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角下的受害者觉醒与自我重建
——评生态女性主义作家阿特伍德小说《浮现》、《使女的故事》

赵小妹，曹凤龙

（蚌埠医学院外文教研室，安徽蚌埠233000）

他者视角下的受害者觉醒与自我重建
——评生态女性主义作家阿特伍德小说《浮现》、《使女的故事》

赵小妹，曹凤龙

（蚌埠医学院外文教研室，安徽蚌埠23300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誉全球的加拿大女作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皇后”。她的小说作品以女性视角描绘男权制社会下处于特殊境地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对阿特伍德所创作的《浮现》和《使女的故事》的深刻内涵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于自然和女性的戕害，并探求作品中“他者”视角下的女主人公的觉醒与抗争。

阿特伍德；《浮现》；《使女的故事》；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著名的加拿大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皇”。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迄今已经出版50余部，其中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她的文学作品主要涉及民族主题、女性主题、人权主题和自然主题等四大主题。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视角对这些作品的主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解读。

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主题植根于她的创作思想，在此引领下，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她创作的小说《浮现》和《使女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于自然和女性的戕害，以及在迫害下主人公的抗争与身份觉醒。本文主要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对阿特伍德所创作的 《浮现》和《使女的故事》的深刻内涵进行分析。

一、他者视角下的受害者：物质戕害和精神钳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耐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统治女性和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历史性、象征性和政治性的关系[1]；“二元式”思维方式使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处于对立的关系中，自然与女性被看做是“他者”，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浮现》中，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支配通过女主人公的返乡之旅和男女人物关系而体现；《使女的故事》则采取倒叙方式，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故事，描写了基列国专制政权对人性的扼杀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毁灭。

（一）自然的“背景化”和“工具化”

长期的工业化发展之路，使自然逐渐失去了主体身份，成为人类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利用品”和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自然与人类也由相互依赖的关系转变为利用和改造的“工具”。

在《浮现》中，从女主人公返乡之旅开始，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和破坏情景一一展开。在返乡的过程中，女主人公亲眼目睹了儿时的亲切回忆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景象：自然界被过度的开发，环境开始逐渐恶化，凡此种种，让女主人公开始怀疑，这还是那个熟悉的“故乡”吗？女主人公和同伴们“在行程的头几个小时，穿过叶林和已经枯死的榆树林，又进入针叶林，驶过炸药炸开的路段……”[2]返乡之旅刚刚开始就笼罩在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阴影下，这一切让女主人公感觉不妙。在《使女的故事》中，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有毒的物质悄悄侵入了女人们的身体，在她们的脂肪细胞层里安营扎寨。天知道，恐怕从里到外都被污染了，肮脏得就像进了油的河滩，不管是滨鸟还是未出生的婴孩，都必死无疑。说不定连兀鹰吃了她们的尸骨都会因此毙命。”[3]

除了展示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的利用和破坏外，这两部小说还以特定的动物的悲惨遭遇来表现人类社会的卑劣和伪善一面，作品中批判的意味浓厚。《浮现》中这样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油泵旁的平台上三只剥制的驼鹿，它们披着人的衣服，后腿用金属丝支撑固定着。”“一只苍鹭发出的气味和臭鱼味差不多。它的脚被一根蓝色的尼龙绳缚住，大头朝下地吊在一根树枝上，它的翅膀垂落着张开，它注视着我，用那双被捣碎的眼镜注视着我。”无论是驼鹿还是苍鹭，它们的食用价值已经不重要了，倒是在宣泄男性社会的无上权威时，它们样子的血腥和诙谐形成了强烈反差，让人对这种权威不寒而栗。同样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奥福瑞德（Offred）叙述，动物遭到人类虐待的情形让人震惊：为了让栏养猪的肌肉张力得到改善，人们专门研制了供栏养猪踢的游戏球。看似为栏养猪着想，实则是竭尽全力榨取动物的使用价值。

（二）父权制对于女性身体和思想支配。

罗斯玛丽·鲁瑟（Rosemary Ruether）在《新女性，新世界》中指出，“一个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摧毁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合法化和永久化。”[4]在《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国统治者对《圣经》顶礼膜拜，并要求人们笃信上帝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想判断事物。同时，为了维持极权统治，基列国实行计划化、统一化、标准化和兵营化，禁止思想的多元化，从女性的服装到女性的问候语，甚至女性的饮食都有严格规定。在教育上，女性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以期使她们失去自由、理想和思想，绝对服从于男性。

《浮现》中，大卫手中的摄像机象征着男性的权力，“随意样片”成为他寻找新奇玩意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的摄像机中不仅将剥皮的驯鹿等血腥的场面拍进去，并“非常庄重地将鱼的内脏、萎缩的膀胱、管状器官和软软的韧筋都给拍了下来，并重新摆放它们以便从更好的角度拍摄。”甚至于对于安娜，大卫也是极尽羞辱。大卫强迫安娜拍摄裸体镜头，并声称还会把安娜编排到在死鸟旁边，使她成为明星。当安娜提出质疑，但大卫的回答让我们看出在男人眼中女人的实质：你应该与别人分享财富……在他眼中，女性的身体和尊严俨然成为男人的财富必须拿出来分享，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安娜的反抗在男性的压迫下显得柔弱。“乔将摄影机对准他俩，就像把发射筒或奇怪的刑具对准了他俩，然后按下快门，扭动着控制杆，摄影机发出邪恶的嗡嗡声。”

在揭露父权制对于女性思想的钳制的同时，两部作品还控诉了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在《使女的故事》中，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处于社会的底层，基列国的女性被分为夫人、嬷嬷、使女、女仆、经济太太、荡妇等，被剥夺了财产，所发挥的作用仅仅围绕男性的需求。而使女的命运就更悲惨，她们没有姓名，没有生活，称呼也被她们服务的大主教们掌控，代之为所属的主教姓名前加上代表所属的介词of。正如她们所言：“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妓，也不是高级妓女，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同样在《浮现》中，女性也备受摧残：安娜和我被大卫和乔追求仿佛是男性对于猎物的追逐；而我还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却被他强迫堕胎，比截肢还痛苦。

二、主人公女性身份的觉醒和重构：从思想觉醒到行动觉醒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5]无论是《使女的故事》还是《浮现》的主人公，她们的觉醒和抗争都经历着思想觉醒 （心理反抗）到行动觉醒（逃离和亲近自然）的过程。

作为一部未来小说，《使女的故事》基于主人公的回忆展现了一个基列国受到核污染、毒废垃圾污染威胁下，化学物质、生物武器、杀虫剂、除草剂滥用，人口出生率下降到灾难性水平，并伴有严重的出生障碍的恐怖场景。男性致力于社会的严密统治，而女性处于男性的极度虐待和压迫之下。不能生育的女性、上了年纪的女性以及同性恋者全部被送到殖民区进行核废料的处理工作；能生育的妇女则被控制起来，进行洗脑和灌输，最后送到大主教那里做“代孕者”，即被冠冕堂皇地称为“使女”。这些使女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失去了孩子和亲人，信用卡被冻结，资产被没收，她们不能外出工作和接受教育，更糟糕的是她们连读、写、自由交流的权利也没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经济、思想、文化上严密控制她们。尽管她们处于这样一种严密的控制体系当中，但她们始终没有放弃自由的梦想，竭尽全力地以各种方式与基列国统治制度进行着抗争。

《使女的故事》中，主人公奥福瑞德（Offred）是一个使女，她的觉醒和自我重建具有代表意义。她尝试着通过各种形式的不服从去强化自我的存在。她的反抗精神是在经历了担忧、恐惧、绝望之后而被希望和勇气所激发的。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奥福瑞德（Offred）扮演了近乎“献祭者”的角色——她屈从于大主教的性虐待和性压迫，屈从于基列国残忍、非人性的恐怖统治秩序。她居住于隐蔽的地方，不敢与其他使女交流和倾诉，可以说，她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对任何人和事，心存戒心，处于极度悲观、气馁之中。当她独处时，她会在内心质问自己。她也企图自杀，但又不愿就这样放弃。嬷嬷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对使女们极力灌输“作为基列国的繁衍工作，这是上帝的旨意”的思想，女主人公奥福瑞德（Offred）和其他的使女们极其反感和蔑视，内心中常常激荡着逃离基列国统治秩序、摆脱使女命运的愿望，极力争取属于自己的“自我”的东西如名字、服装、记忆。

小说中，莫伊拉（Moira）、奥弗格林（Offglen）和杰尼（Janine）三位女性的觉醒和反抗对于主人公奥福瑞德（Offred）影响巨大。在奥福瑞德（Offred）眼中，莫伊拉（Moira）是一个勇敢反抗并成功逃离的女性。虽然屡次失败，被逮捕拷打，双脚被打得像肿烂的肺，但她没有放弃争取自由的信念。奥弗格林（Offglen）则不仅仅是个使女，神秘的身份使她表面顺从却秘密帮助人们的逃离。事败后的自杀也源于她的信仰。杰尼（Janine）的反抗异常悲壮，给女主人公震撼很大，在失去了正常生育能力后，杰尼（Janine）被残害成非女性处理，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些都让女主人公对基列国的残暴统治有力深刻认识。“女性必须看到，在一个基本关系是某种压迫的社会，绝不可能有她们的解放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6]最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女主人公奥福瑞德 （Offred）完成了自我的 “救赎”：在司机尼克（Nick）帮助下成功逃到加拿大，重获自由，并录下了自己的故事，作为对基列国的残暴统治的控诉。

卡伦·沃伦指出:“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对自然的亲近可以理解为女性得以幸存于男权社会的一种非暴力形式。[7]《使女的故事》中，无论是大主教的夫人赛琳娜.乔伊（Joy）还是奥福瑞德（Offred），对于女性作为生殖工具的生存价值深恶痛绝。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大主教夫人在每月的“受精仪式”上，要忍住丈夫堂而皇之地另谋新欢的痛苦，而奥福瑞德（Offred）虽然拥有生育能力，但基于爱情的性爱也仍然只是一种苛求和奢望。在象征自然的花园里，两位女性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和慰藉。小说中的种种绚烂多彩的美景与沉闷的压抑气氛形成强烈对比，寓意着新生。

“园子中央有块草坪和一棵柳树，柳絮正漫天飞舞。草坪边上围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黄水仙花期将尽，郁金香正竞相绽放，流芳吐艳。鲜红的郁金香茎部呈暗红色，似乎被砍断后正在愈合的伤口。”这样的隐喻表明，一方面，在受到男权制社会的摧残后，女性亟需要找到心灵的寄托和慰藉；另一方面，即使是满眼的竞相绽放的花朵也无法修复女性心灵的创伤，因为花园只是女性们象征性逃脱基列国统治秩序的一个角落。作者写道“吃力的挖土任务通常由一位分配给大主教的卫士完成，大主教夫人则在一旁同拐杖朝他们指手画脚。许多夫人都有类似的花园，这里是她们发号施令、呵护操心的地方。”即使在花园里，基列国的统治秩序依然奏效，大主教夫人们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奥福瑞德（Offred）虽然住在大主教家里，但是沉闷的氛围让她几乎窒息，只有在自然中，她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和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花园里的花朵在作者的描述下象征着自由和反抗的力量，生生不息。

《浮现》被认为是“自我发现小说”。相比《使女的故事》，《浮现》中的女主人公的醒悟呈现出渐进的过程，且更为深刻。在都市化的影响下，女主人公始终处于自我的压抑和封闭中，无法拥有真爱，不能拒绝流产，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格格不入。女主人公的追寻之旅，也即是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之旅，小岛上树丛中掩映的小屋、儿时的油画、与父母和哥哥度过的时光，不时唤起女主人公的记忆和思考。这些描述反映出作者想表达的观点: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需要人们去找寻和珍藏。

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女主人公开始走进自然，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和生态作家一样，小说作者设置了钓鱼、打猎等突出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场景，《浮现》中的小说钓鱼情节，充分体现了女主人公的思想变化。基于人类掌控和利用自然的习惯性态度，女主人公在大卫钓到一条鱼，而大家手忙无措时，“干净利落地一脚踩上去，迅速夺过刀用刀柄使劲地击打它，一下子就把脑壳给砸碎了，眼看着鱼全身痉挛，要了它的命。”在女主人公眼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界万物都可以自由支配、随意处置。随着寻父之旅的展开，女主人公在目睹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利用和开发后，对于男友、大卫和安娜忽视自然、不尊重自然的言行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对于大卫再次钓到的鲈鱼，她拒绝了杀戮，并将作为鱼饵的青蛙全部放生。可以说，这是女主人公自然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小说的二十一章，女主人公拉开了装摄像器材包的拉链，往外倒出胶片，曝光并倒入湖中。象征男性权力的摄像机胶片被她毁灭，象征着女性与男权制社会的决裂。

小说女主人公与父亲的血缘联系，表明了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久居湖边的父亲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象征着原先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女主人公寻找父亲的过程实际是寻找人类精神家园、贴近自然的过程。她开始渐渐明白父亲一直未搬进城里的原因：小屋才是真正的精神家园。最终，她选择了留下来，与自然融为一体，尽管她的朋友们想尽办法阻止她这么做。在她经历了自我融解后，主人公超越了受害者的角色，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达到统一，与《使女的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她也通过逃离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浮现》中，主人公发现，她憎恶的不是男人，而是人类，她渴望将这一切化为乌有，这样就可以为动物们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空间，使它们得救。女主人公决定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选择通过亲近与回归自然的方式，开始过一种像动物一样的原始生活，以实现重新找寻真我和重新建构自我的愿望。

三、结语

长期以来，国外知名作家都将文学创作的视角投射到生态领域，其中不乏如梭罗、赫克托·克雷夫科尔、瓦尔特·惠特曼、海明威、约翰·缪尔等知名作家的作品。加拿大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创作生涯几乎贯穿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的全过程，她的小说创作，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对生态自然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致力于呼吁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为女性生态主义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和谐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Karen.J.Warren，“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in Environmental Ethics，1990（12），pp.125-146.

[2]阿特伍德.浮现[M].蒋立珠，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小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台]李慧利.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J].世界哲学，2004：（1）92-98.

[5]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218.

[6]束佳、束学康.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校学报，2008（1）12-18.

[7]张冬梅、傅俊.阿特伍德小说的《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8（5）：144-152.

编辑：董刚

Narrator's Awakening and Rebuilding of her Own Self from Other's View——An Eco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Atwood's Surfacing and the Handmail's tale

ZHAO Xiaomei，CAO Fenglong
（Bengbu Medical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Bengbu Anhui 233000）

Margaret Atwood who is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anadian writers and called as the queen of Canadian literature.Atwood’s works describe the life status of the female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from female unique perspective.Atwood’works describe the life status of the female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from female unique perspective which has presentative ecofeminism color.This paper chooses Margaret Atwood’s two novels Surfacing and The Handmaid's Tale as its research texts.By interpreting the two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the thesis conducts a profound study of Atwood’s ecological concern and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these two novels,and criticizes the twin domination over both nature and women oppressed by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dualism, and as a result，explores the female protagonists’awakening and struggle form“the other”perspective in the two novels.

Atwood；Surfacing；The Handmail’s Tale；ecofeminism；interpretation

I106

A

2095-7327（2017）-03-0142-04

赵小妹(1982-)，女，安徽蚌埠人，蚌埠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

曹凤龙（1973-），男，安徽蚌埠人，蚌埠医学院外文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加拿大阿特伍德小说作品中的主体身份研究》，（编号：SK2015B24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