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遗钱三十万属郡守钱闻诗建礼圣殿”说辨误

顾 宏 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朱熹“遗钱三十万属郡守钱闻诗建礼圣殿”说辨误

顾 宏 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清人毛德琦提出朱熹任浙东提举时“遗钱三十万，属军守钱闻诗”建白鹿洞书院礼圣殿后，后人多引用之，几被视为定论，甚至有人认为此钱乃属宋廷用于赈济浙江灾荒的“赈粜款”，而被朱熹所挪用。据相关史料，从史料来源、宋代制度、朱熹自记浙东赈济事实等方面来看，此说显非史实，乃属后人不明宋代制度、加上误读史料而致误。

朱熹；白鹿洞书院；礼圣殿；赈粜款

一

清代康熙年间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沿革》尝云：朱熹于淳熙年间修复白鹿洞书院，“后迁浙东提举，复遗钱三十万，属军守钱闻诗建圣殿并塑像”[1]。此说多为后人所引用，至上世纪80年代，李才栋先生据此考证云：朱熹于浙东提举时所“遗钱三十万”，并非如有人所认为的是朱熹“捐钱”以供“书院使用”，乃属宋廷所“出南库钱三十万缗”用于赈济浙江灾荒的“赈粜款”，而被朱熹“挪”用于建白鹿洞礼圣殿等。并说此后监察御史沈继祖攻讦朱熹十罪，其中“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其所指“可能就是这件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朱子年谱》等史籍“根本不说遗钱这件事”，其中“大有为尊者讳的味道”[2]49,51-53。

李说一出，似成定论，其后论者或著或隐多有引用此说的。但要述说倡导“内圣”、律己甚严的朱熹朱老夫子“挪用”赈灾公款，让人难以接受，故多换一说法，如：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云朱熹自南康军离任后，“还给下任知军钱闻诗三十万钱，为白鹿洞书院修建了一座礼圣殿”[3]①束景南此后所撰《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未再取此说。。李国钧先生《中国书院史》则称“淳熙八年十月，担任浙东提举的朱熹拨付了30万钱给钱闻诗用作兴建礼圣殿和两庑的费用”[4]②据此书“前言”，此部分内容亦为李才栋所撰。。然邓洪波先生则据李才栋之说立言，认为朱熹“利用职权，挪用浙江30万缗赈粜款”，并“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属“明显违规”，故而“事发不久即受到监察御史沈继祖的揭发”[5]。

李说虽然影响颇大，但揆诸史料，显非事实，故笔者不揣谫陋，拟据相关史料对此作一辨析，以求正于方家。

二

此处先对清人毛德琦之说进行讨论。从现见史料上看，毛德琦之说并非是其所创，乃是抄录自明代天启年间李应升所编撰的《白鹿洞书院志》[6]；而李应升之说当抄录自明万历年间周伟等所编撰的《白鹿洞书院志》，但周伟明确其时在“岁壬寅”[7]，即淳熙九年(1182)。然再上溯其史源，如明正德年间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嘉靖年间郑廷鹄《白鹿洞志》等，皆云壬寅岁朱熹任浙东提举，“复遗钱属后守钱闻诗建礼圣殿，并两庑塑绘孔子、十哲等像”[8][9]，然皆未言及钱额“三十万”。而据现见史料，李梦阳等人的说法，当出自明代正统初南昌人胡俨所撰《重建白鹿洞书院记》[10]，胡俨之说的依据为何，则已无从考证，因为在此之前，乃至宋、元时人论著中皆未见有如此说法。

检朱熹自己所言，与此事相关者有二，一为《答曾致虚》书，撰于“乙卯(庆元元年，1195)二月一日”，有云：

南康从祀画象，乃取法监学，已详报吴广文矣。白鹿当时与钱子言商量，只作礼殿，不为象设，只依《开元礼》临祭设席，最为得礼之正。不然，则日用燕居之服，以石为席而坐于地，亦适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诮。子言皆不谓然。但今已成，恐毁之又似非礼。[11]

另一为《跪坐拜说》，其中有云：

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即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江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12]

据岳珂《愧郯录·礼殿坐像》所记，朱熹此文撰于庆元己未(五年，1199)[13]。上述文中，钱子言即钱闻诗，字子言，继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朱熹又言及“会予亦辞江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据考朱熹于淳熙九年八月自浙东提举常平改任江西提点刑狱，九月辞免江西提刑任，十月改任江东提刑，十二月再辞，十年正月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观[14]。故推知钱闻诗受朱熹之托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确在淳熙九年中，其成当在次年。但朱熹未言曾“遗钱”钱闻诗，当时学者如岳珂《愧郯录·礼殿坐像》、赵与时《宾退录》卷七等皆尝引录朱熹此文，也未曾言朱熹尝“遗钱”钱闻诗以建礼殿。且从朱熹“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之语，作为后任知军的钱闻诗完全未接受朱熹礼殿中“不为象设”之建议，此也不似其尝接受朱熹“遗钱”受托以建礼殿者的应有态度。因此，胡俨所谓朱熹“复遗钱属后守钱闻诗建礼圣殿”之语，疑为朱熹“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一语之传讹。

三

自明万历年间周伟等《白鹿洞书院志》以下诸书所云朱熹“复遗钱三十万，属军守钱闻诗建圣殿并塑像”之说，据现见史料，当是杂糅明人胡俨所谓朱熹“复遗钱属后守钱闻诗建礼圣殿”之语，及宋廷“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粜”[15]一事而合成。但作为钱之数额，宋人所云之“钱三十万”与“钱三十万缗”实为两回事，即钱一千文称一缗，亦称一贯或一千，故三十万钱即三百缗或三百贯、三百千，实与三十万缗相差甚远，不能混为一谈。

三十万钱，在南宋当时能否修建一座礼殿？答案是能。此举一例：据南宋中期楼钥曾记云：“高宗幸四明，略尝驻跸其中(钱清盐场厅，监官楼)，镛为一新之，仓使得十万钱，而为屋三十余楹，宏敞雅洁，什器俱备。”[16]

那么，朱熹能否可以将所得之“南库钱三十万缗”中的一部分即三百缗“拨付”给南康军知军钱闻诗以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宋朝制度不允许。

其一，朱熹所任浙东提举属两浙东路(简称“浙东”)之长官，而南康军隶属江南东路(简称“江东”)，分属两路，故制度允许朱熹能将其所掌管之钱财拨付给隶属的浙东州军，但若无朝廷特许，实不许拨付他路州军使用。因此，朱熹仅凭己意就将浙东之钱财“拨付”给江东路所属的南康军一事，在当时实无发生之可能，更何况此乃属朝廷赈济浙东灾荒的“赈粜”钱款。

其二，此类赈灾钱款的支出使用情况，地方的负责官员还需事后向朝廷报告，而不能随意发放。朱熹《晦庵集》中即收录有数篇奏章述及此项赈灾钱款的分配使用情况，如《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及推赏献助人状》称：臣昨被临遣备使浙东，又蒙圣慈赐以钱会三十万贯，以给一路赈粜赈济。

……遂将昨来所蒙给降会子等钱， 除五万贯诸州申到已无见在，更留五万准备诸州取拨外，即计逐县大小及已得钱米多寡，等第均给。计已支费十八万余贯，而会稽、山阴两县自占九万余贯，其余准拟诸县申到再札人数别行均给者，共不过一万余贯，计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势危迫，不免逐急于盐司钱内借拨九万余贯，牒绍兴府措置运籴，然亦仅可得米二万余石而已。以两县再札所添计之，则此二万二三千石之米，其势岂足以均及诸县之人？然而两县所得，一家不过日得一二升，一口不过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17]759-760其《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亦云：

臣前项所奏给降到钱三十万贯，臣已分拨婺州八万贯，衢州六万贯，处州五万贯，台州二万贯，黄岩兴修水利一万贯，及明州定海县亦乞兴修水利，已拨一万贯，共已拨二十三万贯外，尚剰七万贯。初欲分拨应副明州、绍兴府，而明州申到已奏乞拨钱一百万贯，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两州连年荒歉，并无蓄积可以那兑运籴，窃恐将来更有欠阙，欲且留此钱数，更俟圣慈添拨到钱，即并诸州再行均给。所有添拨之数，已两次具奏，今更于后项开说，伏乞圣照。[17]814-815

可证当时浙东地区灾荒十分严重，宋廷所拨“南库钱三十万缗”根本不够赈济之用，朱熹实无余款可“拨付”他路州军修建书院之礼殿等。

其三，朱熹可否违规“挪用”此赈灾钱款来修建白鹿洞书院之礼殿等？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曾六上奏章弹劾知台州唐仲友，其《按唐仲友第三状》言唐仲友罪状之一部分：“又本州(台州)违法收私盐税钱岁计一二万缗，入公使库，以资妄用，遂致盐课不登，不免科抑，为害特甚。又抑勒人户卖公使库酒，催督严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郑臻、马澄、陆侃为腹心，妄行支用。至于馈送亲知、刊印书籍、染造匹帛、制造器皿、打造细甲兵器，其数非一，逐旋发归乡里。其他细碎不急之物，下至鱼盐臭腐，但直一文以上，无不津致以归，笼担动十百计，络绎不绝于路。”[17]830结果得罪权贵，遭到围攻而去职。如若朱熹真有“挪用”赈灾钱款之事，必定会由此遭到政敌之攻讦，但当时攻讦朱熹的奏章颇众，却并无涉及此一罪名者，也可反证朱熹并无“挪用”浙东赈灾钱款之事。

至于此后沈继祖上疏攻讦朱熹“十罪”，其中有所谓朱熹“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18]云云，时在“庆元党禁”期间，事属捕风捉影、恶意抹黑朱熹。而且沈继祖奏章中所言“尽与其徒”之“其徒”，并非指白鹿洞书院之学生，更非指朱熹曾有“挪用”浙东赈灾给白鹿洞书院修建礼殿之事。

四

既然朱熹“挪用”赈灾钱款之事为虚，则是否存在朱熹所“遗”钱闻诗以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之钱，乃属朱熹之私财的可能？朱熹经济状况颇为清贫，此在朱熹及其时人的文字中颇有反映，如《白鹿洞书院史略》中引用陈荣捷《君子固穷》之考证，指出朱熹任浙东提举时，俸禄加上米面、添支、罗绢，年收入仅百数十贯，且此时刚上任不久[2]53，因此不要说三十万缗之巨款，就是捐出三十万钱(三百贯)之数，对朱熹而言，也是甚为困难的。

那是否存在朱熹确实曾“遗钱”、然数额较少，后世云云只是夸大钱额以为朱夫子脸上“贴金”的可能？但现见宋元文献对此全无记录，若朱熹真有“遗钱”助建礼殿之善举，其友朋、门生以及后学当会加以记录，故而此一可能性也不大。且说朱熹只是初步恢复了白鹿洞书院，其礼殿、学田、书楼等设置皆未完成，而有待于后人①如宋曹彦约云：“白鹿洞之复有书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书院之有御书石经，孝宗皇帝之赐、文公之请也。藏书而有阁焉，又文公之所度地，前学官李君琪之所创，前使君宗学桂博士欲改而大之，今使君太府王寺丞增益其费，命学官丁君燧董成之，几五十年而后文公之志始遂，亦难矣哉！”参见：《昌谷集》卷十五《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依当时官场惯例，朱熹即“属”接任之知军继续“作白鹿礼殿”，至礼殿“象设”设置不合己意，但正逢朱熹“亦辞江东之节”，遂与南康知军没有上下隶属关系，“遂不能强”，致使多年以后朱熹仍有“至今以为恨也”之叹。

因宋元时期并无朱熹“遗钱”后任南康知军修建白鹿洞书院礼殿的说法，其朱熹尝“遗钱三十万”的说法更只是后世“语增”、传讹之产物，故而当时文献、后世史籍如《续资治通鉴》以及《朱子年谱》中皆未予记录，乃属记实而已，而非是“大有为尊者讳的味道”存在其间。

[1] 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三:沿革[M]//李晨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1081.

[2] 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3] 束景南.朱子大传[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414.

[4]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86.

[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52.

[6] 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二:沿革[M]//李晨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783.

[7] 周伟,等.白鹿洞书院志:卷一:沿革志[M]//李晨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484.

[8]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一:沿革志第一[M]//李晨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22.

[9] 郑廷鹄.白鹿洞志:卷二:书院沿革[M]//李晨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164.

[10]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六[M]//李晨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92

[1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卷四六:答曾致虚[M]//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124.

[1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六八：跪坐拜说[M]//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291.

[13] 岳珂.愧郯录:卷九:礼殿坐像[M]//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等.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96.

[14]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42，747，753，757，759.

[15] 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676.

[16] 楼钥.攻媿集:卷五八:钱清盐场厅壁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卷十六：乞借拨官会给降度牒及推赏献助人状[M]//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8]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M].北京：中华书局，1989：145.

[责任编辑 邱忠善]

Correction Explanation of the Statement of ZHU Xi's “Leaving 300,000 Liang and Ordering Chief QIAN Wenshi to Build a Ritual Palace”

GU Hongyi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MAO Deqi, a man of the Qing dynasty, once said that ZHU Xi “left 300,000 liang silver and ordered Chief QIAN Wenshi” to build a ritual palace of Bailudong Academy after he was appointed Tiju of East Zhejiang. This statement was cited many times later, and was almost regarded as the final conclusion. Even someone thought this sum of money was given by the Song Court originally for the famine relief supply of Zhejiang province, but later was diverted by ZHU Xi. According to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aspect of material origin,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Xi's recording of the relief supply of East Zhejiang, we could and conclude that it is not true, but mistaken becaus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misrea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ZHU Xi; ritual palace; Bailudong Academy; money for relief supply

2016-10-15

顾宏义(1959-)，男，上海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古典文献学。E-mail:guhongyi818@163.com

B244.7

A

1004-2237(2017)02-0001-04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