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作风巡查，此次巡查的重点为“微腐败”问题以及新衙门作风。此次巡查从今年9月至明年12月。

4、新网络：加强用财监督。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成立网上群众工作部，微信设市民留言板。深入实施“红色引擎工程”，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巩固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局面。■

注释：

①《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唯实》，1982年 S2期。

②王仲发：《财政经济工作要讲究“三财”之道》，《企业经济》1982年1期。

③徐安一：《讲求经济效益研究“三财”之道——七城市财政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市召开》，《财会通讯》，1982年6期。

④何涛：《三财之道与国家财政的振兴》，《嘉应学院学报》1999年 4 期。

⑤万明：《“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12月23日。

⑥万明：《“财政”一词并非舶来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 12月23日。

⑦《管子揆度篇》。

⑧《商君书说民篇》。

⑨《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⑩曹旭华：《管子论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06期。

⑪李丽辉、吴秋余：《财政部负责人解读三中全会深化财税改革三大亮点》，《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⑫叶青：《税收计划这是一种预计》，济南市税务学会网站，http：//www.jnswxh.com/xinwen.asp?id=1302。

⑬《今年全面实施“营改增”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中国日报》，2016 年 3月 6日。

⑭《发改委回应企业负担过重 去年已减负1万亿元》，2017年01月10日人民网。

⑮杨志勇：《大国财政需要“大财政部”》，经济观察网，2015年11月20日。

⑯杨志勇：《大国财政需要“大财政部”》，经济观察网，2015年11月20日。

⑰陈寂、陈晨、许雄：《2016年地方政府将如何抓经济?聚焦多地新 “出炉”的GDP增速目标》，2016年01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8版。

[1]毕朝英.也谈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财政研究[J].1982,(04).

[2]李丽辉，吴秋余.财政部负责人解读三中全会深化财税改革重点[N].人民日报,2013-11-21.

[3]刘尚希.“三财之道”的政府行为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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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责任编辑：范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