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宋《（绍熙）云间志》以本来历史面目

陈金林

还宋《（绍熙）云间志》以本来历史面目

陈金林

人们通常以为，今传《云间志》即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宋本原书，或其翻刻本。其实不然。最新研究表明：宋刻本散佚于明永乐后，至今所见诸本《云间志》均为抄本，又非初抄，而是经后人过录的传抄本。虽有清刻本传世，但其底本还是传抄本。这样七抄八抄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内容的繁复，除书后标明“续入”者外，还存在隐性续入问题；其次是传抄改变了原书的分卷形式。今传诸本《云间志》无一例外地将原书卷中、卷下合并为一卷，列为卷中，又将原书附录内容列为卷下。

《云间志》；版本；续入内容；原貌；考证

《云间志》上、中、下三卷，宋华亭知县杨潜修，朱端常、林至、胡林卿纂，以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编次，十月书成。《宋史·艺文志》著录。①《宋史》卷二○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5164页。其书备载华亭县地理、名物及人文资料，是后世研究宋代上海不可或缺的珍贵历史文献。可惜的是，上海学界对此书尚缺乏应有的研究。如有研究者反复称道：“《云间志》是上海最早的一部方志”，其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篇”②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间志》校点本《前言》，1988年。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云间志·整理说明》，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册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等。首先，关于《云间志》是否为“上海最早的一部方志”的问题，笔者早在十多年前已撰文指出其谬③陈金林：《宋代上海方志纂修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63页；陈金林等著：《上海方志通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此不赘述。其次是关于《云间志》“分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篇”的问题，分二点说，第一，宋本《云间志》分二十七篇，而非三十六篇；第二，既然分二十七篇，故同样名为分上、中、下三卷，但分卷方法肯定不同。因此说《云间志》“分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篇”也是错误的。至于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对其缺乏深入的基础性研究，简单地认为今传《云间志》即宋本之翻刻。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是宋刻原本《云间志》至明永乐以后不传，而流传至今的都是钞本，间有刻本，但其底本也是钞本。其次是宋刻本虽至明永乐以后不传，但钞本在《云间志》成书之后即已流传，并成为主流版本。在其流传过程中，不乏续入者，而传抄者又将续入与原文混录，再七抄八抄，致使宋本面目荡然无存。有基于此，笔者撰此文字，以供学界讨论。

一、《云间志》现存版本丛考

据初步考察，《云间志》现存版本有以下六种：（一）明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清黄丕烈跋），（二）清钞本（国家图书馆藏），（三）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华亭古倪园沈氏刻本（简称“嘉庆刻本”，上海师大图书馆等藏），（四）清《宛委别藏》钞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五）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观自得斋丛书》本（简称“光绪刻本”，上海图书馆等藏），（六）民国间鹿岩精舍钞本（首都图书馆藏）。经查考后认定，今存《云间志》的版本主要有明抄本、嘉庆刻本、《宛委别藏》钞本和光绪刻本四种，且各具特点。分考如下：

（一）明抄本《云间志》，三卷，续入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函四册。半叶九行，行大字二十字，小字双行同；无栏线。钤有“李铎和”白文方、“木斋审定善本”朱文方、“庐山李氏山房”朱长方、“黄丕烈印”白文方等印记。卷首有宋绍熙四年（1193年）冬杨潜《云间志·序》、《云间志·目录》，纂修姓氏题名。其内容，卷上为封域、道里、城社、镇戌、坊巷、乡里、学校、版籍、姓氏、物产、廨舍、场务、仓库、税赋、桥梁、亭馆、人物、古迹；卷中为仙梵、寺观、祠庙、山、水、堰闸、冢墓、知县题名、进士题名；卷下为赋、诗、墓志、记、序、说、铭、箴、祭文，凡三十六目（篇）。《续入》一卷有琴堂、云间、胡林卿《记县学序拜仪》、楼钥《南四乡记》（残）。按：《续入》一卷为《宋史·艺文志》无，系后人续入。

中卷末有清黄丕烈题识二通。其一云：“杨潜《云间志》三卷，余见诸五砚楼，系新抄本，后归松江沈氏。顷坊有出旧抄本见示，以番银五枚易之，补余所藏旧抄之阙。潜研老人云，宋人县志存于今者，惟《剡录》与此尔。今余所收二志皆旧抄，可谓幸事。岁莫无聊，藉此消遣闷绪。庚午季冬二日，复翁识。”其二云：“辛未夏仲，沈绮云以五砚楼本属校勘，余倩陆子东萝任其事。此本较佳，间有一、二字可证□误者，以墨笔作绳头字书于上方。校毕，□□□□□补识。”

按：黄丕列（1763—1825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藏书家，校勘学家。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乾隆举人，官户部主事。所居名士礼居，喜藏书，当乾、嘉之际，东南藏书家以士礼居为大宗。二通题跋分别作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和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明抄本《云间志》为今存最古之本，其通行本为《续修四库全书》本。①《云间志》见《续修四库全书》第6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二）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华亭古倪园沈氏刻本《云间志》三卷，续入一卷。上海师大图书馆等藏，二册。为《云间志》今存最早的刻本。通行本为1990年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扉页有“嘉庆甲戌岁古倪园沈氏刊行”牌记。半叶十行，行大字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字体遒劲，刊刻精良。刻工为金陵著名刻工刘文奎及弟文楷、文模。卷首为清孙星衍《重刊《云间志》序》、杨潜《云间志·序》《云间志·目录》，纂修姓氏题名、篇目与明抄本同。《续入》一卷除琴堂、云间、胡林卿《记县学序拜仪》、楼钥《南四乡记》外，又有宋魏了翁《华亭县建学记》、王遂《增修华亭县学记》。书后有清钱大昕、顾广圻、王芑孙三跋。其中王跋系手书上版。按：宋魏了翁、王遂二记明抄本无，系明后人续入。

孙星衍《重刊《云间志》序》略云：“国家集四库书，载诸宋元方志，而宋杨潜《云间志》以后出，不得预……华亭沈司马恕者，好古士也。家有古倪园，购求古书藏之。出示此志，后有钱少詹大昕题记，因余言，即付之梓。”序中提及古倪园位松江镇北门外，市河西，本明倪明彦所筑，名倪园。清乾隆间为松江巨富沈虞扬所有，遂名。虞扬有二子，长子沈恕，字屺云（一作錡云），次子沈慈，字十峰。古倪园为沈恕居，又有啸园，沈慈居。孙星衍谓此本有钱大昕题识，如云：“此书成于绍熙四年，而知县、进士题名续至淳祐、宝祐而止。卷末数叶，载楼大防、魏华文诸公纪，亦后人续入也。宋时华亭县，兼有今松江全郡之地。此本体例亦繁简得中，而近代藏书家罕有著录者。予始从王鹤溪借钞得之，并写一本以遗王兰泉云。丙申春，竹汀居士钱大昕记。”

按：钱大昕（1728—1804年），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著名学者。居望仙桥。字晓徵，号辛楣、竹汀居士，晚号潜研老人。即前引黄丕烈题识称“潜研老人”者。其跋纪年为丙申春，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今存《云间志》诸本跋中最古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第一，他提出《云间志》有后人续入的观点，在《云间志》流传历史上属首次。楼大防即楼钥，其《南四乡记》作于开禧三年（1207年）；魏华父即魏了翁，其《华亭县修学记》撰于端平三年（1236年），均在绍熙四年（1193年）后，故钱大昕是以时间先后作为判断续入依据的。第二是对《云间志》版本传录的交代。首先，他说“始从王鹤溪借钞得之”。考王鹤溪即王鸣韶（1732—1788年），是清代学者、嘉定王鸣盛之弟。原名廷諤，字鹗起，夔律，号鹤溪子。其次他说，“并写一本以遗王兰泉云”。也就是说，钱氏除自留一本外，另一本送给了王兰泉。王兰泉即青浦王昶（1725—1806年），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

王芑孙《跋》略云：“比岁□门，华亭沈生恕时来过余，每至必盘恒信宿。生雅好收书，会吾乡袁君廷寿家遗书大出，先后得其数十种以去，中有宋绍熙四年杨潜《云间志》。余未前见，简核足敌范文穆《吴郡志》。其书嘉定钱少詹事所写，寄青浦王侍郎，而袁君抄得之者。于是，袁与钱、王二公皆殇矣，写本孤绝，因劝生刻以行世。”

按：王芑孙（1755—1816年），清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字念丰，号铁夫、惕甫。乾隆举人。嘉庆元年任华亭县学教授。先后主讲松江云间书院、扬州乐仪书院。工诗词，善文学，论学贯通古今。是沈恕、沈慈兄弟的姐夫和他们的诗文教师，故关系至为密切，所记可信。袁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家居苏州枫桥，藏书楼名五砚楼，故此本即黄丕烈所题系新抄本。结合其他序跋可知：嘉庆刻本的底本非钱大昕本，又非王昶本，而是袁廷寿据王昶本的录副本，并与明抄本经过校勘。

（三）清《宛委别藏》抄本。《云间志》三卷，一函四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半叶十行，行大字二十字。首叶钤有“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此本与阮元有关。按：阮元（1764—1849年），清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嘉庆间，与程恩泽为儒学两大宗。其在浙时，曾购得四库未收书。进内府，每进呈一书，必仿《四库全书》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前后历时十数年。所进书目，名《四库未收书提要》。道光二年（1822年），其子阮福编入《揅经堂外集》卷一至五。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将其作为附录。阮元所进书，达一百七十多种，俱四库体钞本，嘉庆帝命名为《宛委别藏》，每书卷首钤有“嘉庆御览之宝”大方红印。《宛委别藏》后移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78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凡一百二十册。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予以重印，遂流布于世。《云间志》与《九国志》合订一本，列为第43册。此本首列《云间志·目录》，次列纂修姓氏题名与杨潜《云间志·序》，内容篇名与明抄本、嘉庆刻本同，亦三十六篇。续入有琴堂、云间、胡林卿《记县学序拜仪》、楼钥《南四乡记》、魏了翁《华亭县建学记》、王遂《增修华亭县学记》。

阮元《云间志·提要》云：“宋杨潜撰。见《宋史·艺文志》。按云间即今江南之华亭县。在宋时，兼有今松江全郡之地。此志体例，繁简得中，不让宋人会稽、新安诸志。书成于绍熙四年，而知县题名载至淳祐八年而止，则张颖以下三十人是后人所续。又进士题名载至宝祐元年姚勉榜钱拱之而止，则庆元五年赵汝诒以下二十四人亦后人续入也。又载楼钥等记，并为后人所增。考之元徐硕《（至元）嘉禾志》，华亭一县全取是书中一语，知潜此志为当时所重矣。”①《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866页。

（四）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观自得斋丛书》本。《云间志》三卷列丛书第四种。首为目录，次以纂修姓氏题名与杨潜《云间志·序》。内容与以上三本同，为三十六篇。续入有琴堂、云间、胡林卿《记县学序拜仪》、楼钥《南四乡记》、魏了翁《华亭县建学记》、王遂《增修华亭县学记》。末附清宋如林《嘉庆重刊＜云间志＞序》、孙星衍《嘉庆重刊＜云间志＞序》、闵萃祥《光绪重刊＜云间志＞序》、钱大昕《跋》、顾广圻《跋》。此本系据嘉庆刻本的抄本翻刻，故多宋如林、闵萃祥二序。

宋《序》无新意，不录。闵萃祥《序》与版本有关，略云：“云间有志，据杨潜自序，固不自潜始。前于潜者，眇不可知；后于潜者，湮灭抑多矣。而潜书乃仅而得存，不诚吾邦之幸事哉。沈氏刊版毁于寇，书存亦尟。曩予修志之役，辗转借得，表弟谢斐章为予录副，珍诸箧笥，忽忽十余年。徐观察子静见而爱之，因怂恿重刊。席君孟则、朱君懋之相与校理，始癸巳仲冬，迄甲午暮春，乃竣厥事。邑人闵萃祥书于上海寓次。”

按：闵萃祥，清末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字颐生，布衣。晚清学者张文虎弟子，工古文，精史地。光绪间曾与修《华亭县志》和《松江府志》。据闵《序》可获知以下信息：第一，闵是细阅杨潜《云间志·序》者，故云“云间有志，据杨潜自序，固不自潜始”，可谓有识；至若“前于潜者，眇不可知；后于潜者，湮灭抑多矣。”或为晚清时局动荡而无暇深究故。第二，光绪刻本的底本是嘉庆刻本的抄本。附带说明的是，建国后对《云间志》两次整理皆以此本为底本。首为1988年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延褚同庆等点校本，三十二开铅印本一册，115页，印数3000。次是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本，列为《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第一册，凡72页，印数1300，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云间志》流传诸版中，惟光绪刻本有点校本，且印数最多，影响也较大；惜未取他本会校，探究不细，舛误滋多。

概言之，《云间志》今传版本主要有二抄本、二刻本；以成书时间言，明抄本最早，光绪刻本最晚；次就内容言，明抄本与嘉庆刻本相近，唯明抄本阙字甚多，这表明：明抄本的底本为传抄本，而非宋刻原本，而嘉庆刻本经孙星衍、顾广圻二家校勘，加之刘文奎等精刻，为精校精刻本，但其底本还是抄本，亦非宋刻原本；续入部分，嘉庆刻本以下三种增入魏了翁《华亭县建学记》与王遂《增修华亭县学记》，而明抄本无；再就批校言，明抄本有朱、墨批校，朱笔批校何人何时而为，不详；墨笔即黄丕烈手书；朱笔多用作调整格式，墨笔则改正文字或作备注，如卷下宋苏轼《题李景元画》题下有黄氏批注：“白龙潭题李景元画竹”。最后就避讳言，明抄本上、中二卷均沿避宋讳，且避讳方式同为以双行小字注出所犯帝讳及庙号，下卷未避讳；嘉庆刻本以下三种仅避清讳。比较而言，明抄本在现存诸本中距宋刻原本较近。

二、《云间志》续入内容考

现存《云间志》各种版本的内容目录完全一致：卷上为封域、道里、城社、镇戍、坊巷、乡里、学校、版籍、姓氏、物产、廨舍、场务、仓库、税赋、桥梁、亭馆、人物、古迹，凡十八类；卷中为仙梵、寺观、祠庙、山、水、堰闸、冢墓、知县题名、进士题名，凡九类；卷下为赋、诗、墓志、记、序、说、铭、箴、祭文，凡九类。合计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类。自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杨潜《云间志》成，后人续入部分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标明“续入”者。如明抄本中琴堂、云间、胡林卿与楼钥二记，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系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后续入。自嘉庆刻本以下三种又增魏了翁、王遂二记，是为明后人所续。另一类为隐性续入者，则四种版本相同，具体表现形式一是新增条目及内容，二是在原有条目内容之后续入。

先说新增条目及内容，凡二条。如卷上亭馆类“公余风月”条目谓：“在簿厅后。嘉定九年，簿四明陆垕建。”又，同类“梦燕堂”条目谓：“嘉定十二年，尉鄱阳洪涧即相公阁之故基，建堂于其上，取唐张燕公事，榜以今名。”按：“公余风月”条、“梦燕堂”条，皆属新增条目，“公余风月”条纪年为嘉定九年（1216年），“梦燕堂”条纪年为嘉定十二年（1219年），俱在绍熙四年（1193年）后二十余年，显系后人增补，但增补的时间当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或稍后。

再述原有条目内容之后续入。具体又分为两种：一种续入文字简炼，与杨潜原文衔接，且题有纪年，较易分辨。如卷上亭馆类“西亭”条：“在尉厅西偏，皇祐四年秋郑方平造。绍兴间，太师嗣秀王伯圭为尉时重建。后尉巫清公再修，改曰‘易春’。继复倾圯，扁榜不存。嘉定十三年，尉洪僴复新之，仍立旧名。”按巫清允为华亭尉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故“继复倾地，扁榜不存”之前文字拟系杨潜《志》原文，“嘉定十三年”以下十五字属续入。又同类“逃禅”条：“尉巫清允建，后废。嘉定十三年，尉洪僴拭东庑一室，以旧名榜之。”再同类“敬斋”条：“尉巫清允建，后废。嘉定十三年，尉洪僴辟梦燕堂之西，揭以旧名。”按此条，自“后废”以下文字，系后人续入。上述五条之中有一个特点，即洪僴一人独占四条，且在同一亭馆类中，时间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或十三年（1220年），新增或续入是否即洪僴所为，待考。但这种续入情况在《云间志》成书后不久即已发生，是为不争之事实。另一种续入文字既长且较复杂，需要认真推敲后方能判明。如卷中寺观类“明行院”条云：“在南桥、晋天福五年，里人蒋汉瑊造。请于钱忠懿王，始名安和院，至太平兴国八年，改赐今额。”紧接此记，又有《院记》、《结界记》，以及僧惠日《白莲花诗》与赵崇森、高子凤、惠日、僧善月、僧居简等五人倡和诗。考吴越国王钱俶朝宋，旋被遣南还，时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故有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改赐安和院为明行院额事。按：明行院即明行寺，在今奉贤区南桥镇东南隅。《院记》凡四百五十八字，记末题“敕差临安府净慈光孝禅寺住持北磵居简记”；《结界记》凡三百六十四字，不题作者姓氏与年份。按居简为宋僧，潼川人。俗姓王，字敬叟，号北磵。南宋理宗嘉熙（1237—1240年）初奉敕住杭州净慈光孝禅寺。有《北磵集》。检《结界记》起首云：“余作三女冈《明行院记》于嘉熙初元，越二年，结大界相成，荐请纪其事。”因知：《院记》为《明行院记》略称，与《结界记》皆居简所为。《院记》成于嘉熙元年（1237年），《结界记》成于嘉熙四年（1240年），并《白莲花诗》诸作，皆系后人续入。此外，卷中知县题名类，进士题名类亦有续入者，虽清钱大昕、阮元皆曾提及，但欠精准。

因为杨潜在知县题名类《小序》中说得十分明白，如云：“（华亭）自置县以来，唐之贤宰，《旧经》所载止苏籥一人，称其在县简惠，莅事公正。国朝咸平以前，令之姓氏无所稽考。自咸平五年，迄于建炎二年，商庆余至许知微，凡五十有三人，则姚舜明为之记。自绍兴元年，迄于淳熙元年，吕应问至刘俣，凡一十有九人，则刘俣为之记。自淳熙三年，迄于绍熙四年，赵汝譓至杨潜，凡七人，则杨潜为之记。其间流风善政，为民所称诵者，盖亦有焉。”据此，自张颖至淳祐八年陈叔弼，凡三十人，皆后人续入，即可判定。进士题名类杨潜亦撰有《小序》，略云：“华亭壮邑，业儒者众，今访之耆旧及考诸登科记，自天禧三年，迄于绍熙四年，凡一百七十有七年，登进士第者，凡八十有八人。其间魁多士，冠南宫，入政府，登从班者，盖不乏人，亦云盛矣。”据此，杨潜记进士题名至绍熙元年（1190年），余复榜赵汝澄以下二十四人皆为后人续入。但对钱大昕和阮元续入部分未加细阅，因此都犯有错误。钱大昕《跋》云：“此书成于绍熙四年，而知县、进士题名续至淳祐、宝祐而止。”其谓知县题名“续至淳祐”是正确的，而谓进士题名续至“宝祐”则是错误的。阮元《提要》称：“书成于绍熙四年，而知县题名载至淳祐八年而止，则张颖以下三十人是后人所续”，这是对的。但他接着称，“又进士题名载至宝祐元年姚勉榜钱拱之而止，则庆元五年赵汝诒以下二十四人亦后人续入也。”这是错的。问题出在诸本《云间志》均将绍定元年（1229年）黄朴榜黄英发，至宝祐元年（1253年）姚勉榜钱拱之等六人，列进士题名类之末，而将开庆元年（1259年）周梦炎榜叶汝舟、柳正孙，至咸淳乡贡进士陆霆龙、谢国光等七人插在绍定二年（1229年）黄朴榜黄英发之前。正确的著录应将开庆元年（1259年）叶汝舟至咸淳乡贡进士陆霆龙、谢国光列于宝祐元年（1253年）姚勉榜钱拱之之后。而钱大昕、阮元皆未细阅而致误判。此外，进士题名卷末为“布衣被召赐第”条下录三人：“朱季贤（内舍）、吕元亮、卫谦（字有山，仲达六世孙。宋末登第，未详何年）。”按：考朱季贤或为朱季质，其布衣被召赐第在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吕元亮在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为《云间志》原本所有，而卫谦为宋末元初人，与元松江知府张之翰善，此条显系后人续入。问题的根源还出在抄本上，不论明抄本、嘉庆刻本，《宛委别藏》抄本，光绪刻本，包括钱大昕和阮元在内，俱犯此错而无一幸免。前面说过，原本经一续再续，再七抄八抄，都会走样，进士题名就是典型例子。

三、还宋本《云间志》本来历史面目

首先需加说明的是，笔者对现行诸本《云间志》内容及其分卷产生怀疑，来自杨潜的《云间志·序》的启示。其《序》如云：“华亭为今壮县，生齿繁夥，财赋浩穰；南距海，北濒江，四境延袤，视偏垒遐障所不逮。质之《寰宇记》、《舆地广志》、《元和郡县图志》，仅得疆理大略；至如先贤胜概、户口租税、里巷物产之属，则阙焉。前此，邑人盖尝编类，失之疏略。续虽附见于《嘉禾志》，然阙遗尚多，□□观览。余谬领是邑，虽日困于簿书期会，而此心实拳拳。今瓜代有期，不加讨论，以诏来者，则鞅鞅不满，若将终身焉。于是□邑之博雅君子，相与讲贯，畴诸井里，考诸传记，质诸故老，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辨，凡百里之风土，粲然靡所不载。至若前辈诗文，散落于境内者非一，姑摭南渡以前者，附于卷末。书成而锓墨，公帑匮而莫能举，又得邑之贤士大夫鸩工助成。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足以广见闻，异时对友朋，可以资谈尘；事君父，则可以备顾问，孰谓其无补欤？”

《序》文凡二百八十字，包括所阙三字在内，现行诸本完全相同。其中，最令笔者关注的是“至若前辈诗文，散落于境内者非一，姑摭南渡以前者，附于卷末”这二十五字。何为“附于卷末”？即将先辈诗文统统附于志书之后，作为正文的附录。舍此，岂有他哉！据此，《云间志》原本为二十七类，而非三十六类。明甚！继检先辈诗文，依次是赋、诗、墓志、记、序、说、铭、箴、祭文，凡九类，具体如次：

第一赋类，仅录晋陆机《怀土赋》一首；第二诗类，录晋陆机、唐陆鲁望、北宋梅圣俞、唐询、苏轼至僧道潜诗四十六首；第三墓志类收《吴郡征北将军海盐侯陆府君之碑》等三通；第四记类，录吕谔《福善院新铸钟记》等十二篇；第五序类，录朱之纯《县斋诗序》、《思吴堂诗序》二篇；第六说类，录苏轼《书朱象先画后》一篇；第七铭类，录毛泽民《寒穴泉铭并序》一通；第八箴类，录沈辽《新作华亭县门箴》一通；第九祭文类，录叶清臣《祭沪渎龙王文》一则。合计九类收诗文六十八篇（首）。九类之中，赋、说、铭、箴、祭文五类仅录一首，序类仅二首，最多为诗类，录诗四十六首。因此多寡不一，类义岂在？所谓类者，种类之谓也，亦称集合。如赋类，应是反映一类赋的概念，此仅一首绝不能称之为类。据此赋、说、铭、箴、祭文等类，本非宋本原有，而是后人为区分文体而添加的标识。之所以作如此判断，是因为笔者发现，《云间志》二十七类不仅各有类名，更有小序。而附录部分皆无。如卷上镇戌类《小序》云：“华亭襟带江海，上而吴、晋，近而吴越，尝修城垒，置防戌，所以控守海道者，至矣。今沿海镇寨，倍于池邑，是亦捍置上流之意云。”又如卷中仙梵类，其《小序》云：“自吾道不明，而释老之教始行。若藏奂，可行之徒，于其教，不可谓无所得者，揆之吾教，不当书。类考方志，往往不废其人，故亦得以载焉。”现行诸本《云间志》卷下赋、诗等，本来都是附录，均不分类，故无《小序》。是为外证。

再说内证。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为示尊敬，避免说出或写出而改用他字，称为避讳。对于君主，不仅要避名讳，甚至同音嫌字、庙号均需避讳。避讳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法则，杨潜修志不能例外。明抄本《云间志》卷上、卷中均避宋讳，且避讳方式同为以双行小字注出所犯帝讳及庙号。如卷中寺观类福善院条：“福善院在赵屯，梁（犯贞，仁宗名）明六年，僧智道立精舍。”按：福善院在宋华亭县赵屯，今属青浦区。宋仁宗即赵祯，“贞”为“祯”嫌字，犯讳。又如同卷祠庙类金山忠烈昭应庙条：“一曰，吴王皓染疾甚，忽于宫庭附黄门小（竖，犯英宗嫌名）曰”，按：宋英宗即赵曙，“竖”为“曙”嫌名，犯讳。再如同卷知县题名类吴悙仁条：“吴（犯悙，今上御名，仁）”，吕桓条：“吕（犯桓，钦宗御讳）”。按：赵桓即宋光宗，《云间志》修于绍熙四年（1193年），绍熙为光宗年号，故称“今上”。赵桓即宋钦宗，故“悙”、“桓”皆犯帝讳。而清刻本如嘉庆刻本，清抄本和《宛委别藏》本仅避清讳。如卷上人物类陆抗条云：“子晏、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此“玄”字犯清圣祖玄烨讳，故嘉庆刻本、光绪刻本将“玄”字上一点删去，作阙笔避讳，而《宛委别藏》本则改“玄”作“元”避讳。

综上所述，杨潜在《序》文中明确将“前辈诗文”作为志书的附录，作为明证，笔者发现宋本二十七类下皆有《小序》，皆避宋讳，是则将现行诸本卷上、卷中与卷下之间作了实质性的区分。换言之，现行诸本中的卷上、卷中部分除续入内容外，是宋本正文，卷下为附录。至此，还需解决一个附带的问题，那就是宋本《云间志》卷上、卷中、卷下又是如何分卷的呢？笔者以为，只需将现行诸本的卷中内容分析为卷中、卷下二卷即可。具体而言，现行诸本卷中内容为仙梵、寺观、祠庙、山、水、堰闸、冢墓、知县题名、进士题名，计九类，其中仙梵，寺观、祠庙、山、水、堰闸、冢墓七类为卷中，而将其余知县题名和进士题名二类划为卷下即可。依据则是方志的体例和分类的原则。由是观之，知县题名与进士题名两类相近，合为卷下，余为卷中，与卷上一致。如是，宋本《云间志》拟分卷如下：

卷上：封城、道里、城社、镇戌、坊巷、乡里、学校、版籍、姓氏、物产、廨舍、场务、仓库、税赋、桥梁、亭馆、人物、古迹。

卷中：仙梵、寺观、祠庙、山、水、堰闸、冢墓。

卷下：知县题名、进士题名。

附录：（先辈诗文）。

综上所述，现行诸本《云间志》基本的问题：一是将附录作为正文，列为卷下，又将原本卷中、卷下并为卷中一卷；二是繁复多样的续入；三是作为附录诗文的篇幅较大，以《宛委别藏》本为例，全书288页，而附录为127页，占44%，如此大之篇幅，一般人不会将其真正作为附录看待；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传抄致误。传抄历史颇为悠久，抄者所见（如钱大昕所见）的抄本，绝非原抄，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七抄八抄，以致正文与续入相淆，正文又与附录不分，因此拷贝必然走样。

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宋本《云间志》散佚于何时的问题。杨潜在《云间志·序》中说得很清楚：“书成而锓墨，公帑匮而莫能举，又得邑之贤士大夫鸩工助成。”意思是《云间志》成书后，想“锓墨”即刻版印行，但知县没钱不能办，后来得到华亭贤士大夫的帮忙刻印成书。按杨《序》末题“绍熙癸丑仲冬旦日”，即绍熙四年（1193年）十一月初二，具体发行流传应在此后。结合杨《序》语气及流传状况考察，笔者认为宋刻原本刊印数量不多，因此流传不广。而原本不传又为抄本的盛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入元，《云间志》为徐硕《（至元）嘉禾志》屡加应用；至顺间，脱脱等撰《宋史》，其书卷二百零四艺文志著录：“杨潜《云间志》三卷”。①《宋史》卷二○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5164页。入明，永乐年间，《云间志》为《永乐大典》所采辑。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二十四旧志类著录，最后见顾清《（正德）松江府志》著录。检《（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二守令题名、宋华亭知县末记：“自淳熙三年至淳祐八年，共三十八人，杨潜记。”②［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页。而杨潜《云间志·知县题名》称：“自淳熙三年，迄于绍熙四年，赵汝譓至杨潜，凡七人，则杨潜为之记。”据此，顾清所见《云间志》亦非宋刻原本。而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所收图书为《永乐大典》时广为采辑。由此初步判断：《云间志》宋刻原本散佚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大典》成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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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林，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上海 200234）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