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教育与美国公民教育之比较

余进军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商丘 476100）

中国公民教育与美国公民教育之比较

余进军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商丘 476100）

中国传统社会里仅有臣民之说，公民这一概念在中国起步较晚。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公民教育正逐步与思政教育相融合，中国应多借鉴国外先进的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对公民和公民教育基本概念的分析，找出中美公民教育存在的差异，为中国公民教育教学提供便利，以便提高中国公民教育质量和公民素质。

公民 公民教育 思政教育

一、公民和公民教育的基本理念

“公民”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在雅典城邦制建立的国家中，奴隶主和自由平民因享有特权在法律上被称为“公民”，而奴隶仅是“会说话的工具”，可见公民离不开自己的城邦。而古罗马打破了城邦观念，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角度阐释了国家的本质，以培育公民共和意识。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城邦、共同体、共和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近的概念。公民教育服务于城邦，这是其政治目标，即“创造公民，使公民能够习得、反思并传递上几代人的道德和政治价值。”[1](P68)可见对公民实施教育是城邦的责任，公民不仅属于他自己，还是城邦的一部分。公民教育使公民参与到城邦管理和决策中，塑造了公民身份，传递着城邦价值。同时，公民通过教育或教化，使统治者和公民形成良好的善，这种服从素养体现出公民始终为城邦着想，并共同分享着城邦的利益。因此，公民参与城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公民教育，它能培养公民对城邦认同和支持，并自觉地承担起对城邦的责任和义务。罗马灭亡后，公民身份受教权和政权的影响，公民权利遭到践踏，随之带来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随着城市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公民身份又重返政治舞台，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民主理论的萌芽。在现代社会中“公民”蕴含着“自由、平等”，它是指具有该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或法律规定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它与国民有相近之处，国民是指国内所有社会成员的总称，它是与国家相伴而生，国家成立，国民随之产生；没有国家，公民就失去存在依据，从这一点上来说，国民与公民是等同的。它们不同在于公民是法律概念，国民是集体概念，在民主政治中，公民包含国民。公民身份决定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含权利与义务。权利不仅有选举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以及生命权、自由权、尊严权、安全权等人身权利，还有财产权、社会经济权、宗教信仰权。与权利对应是义务，如遵守法律、维护国家利益、服兵役、参与国家管理等。公民身份的出现，使得公民在抉择或采取行动时，要为自己行动负责。同时，还要对社会、人类负责，甚至对国家、全球尽责。可见，公民身份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展现，又是公民内涵的扩充。

公民教育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它区别于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本质上是通过教育使公民对自我在国家中所处的身份和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形成一种自我确认、自我担当[2](P14)。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必须通过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对国家的认同。从教育角度上讲，公民教育是传播有关公民的知识和相关的行为准则的实践[3](P205)，它关注的是公民道德的养成。公民道德教育涉及到个人与他人、社会在交往中所遵循的准则，不仅是含有公德还包括私德。公民教育扩充了传统道德教育的内涵，侧重于个人在公共领域所应具备的行为准则，以培养个人权利和义务意识，它包括：公民知识、技能和品性。而公民知识主要包含四个方面：1.公民生活、政治和政府；2.国家政治体系；3.政府体现的民主、价值和原则；4.在社会中公民角色。公民技能是指智力技能和参与技能，最基本的智力技能就是公民要有批判思维技能，它含有收集处理信息、讨论说服、协商决策等内容。公民品性是个人在社会中通过学习和体验，逐渐养成自律、尊重他人、遵纪守法、沟通等品质。公民教育以实然的合法性、正义性为基础，培养具有“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人格公民，它反映了国家、社会对公民的要求，体现了公民对国家合法性的质疑和监督，是为维持宪政民主而进行的“理性和感性习惯”教育，与中国公民道德教育有所不同。中国公民道德教育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使公民在社会中自觉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公民道德教育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广泛的道德基础，公民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思政教育有不同之处，思政教育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针对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三观”教育，以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中美公民教育之比较

进入21世纪后，提高公民教育素质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如何改善公民意识薄弱、提高公民道德水平成为中国公民教育研究的核心课题。由于中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使中美公民教育各具亮点。

（一）中国公民教育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统治阶级控制着臣民和子民，他们没有权利和公民意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启蒙思想家有了新认识，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论，梁启超的“新民”概念，蔡元培的“五育并举，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等教育理念已有公民教育的雏形。1916年以后，中国公民教育进入发展期，“五四”运动使得公民教育得以在中国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公民教育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受“文革”等因素的影响，公民教育又跌入低谷。改革开放后，确立了公民的法律地位，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使得公民教育得以复苏并不断走向成熟。总结起来中国公民教育有如下特点：

1.公民教育突出了道德的重要。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指出，“新民”应具有国家思想、政治能力、权利义务思想、进取冒险精神，还包括公德、私德、自由、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品质[4](P83)。他指出新民应兴国安邦、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并划清了国家与新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之间新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他所指的“新民”明显区别于封建社会中“臣民”和国民政府时的“国民”，1935年蒋介石在昆明中小学演讲中说，要使受教育者做好“国民”，应做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四维（礼、义、廉、耻），这对国家和社会很重要。1954年中国宪法确立了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民主权利，因受国际“冷战”思维和“文革”影响，公民被人民所替代。公民教育成为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民教育”或“思政教育”，公民不仅要有纯洁的美德，还要有坚定的政治意识、立场坚定、敏锐把握政治方向，这与欧美国家所提倡的公民教育内容相差较远。公民教育须体现民主性，才能使人民充分享有民主自由。

2.公民教育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呆板。公民教育包括公民意识教育、道德教育和思政教育，而公民意识教育是核心，它包含公民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爱国意识等教育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和法律素质，通过提高民主意识、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等，使学生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基础上，增强政治敏锐力和洞察力，自觉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权威；思政教育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对公民引领政治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和提高道德境界起着源泉作用，是公民教育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整体形象和心理素质的高低长期影响和制约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程[5](P12)。公民教育有其自身的特征，如隐密性和渗透性，就是把阶级观点渗透到学生思想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方式在欧美盛行。回看国内教育，常把公民教育当作显性教育来抓，在教学过程中大多采用讲授法，用深奥理论向学生灌输中央精神，由于与现实缺乏必要联系，使得学生遇到疑难问题有些迷茫，教学效果不甚理想。与欧美国家通过情景教育、体验教育、情景冲突教学法相比相差较大，这种多途径、灵活多样的公民教育能提高公民教育质量，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

3.公民教育的形式单一，注重课堂教学。当前，中国的公民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知识教育，在讲授过程中强调公民应遵循规范，针对公民应享有权利提得太少。由于中国集权思想深厚，公民权利常忽略，公民教育成为道德说教。现代社会，公民如不履行应尽义务，可能面临惩罚；如不主张权利，大多是不了解自己应享有权利，这正是中国公民教育所缺少的。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是公民社会最本质的要求，一个享受不到权利的社会成员，很难去积极履行义务[6](P64)。在公民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基础上，教育应凸显公民权利意识，并鼓励学生多参与校内外社会实践。由于活动经费少再加上担心学生出事，校领导或负责人不太关心社会实践，使得活动开展较少，这种现象在中国司空见惯。有些教师把放视频或写心得体会作为开展了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能起到点作用，可是学生的实践能力确得不到提高，通过实践活动，能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如果公民教育仅停留在课堂，公民的行为能力无从培养。

（二）美国公民教育

美国公民教育注重实用性，它借鉴了英国教育模式，吸取了瑞士、法国和德国等国的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公民教育：

1.重视培养目标和教育理论。民主自由、人权、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在美国是其精神象征，因此，美国把公民教育看作是民主下的自治教育[7](P44)。强调公民教育的政治性、人文性和实践性。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断探索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使公民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民主自由的理念和价值。如杜威（Dewey）的道德教育理论、柯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纽曼（Newmanm）的社会行动模式理论、伊斯顿（Easton）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杜威认为公民教育应注重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而不是通过灌输，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适应当前环境，使其适应未来发展的民主社会，这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柯尔伯格认为，教育者应重视社会环境对公民教育的影响，并了解学生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特点，采取诱导方法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纽曼指出公民教育应培养学生的社会行动能力，以提高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公民行为能力。伊斯顿提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向公民传播政治文化，并注重不同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协调和沟通，以促进公民素质提高。这些理论主要是对公民个性化发展进行尊重，在美国得以推广并获得较高好评。与美国公民教育相比，中国公民教育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教育基础，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8](P35)。

2.重视教材编写和公民教育实践。在美国思想领域中自由放任理念一直占主导地位，这影响公民教育的教材选用。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或教材，每州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教学计划和选用不同教材。不过由威廉·H·哈利特博士与威廉·S·文森特博士合著的《美国公民学》在美国学校使用较多，该书以“怎样做好美国公民”为核心，强调人不应孤立存在，应融入社会，要保持社会稳定，就要遵守社会所制定的规则和法律。该书向学生介绍资本主义制度是世间最好制度，强调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以及美国经济制度的特色和优越性，并把好公民看作“爱美国、爱美国制度、守美国法律、行美国宪法规定的义务”的人。该书反复强调“美国体制最先进的、美国政府最优秀、美国经济最强大”。通过改造学生价值观，培养爱国热情和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自豪。社区和社团是开展公民教育最广泛的领域，美国为开展好公民教育活动，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建立国家社区服务委员会，承担全国志愿活动的协调，划拨专项资金支持青年服务；学校成立社会服务活动中心，为残疾人、老年人服务，为教堂、流浪者服务，进行宣传竞选、环境治理，有效把政府、社会与个体联系起来。

3.教育理念个性化、教育方法多样化。在美国公民教育中，特别关注学生自身的价值和人格尊严，强调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主导作用。看重学生个性发展，发掘学生内在潜能，注重公民教育的渗透性，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让他们在开放环境中亲身体验与感悟，以培养其判断能力与实践能力。面对美国社会中经常出现的暴力、吸毒、环保等现实问题，学校把爱国主义、美国梦与学生的思想品德、权利义务结合起来，开展和平教育、禁毒教育、保护环境教育。这些内容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便于学生接受。同时学校根据学生在不同阶段的接受程度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小学皆开设公民教育课，中学开设美国政治制度课，大学开设人文社科类学术活动。在公民教育中，各级学校常采用这四种方法：观念澄清法指出教育者在多元化社会中不应采纳灌输法把某种价值观强加给学生，而是指引学生对各种价值观进行分析、思考和评价，再进行选择、澄清，以形成稳定的价值观；道德认识法指出教育者不应通过讲授方式向学生灌输权威的道德观念，而是引导学生在道德冲突中进行判断练习，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能力；社会观察学习法认为学生可通过观察模仿他人行为而学习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要求学生以家庭、学校、媒体机构中常提到“榜样”的言语、行为为内容进行模仿；体贴关心教育法主张教育者应变换角色，用其它职业身份去关爱学生，让学生感觉到你把他当知心朋友，而不是在教训，这样他才愿意把自己心中的困扰或喜乐向你倾吐，切实实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心灵沟通、情感交融[9](P153)。

三、中国公民教育受到的启示

美国常把民主作为其立国之本，把《独立宣言》、《宪法》、《解放宣言》作为公民教育的教育内容，让学生了解美国的民主原则和生活方式，使其认同美国政治制度并拥护美国。同时，美国学校也重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把道德提倡的内容纳入法制中，如美国国安部门把诚信作为公民终身砝码，一旦查到其有不良记录，在美国寸步难行。不过美国的民主虚伪性是有目共睹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让美国人看清了民主的实质。BBC评论员说，美国丑陋选举为民主在中国做了负面广告，也为中国制度做了最好广告。美国干涉别国事务使有些传统盟友对其有意见，国外极端人士也仇视美国“双重”标准，时常发动针对美国人的袭击，这其中不泛有美国人参加。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美国至少发生了355起4人或以上的死伤枪击案。而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把公民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常抓不懈，以思政教育为基础，为学生开设多门人文课程。在教学上大胆探索，摸索出问题解答法、互动讨论法、图示讲解法、情境模拟法、实践参与法等，还引入案例教学法，这些方法与美国做法趋于接近，中国公民教育已取得成效，这与中国正竭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开放中的时代精神分不开的，中国公民教育使公民热爱和平，并清醒意识到当前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来之不易，倍加珍惜，而美国也应反思当前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然，美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公民教育，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但应坚持“以我为主，择优选用”的原则。我们要不断挖掘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优秀资源以丰富公民教育的内容，培养公民责任意识，增强学生主体意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纳税意识，不断提高公民素质。在课堂教学中注重教学效果，学习美国公民教育中注重社会调查、社区服务活动、网络、社团对学生的影响，深入到学生中，关心他们兴趣爱好，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更为健全而稳固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10](P7-14)，又能提高学生竞争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开展心理疏导，减缓学生心理压力，利用各种传媒开展公民教育工作。增强教师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通过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和网络舆情，找出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拿出合理方案，争取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中，而不是事后采用补救措施，激励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学习美国公民教育中教育实效性研究，以教育理论为先导，吸收专家学者研究出先进教育理论成果，注重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和隐性教育的潜在作用。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培养对党忠诚、热心服务、适应现代教育理念的师资队伍，根据不同年龄开展公民教育，小学侧重于公民道德行为的养成，中学看重公民价值观念的渗透，大学注重公民人生价值的践行，保持好各阶段教育内容的衔接，使其螺旋上升，让学生在体验中感悟，在锻炼中提高。同时，加强网络管控和正面宣传的力度，弘扬社会正能量，把公民教育渗入到家庭教育、校园文化、社会环境和网络平台中。关心学生情感需求，过滤或屏蔽低庸信息，使其在健康、快乐、宽松的环境中心灵得以净化、感情得以凝练、理智得以升华。

［1］［美］彼得·雷森伯格.郭台辉译.西方公民身份传统：从柏拉图至卢梭［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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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22

A

1007-9106（2017）06-0079-05

* 本文为2016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课题“USCE视野下我国公民教育的构建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编号：［2016］-JKGHB-0378。

余进军（1977—），男，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思政教育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