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及其研究旨向
——兼论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化

蔡江帆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身份认同及其研究旨向
——兼论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化

蔡江帆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身份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到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问题，再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范畴化问题，并同时伴随身份认同研究的多元嬗变与分化过程。其中，关注以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为分界的认同问题成为学者们应对世界冲突难题下的研究焦点。由此，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应是为了分析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以及在身份互动过程中的认同分化与整合进程，为寻求化解和消除群体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国对民族、宗教等单一文化身份的强调而产生的偏见、排斥与对抗的方法与机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身份认同 身份多重性 认同多元化 身份整合

“身份认同”这一概念在国内学术研究中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对应和探讨国外学者提出的“identity”这一概念。“Identity”最早是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范畴被提出的，来源于拉丁语“idem”，其词源可以追溯到词组“thesame”，指的是“同一事物在变化中的同态和差别中的同一”。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逐步将“identity”从个体发展到群体、社会，20世纪60、70年代之后，这一范畴被广泛应用于经验研究，同时也逐渐理论化，并逐步面向对全球化、多元文化及多重身份问题的关注。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P1011-1022)、《朗文英英词典》[2](P706)的解释，英文中的“identity”具有身份／本身／本体(who or what sb／sth is)、特征／特性／特有的感觉或 信 仰 （the characteristics，feelifigs or beliefs thatsimilar to and able to understand sb／sth）三层含义，既涵盖我之所以成为我，并区别于他者的属性，也包括同一性，即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同一性，尤其是文化、心理或情感上的同一。也就是说，“identity”既包含角色（roles）、角色设定（role-sets）、地位（status）等外在的身份属性，也包括自我的内在同一性，还包括自我对外在身份的认可、自我的群体和社会身份归属及自我与群体的情感联系等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及认同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于心理学领域，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历史、族群、文化、政治、宗教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谈论的是关于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即“认同”；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分开来，划清界限，即“别异”。只有“我”，没有“我们”，就不存在认同问题；只有“我们”，没有“他们”，认同也会失去应有之义。[3](P212-214)身份认同是“自认”与“他认”的结合，同时涵盖了“认同”与“别异”的过程。

一、国外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

（一）认同及社会认同的理论演进

在心理学领域，马斯洛关于需要层次的理论指出，个体除了生理、安全的需要，还有爱与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社会化的需要等，这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实现获得性认同的过程，即归属于群体、归属于社会或国家的过程，群体或集团就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和归宿。从现代心理学意义上讲，“认同”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将认同看成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是个体与一个人有情感联系的最初表现形式。

在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上，埃里克森（Erikson）于20世纪30年代从精神分析和临床诊断角度提出了有关同一性的初步想法，并于60年代系统提出了同一性发展理论，认为“个体同一性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同一性的达成”，如果个体同一性发展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同一性混乱或同一性危机。马西亚（Marcia）在埃里克森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认同模型（Egoidentity model），根据个体是否探索同一性问题和是否进行决策，提出了四种自我认同状态，迷乱状态（diffuse，个体既不能进行同一性探索，也不能进行自我决策）、取消状态（foreclosed，个体只是在父母价值观的基础上做出承诺，不进行自我探索）、探寻状态（moratorium，个体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未做决策）、认同状态（achievedidentity，个体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也有坚定的承诺感）。

埃里克森更多地关注的是个人的认同，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更多地关注群体性的认同。他认为，与角色相比，认同具有更稳固的意义来源，它涉及自我建构（self-construction）和个体化的过程。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function），而认同组织起来的是意义（指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目的的象征性认可（identification）。谁建构了群体性的认同以及群体性的认同为谁建构，大致上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以及它对于那些接受或拒绝这一认同的人的意义。他认为认同的社会建构总是发生在权力关系语境之中，认同有三种形式和来源，分别是“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identity）”、“抗拒性认同（ReMstance identity）”、“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4](P5-7)

现代实验社会心理学鼻祖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将认同应用到社会心理学领域，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感的认同需求。他指出，个体为了维持主观幸福感，必须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5](P499-514)泰弗尔（Tajfel）、约翰·C·特纳（John C.Turn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theory，SIT），认为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归属的群体或类属所持的知识和信念，强调社会比较过程（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 和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认同论自建立之后扩展到社会心理学的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涵盖社会范畴化对群体关系的影响、群际冲突与我群中心主义、社会变迁、认同和自我概念、心理群体形成、人际行为和群际行为的区分、群体凝聚力、社会吸引、社会影响与遵从、社会合作、群众行为、群体极化、社会刻板印象、归因理论、公正论和社会心理学的元理论等。

此外，哲学层面也不乏对于现代认同社会性的探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从哲学层面论证了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群体和社会属性。他指出，个体对于自我主体意识的理解和强调是在近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之中产生的，基于个体的自我理解是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化核心，个人主义个体对于自我的理解是一种建构出来的对于自我理解的一种观念，是一种“社会想象（Sociai imaginary）”，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6](中文版导言)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使这种个人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必须要依赖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得以塑造，这种对话关系也即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建立，个体是在群体之中存在的，个体的身份认同建构离不开群体的形塑。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认为，认同这一观念已经被构筑进对自我创造和社会性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之中[7](P32-33)，个体的身份认同具有典型的社会性，是依赖于社会关系及其身份地位来建构的。

（二）身份与认同的多元分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是认同研究发展的关键时期，认同研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科各个领域，“认同”也逐渐成为综合性的概念。70年代后，泰弗尔等的社会认同理论（Soeial identity theory）、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Theory of identity development）以及马西亚的自我认同模型等被广泛应用于经验研究，在政治、社会、国际关系、民族、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中，认同成为一种时尚，认同研究的理论建构也逐步成熟，与此同时，认同研究也开始面向对现代化、全球化、多元文化及多重身份与多元认同的关注。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强调身份与认同的多元分化特征，他指出，当代社会结构分化导致了社会角色的多元化以及认同研究的时尚化。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强调了身份认同的文化属性及其由此而引发的世界文明冲突，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并承认认同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他将认同概括为五个方面：个人有认同，群体也有认同，个人的身份是可变的，群体的认同则主要取决于它定性的特性，不易改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惑或自由选择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程度上亦是如此，认同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等，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认同会发生变迁，多重认同有时相辅相成，有时则互相冲突：认同由自我界定，同时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作为一种身份或归属感的心理认同仪式，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关系建构；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各种认同的重要性随情况而定”[8](P21-22)个体和群体的认同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多重而复杂的。哈贝马斯在埃里克森基础上对“认同危机”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并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的理念，解构了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使得认同的意义泛化、弥散化，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多元化，也使认同适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阿玛蒂亚·森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社会中存在的两种“还原主义”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与暴力，其中一类是“身份无关论”，忽略或完全忽视与他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另一类是“单一归属论”，即假定某个人只属于某个单个集体，只存在单一的社会归属。阿玛蒂亚·森指出，多重身份是普遍性的存在，他呼吁一种应对全球化、多元化世界冲突与暴力的解决之道，即非制度化的全球归属感。

二、国内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

将认同这一概念较早用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是郑晓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①。认同一词随之在中国流行日广，但许多学者在使用认同这一术语时并未给出其明确的概念界定。有些学者从认同研究的学科及理论建构方面进行探讨，对中国当前面临的身份与认同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张静主编的《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着重探讨身份认同的理论方法问题；方文将社会认同论引入群际符号边界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尝试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尤其是转型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和理智复兴找寻可借鉴的概念工具；[9](P7)葛兆光指出，“中华民族”的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认同”问题，包括国际社会的政治认同、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内部各民族各地区的国家认同等，他强调要理解中国本身的认同，需要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简单地“从（西方概念的）民族国家中（把中国）拯救出来”[10]；张海洋结合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社会场景，探讨了中国人的认同根源，认为理解中国社会的认同，除了共时性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引入历时性的维度[11](P264、254)；王明珂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的角度，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反思华夏（中国人）自身的认同问题；韩震基于对欧洲现代性及结构主义对人与人认同的消解，反思基于亚洲或中国的“和而不同”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多重性问题，为理解认同问题提供了新的本土化视野。[12](P4-5)

有学者从多元认同的角度探讨特定群体的民族、国家认同等，如祁进玉以土族社区、北漂少数民族为例，对身份认同的情景衍生性和多重性、多元化特点[13](P299)以及认同的生产过程和认同形式做了深入思考[14]；程美宝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来探讨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问题；哈正利通过对西道堂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多重社会关系形式变迁下的族群性建构的地方性个案，展示了历史与现实中影响族群认同的多种可能性，肯定了各种社会关系形式变迁对族群认同表达的可能影响及人们在族群性建构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15](P3)

三、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旨向

由上可见，身份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到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问题，再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范畴化问题，这种转变也同时伴随着身份认同研究的多元嬗变与分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注以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为分界的认同问题成为学者们应对世界冲突难题下的研究焦点，一方面，强调宗教、族群在世界争端和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呼声渐高；另一方面，强调要将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放置于个体多重身份与认同之中看待的研究视野，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很好借鉴。前一种视野以亨廷顿为代表，后一种研究视野的尝试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希冀还原并真正理解身份类别的多样化、多重性与身份认同范畴的多元化状态，而后一种视野更强调要跳出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文化决定论或文明冲突的窠臼，以更加开阔的理论关怀将身份认同问题嵌入多重社会关系之中，并以此寻求各种身份认同危机与冲突的解决之道。

国外学者使用的“identity”概念，有一个逐步演化和分化的过程，从整体的单数同一性（identity）裂变为丰富而复杂的复数认同（identities）、多元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9](P148)，从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及内在同一性，到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从个体身份的自然主义状态，到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分化状态，既涉及外在的身份；也涉及内在的认同。

20世纪90年代，“identity”被引入中国学术研究，翻译为“认同”，探讨的是文化变迁与认同②问题，随后，“认同”一词在中国流行日广，关于认同的讨论也开始活跃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对于“identity”究竟是指“身份”、“认同”，还是“身份认同”的争论也不断增多，这一争论源自于中英文语义、语境的差异。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对“identity”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也有学者为了研究的便利，使“认同”与“身份”等同，或直接使用“身份认同”来表述。由此，国内学者对于“identity”这一概念的理解，便出现了认同、身份、身份认同等多个表述方式，探讨的问题主要有：身份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及其原因，个体与群体、社会认同的获得与建构路径，如何通过国家、政治认同的建构消解因民族、族群、宗教等认同而产生的矛盾和分化等。

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的日益增多与动态嬗变，是根植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这一研究涉及主体、语言、心理、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别、种族等一系列理论问题[16]。资本主义的飞速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西方社会的结构，改变了部族社会及宗法社会中由家支、血缘、性别等构成的牢固的身份体系和认同机制，殖民化运动也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下，迫使各文化主体不得不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集体身份选择，这一选择过程伴随着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复杂主体情感和体验，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状态可以称之为“混合身份认同”（Hybrid Identy），它也是后殖民、后现代主义关注与批评的焦点。[16]在后殖民时代，殖民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影响依然深远。在这一进程中，“文明”、“文化”、“民族”、“宗教”等身份标签逐步被强化。身份认同问题在中国的广泛讨论，是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急遽转型过程带来的日益复杂的社会剧变和文化嬗变情景下，人们对于自我和群体的认知与归属的焦虑以及在这种焦虑下急于挣脱“边缘化”的困境有关。一定程度上，身份的焦虑使得个体及其所属的群体有可能在压力应对下强调某些身份标签而忽略其他身份标签，并启动相应的身份标签形成危机应对机制，以对抗焦虑和边缘状态，消除内心的不安定感和不确定感，身份及其边界问题由此得以凸显，个体和群体身份的“单一化”和“标签化”被充分调动并得以强化，而身份的单一化和标签化往往是基于情感和价值的身份类别互动的结果，并往往会“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17](序2)，这种单一的身份划分是造成当前世界文明冲突与潜在冲突的主要根源，也是群体被“污名化”的主要根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正是基于对东西方文明的单一划分而得出的结论与预测。与亨廷顿相反，阿玛蒂亚·森试图探讨化解这种由单一文化身份划分而导致的冲突理论，他指出，“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种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得以持续”，而“各种试图克服由单一身份划分而产生的暴力的努力也明确地或隐含地接受了单一的划分观，从而排斥了其他明显能克服暴力的途径”，“如果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友好关系的前景主要被视为诸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善共存、宗教之间的对话、不同社群的友好往来”，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所属关系”、“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多元与多种划分观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多重身份之间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动”[17](序1-2、引言3)的现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承认身份的多重性和多重身份的复杂互动性，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冲突，缔造和谐。古罗马帝国时代一位古典作家普鲁塔克（P1utarch）说过，“想要在音乐中创造和谐，一个人得要先研究不和谐。”萨义德曾说，“音乐的妙处在于调和与不调和之间的平衡度，其中更大的分量应该是不调和与不和谐，而不是反过来。”[18](P139)

结语

在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历史领域中的后殖民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民族性与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等世界议题下，身份认同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现实情景中，也往往会因为人们对于身份中的某种文化因素如民族、宗教等过于强调而保持不同文化的分离与对抗状态。强调不同文化的分离状态会使人们忽视个人所从属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其他文化身份关系，忽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定的单一身份从属关系被加以调动，如民族、宗教等，正是这些单一性的、占支配地位的身份认同成为当前全球大多数冲突与暴力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我们自身，如何更好地反思我们生活中所处的关系本身的多样性问题，也即身份的多重性和认同的多元性问题，防止由于个体不同身份的割裂而产生的冲突，理性地选择我们的身份，这是时代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做出的回应。

当前中国社会一方面处于全球化浪潮之中，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另一方面，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困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科技理性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深入祖国大江南北，使人们内心的不确定感急速膨胀，陷入一种普遍的幸福感的停滞或下降以及焦虑、不安和困顿状态，内在的心灵调节机制失衡，也即出现了身份认同的疏离感，甚至是自我的异化，带来的是人们深层次的内在灵性需求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反思与追问“我是谁”、“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就关乎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确定感和归属感的渴望。

基于此，我们对于身份及由身份而产生的认同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绝不是为了去强化某种身份认同，或者对某种身份认同的强化起推波助澜作用，尤其是以单一的文明、文化或民族、宗教为划分的身份认同，而是更多地呈现出身份本身的多类别、多样性、多层次性以及认同的多元化事实，找出某一身份认同在特定情境下得以强化、调动或得以消解、整合的原因和作用机理，分析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以及在身份互动过程中的认同分化与整合进程，为寻求化解和消除群体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因对民族、宗教等单一身份的强调而产生的偏见、排斥与对抗的方法与机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注释：

①1992年出版时名为《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2008年再版时更名为《文化认同论》。

②郑晓云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Identity”这一概念，探讨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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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2.4

A

1007-9106（2017）06-0073-06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宗教认同研究”（编号：13AZJ00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穆斯林身份污名化及其对策研究”（编号：2015BZJ070）、新疆自治区文科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疆穆斯林身份污名化问题研究”（编号：XJEDU040316B03）的阶段性成果。

蔡江帆（1980—），女，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从事宗教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