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及其理论意义

唐东霞，梁健晟

（1.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2.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及其理论意义

唐东霞1，梁健晟2

（1.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2.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立足于乌托邦和人类文化的展望，从他的认知图绘的思想框架出发阐释乌托邦观念，对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共生关系提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是一种前瞻性的理论，这种前瞻性的理论构成了他文本叙事中的动力，并体现出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功能。詹姆逊在乌托邦观念引导下的文学理论观念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是促进当代文化理论不断走向深入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潜源。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乌托邦；认知图绘；意识形态批评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影响力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在詹姆逊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聚焦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观，运用历史、社会等多重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提出了新的阐释。在詹姆逊的理论研究中，乌托邦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内容，在《政治无意识》《文化转向》《全球化的文化》等一系列著作中，詹姆逊围绕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乌托邦与全球化、乌托邦与文化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展开，蕴涵着重要的思想能量，并引发学者关注。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与他的乌托邦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乌托邦研究，詹姆逊深化了他的认知图绘思想的方法论观念，并通过对传统的乌托邦理论的深化拓展，体现了一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观念。本文从詹姆逊的乌托邦理论出发，阐释其乌托邦思想的理论内涵、美学价值及其所产生的理论效应，以期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出新的理解阐释角度。

一、认知图绘：乌托邦思想的提出及詹姆逊的批判改造

在西方文化史上，乌托邦概念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对乌托邦的理论追问和思想探究不断深入，虽然自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提出乌托邦的概念以来，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们对乌托邦的研究并未因社会语境的改变而中断。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概念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中，莫尔勾勒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度——“Utopia”。在这个虚构的岛国之中，财富天下共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幸福，这是乌托邦概念的最早来源。从词源上看，乌托邦的概念来自希腊语“eutopia”，意为“美好的地方”，但后来英文中的“utopia”又意指“不存在的地方”。所以，在概念的内涵上，乌托邦既是理想国度的代名词，也是一种非存在，其原始和准确的意思应该是“一个美好而又不存在的世界”。

自乌托邦概念诞生以来，思想家们对乌托邦的概念进行了多层面的丰富，并从乌托邦出发在艺术创作中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自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以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佛兰西斯·培根创作了《新大西岛》，英国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顿创作了《大洋国》等。此类小作品广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腐朽封建制度的批判、对人民大众所受痛苦的大声疾呼，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自由思想的追寻。在提出并阐释乌托邦概念的过程中，莫尔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予以深刻的批判，寄希望于乌托邦这个想象的世界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祈望，这极大加深了乌托邦概念的思想批判内涵。但不可否认的是，莫尔等人的乌托邦概念和理想追求也存在一定的弊病，是当时那个时代与阶级环境下的产物，具有空想色彩。在莫尔等人提出乌托邦概念的时候，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博爱的观念已被大众所熟知，这种思想与乌托邦概念一道，促发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恩格斯曾经评价道：“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里叶与欧文三个人的肩膀上。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特质，但他们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志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真理。”[1]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与莫尔等人提出的乌托邦概念有密切的联系，它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弊病进行不加掩饰的揭露与批判，使无产阶级革命得到了理论先导，为迎接科学社会主义的到来做好了思想理论上的储备。

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发展中，乌托邦概念的影响不断凸显，特别是经过了历史的沉淀与考验，乌托邦概念和思想总的积极元素不断为人们所继承，并能成为日后理论深化和演进的动力。20世纪以来，很多思想家在不同层面上推动乌托邦概念的发展。美国思想家詹姆逊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代表。詹姆逊作为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后现代文化理论建设中，强调从总体化角度看待空间性问题，并形成“认知图绘”的美学范式，其中对乌托邦思想的引用和改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孔径对于“认知图绘”的概念。詹姆逊提出：“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认知图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2]在文化研究范围内，认知图绘能够表达主客观之间的想象关系，帮助人们认识并掌握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同时，认知图绘又是一种美学认知策略，这种美学认知策略是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中介工具，能培养人们在共时和历时上更完整地认知社会的结构。正是这种认知图绘的理论构想，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中探究了跨国资本主义环境中社会主体的辨别方式，并重新唤起了对未来的文化想象。在詹姆逊的理论中，认知图绘与乌托邦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认知图绘的概念吸收了乌托邦概念的合理内涵，同时又通过乌托邦，以认知图绘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他希望可以通过认知图绘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宏观把握，进而从文化想象的角度建构一种乌托邦的理念，以达到美学与政治学相融合的目的。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表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这种向往弥足珍贵，成了文本叙事的主要动力，而我们通过文本叙事，能够把握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现实，从而实现文化批判的目的。自从法国思想家托拉西（Destult de Tracy）引入“意识形态”理念后，人们对意识形态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存在着诸多区别，一般认为前者在本质上体现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人们具有蒙蔽性；后者代表发展中的阶级利益，并以抨击社会现实为己任。在詹姆逊看来，意识形态虽然始终指向人们的社会存在，并因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归根到底是对现实的扭曲或掩蔽。而引入乌托邦的概念则可以规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某些偏颇式的理解，从而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起到重要的理论更新作用。所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并非水火不容，二者可以和谐共存，有效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与乌托邦等同起来，特别是在文本阐释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意义和价值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意识形态分析应该与其相同的文化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解一并处理”。[3]283因此，任何孤立地谈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价值指向都是不可取的，“在文本批评中如果只运用否定的乌托邦概念，将会使我们陷入机械论的陷阱，如果只肯定地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将会陷入宗教或神学的幻想中。”[4]所以，只有将上述双重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既看到文化文本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而存在，又看到其乌托邦的性质，二者共同构成了詹姆逊批评体系中的总体化视域。这也是我们把握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孔径。

二、走向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首先，詹姆逊的乌托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学说，同时，乌托邦研究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注脚，而是走向了一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的理论观念。詹姆逊提出，在后现代全球化语境影响下，人们充满焦灼与恐惧，使得美学的功用相应地发生改变，由对崇高美的追求转向为对快感的触碰。基于此，詹姆逊从空间地理学中寻求灵感，开创一种以空间存在为基础的认知思考，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将空间置于共时性存在的认知美学概念，经过他的理论改造之后，融汇成独特的乌托邦思想。他的乌托邦思想首先强调乌托邦与辩证思想的关系，乌托邦不仅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在这座冰山上更蕴含着对希望哲学的复归与超越。詹姆逊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观念的批判，以总体化的视域帮助人们找回对当代理性信念的憧憬。这种乌托邦观念既是一种对现实的改造，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思想价值，这种思想价值在于对未来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种批判的思想孔径，并积极面对在这种思想孔径中极有可能产生的思想危机。

其次，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也因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而更为充实。通过乌托邦概念和乌托邦思想研究，詹姆逊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这种理论阐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既有继承也有超越，最明显的理论突破就是不再从意识形态生产的角度看待当代文化与社会，从而使乌托邦视角区别于意识形态生产的观念，但詹姆逊同时提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并非是截然对立和冲突的，二者有统一的成分，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生产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容易走向机械的反映论，引入乌托邦研究的视角则可以凸显文本阐释的丰富性，这是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上最具理论创新的表现。

詹姆逊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正统意识形态分析，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应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解释学或对相同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5]在他看来，那种偏重意识形态分析或乌托邦阐释的单一视角和批评，无疑会走上两种极端，而只有将意识形态分析与乌托邦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继承甚至超越。詹姆逊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扬弃，在乌托邦思想研究中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融合的理论路径，既有深远的前瞻性又有现实的厚重感，并立足于对未来乌托邦思想和人类文化的展望，体现了一种前瞻性的理论思考。最后，詹姆逊别具匠心地以科幻小说文本为突破点，提出乌托邦具有未来的思想指向，这种未来的思想指向不是审美幻想的神秘表达，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表述，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一种美学思考的深化。

在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日渐强势的社会中，人们的想象力日渐枯竭，但正是因为人们想象的无力，才给予乌托邦精神更多的施展空间。詹姆逊认为，在乌托邦思想逐渐衰落的时代，科幻文学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科幻文学的想象方式和展现形式是为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的思考，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融入深刻的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詹姆逊通过对科幻文学的分析，也切入到了乌托邦美学的未来指向问题，从而更深刻地反观当代世界，并对科幻文学与当代文化发展及其社会演进的关系做出深刻的阐释。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由于种种社会限制及其文化控制，人们面对当代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既感到无力又别无选择，各种文化批判因运而生，这些文化批判力图对问题提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最终仍然是失败的。詹姆逊说，这是当代文化缺失乌托邦思想维度的表现，乌托邦思想不是一种彻底改革现有体系、打破现存社会关系的需要，而是基于现实文化思考对未来可能性的一种设计，并在这个层面上，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做出有益的补充，他们共同构成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关系的审视与解决方案，因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当代语境下的乌托邦思想：詹姆逊乌托邦理论的美学价值与局限

在关于乌托邦理论的思考中，詹姆逊重新唤起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活力，并创造性地将多重理论运用到当下实践。他“透过对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并且毫不留情地告诉世人，在你们沉湎于消费行为的同时，你们也无形中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在你们所迷恋的商品背后，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进步的统治，伴随着后现代物质文明，是触目惊心的痛苦和恐惧。”[6]可以说，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研究为当代文化发展描绘了一个无形而又切实存在的问题域，他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辩证理论让我们意识到了在这个问题域中的多种理论探讨的可能，因而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沟通现实与未来的桥梁。詹姆逊深信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穿透力，特别是能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与危机出发，引入当代语境下的思考，他的乌托邦思想在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而在理论的层面上，他的乌托邦思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亦有所推动，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虽然影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素复杂多样，但经济基础始终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体现，也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促进或抑制的作用。但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各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层出不穷。对此，詹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偷换了人民民主的概念，混淆视听，使人民忘却自己的被剥削地位，更卖命地为资本家服务。”[7]这正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阶级的文化问题被冲淡了，但并非消失，而是隐蔽地融合到文化、消费以及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特别是经常性地以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变得更为隐蔽与复杂了。在这个基础上，詹姆逊通过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提出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融合，以未来的角度看待现实的境遇，并重新思考现实，以前瞻性的眼光寻求对当代文化危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启发。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也存在着缺陷。首先，他的乌托邦思想有走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詹姆逊虽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并结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体现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但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仍然缺乏更加丰富深刻的思想批判，特别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崛起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冲击问题没有更加系统的表述，这一点也影响了他的乌托邦思想的更加丰富的展开。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崛起的时代，乌托邦是否依然有效？乌托邦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中展现更深刻的对社会和文化现实的批判功能？对于这些问题，詹姆逊是语焉不详的。在谈及文化与后现代问题的时候，詹姆逊明显地体现出了一种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赞赏的观念，詹姆逊曾这样说到：“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品，这一事实的结果是，过去习惯上看作是经济或商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文化，必须根据这一特征来分析各种理想社会或理想的消费行为。”[8]詹姆逊更多地在文化和商品的立场上看待后现代主义文化，将后现代主义纳入文化消费的视野之中，这就冲淡了乌托邦美学批判的现实针对性。

其次，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充分肯定文化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功能与理论，并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生成扩展有所批判，但批判的笔触仍然是有保留的，同时，詹姆逊也过分夸大了文化商品化的事实与功能，在提出商品生产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文化的能动作用。同时，詹姆逊试图通过文化文本中体现的政治无意识研究，借助于乌托邦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唤起人们对社会理想改造的愿望，这也过分夸大了乌托邦的能动性，他把对文化、文本的研究凌驾于阶级基础之上，这难免有人认为走向了舍本逐末的嫌疑，重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旧路。最后，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中存在着对审美维度的偏离。詹姆逊强调“一切阶级意识——或换言之，一切最鲜明有力的意识形态，包括统治阶级意识的最具排斥性的形式，正如对理解及或被压迫阶级的意识一样——都是乌托邦性质的。”[3]276在他看来，乌托邦是释放艺术冲动的归宿，而理想的批评方法应是从艺术文本的审美性着手，通过艺术审美的方式进而引申到对文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分析。但在具体的批评阐释中，詹姆逊往往跳过了文本的审美性分析，而是直奔文本的文化分析与文化批判，这就导致了文本阅读中的断层想象，其直接的结果是使得批评理论看上去诘屈聱牙，更难以让乌托邦阐释理论具有说服力。在当代文化条件下，尽管乌托邦的功能已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但詹姆逊还是以其独有的眼光从现实中看到未来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其乌托邦文学观念始终强调文化批判意识，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分析，试图摆脱当代文化危机所带来的束缚，在乌托邦思考中勾勒出一个更具理性的未来社会理想蓝图，所以，尽管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仍然存在缺陷，但他怀揣着乌托邦梦想，追寻真理的实践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5.

［2］王逢振，谢少波.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2.

［3］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吴琼.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7：201-201.

［5］弗·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M]//王逢振.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82-283.

［6］朱刚.詹姆逊[M].台北：生智出版社，1995：170-171.

［7］冯勤.詹姆逊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透视[J].社会科学研究，2005（3）.

［8］弗·詹姆逊.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J].王汶，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1）.

（责任编辑：李金龙）

I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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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225（2017）06-0042-05

2016-11-20

唐东霞（1978-），女，广西桂林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梁健晟（1990-），男，广西梧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辨识与强制阐释问题研究”（GD15CZW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