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
——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

何宗美

一、问题：基点与思路

当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和文学批评的巨著时，它向我们展现的不再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古代书目集大成之作，而是一个以经、史、子、集为四大纲领涵盖四十四子系并包括万余种著作批评的体大虑精的观念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部以书目形式为其外观而其实质却蕴含丰富内涵的思想宏著。反观长期以来对于《总目》的接受与研究，不难发现恰是《总目》著述形式所形成的外部特征，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于它内部世界和本质世界的涉入和探寻。虽然，绝不能说迄今为止文献视角的接受与研究是误入歧途，但面对传统著作形式而受制于传统学问带给我们的传统思维惯性，很大程度上必然对我们如何看待和研究《总目》造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局限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自《总目》产生以来，很少有人真正意义上对这座18 世纪中期构建起来的宏大殿堂以一种思想和学术的目光遨游其间，玩赏其构造的恢宏、繁复和精美，领略其将数千年文化遗产与那时的朝代思想相统一的内在灵魂。由此应该知道，这个殿堂的本质不在其使用性和工具性，观赏性也不是建造它的初衷，它是体现官学灵魂和时代精神的思想大厦。

我们大体能用两个词来概括《总目》的基本性质：一是宏构性，二是建构性。任何对《总目》的接受和研究都应基于对这两点的认识而建立和展开。宏构性，指向的是《总目》 体格的庞大。经、史、子、集就像它的四大建筑群，四十四子系又像四十四个单元分别依附各自的建筑群铺天盖地地错开延展。放眼而望，即是一座盘盘囷囷、蜂房水涡、几千万落的阿房宫。所不同的是它的构件不是实体建筑的砖瓦而是历代著作者用心灵铸造的各种门类的作品。而建构性，指向的是《总目》体系的整体性、统一性和主观倾向性。说《总目》不是通常所说的目录著作，前面讲的宏构性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书达“约二十万种”①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前言》，第一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就其数量、规模超《总目》远甚，但它只能算是一部纯粹的书目，绝非思想和学术的论著，二者本质一辨即明。真正的目录著作是客观性的，书目形式的思想和学术论著则具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总目》的书目体系统一并受制于它的思想观念体系，其中官学是其灵魂。它的编纂者四库馆臣面对一个庞大的书目世界的时候，是作为正统思想的官学给了他们取舍、排列、评价这个书目世界的统一性和理据性，由此而构建了一个以思想观念体系为支配和统领的巨大书目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数以万计的著作已不是碎片式的存在而被动地显示文献、版本之类的信息，而是万而归一、一而贯万的思想有机体。因此，考察当时朝廷修书之动机，必然不是后来张之洞说的那样是所谓“读群书之门径”②（清）张之洞：《輶轩语详注》，司马朝军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恐怕也不像梁启超说的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二家之说前者着眼于目录学，后者则不过为了给他提出的“清代思潮”作例据，都可以说抛开了该著的历史语境，多少带有时过境迁的后来者一厢情愿的性质。《总目》为何书，无论后人怎么看待，当时的明确定位是不可忽视的。《进表》云：“经崇世教，贵实征而贱虚谈；史系人心，削巫词而存公论。选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圣贤；惩十人九集之非，严汰而宁拘门户。”④（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页。这里的“崇”、“贵”、“贱”、“系”、“削”、“存”、“选”、“收”、“不悖”、“惩”、“汰”等无一不体现《总目》基于正统官学的主观建构性。《凡例》明载馆臣“每进一编”，乾隆帝必予“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而提要本身于“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⑤（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页、第32页。。上述思想不仅贯穿在当时修书的每一个环节中，而且也渗透在书中每一个具体构件上。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之著不止是“甲乙部次”而已⑥（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1《互著》，《文史通义校注》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6页。，“学术之宗，明道之要”⑦（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3《汉志六艺》，《文史通义校注》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4页。才是其真正的宗旨所在。作为古代目录学集大成的《总目》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思想和学术建构之功。

对《总目》宏构性与建构性的认识，给时过境迁的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情境感和暗示作用。一方面，让我们进入历史时空而惊叹其构筑者的伟魄和构筑工程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让我们接受和研究《总目》立足于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这意味着不仅当时构筑它是多么宏大而繁复的工程，今天我们要进入它的殿堂同样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深入其堂奥、探索其门径必然是研究者的首要之务。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其编纂者来切换一下研究角度。宏构性和建构性隐含着《总目》编纂者及其编纂行为的一些重要性质，此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新的《总目》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将建立起一些全新的认识。

首先，宏构性决定了《总目》编纂者是怎样的角色进而决定了《总目》是怎样一书的问题。《总目》编纂者担当的是各种著作的批评者，以及中国清中期以前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等领域的总结者。而这种批评者和总结者就其视野的宏大性来说不仅在其之前未曾有过，即使到今天也无人可比。纪昀《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谓：“诗日变而日新。余校定《四库》所见不下数千家，其体已无所不备。”①（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这仅仅是就诗歌而言的，做诗歌史研究的人很难有谁能达到这样的视野和功力。所以，一旦谈起诗来，纪昀完全能做到如数家珍。也就是说，他在《总目》中的诗歌批评就视野来说是一种全视野、大视野的诗歌批评，就状态来说则是一种达到批评自在的诗歌批评，这与束缚于某家某人狭小的批评对象和局促的批评情形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以此而论，《总目》对中国古代诗史、诗学等方面的讨论、评价和总结就显出极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总目》包含了值得珍视的中国古代诗歌史和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去整理和呈现，但这些方面我们却还来不及去做。而进一步讲，作为总纂官的纪昀，其功夫不止是下在诗歌一门上。《黎君易注序》云：“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②（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这讲的是易著一类，《总目》经部中的易类提要，同样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见功力的中国古代易学史论作，其视野之宏阔、功底之深厚、条理之明晰等，今之治易学史者罕能望其项背。所以，仅易学史一个方面，《总目》即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再就其整体来说，纪昀自称“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总目》二百卷……”③（清）纪昀：《诗序补义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阮元称“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④（清）阮元：《研经室三集》卷5《纪文达公集序》，《研经室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78页。，这都说明《总目》首先提供给我们的是极其宏大的视野，这种视野的背后是编纂者无与伦比的阅读领域和批评空间，而他所作出的叙录与批评的行为事实上就超越了一般著作人的眼界和思域，而这就是《总目》宏构性所体现的特征与风貌。

《总目》的内涵和价值，充分展现于它的宏构性。我们可以说，《总目》是一部以目录著作形式书写的涵盖经史子集四大支及下属四十四分支在内的林林总总各领域无所不包的百史全书。以经学为例，它既包括经学通史、五经通史，也包括易学史、书学史、诗学史、礼学史、春秋学史、孝经学史、四书学史、乐学史、小学学史，而小学学史又包括训诂学史、字书学史、文字学史、韵书学史、音韵学史等。以此类推，史学、子学、集学（文学、艺术等）同样各皆自具纲目，体系完备。可见，一部《总目》包举了中国清中期以前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通史和通学的大体系。就这个方面而言，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其他著作都不能相提并论的。⑤何宗美《四库学建构的思考》，《苏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1 期。而这种在宏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史和通学视野，使《总目》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批评无一不能打通宏观与微观的界分，拥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批评状态，实现一与万的贯通，达到点、线、面三维的融合。其结果是，无论对哪一个案的批评，《总目》都是在具备通史和通学视野下来进行的；反过来说，无论哪一门类的通史或断代史，《总目》又是在阅读、思考、把握大量的个案基础上形成的。

再说建构性，则不仅是决定《总目》为怎样一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是决定我们研究《总目》应该持何种方法的关键。像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之所以会作出《总目》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这样的结论，并说“《总目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一方面是他对《总目》并无真正的研究，算不上这个领域的专门之家，另一方面更在于他对《总目》缺乏反思的态度。《总目》的建构性，决定我们对它的研究有所突破则必须具有一种反思的目光。《总目》产生于乾嘉学术的鼎盛时期，说它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似并无问题，但我们认为它这种汉学是打了折扣的“汉学”。《总目》的目录体系与观念体系、宏构性与建构性、实学与官学形成的矛盾统一于《总目》的整体之中，其中观念体系、建构性和官学对目录体系、宏构性、实学产生支配和牵制的作用。这样，《总目》编纂者在他们担当古代思想、学术和文学等批评者和进行清中期以前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等梳理和总结时，虽然他们的通史和通学视野是得天独厚的，但是他们的“通”其根本的一点都要落脚到官学之“通”。因此，他们面临了一个批评困境——他们以官学为视角，而他们面对的领域却包括了经、史、子、集四大支及以下四十四分支，面对的时代包括先秦以来至清各朝代，面对的具体著作在万种以上。他们既要以官学的视角审视正统的对象，还要以同样的视角审视非正统的对象，而在所有对象中，必然有很多内容不符合清代官学的宗旨，如馆臣说“惩十人九集之非，严汰而宁拘门户”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故《总目》的研究不止是《总目》的解读，也不止是《总目》的补正，重中之重在于《总目》的还原。还原必自反思始，并通过“解官学”、“解建构”来完成。总之，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其从属的各分支哪一领域，通史还是断代哪一范围，宏观还是微观哪一视野，《总目》的研究首先应当确定一个总的归结点，那就是反思与还原。有了这个归结点，一切相关研究就获得了最根本的方法和思路。

二、体系：视野与架构

当我们将上述思考和思路运用于《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时，一个最典型的注脚即可给出。在此，首先有必要梳理《总目》体系中的明代文学之基本状貌，勾画其明代文学批评所涉及的视野，弄清《总目》编纂者给予明代文学的大体架构。这样，在明代书目体系中如何体现《总目》作为官学目录著作的观念体系的问题无疑将得以显现。

明代拥有极大的著作量，这是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总目》来说则构成其明代思想、学术、文学批评的宏大视野。在《总目》中，无论经、史、子、集哪一部类，明人著作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事实上意味着在四库体系中对具体某一著作的取舍、定位和评价等，无不面临一个巨大的比较系数，故《总目》的批评完全不同于通常仅就某单一作品加以评价那样单纯。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总目》形成了三种批评视野，且每一视野都以宏大性为其特征。它的第一视野亦即主视野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主要涉及的对象——明人集部著作。单就这一部分来说，包含了所从属的五个类别。具体情况是：（一）楚辞类，编录书未收，存目书5 种；（二）别集类，编录书241 种，存目书879 种，合计为1120种；（三）总集类，编录书46 种，存目书268 种，合计为314 种；（四）诗文评类，编录书6 种，存目书40 种，合计为46 种；（五）词曲类，编录书3 种，存目书14 种，合计为17 种。将各类加起来，《总目》集部收明人著作达1501 种①此处统计数字参考了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附录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文献数量统计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但有新统计和补充。。另外，在总集中还有一种情况，即清人编纂的明人作品或含有明人作品的总集，这种情况编录书有11 种、存目书约为41 种，合计为52 种。加上前面的总数，《总目》集部明代文学批评涉及的对象至少达1553 种。但这一千五百多种著作为其明代文学批评视野，还是就其“显”视野来说的，事实上《总目》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隐”视野，即那些被禁毁、汰除的明人集部著作，这一部分没有出现在《总目》编录书和存目书中，就批评视野来说却仍然包含了这个隐藏在背后的冰山一角。

《总目》明代文学批评还有一个第二视野即主视野之外的次视野。这是因为在明人集部著作之外，明人之经、史、子诸部类中还大量存在文学或偏向于文学的著作，以及带有文学性或与文学相关的著作。这种情况不仅在今天看来是需要纳入文学批评范围之内的，就《总目》本身来看也是如此。明人经部、史部、子部中不仅包括了较大数量的文学类著作（如子部类书中的《骚苑》《骈语雕龙》《诗学事类》《韵学事类》等，归于文学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总目》明代文学批评也往往穿插于这三部类著作之中。例如，史部地理类存目书姚希孟《循沧集》提要：“其文体全沿公安、竟陵之习，务为纤佻为工。”②（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49页。子部杂家类存目书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二谈》提要：“所记皆同社酬答之语，间及乡里琐事。辞意纤佻，无关考证……《二谈》轻佻尤甚。如云《水浒传》何所不有，却无破老一事（原案：美男破老，《逸周书》之文），非关缺陷，恰是酒肉汉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是何言哉？”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05页。小说家类何良俊《何氏语林》提要：“虽未能抗驾临川，并驱千古，要其语有根柢，终非明人小说所可比也。”④（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70页。这些内容包含了《总目》文学批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而诸如此类的内容在经、史、子诸部中还不胜枚举。具体而言，《总目》的这一视野主要又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是经部中诗类即《诗经》学著作。这一类中的明人著作，编录书收10 种，存目书收40 种，合计为50种。其二是史部中带有文学性或与文学相关的著作。又包括杂史类的明人著作，编录书收2 种，存目书收115 种，合计为117 种。《总目·杂史类序》曰：“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①（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1页。尽管馆臣在此作了杂史与杂家、小说家的文体特征区分，但事实上杂史中难以分离的杂家、小说家因素使这一类仍不免出现在文与史批评的混合地带。再有传记类中，明人著作编录书收10 种，存目书收77 种，合计为87 种。另外还有史部中地理类山川、古迹、杂记、游记等的明人著作，编录书收11 种，存目书96 种，合计为107种。其三是子部中部分明人著作，与史部一样即那些带有文学性或与文学相关的著作。这主要集中在杂家类、类书类和小说家类中。杂家类又包括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等分目，其中编录书中收明人著作31 种，存目书435 种，合计为466 种。类书类收明人著作有编录书12 种，存目书126 种，合计为138 种。小说家类则分杂事、异闻、琐语三目，编录书中收明人著作6 种，存目书收100 种，合计为106 种。上述经、史、子三大类收明人著作总计达到1071 种，其中编录书为82 种，存目书为989 种。这些著作虽然不能说都可以归属于文学，也不是说《总目》在这些著作的提要中都有关于明代文学批评的内容，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著作构成了《总目》明代文学批评除集部之外的另一个视野，这个视野对明人集部提要的文学批评作了重要补充。所以，研究《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是不能忽视这一个视野的，尽管这一视野是补充性的——恰是这一视野的补充将《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范围扩大到了2500多种明人著作的更宏大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个视野仍然不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全部。有一种现象在此值得注意，那就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来说往往有溢出“明代”界限的时候，即在明代以外其他朝代文学批评中，《总目》涉及明代文学批评的情况极为多见。此在《总目》经、史、子、集诸部中具体如何需要专门的考察，现仅就集部总集类就足以说明问题的突出性。首先，一篇仅两百余字的《总集类叙》就有数十字是论及明代的，曰：“至明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这是明着说的，还有“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也主要是暗指明代特别是明季的②（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98页。。其实，这就为总集文学批评定了基调，也确立了批评的方法。其中，明代文学即作为参照对象出现在历代总集批评的视野中。其次，在具体的提要篇目中明代文学的影子也随处可见。《玉台新咏》提要云“特不如明人变乱之甚，为尚有典型耳”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01页。，《国秀集》提要云“知明人诗社锢习，其来有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④（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03页。，《御选唐诗》提要云“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⑤（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8页。，《御选唐宋诗醇》提要云“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⑥（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60页。，等等。无论是在明代之前的南朝或唐代，还有在明代之后的清代，《总目》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中都不无明代文学的存在。这实际构成了《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第三个视野，即明代之外其他各朝代文学批评或涉及文学批评时以明代文学为参照的视野，这一视野是一种比较批评的视野，或者以批评方法论之，它是《总目》比较批评运用所带来的结果，只是这种比较批评因其常常以明代文学为参照，由此形成了一个明代文学批评的特有视野。

《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上述三个视野，以集部明人著作为主视野，辅以经、史、子诸部中文学或带有文学性及与文学相关的明人著作为次视野，再加明代之外其他朝代经、史、子、集诸部文学批评或涉及文学批评以明代文学为参照的比较视野，使《总目》明代文学批评向一个极宏大的空间展开，从而显示其批评体系的宏构性、多维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对象之繁多，视野之广大，维度之多样，联系之丰富等等，让这种文学批评本身获得了独特的价值。这可以说是其他状态下的文学批评并不多见的，就是与《总目》其他朝代文学批评相比也属得天独厚。因为不仅明代的著作量已超出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另外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明代一样在《总目》批评体系中还被作为参照体系来对待。

而且，《总目》明代文学批评视野并不是平面式展开，而是体现了内在建构的体系，是编纂者在皇权授意下精心设置的反映官学意识的架构。这一点与一般意义的目录著作是不一样的，与通常的文学批评著作也不尽相同。因为一般的目录著作和通常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是一视同仁对待著作中的对象的，而《总目》并非如此。《总目·凡例》曰：“前代藏书，率无简择，萧兰并撷，珉玉杂陈，殊未协别裁之义。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缪。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究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①（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页。这是了解《总目》编纂宗旨和体例的一段重要文字。其所谓“博”就是本文讲的“宏构性”，其所谓“精”则是本文所讲的“建构性”。编纂者在这两点上以此书为“自有典籍以来”所未有，这就是说它的开创性。而细揆其意，其所创制并不在于一个“博”字而在于一个“精”字。它的“精”由严格的“简择”、“别裁”而来，是一种官学性的建构。《总目》不是“萧兰并撷，珉玉杂陈”的文献书、目录书，而是“辨厥妍媸，严为去取”的思想论作。由此，它需要构建与之思想宗旨相一致的体例，以“编录”、“存目”的“等差”严加区分，来作为所谓萧与兰、珉与玉、妍与媸之辨的体系架构。

问题落实到明代文学批评上，《总目》的宗旨与体例的特征体现得更为突出。如果以“编录”还是“存目”之“等差”来判定一个时代著作之萧兰优劣，那《总目》明人著作中的定性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来显示对问题的判断，这样更有利于增强其明晰性。以《总目》集部为例，这一部分共收著作3401 种，其中明人著作1501 种，占到总数的44%，即将近一半。但明人集部编录书仅为295 种，占明人集部著作总数的比例不到20%。而集部编录书的总数为1227种，在3401 种中占到的比例超过36%。这就说明明人编录书占到的比例比平均数是远远要低的。再以其他朝代作比，不论汉、魏、晋、南北朝集部著作全收入编录书，也不论唐代编录书比例占近95%（编录书91 种，存目5 种，合计96 种），宋代编录书比例占近86%（编录书558 种，存目92种，合计650 种），就是金代编录书所占比例的近82%（编录书9 种，存目2 种，合计11 种）、元代编录书所占比例的78%强（编录书196 种，存目书55 种，合计251 种），明人著作的比例也远远不及。比明代比例更低的只有清代前期，其编录书103 种，存目书756 种，合计859 种②此处有些数据是在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附录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文献数量统计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基础上加以统计的。，编录书所占其集部著作总数的比例不到12%。而究其原因，是由于清代前期集部的作者大多都是由明入清的人物，应该是受累于明人的缘故。总体来看，《总目》集部以明代为分水岭分划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大时段：明代以前收著作1033 种，收入存目的仅为155 种，余皆入编录之列；自明之后包括清前期收著作2360 种，收入存目的达1962 种，入编录者仅为398 种。也就是说，明代以前的集部著作在《总目》中是以编录为主，明代以后则为存目为主。按照《凡例》中的说法，这里边隐含着《总目》编纂者的一个基本判断和定位，即明代以前的集部著作主要是兰、玉、妍者为多，明代以后的集部著作则有不少萧、珉、媸者。这样一来，《总目》的明代文学批评也就成为有别于其他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别对象，其所带来的曲解、误解也成为文学批评史上一次深重的教训。

三、宏观：史论与定性

任何文学批评的特征及其缺憾都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显现出来，《总目》明代文学批评自不例外。其基于官学旨归的文学批评首先出现以宏观面貌，这一点我们从《总目》明代文学史论与定性的梳理中或可得到深切体会。以下主要讲两点：

其一，“另眼”看明代。在《总目》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中，某种意义上讲明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历代文学来说具有更高的关注度和凸显度，只是编纂者对它所持的是一种“另眼相待”的态度。以文学批评的中心内容集部来说，作为纲领的《集部总叙》以及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各子类小序，无不将明代“特别一提”，使之尤为显目。

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集部总叙》)①（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8 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71页。

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别集类叙》)②（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9 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1页。

至明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总集类叙》)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6 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98页。

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忄乔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诗文评类叙》)④（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5 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6页。

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楚辞类叙》)⑤（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8 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73页。

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词曲类叙》)⑥（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8 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79页。

六序中前四为明言，后二为暗指。通而观之，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朝代在六篇序中全都讲到的，因为除《集部总叙》略长一点，分类小序皆不过二百字左右，内容极其简要，不可能对各个朝代的情况一一论及。这样比较起来，明代的“被青睐”便显得格外引人瞩目，由此在《总目》视野中似乎也就彰显出明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意义。《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对我们的研究有怎样的启示或反思？

把明代文学放在清中期以前中国文学史的宏大视野中来把握，这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总目》的明代文学史观，是一种大文学史观，既是大视野的，也是贯通式的。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有所不同，《总目》编纂者在中国文学史发展阶段的断限上并不是简单遵循朝代界限来作为文学史分期，而是更能深入文学发展的内部洞察其演进的历史轨迹。例如，讲到别集史，《总目》的梳理虽然也讲到“集始于东汉”、“其体例均始于齐、梁”、“唐、宋以后，名目益繁”，但总归于两个基本阶段，故编纂者亦予以两种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一是“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二是“明代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⑦（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9 卷首《别集类叙》，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1页。。这里隐含着《总目》的一个大判断，也隐含着《总目》的一个大动机。其大判断即是纵观诗文的创作与结集的历史，明代是一个大分水岭，也就是说自明代以文人别集为形式的著述史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篇章弥富”来说是出现了从未如此繁荣的时代，就“删薙弥严”来说则意味因明人别集的偏离正统而体现另一种走向。其大动机即是在它的别集“两阶段说”隐藏着何以自明人别集始严加“删薙”的“合情合理”的交代，让人翻检《总目》看到元代以前861 种别集存目书仅91 种、而明代1120 种别集中就有存目书879 种时，仍然觉得自有其道理，特别是编纂者还进一步阐明其批评心理并非出自“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的偏向，而是考虑到“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经历长期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检验，经典与非经典还没有在阅读史和接受史过程中自然产生，这显然符合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当我们联想到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七日、四十四年（1779）二月二十六日、四十六年（1781）十月二十七日等连连对明代特别是明季一再专下谕旨，并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初六日谕旨中明确阐述“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①（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页。，就能发现《总目》文学史观及其内在体系与乾隆帝的旨意是相吻合的，所谓“阅时未久”虽单独来说并无差错，但在《总目》之中至少可以说其文学批评的标准是服从其政治标准的。

不唯别集史如此，集部五门类另外的楚辞学史、总集史、诗文评史和词曲史在《总目》的架构中，也同样形成一个“另眼”观照的明代。《总目》在谕旨精神、部类序言和内在结构中编录书与存目书的区分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文学史两个阶段划分的大体轮廓，扩展到经、史、子三部，大致也一样。这一点今天治中国文学史的人甚至治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人还很少有人以这种“两阶段说”来通观中国的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因此它反而给我们以某种意义的启发。但《总目》“两阶段说”的产生，主要基于一种政治考量的立场，这就是乾隆帝在谕旨中说的“此事关系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警心”②（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页。；而元以前各朝的思想、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影响不直接与清王朝发生冲突，也不对清王朝形成任何威胁，故《总目》可以表现出一种与明代不一样的姿态。正因为如此，《总目》的“两阶段说”并不是从肯定明代文学、文化和思想的新创性出发来提出的，相反，它忽视了历史演进至明代以后所产生的方方面面变化中那些体现社会文明进步性的东西，也忽视了随着历史演进而显现的人性活力和丰富性在固有文化形态中的萌发和流露。

其二，“演退”的文学。《总目》明代文学观主要在两个层面形成：一是清中期以前中国文学史大视野的明代文学观，二是明代文学视野中的明代文学观。前者是说在中国文学史中明代文学是怎样的，后者是说明代文学本身是怎样的。第一个层面已见上文所述，以下阐析第二个层面。

应该说，《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把握是很重视的，所下功力也非同一般，形成的认识则相当系统而深入。或者可以认为，《总目》明代文学思想是这部书整个文学思想中最得意之处。这一点可以从编纂结束之后总纂官纪昀一再谈到明代文学问题得以印证。翻阅《纪晓岚文集》，其文如《爱鼎堂遗集序》《冶亭诗介序》《香亭文稿序》《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序》《积静逸先生经义序》《耳溪文集序》等篇皆有明代文学之要论，零散及之者另有多处。如曰：“明二百余年，文体亦数变矣。其初，金华一派蔚为大宗。由三杨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群以庸滥肤廓为台阁之体。于是乎北地、信阳出焉，太仓、历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诘屈聱牙为高古，以抄撮餖飣为博奥。余波四溢，沧海横流，归太仆龂龂争之弗胜也。公安、竟陵乘间突起，么弦侧调，伪体日增，而泛滥不可收拾矣。”③（清）纪昀：《纪晓岚文集》卷9《爱鼎堂遗集序》，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189页。这短短百余字不仅高度概括了一部明代文学史，而且还揭示了明代文学的具体状貌和演变特点。类似的说法还如：“明林子羽辈倡唐音，高青丘辈讲古调，彬彬然始归于正。三杨以后，台阁体兴，沿及正嘉，善学者为李茶陵，不善学者遂千篇一律，尘饭土羹。北地、信阳挺然崛起，倡为复古之说，文必宗秦汉，诗必宗汉、魏、盛唐，踔厉纵横，铿锵震耀，风气为之一变，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摹拟，渐成窠臼。其间横轶而出者，公安变以纤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缛，如涂涂附，无以相胜也。”④（清）纪昀：《纪晓岚文集》卷9《冶亭诗介序》，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与前段侧重于明代“文体”之变不同，此则专论诗歌之史，但二者总体思想是相同的，要之有四：明代文学的阶段性特点尤显突出，无论是诗还是文，基本上都划分为四个时期，此为一；明代文学史主要是一些代表性文学家开启的风格影响下的文学演变史，而其影响多偏于消极，此为二；明代文学演变的动因是某一流派兴衰史引起另一流派的兴衰史，是问题刺激下或者说是“救弊”需要下产生的文学之“变”，此为三；明代文学演变的趋势不是“演进”而是“演退”，其“演退”既包括台阁体对明初文学之“演退”、复古派对台阁体之“演退”、公安竟陵派对复古派之“演退”前后相沿三个环节构成的大“演退”，也包括台阁体、复古派和公安竟陵派各自内部从开派正宗至其末流的三次小“演退”，此为四。总之，明代文学是主“变”的文学，其变是愈变愈穷，每况愈下，变到公安派、竟陵派则完全陷入文学之末路和歧途。

纪昀的这些明代文学思想是在其修纂《总目》过程中形成的，同时也突出地体现在《总目》的明代文学批评之中。

《总目》对明代文学史的总体判断明显被归结到其总纂官纪昀的“演退”思想框架内。在集中论述明代文学整体状貌的杨荣《杨文敏集》、韩雍《襄毅文集》、李东阳《怀麓堂集》、李梦阳《空同集》、李攀龙《沧溟集》、袁宏道《袁中郎集》、张豫章等编《御定四朝诗》、方苞编《钦定四书文》、黄宗羲编《明文海》、朱彝尊编《明诗综》等书提要中，体现了一种统一的明代文学观，那就是把明代文学看成是“演退”而不是相反轨迹的发展的文学。这些提要中，基本上围绕“三变四期说”来审视一部明代文学史，如《明诗综》提要云：“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阳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①（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62页。其所谓“三变”即台阁体对明初诗风之变、复古派对台阁体之变、公安竟陵派对复古派之变。由此形成明代诗歌之“四期”，即“洪武开国之初”为一期，“永乐以迄弘治”为二期，“正德、嘉靖、隆庆之间”为三期，“万历以后”为四期。对四个阶段的文学，《总目》由只褒不贬，到褒贬相参，再到有贬无褒，其批评态度的变化折射了它对明代文学“演退”而非“演进”走向的判断。《总目》论明文，大体也是“三变四期说”。如《沧溟集》提要说：“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至万历间，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赝古诋之。天启中，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②（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24页。再合之以《襄毅文集》提要“明自正统以后，正德以前，金华、青田流风渐远，而茶陵、震泽犹未奋兴，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的说法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95页。，《总目》对明文发展四个阶段的轮廓也就大体清晰起来，从宋濂、刘基，到三杨、李东阳、王鏊，再到前后七子，最后是公安袁氏兄弟和艾南英，其中同样隐含着三次变化。当然，《总目》论明文比其论明诗似乎清晰度要弱一些，或者明文本身的复杂性也要突出一些。例如，对于茶陵派时而归于台阁体时而则否，对唐宋派时而未纳入明文主线条，时而又称“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此外，像《钦定四书义》提要论明代时文也极易与论一般意义的明文相混淆。但如同论明诗，褒其前期，贬其后期，并无二致。这样，一部明文史在《总目》的架构中同样成了“演退”史，特别是对万历以后的公安、竟陵之文则基本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