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宣传教育中的恐吓策略及其危害

张有春

艾滋病宣传教育中的恐吓策略及其危害

张有春

在涉及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大众宣传教育中，各种不同的说服策略被开发利用，而所有策略的核心，无非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在这些策略背后，为达到教育目的而隐含的“恐吓策略”普遍存在。在我国的艾滋病宣传教育过程中，恐吓策略一度被推到极致。人们在接受宣传教育后，一方面产生了对艾滋病的极大恐惧，另一方面出现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道德化拷问与歧视。恐吓策略对个体、社会及艾滋病防治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危害与影响，但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艾滋病；恐吓策略；污名化；歧视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后，我国艾滋病宣传教育主要采取了媒体宣传报道的策略，以唤起公众的防范意识。随着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与防治工作的深入，借鉴国际社会经验，媒体宣传报道与重点人群*公共卫生领域用“高危人群”指代静脉注射吸毒者(吸毒者)等因行为特征而具有感染HIV高风险的人群。由于该词带有误导性，本文用“重点人群”代之。宣传、同伴教育及运动式宣传等几种策略相结合，成为我国艾滋病宣传教育的主要策略。媒体宣传针对一般公众，重点人群的宣传主要在性工作者中开展；*在我国，性工作者、吸毒者及男男性行为者被认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由于吸毒者具有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疾控部门对该群体主要通过建立清洁针具交换点(农村)与美沙酮维持治疗点(城镇)间接进行行为干预。男男性行为者活动更为隐蔽，外界很难接触，疾控部门更少能对他们进行直接的干预，因此性工作者就成为健康教育的主要对象。同伴教育则是男男性行为者及大学生等群体中普遍使用的一种策略；运动式宣传是借助开展某项艾滋病防治措施，在一定时间内配合开展的高强度宣传活动。在所有这些策略中，新闻媒体与艾滋病防治人员无疑是活动的主体。

经过10多年的宣传教育，在人们预防艾滋病意识提高的同时，国内却出现了普遍的“恐艾症”，人们视艾滋病为洪水猛兽，对HIV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加以歧视与排斥。艾滋病相关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与歧视，不仅阻碍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有时甚至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与社会问题，受到流行病学专家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

在流行病学研究者认为“无知导致歧视”，继续把宣传教育作为消除歧视的策略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倾向于把污名与歧视作为HIV之意义的社会文化建构来理解，认为污名本身是社会价值与信仰的一个结果。*翁乃群：《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景 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郭金华：《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与艾滋病污名为例》，《学术月刊》2015年第7期。同时，媒体宣传报道的恐吓策略与“恐艾症”之间的关联开始受到关注。*严 俊：《论恐惧诉求式新闻标题对艾滋病预防的负面影响》，《医学与社会》2008年第4期。然而对媒体恐吓策略的关注仍是零星而不充分的。此外，不仅媒体采取了恐吓策略，诸多地区的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也普遍采用了这一策略，而这一点，至今没有被人们认识到，其危害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与揭示。

自2002年进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以来，笔者先后就艾滋病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艾滋病项目的伦理审查与伦理学问题，以及艾滋病防治中的社区参与等主题进行了研究。后来，笔者的兴趣转向女性性工作者(简称性工作者)的健康教育与艾滋病歧视问题，并开始关注到宣传教育中所隐含的恐吓策略。

本文基于笔者2007年在西南江阳*鉴于本文学术探讨的本质，笔者以一个不常见的古称指代文中所涉及城市。开展的农民工行为干预项目评估研究，2009～2011年间在西南龙城市开展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研究及性工作者性病艾滋病信息相关调查，以及2013年下半年在西南临尘市开展的艾滋病歧视相关调查，系统考察艾滋病防治领域恐吓策略的使用及其影响。

二、媒体艾滋病宣传报道中的恐吓策略

在对人类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不同的策略被开发出来，用于性病、麻风病、吸烟、癌症、糖尿病等一些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改变人们的健康观念与行为，促进人类健康。

尽管基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不同，公共卫生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宣传教育策略，但各种策略无不或隐或现地以“狼来了”式的恐吓为手段，这从“吸烟引起肺癌”“梅毒会烂鼻子”“得了麻风病会肢端残废”等一些宣传口号可见一斑。随着认识及医疗水平的提高，针对一些疾病的宣传策略也在发生变化，麻风病逐渐从一种恶性传染病变成了“可防、可治、传染性低的普通疾病”，青霉素等药物的发明使梅毒的面目不再狰狞，癌症则因艾滋病这一“超级癌症”的出现而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因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多等特点，媒体报道在建构民众对艾滋病的认知与态度、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为提高公众的警觉性，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早期的媒体普遍采取了恐吓策略。一方面，新闻报道夸大艾滋病的部分科学事实而忽视另一些事实，将艾滋病塑造成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一个“世纪杀手”“超级癌症”，大肆渲染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与致死性。另一方面，相关宣传报道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内涵，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批判立场：艾滋病是某些“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是某些“高危人群”相关的疾病，是“堕落”导致的疾病；它意味着“耻辱”“悲惨”“弱势群体”与“不安定因素”。*张晓虎，Eric P.F.Chow，景 军：《建构主义视角下艾滋病(AIDS)的概念界定》，《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6期。前者使艾滋病被妖魔化，造成了普遍的“恐艾症”；后者则将艾滋病道德化。

一些研究者关注到艾滋病宣传报道中恐吓策略造成的危害，*夏国美：《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潘绥铭，黄盈盈，李 楯：《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严 俊：《论恐惧诉求式新闻标题对艾滋病预防的负面影响》，《医学与社会》2008年第4期。尤其是它与艾滋病歧视的关系。*张有春，李晓林：《艾滋病宣传报道中的歧视现象研究》，《中国健康教育》2005年第6期；张有春：《污名与艾滋病话语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还可参阅郇建立《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20年》，《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景军则以2001～2005年几个大城市流传的艾滋针刺谣言为例，对媒体在造成大规模艾滋恐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深入剖析。由于部分媒体持有所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观点并加以渲染，使公众舆论中形成了一种敌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声音，这成为公众轻信艾滋针刺谣言的关键。*景 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公众人物的参与，以及反歧视工作的持续开展，艾滋病防治人员与新闻工作者也意识到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王陇德：《艾滋病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629页。媒体的恐吓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日益趋向科学化。*徐美苓：《艾滋病与媒体》，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然而恐吓策略并没有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被彻底消除，对确有其事或捕风捉影的“艾滋小偷”“艾滋犯罪”等行为的新闻报道仍在塑造人们对艾滋病的想象，制造道德恐慌。“连警察都不怕”的“艾滋小偷”“艾滋犯罪”不仅继续使公众闻“艾”变色，而且引起了艾滋病防治人员的关注*徐 鹏等：《关于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违法犯罪现象的分析及政策建议》，《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年第1期。及卫生法学专家的过激反应。由于这样的报道，不少人怀疑HIV感染者会通过故意传播病毒的方式报复社会，或者利用感染者身份从事其他犯罪活动。部分法学研究者认为，“艾滋犯罪”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与严重的社会问题，应专门针对它进行立法。*金泽刚：《关于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立法建议———兼议刑法第360条的修改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李兴林，曾 伟，刘建昌：《艾滋病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处置研究》，《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徐宜可：《浅论艾滋病犯罪及其预防和控制》，《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4期(上)。自2001年以来，有关制定特殊立法并建立专门监狱对付HIV感染者犯罪的呼吁在社会公众和法学界反复出现，这种呼吁与媒体关于“艾滋犯罪”的恐吓式报道所引发的社会恐慌不无关系。

三、重点人群艾滋病教育中的恐吓与道德化

媒体的宣传报道在提高一般公众的艾滋病意识与知晓率、建构其艾滋病认知与态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针对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则是改变目标人群高危行为、阻断HIV传播的重要举措。健康教育主要通过两种媒介或载体达成其目标，一是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一是健康教育活动。其中，后者是包含了前者的综合性活动。因之，健康教育材料是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基础，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健康教育材料中的恐吓信息与道德化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健康教育机构及人口、计生等相关机构在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制作了大量的海报、招贴画、折页、宣传册、光盘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在一般公众与重点人群中散发，以提升人们的艾滋病防治意识，改变其风险行为。疾控部门也通过散发健康教育材料前后人们的知识、态度、行为的变化的流行病学调查，在健康教育与行为改变之间建立关联，以证明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性。然而这些材料的准确性、科学性很少得到关注，更没有从目标人群出发对这些材料的效果与影响进行评估。

笔者在龙城与江阳的研究发现，艾滋病防治人员所使用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不仅存在文化适宜性的问题，*张有春，和 柳，和文臻：《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的文化适宜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而且带有恐吓的意味。

首先，一些带有图片或以视频形式呈现的材料，无视HIV感染者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症状，而是直接呈现其发病后的恐怖场景，造成受众普遍的恐惧心理。

在龙城市健康教育材料评估活动中，不少性工作者在看完一张带有艾滋病病人的病灶地带图片的材料后表示：“这个图片太恐怖了，吓人。身上长那种东西，我回去几天都吃不下东西了。”*文字来源于田野调查。以下所引被调查者的原话，均来自于笔者的田野调查，不再一一标注。来自夜总会的一名性工作者在谈到防治人员在场所开展的教育活动时称：“她们给我们放录像，看梅毒啊、艾滋病啊各种图片，疱疹，溃烂，人都瘦得皮包骨头了，太可怕了，(我)可千万不能得这么个病。”

而在接受完一场多媒体形式的艾滋病教育后，江阳某建筑工地上的几名农民工面对访谈者心有余悸：“那些病人的样子太可怕了，要是我碰到，一定会躲得远远的。”他们表示：“那么恶心，以后再也不去耍(小姐)了。”

其次，很多材料简单地将艾滋病与卖淫嫖娼、多性伴、吸毒等“不良行为”等同起来，造成了人们对艾滋病的误解与道德化。

研究表明，即使不使用避孕套, 通过阴道性交传染艾滋病的概率也只有1/500。与此相对照, 母亲传播给婴儿的概率是1/5, 共同使用一个针管或者针头的传播概率是50%以上, 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传染的概率近乎百分之百。*潘绥铭：《莫把艾滋病的恐慌夸大》，《人生》2002年第5期。然而，很少教育材料传达这些信息, 它们大多直接告诉人们哪些行为传播HIV，哪些行为不传播，哪些人群容易感染HIV，以及感染的危害性、致死性。这些经有意识选择的信息，使受众轻易得出“卖淫嫖娼、吸毒必然得艾滋病”的结论，造成了对艾滋病的误解与道德化。

在龙城，一份题为“洁身自爱、预防艾滋病”的招贴画中，关于“卖淫、嫖娼容易感染艾滋病”的文字引起不少性工作者的反感。一名30岁的性工作者提出质疑：“我做了好几年这个(指性工作)了，没有听说过周围谁得了艾滋病。这些材料为什么老是把艾滋病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搞得好像艾滋病都跟我们有关系似的。”

由于将艾滋病与卖淫直接联系起来，当疾控中心试图将一些针对性工作者的海报、招贴画张贴在娱乐场所时，遭到了场所老板与性工作者的抵制。一位性工作者称：“也不想想，艾滋病啊，死人啊，这些东西贴在那儿，谁还敢到我们那儿耍？我们老板坚决不同意，后来就不到处去贴了。”

(二)健康教育活动中的恐吓策略

对龙城近50名性工作者的访谈表明，其艾滋病知识大多来自当地艾滋病防治人员的健康教育活动。当问被到对这些工作人员的看法时，受访者无不表示：“她们很好啊，经常来免费给我们体检”，“她们把手机号给我们，我们有什么问题随时能联系她们”，等等。但当谈到艾滋病时，出现最多的字眼却无一例外是“恐怖”“没治”“要死人”，等等。在受访者的表述中，艾滋病是一个恶魔，而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法宝。

可以想见，免疫缺陷病毒、病毒载量、CT4、免疫系统之类的专业术语固然科学准确，但对缺乏生物医学常识的一般公众而言，却很难理解，难以被纳入她们的知识体系中，而长时间的潜伏期、借助药物可以长期存活等信息，又会削弱宣传教育的效果，达不到改变目标人群行为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防治人员在开展健康教育时，便以恐吓的话语代替了科学信息，造成了目标人群对艾滋病普遍的恐惧与排斥心理。一名40岁的性工作者在接受访谈时称：“我当然知道艾滋病了！如果不戴套就会染上，国际上也没得治，肯定要死人的！……这些都是疾控中心的人讲的。她们每个月都来发材料，讲性病、梅毒有得治，艾滋病没得治，很恐怖，必须戴套。”

研究中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龙城市艾滋病防治人员与从事艾滋病治疗的临尘市医生中，都存在对HIV感染者的偏见。虽然临尘市医护人员在接受访谈时都强调对HIV感染者要关爱，不应歧视，但当谈到理由时，一名医生的话却令人深思：“艾滋病患者受到歧视后，心理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可能会做出一些报复我们、报复社会的事情，这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要善待他们。”龙城市一名艾滋病防治人员在谈到性工作者时同样称：“一旦知道感染了，她们肯定会有报复心理。已经感染上的人都有那种报复心理，……检查出来得了病就想着要报复。”

我们无从判断这些认识所基于的事实依据，但类似“艾滋扎针事件”“艾滋小偷”“艾滋犯罪”之类媒体报道，对医务人员的心理肯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他们形成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报复社会”的刻板印象，这也反映出，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社会公众对HIV感染者普遍的道德恐惧与不信任态度。这种心理背后，则是景军所指出的，自转型以来中国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景 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四、恐吓策略的危害与影响

艾滋病宣传教育通过将艾滋病妖魔化、道德化以恐吓受众，这种做法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不仅造成了普遍的艾滋恐慌与歧视，阻碍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威胁到社会的正常运转。

首先，恐吓策略造成了艾滋病污名与歧视的形成，并引发艾滋恐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恐吓式宣传教育造成了社会公众对艾滋病普遍的恐惧心理，并成为一种刻板印象。人们将艾滋病与HIV感染者视为一种威胁，避之唯恐不及。虽然进入21世纪后开始开展反歧视工作，但至今医务人员对艾滋病的排斥与恐惧仍没有消除。在临尘，一名女性感染者讲述她的看病经历时愤愤不平：“我去县医院，他(医生)都不理，知道是这个(艾滋病)，他都赶出来，挺可怕的，……你想那些医生都接受不了，更何况那些老百姓，对吧？”

对艾滋病的恐惧还扩大到了与艾滋病相关的人群及HIV感染者所接触过的任何物品上。在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拍摄的纪录片《回声》中，河南上蔡疾控中心主任讲述了当地艾滋病疫情曝光后的影响：农民种的菜卖不出去，西瓜没有人要，没有感染的青壮年出去打工，知道是上蔡的也没有人愿意要了。*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艾滋病政论片《回声》，2005年。

在临尘，一名HIV感染者讲述了2007年她到当地妇幼保健院接受母婴阻断治疗时的遭遇：

那时候病房已经满了，小孩睡婴儿车嘛，别的小孩有车，我孩子没有。正好旁边一个人要出院了，有一个婴儿车空了，我老公就想，我们跟人家一样交了钱，为什么我们孩子不得个车咧？就拿了那个车来给孩子睡，才睡了一下，那个医生就说：“你不要给你孩子睡，等一下你出院了，我们还要什么都消毒，很麻烦的”。当时我有一点难过，我说：“那小孩包那么严，还穿着衣服，身上没什么破皮啊、流血的，又是阴性的，就睡一下会至于到消毒的程度吗？”

以上事例表明，至今医务人员中仍存在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歧视，一般民众就可想而知了。对于整个社会与社会的运行而言，艾滋病的最大危害不仅是死亡人数的上升，经济损失的增加，更是它所带来的恐慌。2001～2005年期间，“艾滋病人拿针扎人”的谣言在天津、上海等城市引起的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就严重危害到了社会的正常运行。

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及感染者会报复社会的错误认识，还为个别感染者与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警察的恐惧心理及司法部门处理相关案件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把艾滋病作为一个武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所谓“艾滋犯罪”事件经媒体夸大渲染，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HIV感染者的成见，成为诱发社会不安与恐慌的潜在因素。

其次，恐吓策略使人们即便怀疑自己感染了HIV也不愿去接受咨询检测，这加大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削弱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效性。

将艾滋病描述为一个绝症，且与卖淫嫖娼、吸毒、男男性行为等“不良行为”挂起钩来，一方面使人们怕万一检测出感染了，不仅难以面对工作丧失、婚姻解体、社会关系破裂等现实问题，更无法承受艾滋病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与死亡判决。另一方面，人们也害怕面对咨询者及医生，怕对方用异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男性怕被怀疑是吸毒者、同性恋者，要不就是找了小姐；而女性怕被怀疑吸毒或从事性工作。显然，艾滋病的道德化同样产生了恐吓的效果，它使人们失去了直接面对医务人员的勇气。由于人们不愿去接受咨询与检测，使艾滋病防治人员很难及时发现并干预潜在的感染者，从而使防治工作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另外，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一些人在怀疑自己感染HIV后会反复寻求咨询检测，干扰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期间，笔者曾负责接听艾滋病咨询热线。一段时间内，有一名中年男子每天打数次电话咨询，尽管听说他做了两三次检测HIV呈阴性后，笔者告诉他肯定没有感染，但处于极度焦虑的他仍不放心。后来，该男子的电话甚至打到了中心的各个科室，且每天不断，这不仅使本人越来越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也严重影响了艾滋病防治人员的正常工作。与龙城等调查点艾滋病咨询员的交流表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第三，恐吓策略严重损害了目标人群及HIV感染者的心理，并使他们产生了一些极端行为。

龙城的调查发现，在接受健康教育后，艾滋病成为性工作者的一个心理阴影。为防止感染，一些受访者经常用开水烫或在太阳底下晾晒内裤，以“杀死病毒”。个别受访者为防安全套破裂，在进行性交易时甚至要戴两三个套。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防范措施无疑是恐吓教育的结果。

研究表明，在得知感染HIV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他们常陷入抑郁、焦虑、自闭等情绪中，并产生自杀的念头。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受访的感染者中，三分之一想到过自杀。*刘康迈等：《我国部分HIV感染者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及可能做出的反应的调查结果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03年第3期。此外，婚姻关系破裂、社会关系紧张、工作丧失、失去居所，这是身份暴露后感染者普遍的遭遇。由于害怕承受这些后果，许多感染者宁愿隐瞒病情也不接受治疗救助。根据对龙城艾滋病防治人员的访谈，一旦检测出感染了HIV，性工作者会很快在当地的娱乐场所消失，转而到其他地方从事相关工作，成为传播艾滋病的潜在源头。

从另一个角度讲，恐吓策略的影响并非全然是负面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改变了高风险行为，对个体健康与艾滋病防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龙城，48名受访的性工作者知道安全套能够预防艾滋病，并称自己坚持使用安全套。42名受访者称在过去1个月内，每次与客人发生性关系都用安全套。她们称：“要是客人想要(性服务)，必须用安全套，要不宁愿不赚这个钱。”然而，由于健康教育片面强调艾滋病与卖淫嫖娼等不良行为的关系，在与男朋友或配偶发生性关系时，很少受访者使用安全套。

在江阳，笔者约几名农民工在茶馆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一名三十几岁的农民工自述：刚出来打工的几年，他经常会花几十块钱找小姐“耍一耍”，后来，“疾控中心的医生给我们发了一些材料。我翻了翻，里面有故事讲一个农民工找小姐感染了艾滋病，老婆知道后跟他离了婚，后来钱花光了病也没有治好。这个故事把我吓坏了，为了一时痛快搞成这样太不值当了。后来我无聊时就找人喝茶、摆龙门阵，不敢找小姐了”。

恐吓策略不仅对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而且推动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进入21世纪后，一些国际组织与公共卫生专家不断警告：中国将在2010年出现1 000万到1 500万个感染者，并大肆渲染其对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刘康迈，袁建华：《艾滋病的流行及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学海》2003年第5期。这些带有恐吓意味的信息引起了政府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关注，艾滋病逐渐从一个医学与公共卫生问题，被提升到了“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高度，艾滋病防治工作成为“关系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卫生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年12月6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际组织投入越来越大的力量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对艾滋病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同样发生过。当艾滋病还只在非洲蔓延时,一些国家就大肆散布艾滋病的可怕性以及不安全性行为会导致HIV传播的信息,呼吁人们改变这种性行为。最初，由于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艾滋病并没有像早先预测的那样泛滥，于是有人怀疑当地政府在散布谣言。然而当随后几年艾滋病在全球传播时,人们不得不承认政府做的有一定道理，认为恐吓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Anthony Giddens,Run away World: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London:Profile,2002,pp.120～123.

结 语

在艾滋病传入我国的早期，由于认识不足及处于防治疾病的需要，媒体与公共卫生领域将艾滋病妖魔化、道德化，采取恐吓策略进行宣传教育，这是可以理解的。进入21世纪，医学界对艾滋病的认识与治疗水平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感染HIV后不仅有数年到十数年不等的潜伏期，而且即便感染者转变为病人，也可以在服药控制得当的情况下维持数十年的正常生活，其致死性远远低于癌症，这已经成为艾滋病领域的共识。显然，艾滋病已经从一种不治之症转变为一种长期慢性病。

在这种背景下，媒体与艾滋病防治领域需要将最新科研成果纳入其工作中，停止恐吓式的宣传教育方法，改变公众对艾滋病的误解与刻板印象，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为艾滋病防治工作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氛围。要做到这一点，媒体及艾滋病防治人员不应再夸大艾滋病的病死率，渲染其可怕性，也不应再通过一些刺激人们感官的图片与视频恐吓受众，而应将艾滋病还原为一种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将艾滋病患者还原为需要关怀救治的慢性病人，以平常心对待艾滋病与HIV感染者。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消除长期恐吓式宣传教育造成的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与刻板印象，改善HIV感染者的生存环境，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责任编辑 陈 斌)

Scare Tactic and its Damage: Take AIDS Publication and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ZHANG Youchun

Various persuasivestrategies are developed and used in public education about diseases and health. The aim of all these strategies is nothing but changing the notions and behaviors of the targeted groups. Scare tactics generally underlie these strategie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aims of the education. In China’s AID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care tactics were once exploited to the full. The education created panic among people on the one hand and caused moral questioning of AIDS infection as well as discrim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are tactics have done a great deal of harm t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greatly affected AID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care tacticshave not been brought to light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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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艾滋病歧视与反歧视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12YJA840035)

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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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7)03-0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