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间的官绅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源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的分析

邹 心 平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咸同间的官绅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源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的分析

邹 心 平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咸丰、同治年间的州县令刘如玉与士绅的关系展示了官、绅之间既有协作又有制衡的良性互动。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官、绅合力组织并动员民众，众志成城，守护家园，屡战屡胜；在钱粮之类的赋税征收上，作为地方利益代表的士绅们，则明显地展示了“保护型经纪”的一面，表现出不愿在战火摧残之余苛敛扰民的乡土情怀，对钱粮征收消极应付，而作为官的县令也有与民休养生息的矛盾心态，因而迁就士绅，避免了苛政病民、激化事端的现象，呈现了士绅“匡官长之不逮”的局面；在文化教育领域，官、绅之间如鱼得水，官捐款办教育，绅赋诗著文颂官之政绩，颇具相知相得相助的融洽。这种官绅关系，对当前的新乡贤培育及乡村治理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士绅；官绅关系；新乡贤；刘如玉；天宝古村

梳理士绅及官绅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对士绅的性质特征及其演变有着较为清晰的表述，尤其是对清末新政制度变迁导致原有的官、绅、民之间的利益——权力制衡瓦解而致士绅变为“权绅”走向“劣化”的演变，既有概括性的理论阐述，也有相当多的个案分析，成果丰硕，论述深刻。但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士绅开始“劣化”之时及之后的民国时期，因而展示的多是官、绅、民三者间的冲突对抗，而对士绅“劣化”之前的研究，虽自20世纪40年代从费孝通开始就有共识认为，官、绅、民之间也曾存在相互协作又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但鲜见个案的分析，因而历史上官、绅、民之间和谐相处的一面较少得到关照，并且在自清末开始的不断深化的革命话语中，“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社会意识渐次流行，士绅成了人人喊打、臭不可闻的污名。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近几年，在国家倡导乡贤文化、致力培育新乡贤时，传统士绅曾有的正面意义才开始为社会所认可，但仍未形成普遍的共识，故而需要强化相关研究，为培育新乡贤提供有益的参考。而咸丰、同治年间州、县令刘如玉写的《勤慎堂自治官书》为研究士绅“劣化”之前的官绅关系提供了较好的案例，展示了官、绅、民之间良性互动的一面。该书汇录了作者在湖南宁远、茶陵、湘潭任上的诸多官方文件及与士绅的诗文唱和，是其为政轨迹，亦是“近代政史者之重要资料”*参见谢冠生《重印自治官书序》，引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2页。，其中展示的官绅关系及士绅状况，对当前培育新乡贤、弘扬乡贤文化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一、刘如玉生平及《勤慎堂自治官书》概况

刘如玉，字子英，号韫珍，宜丰天宝古村人，生于1796年，1818年中举，此后“春闱屡荐不售”[1]39，困顿场屋，直至咸丰二年(1852)到湖南宁远县任知县，才开始仕途生涯。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暴发，宁远县靠近广西、广东，正是战事频仍之地，前几任县令都是未及一年即挂职遁去，可见科举及仕途困顿的刘如玉得到的这个职位是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并非什么好差事。就在刘如玉尚未正式上任时，就有不少亲友鉴于战事日紧，劝他不要上任，刘如玉却“慷慨而行”*参见张培仁《勤慎堂自治官书序》，引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第4页。、“视险阻艰难皆分内事耳”[1]9。果然上任不到半个月，就有起义军想趁他刚刚到任、立足未稳、人心浮动之时，打个措手不及，拿下县城。但刘如玉依靠士绅，固结人心，既审慎扎实部署，又身先士卒、登陴守御、一线指挥，因而首战告捷。以后，虽然战事不断，更大更危的战况也时有，但这种获胜的战绩在他五年多的宁远任内一直保持着，在邻近州县城邑纷纷被攻陷时，宁远县城始终独得保全。因而得到曾国藩、骆秉章以至咸丰帝的褒奖，被奏“以同知直隶州补用，先换顶戴”[1]20。但咸丰六年(1856)四月之后却因挪用了钱粮充军费，未及时报账而革职，家里的衣物资财也被查封。刘如玉之挪用钱粮充军费事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也是当时各地通行的做法，他被处理只是因其未按时履行报销手续，是上级出于严肃钱粮征收纪律的手腕。因而他并无大错，但处理却过重。这使刘如玉不仅获得了当时的舆论支持，而且很快恢复名誉，发还所封家里财物，但官职恢复却慢，直到咸丰八年(1858)才被委任茶陵直隶州知州。这一职位与宁远县令相比，算是提拔重用。显然，上司也知道他受了冤屈，故有此重用。

这里需指出的是，刘如玉曾孙、曾任民国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的刘师舜在《墨庄刘氏之创始与蕃衍》一书中认为，刘如玉是先已做了茶陵知州，再被革职，也就是说革去的是茶陵知州的职位，并在案子水落石出以后仍受牵连被贬湘潭县令，其云：“先曾祖得上峰‘勤慎廉明，深得民心’考语，获保升同知直隶州补用，先换顶戴。未久，即调升茶陵州知州。表面上，虽稍得奖励，但不久即因万不得已挪用钱粮，办理宁远军务，缴欠稍为愆期，竟被革职……嗣后虽经查明案情，发还家资，但由茶陵左迁湘潭、宁远，始终未恢复其早已升任直隶州知州原职。令人忆及唐宋时代一般官吏往往过分贬谪……”[2]77这显然有误。第一，当时的官方文件提到刘如玉时，用的词是“已革知县刘如玉”[1]25，而非“知州刘如玉”。第二，刘如玉在咸丰八年三月的告示中说“本州三月到任”[1]41，这就说明刘如玉是咸丰八年到茶陵任职。第三，《茶陵县志》亦载“刘如玉……咸丰八年署”知州[3]584。第四，当时宁远人写有因此事送别刘如玉的诗，如“一个苍生一掬泪，声声都惜去青天”“今日送公真惨绝，重披绛账是何年？”[1]81“倾城士女出，酌水饯离亭”[1]80……；书中亦有当时宁远人纷纷“欲赴省垣具呈乞留”而被刘如玉阻止的记载[1]80。因而，刘如玉在咸丰八年(1858)开始任茶陵知州确凿无疑。其离开宁远应是在咸丰六年(1856)四月以后，因为这年四月他写有就钱粮问题禀复上司的文件，到九月则有被革职后为自己辩护的文字[1]22-23。这样，到他知茶陵州时，有近两年的赋闲期，期间曾在天宝古村创建私孰“归田别墅”。刘如玉在茶陵州干了两年多后，咸丰十年(1860)调至湘潭县任知县。同治四年(1865)夏又从湘潭调回偏远的宁远县。当地县志的说法是“同治以来令率以苛刻为能，大吏念疮痍未复，以如玉遗爱在民，复委署理”[4]557。当地绅民对其复任，非常高兴，“父老妇竖，欢愉于室，忭舞于道，走迓十余里至百余里，拥卫入城，衢巷几不容”*参见杨泽闿《名宦公七十寿序》，引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第88页。。刘如玉自己对复任宁远心情也不错，曾撰联云：“棠荫十年春好在，桃花千树我重来”[1]85，充满了豪情。是年，刘如玉卒于宁远任上，享年71岁。

刘如玉一生中扬名之事除守城善战外，还有他写的文告因循循善诱、推诚布公而得到曾国藩的激赏，赞曰：“详明痛切，大似王文成、吕司寇二公文告，近时哪得有此？安得如结辈数十人布满天下，贼何足平哉！”*参见曾国藩《批复谕绅士及劝化土匪告示》，引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第12页。为时人所乐道，他自己也曾将曾国藩的手书赞语裱挂于衙署。

《勤慎堂自治官书》为刘如玉知州县令时撰写的官方文书、告示、审案定谳的判词，以及部分诗词楹联的汇集，时间从1852年到1861年为止，之后几年的文献未再收入，只有复任宁远时的一幅楹联收录附后，大概是其后人再版时加入的。全书分三卷，卷一是刘如玉写给上司的文书，共10篇；卷二是面向绅民的告示及民事案件的判批，共35篇；卷三是刑事案的判词，共16篇；最后附录的是他本人及宁远绅民唱和的诗赋。

该书应在1861年由刘如玉本人编定并刊行，1898年其子刘茶生再次刊行，并请了陈宝箴作序，1969年其曾孙刘师舜在美国发现该书后，被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二、守城御敌，官绅合力，屡战屡胜

在刘如玉第一次的宁远县任内，凡5年多，亲历的战斗不少于10次。较大的有咸丰二年四月底及五月初的两次守城战，这是他初任宁远令不到半月之时，以一介书生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域他乡，面对强敌，竟首战告捷。之后是咸丰四年十月的守城战，被十余万人围攻“六、七昼夜”，城竟不破，最后“以四、五百兵勇破十余万贼”[4]324，堪称奇迹。也许是这次胜得太离奇了，而对方也败得不甘心，故而在当年的十二月又围攻县城三昼夜，这次更是罕见的以少胜多，以城内一百多的汛兵击溃围城之军。在宁远邻近州县纷纷被攻陷、县令远遁的情形下，惟有宁远“幸保无虞”[1]11。因而，巡抚骆秉章称其“廉明勤慎，深得民心”[1]20，湖南布政使亦称其“战守合宜”[1]20，连咸丰帝也称誉：因有刘如玉在，“该逆不敢窥伺宁远”[1]23。刘如玉本是执教三十多年的文人，甫历仕宦即以守城连胜的战绩扬名，耐人寻味，其中缘由，除刘如玉部署周密、防守得宜、身先士卒、登陴一线指挥外，主要的还是如骆秉章所说的“深得民心”，也即他自己常言的：“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诚使官与民亲，平日以诚相感，宛然有家人妇子之谊，一旦有故，必可得民心而用之。”[1]9但这里的“民”或“民心”，主要或首先还是“士绅”与“士绅之心”。这是因为，第一，士绅与民利益相关，其心相通。士绅多具乡土情怀，“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5]，往往作为地方的代表在政府中为民众争取利益，因而在民众看来其与民众的利益共同点要多于官方，再加上士绅早为乡土社会所熟悉，知根知底，相比初来乍到的县令，显然更易为民取信。第二，士绅能有效地影响、带动民心。“士为四民之首，绅为一邑之望”，士绅在本土具有一定的权威，具有影响、晓谕百姓的资格与能力，可以将官方政令有效地传达给百姓，且效果好于官方的直接传达，“须知绅士剀切之言，情倍亲而机更顺”，较之官方“告示印文尤为易于取信”[1]35。第三，官方须借士绅这一中介施政于民。县令及其衙吏人数有限，无法直接与众多的百姓打交道，即刘如玉说的“县令虽亲民之官，究不能家喻户晓”[1]33，必须通过中介传达官方的意志，而士绅本来就是官与民之间的中介，故而通过士绅而动员民众显然是最佳选择。“从来一乡有正士，胜于一邑有好官”[1]33，故而守城御敌，须动员激励士绅，再由作为具有“国家权力形象和民众意愿表达的双重角色”[6]的士绅动员民众。而士绅因兵临城下，大敌当前，自己的性命、家产以及信奉的儒家道义、社会秩序等均受到威胁时，也需要与官方通力合作，并借助官方发动民众，共同御敌。对于当地百姓，尤其是住在县城内的百姓来说，也希望将战火挡在家园之外，免遭荼毒。故而官、绅、民三方利益交集大，尤其是官、绅的利益在此时完全一致。故而只要方法措施得当，可以达到 “民与官为一体”[1]4、众志成城的效果。本身曾为士绅多年、又饱学儒家典籍的刘如玉显然是深谙此道，上任伊始即展开了全方位的笼络士绅、发挥士绅作用的工作。

在“寇氛已逼楚疆”，但尚未至宁远境时，刘如玉即召集士绅共商除莠安良、保护城池之策。“连日会商文武员弁，遍集绅耆”[1]9，剖析危局：本地人起事渐多，相习成风，党羽日丰，将越来越难办，“尔绅士等生，居此间切近之灾，刻刻可为危惧”[1]33；晓以利害：倘若起事者得势，受害最大的当是有地位有财富的士绅，“试问富者所积资财，此时贼匪一至，岂能复为己有？”[1]42指出自救之方：富者出赀，贫者出力，共办团练守卫家园，“与其猝急难防，财货终归劫掠，何如踊跃相助(团练)，身家尚可保全”[1]34；最后晓以大义：士绅既读圣贤书，当为圣贤事，既授功名，当为国分忧，既为乡闾所重，当佑乡闾平安，且“士首四民，有表率乡里之责”[1]33。故而保土御寇，“此事固地方官之责任，亦不得谓非地方绅士之责任？绅士能为官长出力，即可为地方除害，亦何惮而不为耶？”[1]33

毕竟守土保城与士绅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也与住在县城内的多数居民的利益一致，经刘如玉一番劝谕、张贴告示等方式进行的推心置腹、利害得失透彻分析的战前动员，“诸绅耆相顾动色，咸以为然，愿即家谕户晓，一体适行”[1]9。而这要“一体适行”的，并非泛泛的空言，而是刘如玉早有筹划的“先家各派丁，自备器械，民即是勇，立可成团”[1]9，就是每家都自备武器、派人参与训练，一有战事即上阵。大敌当前，保城即是保家，有县令刘如玉推诚布公且作为主心骨坐阵指挥，有士绅出于家国利益而挺身而出，一般的百姓自然乐于效力，确保自己的小家不为战火蹂躏。众志成城，共护家园的态势因此形成。在守城战中，士绅们与衙吏一起负有分守各处城门的责任，如在咸丰四年十月的战斗中，士绅周官、刘藜与署把总黎景章等守西门，士绅骆时凯与教谕舒永献、训导廖章达等守东门，士绅刘怀玉与典史李恬等守南门，士绅周涛与守备王安国等守北门。这些士绅带领的主要是团练，但在危急情势下，未曾参与团练的老百姓也会被征上阵，书中记载：“又复添派城内居民铺户四百余名，每一城堞酌加一人更番守护，顿觉军容较整，人心益坚。”[1]16而在援军到来，敌方溃散之时，周涛、刘绪黎、骆时凯、刘怀玉这些本为文人的士绅们，还在刘如玉的指挥下，又“各带壮勇缒城而下，会合痛剿”[1]17；之后，他们又带勇分路追杀。散处乡间的士绅也自觉行动，将逃散各处的起事者连夜缚送“来县讯明正法者亦五百余名”[1]17。可见士绅已成为县令刘如玉的得力干将，虽不是政府职员，却在战斗中完全听从他的统一指挥调度，并起到了带兵打仗、冲在一线的作用。

不仅如此，刘如玉还认为在剿“匪”一事上，士绅比兵役更为可靠有效。这是因为他们所说的“土匪”散布在县内各乡村，官兵来进剿时则散而为民，官兵离开时又聚而为“匪”，故而“兵役往捕，风声易泄，动辄远飏”[1]11，往往兵役未至，“匪”先跑了。还有更为糟糕的是“恐该兵役等良莠未分，不及细察，甚或怀挟夙嫌，必致妄拿无辜，转滋骚扰”[1]11，也就是担心兵役或因私怨滥杀无辜，或因作风粗暴把良民当“土匪”抓了。而本乡士绅因与村民同村共族，对村里人的情况更为熟悉了解，再加上士绅修养较高，又具乡土情怀，不会滥指无辜为土匪，因而“较兵役殊为可靠”[1]11，所以他将各地士绅召集到县署开了会，反复做思想工作，晓以利害，要他们回去劝说当地的起事者改过自新，不再窜乱，对怙恶不悛之辈，则由士绅密报到县，再派兵役协助捉拿。曾国藩对此很赞同，曰：“此目前办土匪者，必不可易之论”，同时对刘如玉为配合此工作而写的两篇告谕大加赞赏：“饬绅士协拿谕单，劝土匪改恶告示，详明痛切，大似王文成、吕司宼二公文，近时哪得有此？”“非夫理明事练、勤恤民隐、怀恻怛之实者，莫能几也”*参见曾国藩《批复谕绅士及劝化土匪告示》，引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第12页。，认为作者一定贤明能干，可成大事，并将两篇告谕通发各县张贴。

刘如玉这一思路隐含的一个观点是士绅与兵役不同，不会挟嫌报复、冤枉良民，而之所以如此，是因士绅具乡土情怀，对同村共族的人心怀情感，但他又何以不担心士绅出于乡情而隐瞒不报？显然，他的重点是防止枉杀良民，曾为上司担忧的刘如玉的慈善禀性此时显露出来了，同时，在他看来士绅的道德水准要高于兵役，处理事情会更公平公正。这是当时的实情还是他的一厢情愿，值得探究。但士绅的乡土情怀，却在他催征钱粮遭遇的困境中得到了证实。

三、催征钱粮，官迁就绅，年收年欠

足额征收钱粮且按时上解是县令的重要工作，在和平时期应是排第一位的工作，在战时虽排在保土御敌之后，但仍是“最要公事亦无有过于钱漕者”[1]35。那么在打仗时屡战屡胜，因而得以在上司面前自豪地说“莅任以来守城办理幸无贻误”[1]34的刘如玉在钱粮这一“最要公事”上的成效如何，是否也能铸就其人生亮点？

在当时县署只有一些衙吏与家丁的小政府格局下，钱粮征收依旧是只能指望士绅这一阶层。而他采取的方法，从《勤慎堂自治官书》来看，主要是会议动员、告谕劝勉，要士绅各负其责，确保所在乡村完纳。同时亦亲带衙役家丁下乡督收。但下乡找的仍是士绅，而不会直接找各户百姓。在书中可看到许多“迭经传集绅耆人等，痛切开导”[1]22、“并勉各绅士始终勿懈”[1]12、“派公正绅士分赴四路劝捐”[1]34、“实赖邑中绅士”[1]35之类言词。但由于士绅不是政府正式职员，难以硬性约束，无法下达硬性指标，而且与大敌当前、保城保家迫在眉睫的情形相比，此时士绅与官方的利益存在分歧，官方主要是完成钱粮任务，而士绅只是出于平日的教育涵养及生活惯性帮着官方完成这一任务。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士绅必须顾及地方利益，对于官方过于苛刻的赋敛会进行抵制。当时，湘南各地屡经战争创伤，经济衰退，民生疲困，完赋能力大幅下降，而征收的钱粮又是大部分上解，并非用于本地。因而，士绅对钱粮征收不会像兵临城下那样义无反顾，虽不会公然地对抗官方的征收，但会在具体执行操办中有所保留，兼顾地方利益与同村共族百姓的生计。故而刘如玉在钱粮征收上无法像打仗那样屡战屡胜，就是必定无疑了。

在宁远时，刘如玉的钱粮征收工作相比后来的茶陵、湘潭任上做得更好。虽然在咸丰六年因钱粮事被革职，但那纯属报销手续上的事，与征收无关，上级之革职处理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征收工作的重视，严肃纪律。大概是因为在宁远时带领大家守土保家屡屡获胜，绅民感戴，又见他确是实心实力为地方办事，“推诚相与，以为民除害为亟，颇觉相信日深，乐为效力”[1]12，因而深得士绅及百姓爱戴，愿意出力支持包括钱粮在内的各方面工作，故而在宁远任时，刘如玉自认为在钱粮上“比较历任批解之数，有盈无绌”[1]22，各级上司也屡有“该令素得民心，催科尚易得力”[1]23之类的评语。尽管如此，刘如玉在钱粮征解上实际上没有一年是按时完成任务的，不是年款年清，而是年收年欠，“(咸丰)三、四、五年钱粮除拨解外，欠数甚多”[1]22，咸丰二年的钱粮问题则导致了他在咸丰六年的革职。很明显，虽然他在钱粮征收上或许要好于前任，但业绩上也是乏善可陈。个中缘由是士绅不得力，而士绅之不得力则缘于当地屡遭战事，民生维艰，士绅出于乡梓情怀，不忍苛敛。当时的士绅虽未如清末民初那样变成了“权绅”，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地方官的作为，正如胡林冀所说：“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而有为”[7]。事实上，明清时期大量地方事务“离开绅士的配合就无以措手”[8]，因而费孝通有言：“地方绅士总是在地方组织中占有战略性的主导地位”[9]。理性地看，在地方士绅实际掌控基层权力，且民生又确实窘迫的情形下，对于士绅在钱粮征解上的消极行为，只能迁就，否则不仅激化官绅矛盾，而且极易引发民变，酿成祸端。儒家的仁政爱民理念，也给这种迁就以道义的支持。故而刘如玉也在上司面前总是为宁远百姓叫苦，称宁远也是连年兵燹，与曾经沦陷的州县“郴、桂、江、永等处相去亦仅一间”，宁远虽“婴城固守，幸保无虞”，但“其四乡之荼毒”，则与那些曾经城陷敌手的州县大略相同，何独“彼皆得邀豁免”，而宁远仍要毫无减免地急催上解？[1]22字里行间已在指责上司政策的不公平。他认为宁远连年遭匪劫掠，“四路乡村蹂躏殆遍，民不堪命，几于十室九空”[1]22，征收稍差，“实因被掠焚，银钱两乏，兼之谷价太贱，壅积不行”[1]22，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是“士民中通晓大义者，相信有素，不昧天良”，而百姓如此急公尽义，已出于他的意料之外[1]22-23。这里，他已开始为没有完成钱粮征收的宁远绅民高唱赞歌了，且隐隐地表露了他不忍苛扰，不以完成钱粮以骛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接下来又有更直接的表白：“卑职催科政拙下考，夫复何辞”[1]22。本来他是打算为了百姓而背个“下考”，但上司又温言软语勉励催征，只得勉力而为：“重荷大人温谕谆谆，训以认真办事，勉为好官，感戴鸿慈，实无涯涘，惟有力图报称，倍竭驽骀，稍酧高厚于万一。”[1]23

但在茶陵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刘如玉虽然最终仍是迁就士绅，但不再是为绅民辩解或唱赞歌，而是转为微词指责了。茶陵是直隶州，刘如玉因钱粮事被革职起复后调到这里，算是重用，说明他在宁远做得不错，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也说明上司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在茶陵能有所作为。初到茶陵，刘如玉在钱粮一事上，也抱有一定的雄心。当时，在他赴任前不久，茶陵士绅以年清年款为条件，申请减免茶陵钱粮一万多串获批，并且成立了办理钱粮的公局，顶头上司太守告诉他“办理局务已举公正绅士多人，一切地方公事必能为官出力”[1]35。似乎茶陵钱粮征收的条件不错，刘如玉便希望不仅要做到年款年清，而且要 “完纳较速”[1]41、“必无不妥且速者”[1]35，因而多方动员，要求士绅们“克践前言，务使家喻户晓，踊跃完纳”；认为士绅减免钱粮的申请获批后，就必须守信履约，实现年款年清，“官以公正举绅士，绅士自必以诚信待官，断不至一经邀准，言过辄忘”[1]35；又说士绅出面劝征比官方出面效果更好，“绅士剀切之言，情倍亲而机更顺，较之本州告示印文尤为易于取信，即平日刁狡花户可以瞒官长之耳目，岂能逃族邻之见闻”[1]35，就怕士绅不愿实心实力去做。但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他到任的第一年，就发现“自开征以来，查阅征册，早完者尚属寥寥”[1]41，不得不再发告谕，再作动员，开始批评绅民：“民之受惠已遍，而官之办公益难”“官所以待民者不肯流于苛刻，则民所以应官者亦当勉为善良”[1]41，并告诫“人心太险，天怒必干”，要对阻扰钱粮征收、拒不交纳的绅民“详革几名、拿究几户，以正辜恩藐法之罪，以彰惩一儆百之威”[1]41，亮出了国家机器的专政手段。但其成效仍是不彰，所在公局士绅也屡致辞呈，甩手不干，刘如玉只得曲意挽留，好言劝说，最终仍是迁就。

茶陵出现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士绅出于地方利益不愿大力去做，即扮演着杜赞奇所说的维护乡村利益的“保护型经纪”角色。茶陵虽是直隶州，却在战火中多次城破人散，其知州曾有过一年内换四人的情形，经济受创严重，民生凋敝，而其地方又是山多田少，“赋重民贫，催科之难，甲于全省”[1]26，因而士绅碍于乡情不可能去做竭泽而渔、苛敛无度的事，而刘如玉本来就“简淡廉静”[1]25、“秉性慈善”[1]21，也不太愿过度驱绅或吏役重敛扰民，其心中本来就有的“加意抚绥，以培养元气”[1]86的想法也使之处在矛盾之中，因而他在茶陵的钱粮征收仍是年收年欠，从咸丰八年到咸丰十年共欠收四万多串[2]27，以致在他离开茶陵新任湘潭县令后，上司仍在追责他的欠解之事，他也只能搪塞再加指责茶陵绅民食言失信了事。

刘如玉在钱粮征收上对士绅的迁就，在《茶陵县志》的传记中也得到了反映，这部编于同治九年的县志将他列入了“循良传”，其云：“咸丰八年署州事，承凋敝之余，壹意休养，政简刑清……”[3]638，其评价甚至高过了《宁远县志》的评价。其中的“壹意休养，政简刑清”，与努力完成钱粮征收是相矛盾的，故而在钱粮工作中，地方士绅固然有其保留、顾及地方利益的一面，而作为父母官的刘如玉又何尝不是如此？两者显然又有着一定的合谋，而不仅仅是迁就，事实上，刘如玉在到茶陵的第一年就将该地洣江书院学田的钱粮全免了。可见他对钱粮征收确实也有着与士绅相通的一面。故而茶陵士绅也有诗赞他：“慈祥慎重政无苛……元结方忧迫征敛，阳城自署拙催科”[1]82。而这种以民生为重、不过度追求政绩的做法，其上司大概也是在睁眼与闭眼之间，默认于心，故而刘如玉并没有因征收钱粮巨欠而受到处罚，只是调离而已，而新去的地方是更为繁华的省城边上的县域，并非贬谪。无独有偶，光绪年间的新昌县令陈君耀也有类似评价：“观其量移茶陵，则又孜孜然加意抚绥，以冀培养元气，而大乱甫定，民亦优游，渐渍相习于诗书之气”[1]86，这说明与民休养、无苛敛扰民的观念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茶陵县志》中列入“循良传”的历代官员并不多，刘如玉能进入，说明他在当地也得人心，与士绅关系相处得应不错，且钱粮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得到绅民的认可。比如，刘如玉曾自谦自己的诗不好，质实无文，而《茶陵县志》却说其“精于诗”[3]638；传记中还记载他“月课诸生……莅茶三年，士风丕变”[3]638，又说明在其老本行——教育领域，刘如玉是成就斐然。与钱粮之事相比，文教领域官与绅利益共同点很多，最易形成如鱼得水，相得甚欢的关系。

四、淬励文教，官绅两洽，成效彰显

士绅多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学衔的人，有文化知识且能文会诗；书院的学习生活、科场的拼搏并崭露才华，是其共有的生命体验与值得自豪的人生记忆，而诗文往来则是他们展示才艺、联络感情、交朋结友的特有途径，也是当时社会尊崇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以书院及诗歌唱和为主的文化活动中，官员与士绅呈现出希望书院多出人才的利益高度契合以及诗文往来中超功利的审美追求的一致性。在这个官与士绅构建的文化场域中，两者的感情极易融洽。从教多年又喜诗酒吟咏的刘如玉自然会着意经营，以之笼络士绅，构建官绅之间的鱼水之情。

刘如玉在宁远的几年中，正是战事最为吃紧之时，却没有因战事频仍而将教育弃之不顾，“对于办理考试，淬励文风，仍未少懈”[2]101。首先是“捐俸重将文苑整”[1]70，由他个人捐款将书院及考棚翻修，既给士子们一个好的学习、考试环境，也借此激励学子并表示其崇文兴学的决心，如其撰楹联所云“偃武修文又看笔阵千军敢夸独保孤城力，行远自迩此去云程万里无负重新广厦心”[1]83。其次是整顿学风考风。在咸丰三年的《考试示童生告示》中对考试作弊现象进行了严厉抨击，指出作弊对考生自己的种种危害，认为即使侥幸蒙混过了笔试，最后在面试的时候还是会露马脚：“诘问之余，转觉无颜相对，徒为识者所鄙”[1]39；同时又要求考官“先正其心”，公正选拔，量才录用，否则将严重影响风气；他因此表态并承诺，自己家世“历代青衿嫡传未坠”[1]29，家里也有子弟正在读书应试，而他自身也在考场中拼搏了四十多年，屡考进士不中，对考生的甘苦艰辛深有体会，决不会在其治下的考试中“随俗波涌致令真才屈抑”[1]39，一定会公平公正地择优录用。这种公开的承诺是必须兑现的，因而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刘如玉不仅亲自监考，严防作弊，而且亲自主持面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连覆四场，本县危坐堂皇。自朝至日中昃，招前列诸童，更番面试”[1]40，考风考纪因此焕然一新，“场规整肃，一变从前滋闹之风”[1]40。这种立竿见影的变化，让他欣喜，因而“悉心校阅，乐此不疲”[1]40。他选才的公正与慧眼识才的能力，很快在随后的府试中得到了验证：宁远县考试前十名的考生，竟在府试前十名中占据了八名，且府试第一名就是宁远的考生；永州府太守因此对宁远大加赞赏，刘如玉也得以自夸“老眼不花，不迷五色”“鉴别无私，若合符节”[1]40。如此情形，自然是官与绅皆大欢喜，士子得以跳龙门进入新的社会阶层光宗耀祖；地方上则出了人材，“多士飞翘扬滞，蔚起人文”[1]40，美誉度提高；官员“亦与有荣”[1]40，不仅有政绩，而且多了许多得意门生。

刘如玉不仅抓考风考纪，而且“青灯黄卷未改儒生习气”[1]43，在繁忙的政事中，经常拨冗到书院讲课，批阅士子文章，评定优劣，张榜公示；又将各地亲友寄来的科试好文章发与学子，共同研讨。同时在每一任所均将书院的膏火费提高，“月课从优加倍奖赏”[1]82并定为章程，永无更改。在茶陵的第一年他不仅重建了被战火毁坏的洣江书院，而且“捐廉为奖赏之资”[10]。如此系列举措不仅深得士子之心，而且对所在州县士子的才学品性也了如指掌，既可因材施教，又得以量材起用。因而在官绅之间呈现出鱼水情欢，两相融洽的情形，并在士绅的诗文中有着生动反映，如“窃喜春风曾入座，濡毫聊效楚人骚”[1]76，“门多桃李春常在，室入芝兰善可褒”[1]74，“三生文字结因缘……题名何幸在庐前”[1]72，“大开羊径延宾入，高筑龙门待士攀”[1]78，等等。

书院学子之外的士绅，是刘如玉诗文往来的又一重要对象。从《勤慎堂自治官书》来看，这种情形又以在宁远为盛。书中附录的一百多首诗，多是宁远时期的。这些诗对他的政绩、才情、品性、家世等进行了赞颂，表现出整个士绅群体争相唱和的情形，颂声盈耳，为一时之盛。这里试举几例，以见官绅关系之融洽。

赞刘如玉守城的战绩：“福能却敌天垂险，志竟成城地布团；两度红巾惊远窜，万家赤子梦初安”[1]70，“粤寇却如狐兔窜，舂陵博得士民安；酒酣试话凭城事，不是书生胆亦寒”[1]71，“此中镇定自无惊，事后犹令百感生； 贼已潜窥将越堑，官虽坚守但空城；兵微虚布旌旗满，神功遥看甲马盈；惟德动天俱托庇，桑田幸免变沧瀛”[1]75，“南中谁灭虏，宇下共依刘”[1]78……

赞刘如玉泽惠民生与得民心：“子惠万家称佛号，辛勤五载著官箴”[1]80，“官能淡泊民自安”[1]73，“养民心上切，如酿十分春”[1]77，“耕桑又见绿畴盈，斯时定拟中兴颂”[1]71，“蜗蛮争息讼庭前，劝农诗出能解颐，善俗书成手自编”[1]74，“一代贤良得几员，口碑亲载泽延绵”[1]74，“讴歌无数入吟笺……妇孺皆知令伊贤”[1]70，“花县循声著，琴堂治绩优……允矣众人母，贤哉百里侯”[1]78，“洣江人共仰长庚”[1]81……

赞刘如玉廉洁：“清挹心壶冰在抱，朗悬胸镜月常圆”[1]76，“悬知冰署绝夤缘，漫叟新篇万口传”[1]71，“廉吏谁云不可为，政从清简想风规；悬堂自是心如镜，载道由来口有碑”[1]79，“未惯趋时媚长官，如公风节见应难”[1]80，“殚心抚字不名钱，囊槖萧然绝可怜”[1]81，“心迹悬于虚空镜，姓名书在御屏笺”[1]74，“风节高推贤令后，冰心清到古人前”[1]71，“囊空才信宦声好”[1]80，“官囊空盛诗本去”[1]82，“似水清心不改图……鉴衡恰共冰壶映，淡泊浑忘锦绶纡”[1]69……

除了对刘如玉的赞颂，也有士绅亲历战争的自述：“分兵我亦上征鞍”[1]70，“弯弓敌忾到书生”[1]75……，展现了官绅共齐心协力共保家园的一面。

这样的诗文唱和，官绅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的情趣较多，既展示了其关系之融洽，也有助于官绅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深化其相知相得相助的友好关系。当然，往来的诗文中也有出于应酬的溢美成分，但既便如此，也说明官绅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由于这里考察的是官绅关系是否融洽，而非刘如玉的人品，故而有些溢美成分无关紧要。

五、刘如玉之官绅关系对当代的启示

作为一个咸丰、同治年间的州县令，刘如玉在重要的事情上，都是倚赖、发动当地士绅去实施，说明当时的政府给予了士绅较大的施展空间，形成了所谓的乡村基层的士绅自治状态。当前，面对“三农”中的精英流失、乡村文化缺失、治理结构单一等问题，社会上出现了呼唤、寻找新乡贤的众多声音，国家也将培育乡贤文化写入了“十三五”纲要，借鉴传统的士绅文化，培育新乡贤来助解“三农”问题已是基本国策之一。而要培育新乡贤，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就要高度信任并给予新乡贤施展的空间。在当前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情况下，此点尤为重要。

刘如玉在宁远时，官绅于兵临城下、大敌当前时的齐心协力，并致守城战的屡战屡胜，则表明涉及维护地方利益的事情，交给当地乡贤去办理会有较好的效果。刘如玉曾说士绅是“地方之所倚仗，亦官长之所嘉赖也”[1]35，指出了士绅的双重角色、双重作用，既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地方百姓的依靠，也是官方所赖以施政于乡村的中介。乡贤出于地缘、乡谊、家园情怀等因素，对与己切身利益或乡里乡亲利益相关的事情，会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会有舍我其谁、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应对其进行充分的挖掘、激发并善加利用。

士绅在战后民生凋弊之时，对钱粮征收的消极，则表明顾及地方利益的士绅可“匡官之不逮”[1]35、“辅官长思虑之所不周”*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61页。，可纠正政府的某些错误决策。士绅的这种消极正反映了战后劫余百姓休养生息的需要，其非政府职员的身份使之对政府的赋税征收任务多了几分超脱，可以站在百姓的角度来权衡，避免一味迎合上司而苛敛百姓，激发事端的行为。事实上，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士绅与政府构成了既合作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与基层官员形成了相互监督的良性治理结构。当前乡村呈现的只有村委干部单一治理主体的状况，使乡村自治有名少实，治理绩效欠佳。由于治理本来就是多元主体的合作，具有“权力向度的多元”性，因而需要大力培育新乡贤，在乡村形成一个素质较高的群体，配合村干部治理乡村。

在文化教育领域，官绅关系如鱼得水，相与甚欢，则又表明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士绅易于在文教领域有所作为。在当前农村文化较为缺失之时，引入、培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新乡贤，是建设农村文化的重要途径。应该说每个地方都有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商人、学者、文艺工作者或管理干部等，这些人经济状况参差不齐，要他们致力于乡村经济建设的能力也许悬殊较大，但却都有能力致力乡村的文化建设。因而让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是作为新乡贤造福乡梓迈开的“第一步”。

[1] 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 刘师舜.墨庄刘氏之创始与蕃衍: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3] 梁葆颐,谭钟麟.茶陵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4] 张大煦,欧阳泽闿.宁远县志:卷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5]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48.

[6] 冯贤亮.传统时代江南的中层社会与乡村控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2):167.

[7]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86[M].铅印本.上海:上海著易堂,1888(光绪十四年):33.

[8] 马敏.官商之间——近代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6.

[9] 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2.

[10] 百度百科.洣江书院[EB/OL]. (2012-06-28)[2017-03-10].https://baike.baidu.com/item/洣江书院/3475603?fr=aladdin.

[责任编辑 邱忠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tries and Governors in Xianfeng-Tongzhi Period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from an analysis of LIU Ruyu'sQinShenTangZiZhiGuanShu

ZOU Xinping

(Marxism College,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Ruyu and the gentries in Xianfeng and Tongzhi period shows the good coodinative-balancing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the gentries. In the critical moment of the enemy attack, officials and gentries came together to organize and mobilize the people, guarding their homes and winning every battle. On the taxation, the gentries who represented the local interest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 feature of the “protective broker”, showed the nostalgia in their reluctance to harass and disturb the locals, and in their negative collection of money and grain, and the county magistrates as the officials also recuperated with the people with ambivalence, and thus indulged the gentries,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suffering from the tyranny and avoid stirring up trouble. There even appeared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gentries could correct the magistrates without being arrest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s and gentries is very harmonious. Officials donated money to education, and gentries wrote poetry and articles to praise officials' perform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officials and gentries has many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cultivation of new country gentleman and rural governance.

gent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the gentries; new gentries; LIU Ruyu; Tianbao ancient village

2017-06-14

邹心平(1964-)，男，江西宜春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史和三农问题。E-mail:zxp1818@163.com

K252，F320.3

A

1004-2237(2017)04-0056-09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4.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