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
——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李大龙

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
——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李大龙

通过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可以在主权国家“国民”的视阈下，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述进行评析。三位学者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中华民族”，顾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顾颉刚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都各自既有合理性，也有待完善之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从引发的讨论看，“民族”只是表象，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讨论进而提出：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中华民族(国民)；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一词可能是自出现以后牵动学科门类最多，波及社会各界最广的词汇。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民族学、历史学(民族史)、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学者都曾经参与了讨论，甚至一度随着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而在20世纪末期出现了讨论热潮。根据笔者2016年11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检索，标题中含有“中华民族”的文章达到11 485篇。最早收录的此类文章是在1935年《地理学报》刊发的张其昀撰写的《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2期连载)，1981年增加至12篇，1991年增加到113篇，1994年为213篇，2001年为342篇，2003年为474篇，2004年为501篇，2005年为622篇，2008年为716篇，其后每年收录文献的量一直保持在552～774篇之间。就“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内涵而言，尽管也有将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的认识乃至政策层面中出现的“中华民族”进行专门探讨的论著，但忽视学者和政治家在“中华民族”的界定上存在巨大差异，具有不同目的，进而在“民族国家”视阈下将其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进行探讨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此，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解释不仅远未达到一致，而且陷入了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这种似乎无解的争论之中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中华民族”的讨论中，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先生与政治家的认识进行区分讨论是合理的做法，而认为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并引领了大争论，似乎也是学界的代表性看法。*限于篇幅，对已有研究成果不做评述，有关讨论的情况，参见金炳镐等《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1期；达力扎布《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面对学界难以形成共识的争论，笔者认为，从“民族”视角对其进行评析难以把握其要旨，更不公允，而抛开民族国家视阈，从传统王朝到主权国家转变过程中“国民”凝聚的视角来审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等先生的观点，有可能是一个相对公允的路径。因为3人观点虽然不同，但阐述对象则是相同的，都是对由传统王朝国家转变而来的主权国家疆域内的“国民”而做出的不同界定，3位学界前辈的观点之间也有着前后相继的内在联系。下略陈管见，求正于学界同仁，期望有助于“中华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梁启超：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

中华大地上的政权更替和族群凝聚，在清代终于有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清朝以康熙二十八年(186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开端，实现了政权建构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天下”开始有了明确的国界，并以“中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清朝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的贡献，参见李大龙《“天下”到“中国”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其二是在数千年族群凝聚的基础上，清朝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也试图弥合族群之间的分野，将其统治区域的族群整合为“臣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在光绪皇帝“立宪”改革的上谕中明确出现了“国民”的概念，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从形式上也完成了从王朝国家的“臣民”到近现代主权国家“国民”的转变。*清朝对“臣民”的整合，参见李大龙《转型与“巨民”(国民)塑造：清朝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对于前者，虽然经过近代列强的蚕食鲸吞，但1912年代清而立的中华民国还是继承了清朝的疆域，正式简称为“中国”，而对于后者则出现了一个以何名称称之，以有利于继续推动其内部凝聚整合的问题。其中梁启超先生“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此也导致了延续至今长达百年之久的争论。

梁启超先生是“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者，其中“中华”为中国固有的词汇，“民族”则是引进的词汇，这是学界的普遍认识。梁启超先生主要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较集中地使用和阐释了“中华民族”。从写作和发表时间及具体内容而言，梁启超先生对“中华民族”的界定存在着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

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开创性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第228页。

梁启超先生虽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该文主旨是阐述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大势，从其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以及对“中华”的界定，其“中华民族”的含义是不明确的。

1905年，梁启超先生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认为：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以故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78～1680页。

实际上，在文中梁启超先生先后使用了“我民族”“中国主族”“原始之住民”“中华民族”“汉族”“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诸多相关词汇，而从其“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的解释看，其“中华民族”似乎是指称“汉族”，此与其所言明的研究“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乎？”“若果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为何？”“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乎？若有之，则最主要者何族何族？”“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多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迹，有可考见乎？”“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其混合者否乎？”五个问题以及“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78页、第1685页。的结论也是吻合的。但是，暂且不评论梁启超先生具体阐述内容的对错，就整体观点而言，梁启超先生所论似乎存在着难以理解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是否等同？如果不等同，仅是指“中国主族”，那么“中华民族”则不能涵盖所有的梁启超先生所言的“伟大国民”；如果等同，其“中国主族”具体何指？对此，梁启超先生在该文虽然缺乏必要的交代，但从整个文章结构分析，“中国主族”的形成是其阐述的重点，也与其“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形成了呼应。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3年4月发表于《史地丛刊》第2卷2、3号上，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在该文中，梁启超先生可能意识到了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汉族”存在难以圆说的问题，因此首先对“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做了区分，认为：

一种族可以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可含无数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日本民族中含有中国种族、倭奴种族”；“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一民族可析为两个以上之国民，例如战国、三国、六朝时。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史地丛刊》1923年第2卷2、3号。

在此基础上对“民族”的条件尤其是“中华民族”给出了一个形象的界定：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11页。

应该说，梁启超先生对“民族”的界定较前述两文有了很大进步，有些认识尤其是将“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作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的看法与当今学界的认识趋于接近，但其“中国人”等同于“中华民族”的结论实际上和自己“民族与国民异”的认识却存在较大矛盾。其一，“日本人”和“中国人”意识的出现，依托的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存在，由此“我中国人也”和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伟大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重合的，而由此界定的“中华民族”概念就具有“国民”的性质。其二，梁启超先生将“蒙、回、藏诸民族”界定在“中华国民”之内，但又言：

满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辈曰汉人，而自称旗人，至今日则不复有此称谓，由此观念，故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反之，如蒙古人，虽元亡迄今数百年，彼辈犹自觉为蒙人，而我为汉人，故蒙古人始终未尝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11页。

“蒙古人”不是“中华民族之一员”但却是“中华国民”，则梁启超先生的“中国人”并没有涵盖“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族群，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自然也难以形成对应，从而形成矛盾。实际上，由其“满洲人”可以是“中华民族之一员”的认识分析，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更准确地是指清朝在“臣民”之内形成的主体族群，即俗称的“汉人”及其“汉化”的“满洲人”等其他族群。

总体上看，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先生受到了“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中华大地尤其是清朝至民国疆域内族群凝聚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对中华大地上凝聚的主体族群的描述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乃至矛盾，尤其是虽然认识到了“民族”与“国民”的差异，却对其所依托的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则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对中华民国“国民”的塑造所起的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

孙中山较早将“中华民族”概念引入政治领域，而蒋介石则将其与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国民”)实现了对接，并没有在意“中华民族”概念是否具有完善的学理性，而“中华民族”概念也未引起学界的讨论。但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不仅首次指出了“民族国家”理论给中华民国国家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而且也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

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述以刊登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为开端，还包括其后在第20期(1939年5月8日)刊出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第23期(1939年5月29日)刊出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两文。*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的三文，后收录于《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马 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也有收录，故为节省篇幅，下文中的引用不再详细注明。关于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及其引发的讨论，以往学界给予了很多关注，但多是从人类学/民族学(具体说是“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进行评析，*关于1939年“中华民族”的讨论，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和马 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评述最为全面。似乎难以准确把握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要旨，而侧重从“政治”(国家危亡、中华民族危亡)层面对其观点进行肯定，更是忽视了其所具有的学理性及巨大而深远的学术价值。因为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阐述，虽然起因于日本侵华所带来的国家危亡，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看到了“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在“民族国家”理论基础上诞生的且肆意传播的“民族自决”理论则带给中国更大的分裂风险。

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进行评析，首要的问题是应该认识到，以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凝聚至清朝乃至民国时期的结果“中国人”来对应人类学话语体系中的“nation”,即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所说的“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其理论形成的前提和立论的基础。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一文中也有清晰地表达：“所谓‘天下’等同于中华民族或中国人，已合于英文的nation，意义非常清楚。要不是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古人就不会出现这种意识了！”也就是说，顾颉刚先生是将“中华民族”界定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中国人)，其“中华民族”中的“民族”不仅并非今天人类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反而认为“民族国家”之“民族”理论不仅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危害，尤其是“民族自决”。于是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顾颉刚先生有了如下感叹：“唉，民族，民族，世界上多数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所万万不能容忍的。”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先生以前也是用“民族”阐述中国历史的，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说明了其转变的原因：

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为一个民族。请你翻出我的《古史辨》看，“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写得真太多了。向来汉人自己都说是黄帝子孙，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起的，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

由此看，“九一八”事件和伪满洲国的出现等政治因素，只是顾颉刚先生反对用“民族”一词的导火线，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顾颉刚先生在具体研究中，通过“五度”对“民族”“这个问题注意”的结果，却是从学理上认为用“民族国家”理论认定“汉人”为“民族”是说不通的，所以才有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基于此，我们不能只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政治意义而掩盖了其在学理上乃至推动学术研究深入的重大价值。

综合顾颉刚先生在三文中的阐述，笔者认为，其“中华民族是一个”所包含的以下内容是应该特别给予关注的：

其一，“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这是顾颉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经典表述。因为熟知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及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顾颉刚先生的上述认识无疑是可信的，而其“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的阐述，更是值得今人尤其是学者深入思考。秦始皇对六国的统一不仅仅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还通过实施郡县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将自夏以来凝聚而成的夏人、商人、周人等凝聚在秦朝的版图之内，造就了“秦人”的形成和壮大。一方面，秦朝的疆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是自“中国”概念出现后，中华大地上族群之间第一次大规模凝聚和交融，对于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的凝聚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顾颉刚先生将这种凝聚和交融称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是否准确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这段历史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一次飞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这似乎也是今日国内学界较普遍的认识。

其二，“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这是针对“中华民族”形成于何时？如何形成的？顾颉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给出的答案，并进一步认为：

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

将“汉人”视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是否准确依然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存在了4个世纪的汉朝催生了“汉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却是难以否认的史实。顾颉刚先生应该是在此认识基础上，兼顾了后人尤其是国外用“汉人”称呼“中国人”的现实情况而做出的判断，而“无形中造成”也形象地为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为“汉人”的原因和轨迹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其三，“中华民族之先进者”与“中华民族之后进者”。“汉人”既然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那么如何阐述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中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先进者”与“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两个概念，用以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满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它是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之先进者，而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nationhood，就不能成为一个nation。他们如要取得nation的资格，惟有参加到中华民族之内。既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则中华民族只有一个。

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也对“中华民族之先进者”和“中华民族之后进者”的关系有如下描述：

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质的杂糅，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再想蒙、藏、缠回，知道他们都是部族。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现在的蒙、藏、缠回则是同化未尽的，然而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中，将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

顾颉刚先生用“华化”和“同化”来阐述“中华民族”内部“各族融合”，虽然使用了“汉人”，但其对“文化”“体制”是“杂糅”的描述，却是如实反映了中华大地上族群交融的史实。

其四，“王道”与“霸道”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影响。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中，顾颉刚先生引用了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所指出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来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并以此认为“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倒，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不与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通过“霸道”而建立的历代王朝，经清朝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至中华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固定的疆域，而疆域内的“人民”在“王道”(自然力)的作用下“好像雪球这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由“霸道”形成的“国家”为其境内族群的凝聚和交融提供了稳定的环境，而境内的族群通过“王道”(自然力)而逐渐交融为一体。这种阐述不仅适合于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阐述，也具有启示意义。

应该说，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阐述尚未达到系统和完善，甚至也存在一些漏洞，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顾颉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中华民国的人民”，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应该是符合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与交融的结果和发展趋势，自然也是能够成立的。当然，顾颉刚先生将其认定的“中华民国的人民”和英文的nation去对应是否合适，是属于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用“民族国家”理论中“民族”的标准，不仅不能准确描述中华大地上族群的凝聚结果，而且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却带来了严重威胁，这应该是顾颉刚先生的重大发现。因为秦人、汉人、唐人等一系列的概念是出现在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之中，其划分族群的标准和西方截然不同：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王梦欧：《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81～182页。

源自于中国古籍和传统观念而对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结果所做的描述，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将其和出现在西方文化体系下的“民族”进行无缝对接则是难以做到的。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认识虽然引起了争论，但并没有起到一个应有的警醒作用，时至今日将中国古籍中出现的“某某人”称之为“某某民族”还依然是普遍的现象。

三、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之后，曾经撰文与顾颉刚先生商榷，顾颉刚先生上述后两文即是针对费孝通先生质疑而做出的回应。值得我国学术界深思而且耐人寻味的是，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上做了演讲，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其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上。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岁纪念会上，费孝通先生不仅再次谈及了这次争论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

我并没有去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就给顾先生写了那封信表示异议。这封信在该年5月1日《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公开刊出了，题目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接着顾先生在5月8日和29日撰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长篇大论，意重词严。这样的学术辩论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马 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同时，费孝通先生却对顾颉刚先生反对用“民族”的做法表示出了理解和赞同：

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接触到了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再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马 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费孝通先生的观念不仅出现了转变，而且试图完善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

马戎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一文中，不仅认为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各群体之间经过几千年的迁移、通婚而在血缘上的互相融合、文化上的相互吸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内容与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写下的话语几乎完全相同”，而且“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马 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费孝通先生确实对于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由质疑到认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阐述的观点尽管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用语，如“滚雪球”的比喻等，但也并非和顾先生的阐述“几乎完全相同”，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费孝通先生首先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以下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引用皆出于此，不再注明。在1939年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先生质疑顾颉刚先生时曾言：

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可是我们觉得在名词上争执是没有意思的，既然“民族”等字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若把这些名词用来诠释先生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法：“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因为中华民国既然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政治团体。*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见马 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4页。

相比而言，费孝通先生观点变化是明显和巨大的：一是，重新来论证一个自己以前认为“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的问题，说明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不仅反映着费孝通先生对顾颉刚先生的观点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对“中华民族”和“民族”这些概念的价值也有了全新认识。二是，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已经意识到，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文词汇难以解释中国的“民族”问题，试图直接用另外的话语体系中的名词来进行讨论，但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中，费孝通先生并没有使用当初提议使用的“某某团体”之类的词汇，重新回归到了“民族”，似乎一方面说明了利用这些词汇也难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词汇的使用如“民族”一词的使用一样，也需要构建一个话语体系为其支撑。三是，为了“纠正”顾颉刚先生对“民族”和“种族”使用上的错位，费孝通先生虽然改为都使用“民族”这个名词，但将其分为不同层次，以解决使用同一名词命名不同“团体”而带来的矛盾。

其二，中华民族有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形成和发展呈现的主流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将“中华民族”分成“自在”与“自觉”两个阶段，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一阐述不仅仅是对“自在”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概括，实际上也有对“中华民族”现实的再关照。应该说，费孝通先生肯定了“以这疆域内部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存在，但却认为这一“统一体”在“经过民族自觉”后才“称为中华民族”，这和其对“汉族”形成与发展的认识是一样的。

其三，“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并在大混杂、大融合中不断壮大。费孝通先生直接将“汉人”称为了“汉族”，并称其为“凝聚核心”。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汉族”形成和壮大的阐述，与顾颉刚先生三文相比并没有太多新内容，但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却与顾颉刚先生将“汉人”也称为“中华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也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只是这一认识涉及的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原因的分析，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需要熟知中国历史，上述视“汉族”为“凝聚核心”的表述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汉人”径称为“族”，并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会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也就是说“民族”具有排他性，“汉族”还能否起到“凝聚”“中华民族”且是“核心”的作用是需要做出具体阐释的。二是，从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和融合的实际分析，恰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描述的，“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的血液”，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但如此是否成为了“中华民族”“凝聚”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将其与顾颉刚先生对“王道”和“霸道”在“中华民族”“凝聚”中作用的分析相比，明显存在着难以圆说的问题。三是，费孝通先生没有关注到用自己对“中华民族”形成“自在实体”的理论阐述也可以用来分析“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性质和形成途径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在不同阶段的凝聚结果都视为“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外在表现的话，相比较，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即是汉族的别名”的认识，似乎更符合“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史实。而费孝通先生则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份子，虽然视为“核心”但也是与其他“民族”属于并列的部分了，似乎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不相吻合。

其四，关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自在实体”出现前的情况及“自觉实体”的现实和未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视野在空间和时段上，在明确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拓展，有助于更清晰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这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阐述的又一贡献。以往，如何将史前以及边疆地区族群的情况纳入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描述轨迹之中是一个难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做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来阐述“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同时以“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为题，将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及天山南北辽阔区域内族群的凝聚和发展历史也纳入叙述范围，并“瞻望”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不仅视野宏大，也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资料。

应该说，尽管也存在着一些欠缺，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学界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没有发展，尤其是引发了国内学界对“中华民族”的关注热潮，其功更值得充分肯定。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3位先生对“中华民族”的探讨进行学理上的评析：

其一，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视角和方法各异，3位先生的关注对象也有具体差别，梁启超先生的研究对象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疆域内的“臣民”及其发展而来的“国民”，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对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但三者有着相同的性质，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因为3个研究对象是“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的表现。3人对“中华民族”的阐释尽管存在差异，但也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尤其是顾颉刚与费孝通先生，后者对前者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最为明显。因此，将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3位先生的有关成果放到一起进行评析的话，不仅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途径，也更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其学术成就，进而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

其二，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已经有了结果，这是历史事实，梁启超先生只不过是给它起了个“中华民族”的名称而已。顾颉刚和费孝通先生使用了这一名称并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显见是认同了这一称呼。而如上所述，无论是将其视为清朝的“臣民”(国民)、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是“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也不管将其凝聚的途径描述为如顾颉刚先生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都各自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何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话语体系完善地表述出来，任务并未完成，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其三，从1902年梁启超先生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经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讨论，到1989年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发表，“中华民族”的讨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2016年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的出版，似乎是一个极好的体现。应该说，导致争论的原因，从“中华民族”所引发的几次讨论看，表面上似乎是集中在“民族”概念二字之上，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很少有学者提及。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而该理论体系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更是引发争论的关键。但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呼吁受到了费孝通等先生的质疑。尽管50年后费孝通先生彻底改变了自己用“民族国家”理论质疑顾颉刚先生的做法，并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视为是其对“中华民族”(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进行描述的具体实践，但当今国内学界依然无视或将顾颉刚先生弃用“民族”二字的呼吁视为“政治表现”，依然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置于“民族国家”的理论语境下进行评析，并全然无视费孝通先生“我们觉得在名词上争执是没有意思的”的忠告，导致有关“中华民族”的研究虽然成为热潮，却依然停留在对名词的重复阐述基础之上。当今国内学界的这种行为，一定程度上似乎是1939年费孝通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质疑的翻版，不仅没有些许的进步，反而依然受困于“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之中。因此，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责任编辑 张 健)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hesion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Liang Qichao to Gu Jiegang to Fei Xiaotong

LI Dalong

Instead of employing the“nation-state” theor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nationals”of a sovereign state to 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views Liang Qichao, Gu Jiegang and Fei Xiaotong expounded on the“Chinese n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y defined the“Chinese nation”differently, the three scholars had basically the same research object. Liang Qichao named the cohering result of ethnic groups on Chinese land by Qing Dynast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basis of accepting the no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Gu Jiegang and Fei Xiaotong analyzed its attributes and internal structure. Gu identified the “intangible” attribut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Fei further elaborated on Gu’s “snowballing” theory. Their views are reasonably convincing in their own right, but they still leave room for perfection, which will take long-term joint efforts of the academia. Discussions on the topic show that“nation” is only the appearance of the problem. What the problem really involves is how to couple the two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key factor that has sparked off the debate is whether the nation-stat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history of the ethnic group cohesion on the Chinese land and the influences it has produced on China .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academia should throw off the shackles of the “nation - state” theory and reconstr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dynasty state to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a discourse system which can meet the need of delineat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regime changes and ethnic group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n the Chinese lan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building such a discourse system is not only an urgent need of the real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mission the academia should undertake.

Chinese nation, Liang Qichao, Gu Jiegang, Fei Xiaotong, discourse system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北京，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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