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陇右诗人王权诗歌创作管窥

陆双祖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清代陇右诗人王权诗歌创作管窥

陆双祖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清代陇右诗才辈出，诗歌创作成就突出，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诗歌创作风貌。在众多陇右诗人中，王权是其中较为杰出的诗人。王权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点，诗歌创作内容丰富，风格鲜明，成就突出，影响极大，其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王权 陇右 诗歌创作 《笠云山房诗文集》

陇右文学为中国古代文学渊源之一，历代诗人辈出，成就斐然，风格鲜明，独具特色。有清一代，陇右诗人特出，王权就是其中之佼佼者。王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云，伏羌（今甘肃甘谷）人。王权早年着力于地方教育，中年以后从政，先后任陕西延长、兴平、富平知县，政绩赫赫，左宗棠赞其“学问人品当代罕有，而吏治尤为陕甘第一。”[1](P327)王权诗文皆工，著有《笠云山房文集》和《笠云山房诗集》，“著述宏富，近代陇右无人过之。”[2]其诗文作品更是“蜚声陇右”[3](P418)，深受时人及后世好评，影响极大。王权在诗歌创作上有自己的诗学主张，诗作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本文主要就其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做初步探讨。

一、唐宋兼宗的诗学旨趣

王权曾师从陈世镕“读书五载”[1](P357)，诗歌创作思想深受其师影响；而陈世镕亦对王权极为赞赏，称赞其“笔下有风云，眼底无富贵。”[1](P17)陈世镕曾编纂《求志居唐诗选》，在诗歌创作上推崇“宗唐”。王权受其师陈世镕影响，在诗歌思想上唐宋兼宗，在清代诗坛“宗宋”的语境下却呈现出“琅琅唐音”[1](P17)。但整体关照，王权的诗歌创作思想对宋代诗学的认同要更多一些。

王权提倡“性情”与“学问”并重。“性情”与“学问”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范畴，清代宗宋诗派对此推崇有加。王权受当时诗坛创作趋好影响，在诗学思想上也主张“性情”与“学问”的和谐统一。王权在《〈盾墨余吟〉序》中说：“学诗如种树，性情其根柢也，山水其土膏也，学问其灌溉也。”[4](P188)在《〈碧筠堂诗草〉序》中认为，诗歌创作“其根于性情，积于学养者，异也。”[4](P147)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王权把“性情”当作诗歌之根本，而把“学养”作为诗歌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二者共存，相互促进，不可或缺。王权“性情”与“学问”兼重的诗学思想兼顾了诗歌之本体与创作个体后天的学养，无疑切中诗歌创作的本质。

王权在诗学思想上推崇“真”与“变”。王权由于推崇“性情”，故崇尚真实，尤其主张情感要真实，诗歌要抒写真性情。他在《〈梦午草堂诗集〉序》中说：

诗无巧拙、浓淡、险夷、雄秀，总之莫贵乎真，真则感人也深；不真则入人也浅。真则其传也久；不真则虽传不永。古者野人女子之讴吟，足以列经籍，被管弦，其真意足也。后世文人学士，殚毕生之才力，专一刻苦以学之，或竟无一言之可传，其真意少也。[4](P275)

他认为诗歌最可贵的是“真”，强调诗歌有真情实意才能感人至深，传之久远。而“真”是“性情”之自然流露，是无法靠“刻苦以学”所能达到的。显然，王权对“真”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凸显了诗歌情感真实这一艺术本质。

“真”注重的是诗歌的内容层面，而对于诗歌创作本身，王权主张“新变”，提出了“诗犹兵也”的观点，颇具新意。王权认为诗歌创作如“用兵”，既要继承古法，又要顺时而“善变”。他在《〈帝余斋诗集〉序》说：

诗犹兵也，恃才则僄，恃学则胶。奉古名将为师，综其法制，识其方略，遽曰“我能兵”，于应敌也殆矣。抱前人遗编，摹声揣色，咤曰“我能诗”，于风雅也远矣。……夫兵书博矣，训练攻守，具有成规。然昔之人，有袭成法而败者；有不设行阵，不用占候，儒巾板舆，谈笑指麾而胜者。惟诗亦然。引绳墨，调律吕，祖述名流，断塞歧路，学诗之大凡也。然而能者为之，往往脱弃蹄筌，耻受汉唐人控制，果学古人之无益欤？抑规检有常，而神明善变欤？[4](P140)

在《〈谭西屏诗集〉序》中曰：

夫诗之与兵，果有二道乎哉?兵贵谙习古法，而不泥古法；诗贵陶铸古人，而不袭古人，一也。兵以士马甲仗壁垒部曲为实，而其胜也常以虚；诗以经史典章见闻根据为实，而其运也常以虚，一也。兵贵因敌设变，而运用之妙存乎心；诗贵因物赋形，而哀乐之感存乎内，一也。兵以奇胜，而其本则在仁义，诗以奇胜，而本则在忠孝，一也。[4](P285)

王权认为“诗犹兵也”，“诗之与兵”其道相同，主张诗歌写作不能“袭成法”“袭古人”，要“脱弃蹄筌”“神明善变”，要讲究“虚”，要“以奇胜”。王权“以兵论诗而深重肯綮，可谓出奇制胜”，最能体现其开拓创新的创作精神。

由此可见，王权在诗学思想上一方面推崇“性情”和“学问”并重，同时又主张“真实”与“善变”，体现了其唐宋兼宗的宏通而辩证的诗学旨趣，这在清代诗学主流整体“宗宋”的诗学格局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二、内涵丰富的诗歌创作

王权的诗学主张和诗学旨趣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绝佳体现。据吴绍烈、路志宵所校点的《笠云山房诗文集》统计，王权共有诗歌617首，诗歌创作成就突出，内容及其丰富，其诗举凡时代风云、民生疾苦、陇上风物、师友酬唱等，应有尽有。

首先，王权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反映，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悲悯情怀。王权一生胸怀天下，关心国是民艰，忧国忧民，面对时艰民瘼，心有所感，发而为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如《乡农歌》云：

朝下百檄催营租，暮下百檄追宿逋。几辈握筹核异传，寄回履亩量新畲。白发乡农窃聚语：“差官顷又入村堡。不知台檄作何文，但见公堂急棰楚。去年大荒今小收，纵离烈火犹焦头。比邻哭声尽孤寡，丁壮远走鹰脱鞲，此日追呼到羸老，明春直恐抛锄粳耰。”督邮行县古来有，渊明辄思弃五斗。矧今冠盖闹如云，闾阎那得宁鸡狗？呜呼停车何日停？鱼尾已赪勿再惊！八九十城无元结，有谁续听《春陵行》？[4](P101)

王权在诗中形象地叙述了官府催粮逼税、强征徭役的情景，通过乡农的窃语高度概括地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和农村遭受破坏的现实图景，在此基础上诗人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不满和对乡农的同情，表达了希望学唐代的元结为民请命的担当的精神气概。而《忧旱》：“新田犹带草，秋稼半枯茎”[4](P75)，写干旱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王权对此深表同情，充分体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心怀百姓的精神和忧患意识。王权的这类作品，正如霍松林先生所言，将“时代风云与忧患意识熔合无间，堪称史诗。”[3](P422)

其次，王权继承了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诗学传统，抒怀言志、写景状物之作数量可观，佳构颇多。王权空怀报国救世之志，但一生郁郁不得志，这种失意的人生境遇自然郁结出无限的忧愤和愁思。王权或直抒胸臆，如《述怀》、《书愤》、《感事》等；或借景抒情、借古喻今，如《金锁关》、《秋柳》、《函谷关》、《咏史》等。其《抒怀七首》(之三)曰：“西汉多循良，东京重长吏。往往百里才，早储三公器。风会迁无垠，监司代增置。嗜好殊薰莸，眄睐作轩轾。云何民父母，趋走乃奴隶？陶令耻其然，望望手板弃。去者恐不速，来者竟何意？”[4](P98)这首诗写诗人想做一个“循吏”而不能，渴望像陶渊明一样能够回归田园，表达了诗人对官场污浊生态的憎恶和厌弃心情。但纵观王权的作品，其所抒发的不止是个人的失意之情，其抒发更多的则是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王权还借咏史抒发情怀，如以《咏史》[4](P76)为代表的组诗。诗人在诗中借古喻今，讽喻官吏为了升迁而卑躬屈膝的丑态，批判统治者“科条暨繁淆，大权落典吏”导致官场的腐败，进而表达了要“不共波流转”的高洁追求和决心。

此外，王权还写了许多表达师友情谊和表现闲情逸致的作品，最能体现诗人的个性和情怀。表达师友情谊之作如《赠刘梦星明府》《重别萍社诸友》等，写得情感真挚，感人至深。如《重别萍社诸友》曰：“未罢嫌尘累，濒归恋故知。老无重见日，惨倍去乡时。强作达观语，频迁长往期。当筵肠已断，岂复待追思。”[4](P112)这首诗写诗人从富平知县任离职归乡时与“青门萍社”诗友饯别时的情景，表达了和故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感人至深。而表现闲情逸致的作品，则显得洒脱清新，如《放衙》即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诗曰：“难得天时好，刚逢案牍清。空庭闲步转，欹树午阴横。雨散鸟无忌，风休花太平。南山秋始润，浓翠落前楹。”[4](P80)这首诗抒写诗人的闲情逸致，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意境清新雅丽，诗人闲适之清自然呈现，有唐人风味。

总之，王权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或反映民生疾苦，或抒怀言志，或师友酬唱、或闲情逸致，各类题材无所不及，充分体现了其非凡的创作成就。

三、特色鲜明的诗歌艺术

王权的诗歌创作一方面濡染了清代诗学精神，一方面受陇右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诗歌艺术特色。

王权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注重学问和用典，体现出对宋诗精神的自觉赓续。王权诗歌创作对学问的高度重视集中体现在注重用典、善于用典。王权的用典力求自然、新变，如七绝《邯郸》三首。《邯郸》诗借“信陵君窃符救赵”和“黄粱梦”等与邯郸相关的典故发挥而成，观点不俗，手法新颖，格调颇高，尤其是《邯郸》（其三）：“河山雄要几兵争，瑟筑悲欢处处情。仆本恨人多感触，又何心绪访卢生。”[4](P50)作者巧用典故，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厚重的历史感。

王权的诗歌创作还继承了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在创作中把叙事、抒情、描写与议论相结合，使作品的表达效果更为理想。如上文所论及的《乡农歌》在叙事的基础上，有感而发，用“呜呼使车何日停，鱼尾已赪勿再惊”[4](P101)的议论来抒发情感，显得自然真切，实现了议论和抒情的完美结合。又如《凤窠》：“老凤生雏信有神，结巢峰顶爱嶙峋。青红毛羽浑难别，莫产焦明误世人。”[4](P61)诗人由传说生发联想，借具体的形象展开议论，讽刺现实社会鱼目混珠、黑白颠倒的现象，议论贴切而不突兀。

王权的诗歌创作体裁皆备，尤擅古风，在风格上整体呈现出雄浑质朴的特色。王权诗歌作品总计约600多首作品中，其中古体诗占三分之一，在诗歌体裁的选择上喜好乐府歌行和七古、五古等体裁。其所作近体诗也匠心独运，显得厚重质朴，自成一格，如诗句“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径暑何寒。”（《书陶渊明传后》）“塞上寒新先刷耳，江南春尽怕回头”（《秋声》），皆寄意深远，格调浑厚，有唐人气象。陇右文学地域特色浓郁，具有雄浑劲健的鲜明风格。作为陇右诗人，王权的诗歌风貌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善古风，喜用典，语言务求朴拙、凝练，体现出典型的“质朴劲健、浩荡感慨、意气纵横等秦风特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5]同时，这种风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唐代边塞诗派浑厚质朴诗风的继承。如《战长沙》：

楚江腾沸长鲸舞，掀簸城闉荡楼橹。一声雷震瓴甓飞，莽莽烟尘咽战鼓。将军手仗麾日戈，喝落高浪剸蛟鼍。却者斫头前者奋，铁甲列队山嵯峨。剧寇獐惶戴头去，刀光截断东西路。漏舟得袽危柁安，更选军锋塞缺处。战胜归来血洗刀，澄江无滓天清高。万户欢愉献牛酒，黄金照眼朱旗飘。受酒辞金气高洁，取旗斜挂营门月。大旆长悬士女心，醇醪立解烝徒渴。吁嗟乎！东南大帅如流云，抛城弃险何纷纷，长沙乃有邓将军。[4](P4)

这首诗就体现出雄浑厚重的特点。全诗想象瑰丽，形象生动，气势浩荡宏伟，充满浪漫色彩，富有感染力，在风格上有“琅琅唐音”，和盛唐边塞诗派的作品一脉相承。

综上所论，作为清代陇右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人物，王权在诗学思想上提倡“性情”和“学问”并重，注重“新变”，秉持唐宋融通的诗学观念。王权的诗歌创作是其诗学主张的最好阐释，成就突出，内容丰富；在艺术上特色鲜明，各体兼备，善于用典，形成了质朴雄浑的风格。王权的诗歌创作是清代陇右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但受地域之局限，学界对王权诗歌创作成就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有待我们做更深入的开掘。

［1］路志霄，王干一.陇右近代诗钞［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

［2］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J］.苏州大学学报，1989（4）.

［3］霍松林.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序［A］.霍松林选集·序跋集［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王权著.吴绍烈、路志宵等校点.笠云山房诗文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5］冉耀斌.三秦诗派及其文化品格［J］.文学遗产，2008（5）.

I206.5

A

1007-9106（2017）03-0141-03

*本文为2013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清代中期陇右诗坛研究”（项目编号：13YD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陆双祖（1969—），男，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