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

邵小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00）

论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

邵小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00）

新时期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需向历史汲取营养。定西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秦汉时期开展以加强统治管理为主的政治大开发，以构筑富有防御功能的长城和经略边防为主的军事大开发，以迁移人口、开垦土地、耕作农业，畜养牧业为主的经济大开发、以修筑驰道和“凿空”丝绸之路为主的交通大开发、以纳入选贤拔能重点地区为主的人才大开发。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既实现了当时的大发展，又昭示我们当今的脱贫攻坚只有综合攻坚方能大胜。

秦汉 定西 综合 大开发 启示

定西是我国“三西”开发式扶贫的发源地，也是我国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之一。实现这一目标，以史为鉴，十分必要。为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笔者探寻秦汉时期定西的开发。

一、纳入全国版图，建立郡县，加强统治，维护稳定，进行政治大开发

西周末和春秋初时，定西境内居住着彼自独立的诸戎。上古时代的洮渭地区，照《尚书·禹贡》所言，属九州之一的雍州，雍州包括现在的陕甘青等西北地区。当时的州，是按山、川、物产等自然条件划分的地理区域，非行政区。马家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说明，早在5000年前，洮渭一带就居住着人。到3000年前的西周末期和春秋时期，“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邽之戎”，诸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2]据《通渭县志》记，通渭境内就有襄戎。可见当时的洮渭地区生活着狄、豲、邽、冀等部落。

诸戎与中原国家仅仅是邻里关系，各个部落不但互不统一，而且与中原的夏、商、周三代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邻里往来关系。《诗经·商颂·殷武》中记载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3]很明显，包括洮渭地区在内的羌人所占领的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游离于中原国家之外。

商西周时的狄、豲、邽等部落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4]的游牧式，以射猎、游牧为主。这种经济活动明显地依附于自然，往往满足不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所以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像豲、狄等这些部落，伴随着人口的逐渐增长，开始经常化地东进，寻找天然牧场，射杀捕狩野生动物，弥补供给的短缺。自然，他们不惜发动战争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与已经居住在现在天水市清水县的秦人为争地盘、财物而交手。

西周中期时的秦人，给周王朝养马有功，封有包括清水在内的邑地。秦人为保护自己的邑地，与来自洮渭地区日迫东进的西戎人被逼交战。到春秋初始时期，秦人通过快速发展，实力猛增，开始反攻。周平王在位时，秦人沉重打击了戎人，并护送周平王东迁都城到洛阳。见于功劳卓著，周平王恩准秦人立国，升为诸侯国，辖今陕西岐山以西的广褒地域。也就是从这时起，包括我们定西地区在内的西部，在法律意义上属周王朝的诸侯国秦国所辖，成为周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当时的秦国对洮渭地区并没有取得实际意义上的所有权，仅仅是名义上的所有权。

设置郡县。在众诸侯国中，新生的秦国十分弱小。为争得大国地位，秦国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很快，秦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国威浩荡。在这一过程中，秦国看到东进强手如林，阻力重重，是以弱攻强，弊多利少，便将视线转移到经常虎视自己的西方羌戎身上，不断向西发起征讨，开拓疆域。春秋时期，秦穆公于三十七年即公元前623年用戎人“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5]，此自“西戎八国服于秦”[6]，洮渭地区的戎人臣服秦国，秦国对洮渭地区的戎人有了统治权。战国中期，秦献公一立位，为图霸业，兴师动众，于公元前384年，率重兵“临渭首，灭狄、豲戎”[7]，（按：渭首，即渭河之源，在今渭源县清源镇。豲戎居今陇西等地，狄戎居今临洮），完全占领了渭河上游地区，并在洮渭地区设置了最早的两个县，即豲道（陇西境内）和狄道（临洮境内），将洮渭地区完全置于秦国行政版图；秦孝公时，于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秦再次兴兵西指，“西斩戎之豲王”。[8]而后，孝公太子亲自率领包括洮河流域在内的92国戎狄朝拜周天子。秦国完全征服了洮渭地区戎人，取得了对这里的实际领导权。战国末年，秦昭襄王为进一步加强对洮渭地区的领导，派大将军司马错征伐这里，并于次年即公元前279年设置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这样，洮渭地区正式成为陇西郡这一行政区的一部分，开始实行郡县制，秦国对这里进行实实在在的管辖。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洮渭地区继续实行郡县制，是陇西郡的政治中心。

汉承秦制，仍然推行郡县制。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将陇西郡东北部划出，设置天水郡，辖今陇西县、通渭县等地，治所在平襄（今通渭境内）。郡下设有豲道、狄道、平襄、襄武等县。为什么称道呢？《后汉书·百官志》[9]中记：“凡县蛮夷曰道”。这就是说，在古代，中原汉人对周边少数民族卑视，把设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县卑称为“道”。为了加强对郡县的领导，中央政府在郡派有行政长官郡守、军事长官郡尉和监察官员监察史。在郡所辖各县派有县令、丞和尉等官员，对政治、军事、经济进行领导。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里就是村落。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郡的监督，将若干相邻的郡合并为一个州，由中央委派刺史，专门监察不法官吏和抑制地方豪强。陇西郡和天水郡等同归凉州刺史监察。到东汉时，州这种在汉武帝时尚属中央设在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已经演变成为中央政府和郡之间的一级行政区，洮渭地区当时属凉州行政区管辖。

洮渭地区有众多羌人，是多民族聚居区。为了加强对各民族的管理，西汉政府在洮渭地区设置了专门领导和处理羌人事务的中央直属机构——护羌校尉，治所狄道。还在陇西郡设南部都尉，治所临洮（今岷县境），专门负责防御河湟羌人的进攻。校尉和都尉，多选拨熟悉羌人风俗习惯和当地情况的人担任。西汉宣帝时陇西狄道人辛武贤的儿子、孙子就先后选为护羌校尉，陇西狄道人牛邯就因熟悉羌人习性而被选任为东汉王朝第一任护羌校尉。

这样，洮渭地区破天荒地出现了封建主义政治制度。

二、修筑长城，加强国防，保障安全，进行军事大开发

秦汉王朝在将洮渭地区纳入版图，运用郡县政治制度进行领导和管理的同时，实行了一系列积极性的军事防御措施，经略国家安全。

一是充分认识洮渭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洮河渭河是黄河上游的两大支流，洮渭地区正好在洮河以东、渭河上游两岸，由于在俗称陇山的六盘山以西的中部，又称陇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西部的羌人和北方的匈奴人势力日益壮大，经常越过洮河东进、跨过黄河南下，翻过陇山，进攻中原。秦汉时期，这种状况愈加严重。在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的年月，河流是至关重要的天然防御屏障。秦汉王朝认为必须从战略上占有洮河。因为，欲保障中原，必先占有洮渭，欲保障洮渭，必先占有洮河渭河。占领了洮渭地区，不但可凭借洮河防御滞留羌人、匈奴人的进攻，而且还可以洮渭为基地，开拓河西地域，扩大版图，进而与天山南北的西域各国联合起来，延长自己的右臂膀，截断羌人与匈奴人的来往，向南监视、控制、掩没羌人西进，向北防御、合围匈奴人北上。因此，秦汉王朝不断主动占领、控制洮渭地区。

二是修筑长城加强防御设施。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就历尽千辛修筑长城。秦昭襄王时，秦有陇西等地，“筑长城以拒胡”。[10]据考古证实，这次公元前三世纪初所筑的战国秦长城，起点就在今临洮县北三十里墩，沿东峪沟北面的山梁向东南方向走，经长城巷，过皇后沟，至八里铺郑家坪的长城岭（这里至今保存着完好的长城）；由此出临洮界而进入渭源县庆坪乡，由庆坪翻过鸟鼠山即达唐家河，而后向正东走去，经城壕里、壕坑，过西岔沟、北寨乡盐滩，入陇西界；在陇西德兴乡经长城梁后，转而东南走鸟龙沟，直达云田镇、马莲滩，再过沙川里，直入通渭境。在通渭，经四落坪南城壕梁上山，至许家堡子，在此处大转弯折向西北，到榜罗的下店子，又翻牛孟头梁到文树、锦屏、北城、寺子等乡，在此就出通渭入静宁界。境内战国秦长城，蜿蜒数百公里，气势磅礴，是阻挡胡人进攻的牢固屏障。秦统一全国后，一方面修缮旧长城，全国长城专家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说“昭王筑于先，始皇缮于后”。另一方面，为在“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为塞”[11]。“因河为塞”[12]，主要是“因地形，用制险塞”，所以始皇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13]。正是由于“因地形”、“因河”而制险塞，所以始皇长城将战国秦长城的起点由今临洮三十里铺改变到岷县（秦汉时的临洮即陇西郡临洮，系现在岷县）。也是“因河”、“因地形”为塞，所以洮河沿岸的军事防御设施，除以土筑石砌为墙垣外，有因峪谷天险为屏障，有因山峰险隘以设防，有因筑坞障亭燧以守戍，有制木栅僵落以拒敌的各种“塞”。定西博物馆馆长、长城学会会员何钰的调查证实了这些。总之，战国秦长城、始皇秦长城，成为名副其实的秦西部边防重要军事设施。秦长城的设置，增强了秦的防御和进攻能力，所以西部的羌人在好长一段内因“畏秦人之威”[14]，而分裂迁徙他处。

秦汉王朝在洮渭地区进行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使这里很快成为秦汉国家版图密不可分的部分，保障了西垂国防的安全和这里与中原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促使这里众多民族和睦相处、社会相对稳定。同时，为经济大开发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创造了环境。

三、迁移人口，耕作农业，畜养牧业，进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大开发

秦汉中央政府根据洮渭地区的实际现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开发政策。

（一）移民实地，骤增人口

自从战国中后期秦国灭豲、狄戎后，洮渭地区人口锐减，经济萧条。这种现状与秦汉王朝经略大帝国西陲边土的战略需求大相径庭。为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这一现状，秦汉中央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将罪犯、新灭六国大姓、戍卒和征服的少数民族人口，大批大批地迁移到人口稀疏、土地空旷的洮渭地区，靠人口的猛增拉动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早在战国末年，秦昭襄王设置陇西郡时，就使部分东来的戍卒定居这里。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王弟长安君成桥被处死后，“迁其民于临洮”（今岷县）。秦王朝始皇二十四年即公元前223年灭楚，“迁楚大姓于陇西”。西汉景帝时，将河湟流域的羌豪留何部迁到陇西郡狄道（今临洮）、安故（今临洮西南）临洮（今岷县）等地；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冬，将“关东贫民徙陇西……”；东汉武帝建业十一年即公元35年，大将马援在击败先零羌后，再次将羌人数千移到陇西等郡；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即公元101年，东汉政府击败烧当羌后，又迁6000余羌人到陇西等郡。东汉后期，大将马援的后代马腾失官后，全家“因留陇西，与羌错居”[15]。政府还鼓励留离失所的洮渭居民归还故里。很快，洮渭地区人口剧增。

据考古发掘，现在定西地区到处都有保存完好的汉墓群，尤其是洮渭、渭河流域和丝绸之路交通沿线更多。像安定区的巉口，在汉代时为天水郡勇士县属国都尉满福治所（王莽夺权后改称纪德），人口就很稠密。这里至今保存着完好的汉墓23座，连同毁去的，约有五六十座汉墓。岷县城郊乡有周家崖汉砖瓦墓群。通渭县常河乡有景家庄汉墓群、青堡乡有白家川汉墓群、陇川乡有路家坪汉墓群、平襄镇有董家庄汉墓群。临洮县东二十里铺乡在东二十里铺村有汉代墓群两处共7座汉墓，1940年还出土过尚方仙人镜一块。渭源县路园乡有斜坡汉墓群，此地曾出土八个墓冢，随葬品有陶鸡、小陶屋、陶狗、陶瓮和豆釉、陶鼎、铜盆一件、铜锁一把，及碟、碗、杯、甑等。另外，考古还发现，全区各地都有与关中相近的绳纹板瓦片和汉砖。这些说明当时这里有供很多人居住的房屋。再据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汉书·地理志》记，西汉时，陇西、天水二郡已有114334户、498172人，是人口较多的地区之一。总之，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活动，秦汉时期的洮渭地区出现了人口骤增的局面。

（二）推行私有，开垦土地

秦人来到洮渭地区之前，洮渭地区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和所有其它财产归奴隶主所有的制度。这种制度随着豲、狄等民族的消亡而消亡。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和秦国商鞭变法，洮渭地区就突如其来的出现了承认土地归地主个人私有的新型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像全国各地一样，秦汉王朝在洮渭地区承认土地归个人私有，推行鼓励开垦土地、用田亩土地奖励军功、恢复归故里的外留人口的土地田亩、给迁徙而来的人口以土地田亩等政策和鼓励养马耕地的政策，也推行刺激农民开垦土地耕种农田的贵粟政策。

这些制度和政策，很快就调动了那些来自中原、掌握先进生产技术、拥有先进生产工具的众多人口开垦土地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当地外留人口归来开垦土地的积极性。如东汉建武十年即公元34年，大将来歙、马援平定陇西郡羌人叛乱后，劝汉人客民归还故县，垦地耕种，郡中乐业。再如东汉安帝延光三年即公元124年，政府命天下罪人到陇西等地屯田。在中央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地方官员也很重视开垦土地。东汉汉阳郡（通渭归该郡辖）太守傅燮在位时，全郡“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16]。在鼓励民间开垦土地的同时，政府积极实行兵屯。汉元帝时，右将军冯奉世在陇西镇压彡姐旁种部起义后，率兵1.2万人，分三处屯田，解决军需，其中典属国（古官名）任立为右军，屯白石（山名，在今临洮东部）一带；护军都尉韩昌为前军，屯临洮（今岷县）一带；冯奉世领中军，屯首阳西极山（今渭源境）一带。东汉章帝时，车骑将军马防在击败烧当羌、种羌联合进攻陇西郡南部都尉后，在南部都尉驻兵屯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关记载洮渭地区开垦土地的具体情况，但从东汉顺帝尚书扑射虞羽在公元129年所上奏折中描述西羌所处的洮渭地区“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和“军粮饶足”的话来推理，秦汉王朝时期，洮渭地区移植来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得到大量开垦。大概也正是由于大量开垦土地的原因，渭河流域上流的水土流失已经严重。据东流学者郑玄说：“泾以有渭，故见渭浊”。

（三）耕作农业，畜养牧业

耕作农业代替采集农业。1941年在临洮辛店乡发掘出大量商周时期的彩陶和石刀、石斧等，说明在四千年前洮河流域处在新石器时代，经营着业已出现的原始农业。再从漳河、渭河和洮河流域发掘的寺洼文化遗存中有铜器和其它器物的情况推断，最迟在距今4000年前，这里就进入铜石并用或铜器时代，处在奴隶制时期。同时，由于当时这里所生活的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7]，可以说，商周时期洮渭地区的经济，是随水草而逐的放牧牧业，且辅之以采集或抛荒式农业。这种特色的经济状况，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时肯定还没有质的变化。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有关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而西行到不属西周版图的今渭源首阳山，靠食薇为生、直至饿死的记载，就证明这一点。如果说当时豲、狄等人已从事耕作农业，五谷自然不少，伯夷叔齐自然可在周界以外的羌人之地食粟、而不至于食野生植物。既然放牧牧业和采集农业是豲、狄等人最基本的经济部门，那么，与中原联系较少的整个西周乃至东周的春秋时期，洮渭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维持原状，实际上处于原始状态。如果说这种生产力水平低下、单一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在战国中后期还能勉强维持洮渭地区人口骤减的社会总需求的话，那么，随着秦汉时期洮渭地区人口陡增和战争频繁、粮草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中，则显得捉襟见肘，严重不足。为彻底改变洮渭地区经济的原始状态，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秦汉中央政府在鼓励大量开垦土地的基础上，鼓励耕作，动员从中原、东部迁来的众多劳动者推广先进的铁农具和耕作技术，岷县博物馆藏有汉代铁铧，考古还发现临洮玉井乡岚观坪村的岚观坪烽燧处的铁斧三件，通渭陇川乡金牛河南崖的路家坪汉墓群中出土了铁棺钉、铁三足灯、铜马饰、弩机、马衔等铁铜器。岷县除汉代铁铧外，发现还有汉代铜弩机、铜镞、铜刀、铜斧等。牛耕技术、田间管理技术、水利灌溉知识等等，都随着中原先进生产力人和铁工具的到来而推广应用。同时，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在秦汉之际，产于岷县的当归这些中药材就入药，《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汉代医简》中对此均有记载。据《临洮县志》记，东汉时马援曾教民引临洮东峪沟水灌种水稻。另外，东汉雍州刺史张既下令陇西、天水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灌溉农田。当时，还搞平田整地，出现了“板田”（即梯田）。这样，洮渭地区就嫁接上了中原地区以铁农具和牛耕为主的先进生产工具所装备的农业生产耕作方式，先前的采集或抛荒农业被代替。

畜养牧业代替游放牧业。随着耕作农业的发展，农作物秸杆和粮食已成为潜在的饲料，为畜养牧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从史籍中看，秦汉以前西羌的畜牧业多说为游牧或牧业，而以后的则多说为畜牧。游牧者，随水草迁徙放牧的牧业；畜牧者，养畜牧业。所以，司马迁说，陇西、天水“畜牧为天下饶”，班固也说“畜为天下饶”。畜本牧业逐渐取代了牧本牧业。考古发现，通渭县陇川乡金牛河南岸的路家坪汉墓群中有大量的马、牛、羊、鸡的头骨等随葬品。在青堡乡的白家川汉墓群中还有鸡蛋壳和猫头骨等随葬品。再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即35年陇西太守马援发3000骑兵于临洮（今岷县），打败造反的先零羌，获畜万余头来看，畜牧业确实发展起来了。

通过经济大开发，这里的经济进入全新状态，就农业而言，有一定耕作技能的农民出现，普遍使用先进铁工具和牛耕，兴修水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耕作农业代替采集或抛荒农业后，开垦的土地“沃野千里”，粮食收成是“谷稼殷积”，“军粮饶足”，出现“谷籴常贱”现象。就牧业而言，因“土宜产牧”，畜牧业出现，畜牧兼之，故“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畜牧为天下饶”。就生态而言，因“山地多林木”，遍地“风雨时节”，而且“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18]就饮食习俗而言，从临洮红旗乡牟家村东古城遗址中有秦汉时的石磨和秦汉遗址中出土的其它文物来看，已经是“与关中同俗”。可谓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大好景象。

四、修筑大道，沟通中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开发

开通中西交通线，发展商贸业，是秦汉王朝开发洮渭地区的又一项举措。

一方面，修筑驰道。秦统一全国后，在同车轨的同时，积极打通国内各交通线，以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修驰道。陇西道就是中央政府中心咸阳，通向西部的一条干线，横贯洮渭地区。西汉政府一建立，继续经营这条大道。《史记·孝武本纪》载，元鼎五年即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西巡“至陇西，西登空同”（今临洮东峪沟北面马衔山之余脉）[19]，当时汉武帝正是沿着陇西道而西巡，至陇西治所狄道的。皇帝出巡，少不了大队车马行人，足见陇西道贯通无阻。

另一方面，张骞“凿空”。为把西域变成汉王朝的右臂膀，合围北方匈奴，西汉武帝派张骞西出长安，经陇西郡，过河西，出使西域（即天山南北），开展外交活动。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外收获是发现、开通了中西交通、贸易要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东段的中路和南路分布在洮渭地区。中路由长安沿渭水西向→渭源→临洮→阿干河谷→兰州→永登、乌鞘岭→河西走廊，后来唐朝高僧玄奘和诗人岑参走过此道。南路由长安沿渭水西向→宝鸡→秦安→通渭→陇西→渭源、临洮→临夏→永靖炳灵寺→青海乐都和西宁→张掖，汉张骞和晋高僧法显走过此道。南路较远，但沿途富裕，日见繁华，沿途出现了巉口、临洮等这些重要关口和城镇。洮渭地区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越来越明显。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达的“凿通”，促使商贸活跃，开启了“丝绸之路”的第一轮繁荣。伴随着交通线的开辟，尤其丝绸之路的开通，整个洮渭地区客流量增大，商贸业日益繁荣。《汉书·张骞传》记载，汉政府每年派出使团行往西域，“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批）”，一批接着一批，络绎不绝，常年四季“相望于道”。而且，“每一辈（批）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20]相应，西域各国礼尚往来，争先恐后与汉帝国友好，经常派使团不畏千辛万苦，“露顶肘行”来到汉帝国，“东向而贡天子”。伴随着东西使团的来往，各种物质、文化交流相应更加频繁。张骞出使西域回来时，就带来了葡萄、苜蓿、胡桃（核桃）、胡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等和宗教、音乐器（如二胡）等。据旧志记载，定西与渭源、临洮交界地带的胡麻岭梁，处“丝绸之路”东段南线上，就是因汉使出使西域回来时，不慎将携带的胡麻丢撒此处而长出胡麻，故而命名。“洮水又屈而北，经龙桑城西而西北流。马防建初二年即公元17年，以安故五溪出龙桑，开通旧路者也，俗名龙城”。[21]打通了古川甘之路。这里的龙桑城在岷县中寨附近。其名盖因养殖像龙的桑蚕而名。看来，洮渭地区早在当时已有了桑麻。“不是张骞通西域，安得佳种自西来”。中原的丝绸、茶叶等也自东而西，进入洮渭地区，流向西域。这一切都为商业贸易和商品交换做了准备。

从定西地区各县汉墓及其它遗址发掘看，有许多标志商业活跃的钱币和度量衡存在。巉口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新莽权衡”，以及“货泉”和“五铢钱”等货币；在临洮三甲乡境内的汉安故城遗址也曾出土一批五铢钱；岷县城郊乡周家崖汉墓群出土陶罐、铜币等；玉井岚观坪村出土了汉代五铢、新莽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通渭县青堡乡白家川至毛家店长约500米的地带上，出土西汉“四铢”“半两”等，陇川乡路家坪汉墓群中出土货泉、榆夹钱、五铢钱数枚。如此等等，枚不胜举。钱币在洮渭地区的出现，充分说明，商业已经甚为活跃，很有一定的水平。《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往来于丝绸道上的巨商“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遣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22]

五、注重人才，选贤拔能，进行人才开发

秦汉王朝把洮渭地区列为选贤拔能的重点地区，进行人才大开发。

整个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战事频繁。为了把胜利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战略基础上，秦汉王朝重点在陇西、天水等郡选拔人才，尤其是能征善战的人才。天水、陇西郡近戎狄，人素以射猎为先，而且尚义轻生，果敢英勇。为了尽可能使用这些人才，西汉把陇西、天水等郡的良家子弟专列为选拔宫殿和皇帝贴身的期门、羽林等皇家禁军的兵源；列为率先征发抵抗匈奴南下和羌人西进的兵源，故“名将多出焉”[23]。战国末期，陇西郡狄道人李崇因“建功狄道讨西羌”，被秦国任命为第一任陇西郡太守。据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卷28记：“李崇子孙居陇西”。确实如此，李崇的次子李瑶也官至南郡太守，封狄道侯；其孙信为大将军，封陇西侯。信子超又为汉大将军。李崇的四代孙名李仲翔，为西汉初河东太守、征西将军；后来，他讨叛羌于素昌（狄道境内），“战没，赠太尉”。“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24]伯考也官至陇西太守。李家从此发迹，成为陇右郡望，长望不衰，发展为中国大姓。汉宣帝时所选拔的一代名将辛武贤，也是狄道人，曾被拜为破羌将军，后为酒泉太守；其子辛庆忌被汉成帝封为光禄大夫、左将军；辛家还有两人先后被选拔为护羌校尉。至今，临洮县辛店坪上有辛忌庆墓。东汉末期，陇西郡临洮（今岷县）人董卓，智勇双全，少时游侠羌中，与羌人豪帅结交，常以智谋服羌人。汉桓帝延熹年间，董卓以六郡杰出良家子征辟为羽林郎。他屡有战功，到灵帝时官至并州牧。后来，他来还掌握了东汉权柄，官至太尉领前将军事。选拔人才的政策，既培养出了层出不穷的骁勇善战的武将，又培养出了才华横溢的才子文人。东汉桓帝时，今通渭什川人秦嘉因德才兼备，被选拔为京内黄门郎。秦嘉的诗文颇有特色，其妻亦善诗文。鲁迅认为这二人的诗歌语言平易朴实，一扫汉赋诘屈聱牙、堆砌铺陈之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

秦汉王朝的着力开发，使洮渭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以前，这里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内部彼此分离，外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十分松散；此后，这里迁徙来了过定居生活的汉人，进行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成为秦汉王朝的一块版图和专制主义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东周时期诸侯国的领土变成秦汉王朝的地方郡县行政区；由游牧辅之以采集农业的地区变成畜牧业和耕作农业并重的地区；由奴隶主贵族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变成封建地主土地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与关中同俗”。

综上述说，正当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初步形成和确立的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二世纪末，秦汉王朝领导定西之洮渭地区的大开发，使之实现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跨越式发展，与中原一道走向发展。

秦汉王朝领导定西之洮渭地区大开发给予我们四个昭示：区域性大开发，必须高度重视营造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安全开发；必须进行系统开发、全方位开发，才能产生综合成效；必须打出组合拳、相互作用，才能事半功倍；必须实施人才战略，始终拥有占据开发制高点的人才资源。

［1］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2］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3］《诗经·商颂·殷武》.

［4］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5］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6］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7］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8］汉·司马迁《史记·秦本世》.

［9］南朝·范晔《后汉书·百官志》.

［10］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11］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记》.

［12］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13］汉·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

［14］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15］西晋·陈寿《三国志·蜀志·马超传》.

［16］南朝·范晔《后汉书·傅燮传》.

［17］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18］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19］汉·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

［20］汉·班固《汉书·张骞传》.

［2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22］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23］南朝·范晔《后汉书·地理志》.

［24］宋·郑樵《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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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7）06-01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