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欧阳修遗迹考论

程宇静



颍州欧阳修遗迹考论

程宇静*

（河北传媒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石家庄 051430）

颍州欧阳修遗迹有聚星堂、会老堂、六一堂、欧阳文忠公祠和西湖书院，构成了颍州的文化符号。南宋以来，欧阳修遗迹逐渐衰落，主要原因是黄河南泛而导致颍州西湖湖域面积逐年缩小甚至消亡，对颍州古迹产生了不利影响。欧阳修遗迹是颍州名流荟萃、文化昌盛的象征，彰显了文人不随流俗、讲信守义的价值观念，体现了颍州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

欧阳修；颍州；遗迹；衰落；文化意义

欧阳修仕宦、归老、逝世于颍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欧阳修遗迹颇多，主要有三堂、一祠、一书院，即聚星堂、会老堂、六一堂、欧阳文忠公祠和西湖书院，构成了颍州的文化符号。关于这些遗迹的由来，《（正德）颍州志》颇多失考处，后代志乘及今人也多相沿其误。本文拟对历代颍州志相关记载加以系统整理，并结合其它文献资料，就欧阳修遗迹的起源、历史兴废、衰落原因及文化意义进行综合考论。

一、历史兴废

（一）聚星堂

聚星堂位于颍州州治所，是州署之一室。它得名于欧阳修邀集众文士燕集赋诗的一次文事活动。明代《（成化）中都志》云：“欧阳公守颍时，吕正献公（引者按：吕公著）为倅，欧公与为讲学之友，而一时游从者如刘攽（1）、王回辈皆名流。故欧公以‘聚星’名堂。”[1]卷三关于这次文事活动，宋代《石林诗话》《吕氏杂记》《风月堂诗话》《王直方诗话》《邵氏闻见后录》等诗话、笔记皆有记载，以《风月堂诗话》最详，曰：“欧公居颍上，申公吕晦叔（引者按：即吕公著，字晦叔，赠申国公）作太守，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2]102据学者对上述史料的考证与辨析，此次文事活动实有其事，时间在皇祐二年（1050）正月初七，时欧阳修为颍州知州，吕公著为通判[3]86-92。此后，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一日，苏轼任颍州知州，与签判赵令畴、教授陈师道及欧阳棐（笔者注：欧阳修第三子）、欧阳辩（欧阳修第四子）等人又会饮聚星堂。

北宋政和六年（1116），颍州改为顺昌府。元代，颍州属河南江北行省汝宁府（治今河南汝阳县），明代改隶南直隶中都凤阳府。苏轼之后直至明末，历代州志及其它文献都没有出现关于聚星堂的修葺重建或文人探访题咏的信息。明代《（成化）中都志》《（正德）颍州志》《（嘉靖）颍州志》虽有著录，却没有文人题咏等信息佐证，因此推断只是徒标名目，而不是实有其堂。

聚星堂重现于州署是在清代。清雍正十三年（1735），颍州升为颍州府，府治改称阜阳县，遂改建州署为府署。晏斯盛《改建府署记》强调“颍之州署即宋聚星堂也”，并勉励知州再现“聚星堂之盛事”[4]卷九，聚星堂匾额当于此一时期悬于府署。乾隆初，知府卢见曾与宾客宴饮唱酬于聚星堂，有诗二首为证，即吴茂陵《聚星堂公诗呈卢太尊》《聚星堂公诗呈雅雨卢太尊》。卢太尊即卢见曾，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太尊”是对知府的尊称。乾隆元年（1736）卢见曾任颍州知府，任职期间疏浚西湖、兴修水利，此一政绩详载于其《颍州重浚西湖记》[5]卷三（2）。史载卢见曾古雅好文，向慕欧苏风流，常与宾客会饮于聚星堂。“后贤思步武，先哲俨津梁”（吴茂陵《聚星堂公诗呈雅雨卢太尊》）[4]卷九，聚星堂的重现使颍州吏民对先哲的缅怀有所凭依，往往怀古赋诗，再续风雅。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怀远（今属淮南市）人宫樟任阜阳县训导，志乘载宫樟“每携生徒登临其间（引者按，即聚星堂），吊古赋诗，飞盖流霞”“一时称盛事云”[6]281。此后，颍州志乘及各类文献再未见载聚星堂的信息。

（二）会老堂

《（正德）颍州志》载“吕申公守郡，为作会老堂于西湖书院之傍”[7]，称会老堂为吕公著所作，显然失考。据北宋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正献公守颍时，赵康靖公概自南京访欧阳公于颍，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名其堂曰‘会老’。”[8]卷下由此可知会老堂为欧阳修私宅之一室，与赵概会燕于此，赵概去后，名其堂曰“会老堂”。又由欧阳修《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积雨荒庭遍绿苔，西堂潇洒为谁开”进一步可知或为欧阳修私第之西堂，并非知州吕公著新建。

欧阳修之后直到明代前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会老堂兴废演变的信息。直至成书于天顺二年（1458）的《明一统志》才开始著录[9]卷七。关于其位置，《（成化）中都志》称在“西湖书院（西湖南岸）之傍”[1]卷三，“其野田荒草，人人知为欧公遗迹也”[7]卷一。我们又从零星的雅集诗句中感受到它在明末得到过重修。明末宁予庆《花朝前一日西湖雅集》云：“会老堂前酒漫倾，一年花信喜新晴”“地以人重留胜迹，官因雨足课春耕。”[4]宁予庆，字大履，颍州人，崇祯甲戍（1634）进士，授掖县知县，历任户部、吏部主事，忌者挤之，即移疾归[10]卷一五〇。前引诗应是其归居故乡时所作。

随着清代康、雍、乾三朝对颍州西湖的不断疏浚，会老堂也得到重建与修缮。康熙七年（1668），铁岭喻三畏为颍州太守，意欲恢复欧、苏两文宗在颍州的遗迹，于是疏浚了西湖，重修了会老堂，“复建数楹于会老堂之址，高其榱桷，美其绰楔，既以为登临憩息之地，且以祀前贤而彰遗爱”（计东《颍州重复西湖碑记》）[11]卷一三。会老堂的重建为雅集提供了物质条件，成了当地士绅文客的宴游之所。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颍州知府和瑛《清颍书院课士毕，偕张松泉、裴西鹭两明府劝农西湖上，燕集会老堂即席赋诗》，此时西湖湖水已涸，“沧海变桑田”“而今湖水涸，历历阡陌整。水肥犍没芦，水浅儿戏荇”。颍州秫谷大熟而蝗飞如织，所幸禾稼未害，“老弱颇欢幸”，于是和瑛感欧苏爱民之事迹，偕僚友雅集于会老堂，“徘徊松柏间，会老书题冷”“举觞赋长篇，庶共励修省”[12]卷一五○。乾隆五十七年（1792）彭兆荪与颍州星社诸诗人也曾“醉游会老堂”（彭兆荪《伏日偕子白、榕坞、止斋、秋坪、棠村、南林、西厓、竹溪，由蓼花洲泛颍至西湖，分韵得叶字》）[13]（3）。彭兆荪，镇洋（今江苏太仓）人，工诗，乾隆五十五年冬（1790）随父赴颍州教授任，其间感“晏吕欧苏，遗泽未泯”，与颍州文士在聚星堂前创办星社，“掎裳联襼，访二柳之亭，赋聚星之雪，中间往还南北，山川人事，皆托诸咏歌”（彭兆荪《星社集序》）[13]卷三。颍州人刘开颜也有诗云“浣月亭上竞看翰墨之新题，会老堂中远溯壶觞之旧事”（《清明约友人游西湖小启》）[14卷一七。“刘开颜，字容霁，颍州廪生。”[4]卷九

今天的会老堂是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9月在原址重建的，1959年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六一堂

六一堂是欧阳修颍州私第的书房，《（正德）颍州志》称其位于“西湖书院旁”[7]卷一，和会老堂一样，在颍州西湖南岸。欧阳修熙宁四年（1071）六月致仕，七月归颍。应是归颍后将书房命名为六一堂，以志其趣（参阅《六一居士传》）。欧阳修《魏邓艾碑》落款云“熙宁壬子（1072）正月晦日六一堂书”[15]2 157。此集古录跋尾即在致仕后作于六一堂中。堂在南宋前期已荒废。杨万里云：“六一堂，昔在颍……然在颍之华屋，今为荒烟野草。”(杨万里《吉州新建六一堂记》)[16]3 072

此后历代颍州州（府）志、阜阳县志古迹中都著录有六一堂，但无诗文题咏信息，可以判断也只是徒标名目而不是实有其堂。

（四）欧阳修祠堂

欧阳修祠堂始建于北宋元祐中。元祐五年（1090），陆佃“以龙图阁待制知颍州。佃以欧阳修守颍有遗爱，为建祠宇”（《陆佃传》）[17]卷三四三（4）。堂址也在西湖南岸，《（正德）颍州志》载：“按《元志》，祠在西湖书院东。变故以来，湮没无稽。”[7]卷一《（嘉靖）颍州志》称，欧阳修祠堂至明初沦于河，祀故久废，“故基虽荒，人咸仰公之德不衰”[18]卷一〇，皆可为证。

祠堂在元代的情况已不可考，储珊《（正德）颍州志》序云“颍州旧有志书，其朴略不可观”，所说“旧志”《元志》，今皆不存。祠堂在明代至少有三次大修。第一次在正统初年，据杨荣《欧阳文忠公祠堂重创记》：“正统丁巳（即正统二年，1437年）春，监察御史彭勖，董学事至颍，念公为文章宗主，而祠宇圮没，无以耸学者高山仰止之思，乃捐赀倡州守僚属出俸余市材，创于城南儒学西。中为堂三间，门为屋一间，缭以垣墉。工讫，郡之守佐率师生朔望谒拜，春秋次丁，祀之特 牲。”[19]卷九(5)彭勖，字祖期，（江西）永丰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正统元年（1436），以杨士奇荐，召授御史，时初设提学官，命督南畿学校，详立教条，士风大振，疏言‘国朝祠祭，载在礼官。’……所至葺治先贤坟祠”(《彭勖传》)[20]4 383。彭勖十分重视祠祭先贤，又加之与欧阳修同一乡贯，祠堂即在此背景下得到修建。祠堂的地点由城外的西湖之滨移到了城内南部儒学学堂之西，毗邻学堂，有利于生员祭祀与瞻仰。

第二次修建在成化年间。祠堂岁久又圮，成化九年（1473），同知刘节买地儒学东，建祠于故址。(刘节《重修欧阳公祠成致祭祝文》)[7]卷二既建于故址，应在儒学西，所说“儒学东”，应是误刻。第三次大修在嘉靖年间。嘉靖中，颍州判官吕景蒙又加修葺，更名为仰高祠，并合祀苏轼与吕公著。据李宜春《（嘉靖）颍州志》卷上“仰高祠，在南城西，即欧阳公祠。判官吕景蒙以公祀名宦，并祀西湖，近复从祀庙廷”所说欧阳修“祀名宦”“从祀庙廷”，是嘉靖九年（1530）的事。这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重修，“中为堂，东为书屋，西为前后宅二重。宅后为厨（后重并厨，为判官景蒙寓此添造者），祠前为厅（即府行署），厅前为东西耳房，又前为门，祀宋知州事欧阳修、苏轼、吕公著。”[18]卷一〇吕景蒙，字修饬，广西象州人。明嘉靖十二年（1533），由御史左迁颍州通判。史载他“洁己爱民，安僚佐之分，未尝以风宪旧臣自矜也”[21]216。他在任期间，“缮西湖书院，建三忠六贞祠，纂修颍州志，颍州风化由是一新，提升了颍州人文生态的品质”[22]，欧阳修祠的修建就是他在任期间的举措之一。因“并祀西湖”，故西湖也有祠堂祭祀欧阳修，这应和嘉靖年间颍州吏民对西湖的疏浚与治理成果密切相关。

清初，州城内的欧阳修祠再次圮废(6)。随着西湖的不断治理，西湖之滨的欧阳修祠祀越来越得到重视。乾隆元年（1736），卢见曾任颍州知府，资助欧阳修后人奉其祠祭。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载：“卢雅雨守颍州，浚西湖，清出湖岸余地，拨四百亩给欧阳文忠后人，以奉祠祭。”[23]卷二同时，西湖之滨的四贤祠也祭祀欧阳修(7)。

（五）西湖书院

西湖书院始建于元末明初并非欧阳修所建，《明一统志》载：“西湖书院：在颍州西湖之滨。宋欧阳修守颍，乐其风土，晚年终老于此，遂筑书 院。”[9]卷七《（正德）颍州志》更详其事：“西湖书院：宋皇祐元年（1049），欧阳公以上骑都尉、开国伯、知制诰自扬州移知颍州，二月丙子至郡，爱其风土有西湖之胜，将卜居焉。乃建书院于湖南，化训州人。”皆称西湖书院是欧阳修知颍州时所建。《（正德）颍州志》之后，历代颍州州（府）志、阜阳县志及今人都沿其说，如《（乾隆）颍州府志》载：“西湖书院：宋皇祐元年，欧阳修守颍，爱西湖之胜，建书院于湖之南。”[4]卷四但是查考《欧阳文忠公集》及其它宋代文献并未见有言及欧阳修建书院一事。所以《明一统志》《（正德）颍州志》的说法不能成立，西湖书院不是欧阳修所建。

南宋时颍州在淮北，属金朝。今人兰亭、王一竹《金代书院考》、王颋《元代书院考略》、徐梓《元代书院研究》中均无颍州西湖书院(8)。《（正德）颍州志》卷二中还提到《元志》中载有西湖书院，今检《元史》，亦无。但可以确定的是，明初颍州西湖书院已经存在。《明一统志》载书院在“本朝洪武间沦于河”(9)，因此书院可能是在元末或明初始建，位置在西湖南岸，明初湖水泛滥，将书院冲毁。

西湖书院在明清兴盛，得到了不断地修缮或重建。明代嘉靖十四年（1536），兵备李宗枢首次重建。“李宗枢，字子西，陕西富平人，嘉靖癸未（1523）进士，颍州兵备佥事。练戎马、清狱讼，复西湖十顷界，不避豪猾。修书院，葺晏、欧、吕、苏四公祠，大有补于风化。”[24]卷一二他命颍州判吕景蒙董理其事，吕氏“追西湖地银及三里集新募滛祠木料银钱建造，其规模弘敞，钱粮尚不能敷。继而五山陈先生、文谷孔先生、茶川茅先生俱为措处，于是始获完工”[18]卷五（10），所说陈洙和孔天胤皆为嘉靖十五年兵备道官员[4]卷五。嘉靖十七年，兵宪林云同易匾“西湖书院坊”为“西湖祠”。“林云同，字汝雨，福建莆田人，嘉靖十七年任（颍州兵备道）佥事。”[25]卷上此后，“兵宪顾公翀、许公天伦又相继修葺”，“顾翀，字干渐，浙江慈溪人。嘉靖壬辰（1532）进士，二十二年（1543）以司马郎任兵备佥事”。许天伦，嘉靖二十四年（1545）颍州兵备道官员[25]卷上。嘉靖二十四年（1545），知州李宜春又重修西湖祠（即西湖书院），并作《西湖祠记》。李宜春，字应元，福建莆田人，嘉靖甲辰（1544）进士，二十四年任颍州知州[25]卷上。

清代康熙七年（1668）颍州知州喻三畏又重修西湖书院。二十五年（1692）知州马之骅再次重修。乾隆元年（1736），郡守卢见曾大加修葺[4]卷二，乾隆三年（1738），郡守孙光祀加修”[4]卷四，有《重建西湖书院碑记》[14]卷一九。其后，乾隆中杨、徐锡智又先后修葺。乾隆十三年（1747），郡守王敛福以西湖书院距城稍远，“孤处湖畔，地势又兼卑湿，各属生徒不愿赴彼肄业，以致风雨剥落，日就倾圮”。于是改建于东城金鸡嘴文昌阁下，更名清颍书院[4]卷四。“嘉庆十二年（1807）知县王驭超、署知县张培捐俸重修”[14]卷三。道光年间，清颍书院的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堂室命名富有诗意，“基地东至城北至文昌阁下，路西南池水绕之池中筑堤，堤之中有桥，曰‘钓月桥’，西设坊，曰‘云路’。讲堂三间，堂下东西为学舍，其前为书楼五间，曰‘拟山阁’。又前为大门，后厅三间，在讲堂后，旁有厨房西厅三间，曰‘味真轩’。厢房二间，西院后楼三间，东西厢各六间，中为阁曰‘蓬莱’。东偏门房两间”[14]卷三。

综上所述，西湖书院非欧阳修所建，始建于元末或明初，为颍州西湖标志性建筑，因为明代颍州州志在述及聚星堂、会老堂、六一堂、欧阳修祠堂等遗迹时，都以西湖书院为参照物。

（六）其它欧阳修遗迹

1.三桥。桥名宜远、飞盖、望佳，欧阳修皇祐元年（1049）任颍州知州时所建。其《三桥诗》题下注云：“皇祐元年新作三桥而名之，既而又为之诗。”[26]347三桥在颍州西湖上，《宜远》诗云：“何处偏宜望，青涟对女郎。”[26]347“青涟，阁名，后改作去思堂。”[26]347，“女郎”即“女郎台”，都在西湖岸边。欧阳修诗自注去思堂位于“北渚之北，临西溪。溪，晏公所开也”（欧阳修《答杜相公宠示去思堂诗》）[26]362。而欧阳修《和人三桥》“隔溪闻鱼跃”[26]1 360之溪当指西溪。三桥或在西湖北部。三桥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美学思想[27]110。欧阳修去后，文献中再没出现三桥的兴废信息。

2.双柳。欧阳修知颍时曾在去思堂前手植双柳，其离颍诗《去思堂手植双柳，今已成荫，因而有感》“曲栏高柳拂层檐，却忆初栽映碧潭”[26]365可证。明人依此典故建双柳亭(11)。据《（乾隆）颍州府志》，明天启初“凤阳郡守晏日启重建（双柳亭）于西湖南，引湖水环绕，立浮桥。复圮。乾隆三年（1738）安徽藩司晏斯盛复建”[4]卷二。晏日启、晏斯盛都是江西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二人与晏殊同姓。双柳及双柳亭寄寓着欧阳修及后人对晏殊的怀思。

3.汝阴胜景。欧阳修对颍州颇为眷恋，《思颍诗》后序云：“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26]1 117他在居颍期间，写下了许多赞美颍州尤其是赞美颍州西湖的诗词，如“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平湖十顷碧琉璃，四面清荫乍合时。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等，皆是精妙之作，描绘出了颍州西湖碧波澹荡，清荷香播的旖旎风光。其中《采桑子》十三首最富盛名，前十首首句都用“西湖好”三字，表达了欧阳修对颍州西湖的款款深情。后世吏民摘录其中佳句隽语，标名立景，志称“汝阴八景”。汝阴八景之称始于清代。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王敛福任颍州州守，他主持浚西湖、修湖闸，始标立“汝阴八景”[4]卷九。其中五景命名都和欧阳修的诗句有关，“汝阴之胜以西湖首称，欧阳公所云‘十顷（碧）琉璃’者，每当春水方生，曲渚斜桥，空明澹荡，摘公‘湖光柳色碧溟蒙’之句曰‘西湖柳阴’”；“汝土宜麦，得雪则稔……欧阳公《雪诗》禁体物语，苏公继之，遂成佳话，是不可无述也。南冈层叠蜿蜒，与雪宜曰‘南冈雪色’”；“欧阳公建书院于湖上，今移于城中，颜曰‘清颍’，筑堤浚池，荷花绕屋，不特远拟潇湘，且与蓬瀛争胜。欧阳公谓‘纷昏欣洗涤，俯仰恣涵咏’，其在斯乎？曰‘书院探荷’”；“东郊让台之旁，厥土惟黄壤，疏林矮屋，雨陇烟畦，错落相间……欧阳公诗‘紫樱桃熟麦风凉，红枣林繁喜岁丰’，皆于是征之，曰‘让台观稼’”；“欧阳公《采桑子》词‘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于芦花秋水间遇之矣，曰‘芦湄秋月’”[4]卷九。

4.怀欧桥。《（顺治）颍州志》载，石为之，在西湖东一里[24]卷三。

5.颍水潇湘坊。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潜江欧阳东凤主持兴建。（《颍州西湖汉前将军寿亭侯关公庙记》）[24]卷一八取欧阳修诗“人言颍水似潇湘”意也。

6.画舫斋。欧阳修为官夷陵时名其燕私之居曰画舫斋。乾隆元年（1736）颍州知府卢见曾建画舫斋于颍州西湖湖心，“志欧公遗爱也”[5]卷三。

二、衰落的原因

颍州同滁州、江苏扬州、湖北夷陵一样在欧阳修仕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在颍州仕居时间较他地更长，且终老于此(12)；他对颍州眷恋最深，所作怀思、题咏诗词较他处更多(13)，颍州于欧阳修的意义更为特殊。但颍州欧阳修遗迹，远不如滁州、扬州兴盛，甚至难敌夷陵，众多遗迹在后世都废多兴少。究其原因，与滁州、扬州相比，颍州在北宋之后，不仅政治、经济、交通方面没有多少优势，相反，颍州西湖这一颇有特色的自然地理风景却逐渐衰落直至消亡，这恐怕是颍州欧阳修遗迹难以兴盛、甚至衰落的直接原因（14）。

颍州西湖在唐代以前不见载于文献，最早见于唐代许浑《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它在宋代兴盛，金、元以来渐衰。北宋时，它位于州城西北，《（正德）颍州志》载，“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与颍州西湖关系较为密切的周边水系比较复杂，有淮河、颍河、泉河、汝水、西溪、七鱼河、西清河与中清河等[27]74-83。泉河是靠近西湖的主要河流，在州城北，西北东南流向，《清史稿•地理志•安徽》载，“颍水（按，实为泉河[27]74-83）自河南登封入，迳城北东流，茨河、谷来入之。北：沙河，承太和诸湖水亦来会”。泉河等水流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西湖往泉河排水之用。但当黄河南泛时，黄水的巨大水流”泄下，“泉河不仅不能用来排出西湖之水，反而倒灌进了西湖，把大量的泥沙带进西湖，造成了严重的淤塞，致使西湖水面越来越小”[27]78。下面就是一组由于黄河南泛，夺淮入颍，夺颍入泉而导致湖域面积逐年缩小的数字：

颍州西湖在州城西北，“相传古时水深莫测，广袤相齐”（34.433 424(15)，注：本段括号中数字以“平方公里”为单位，保留六位小数(16)）。北宋时东岸直抵城西门，欧阳修《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黄河，侵淮入海之后，“黄河冲荡湮湖之半（17.216 712）”(17)。至明代前期，“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4]卷一，显然西湖距城距离变远，西湖面积在缩小，变成了“湖长十里，广三里”（10.330 027）。嘉靖李宗枢修复前“掘沟堙堑，已成平地”[18]卷五。嘉靖十四年，兵备李宗枢主持修复西湖十顷界（约0.666 666）。清代乾隆元年(18)，知府卢见曾重浚西湖，“湖袤十里，广视其十分之二”（7.623 655），(19)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王敛福增修，清理湖租水坡地，得“水面八百九十四亩”（约0.631 069）（《（乾隆）颍州志》卷一）。由以上几个相对明确的数据可知，宋以前颍州西湖面积约34.433 424平方公里，南宋后缩小为17.216 712平方公里，至迟到明代正德间，又缩小至10.330 027平方公里，嘉靖十四年重新修复为0.666 666平方公里，清代乾隆元年，又修浚成约7.623 655平方公里，乾隆十三年只得约0.631 069平方公里，呈递减态势。清代乾隆年间湖域面积还不及北宋时的五十分之一。

以上可以说是由几个点勾勒的颍州西湖面积逐渐缩小的曲线图。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不断缩小的颍州西湖一直都有水充盈。相反，在很多时候，湖是湮废的。湖“频堤频决，二百年来，大都在芜草中。湖益废，不可复”（《张大司马西湖石闸记一则》）[24]卷一八。即使有水时，也是忽溢忽涸，很不稳定，“盖湖身平浅，水自西南而东北，势若建瓴，非曲折环抱者可比。故春夏水涨则泛溢四出，秋冬水涸则长沟一线”[4]卷四。因此，颍州西湖湖域衰缩，消涨无时，极不稳定，这一现状直接影响到了西湖沿岸人文景观建设难以兴盛，诗词题咏之作也自然寥落无多。如位于西湖南岸的西湖书院“本朝洪武间沦于河”[9]卷七，存于书院的历代碑碣因此“残毁少存”“宣德中尤有渔家见数道浅水处，今湮没泥中”[7]卷一。清代“湖南有西湖书院遗址，半为邻湖者侵”[24]卷二。西湖书院屡建屡为湖水所侵。不难想象，湖岸线的不稳定极大影响了人们修建与维护人文景观的热情。

反之，西湖一旦被修浚，就会带来短暂的人文建筑及题咏风雅的兴盛。嘉靖十四年李宗枢修浚西湖，张鹤鸣回忆“予童时犹记澄波十里，羽楫星驰，夹岸绿杨，寻浒荷芰，凫雁㖡嘤，喋唼犹然盛 地”[24]卷二。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垣栋就圮，荒潦湮淤”，兵宪欧阳东凤捐金治浚西湖，“因堤旁有河浃入湖之半，周而为渠，渠土成台，周台筑堤，庙建中央，庙端坊曰‘关王庙’。庙后八角亭曰‘环碧’，后坊临湖曰‘颍水潇湘’，取永叔公‘人言颍水似潇湘’意也”[24]卷一八。张鹤鸣《与元翰弟怀远侄乘月驰至西湖泛舟》“渐来露湿花明远，烟柳桥西六一堂”、宁中立《秋日西湖》“四贤祠畔人家少，双柳滩头秋水长。吟罢蒹葭空怅望，美人犹自隔潇湘”、屠隆《宿西湖四贤祠》“十里西湖载酒来，湖边古庙自崔嵬”、张养性《西湖》“绿杨西岸罨清溪，新构书院傍水堤”、王道增《太守黄公重修西湖招饮赋此赠之》“亭台傍水鱼潜戏，冠盖穿林鸟见猜。四老风流今再睹，三桥烟景此重开”等诗[4]卷九都是修浚西湖之后的题咏作品，也反映了人文建筑修建的一时兴盛。这此都从反面证明了欧阳修遗迹在颍州难以兴盛的主要原因是颍州西湖的不断衰落直至消亡。我们也由此强烈感受到自然条件对于人文景观建设具有的基础性、决定性的影响。

三、文化意义

名人、文学及其遗迹对城市文化影响很大。名人往往引领社会价值和社会风尚，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塑造具有核心意义；文学构建城市的文化传统，为城市增添优雅的文化气息；遗迹是名人人格和文章意趣的外化，构成城市的文化记忆，是城市的文脉。遗迹总是历史的汰选和积淀，承载着意义丰富、富有个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城市的文化符号。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领袖，史称其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17]卷三一九。其文近继韩愈，远承孟子，扭转了五代宋初卑弱文风，世人共仰，颍州吏民更为推崇，杨荣《欧阳文忠公祠堂重创记》云：“及今四百年而读其文者，如仰丽天之星斗，莫不为之起敬，虽通祀于天下学宫，不为过。”[19]卷九建祠使士子学有所仰，知“通今学古为髙，救时行道为贤”[19]卷九。颍州文化名人众多，但颍州吏民对欧阳修最为爱戴，远胜其他名宦。明代颍州知州刘节所编《（正德）颍州志》，共六卷，其中专列一卷集录欧阳修与颍州相关的诗文，占全书篇幅将近一半。因此欧阳修其人、其文、其遗迹对于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城市文化塑造的影响也格外显著。欧阳修遗迹是颍州的文化符号，它凝结着欧阳修的精神与人格、文学与风雅，凝结着历代颍人对先贤的尊崇与向慕，遗迹的历史兴废呈现并塑造了颍州的文化传统。

（一）聚星堂是颍州名流荟萃、文化昌盛的象征

皇祐二年（1050）的聚星堂燕集在当时影响颇大，“诗编成一集，流行于世，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此次燕集得到了门生苏轼的称赏和发扬后，影响更加深远。据苏轼《聚星堂雪》序，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一日，苏轼任颍州知州，与签判赵令畴、教授陈师道等人会饮聚星堂。苏轼“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竒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28]1 813，于是依恩师故事，再次约客赋诗。自此后，聚星堂由于欧、苏两代文坛盟主的文盛事而闻名后世。两代文宗前后辉映，与禁体物语诗一起成为了聚星堂最为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凝定在了聚星堂这个名字和建筑实体上，被后人不断追忆。王度《聚星堂怀古》深情缅怀“咫尺轩楹间，大儒几接趾”“一堂聚德星，东井光芒紫”[4]卷九。虽然聚星堂在颍州历史上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后人眼中，它不仅只是一个建筑、一个地点，在它身上镌刻着欧、苏两代文坛盟主雅集文的深刻记忆，俨然成了颍州的文化符号，是颍州历史上名流荟萃、文化昌盛的象征，也是古人在诗艺上率意求新的创新精神的象征。两代文宗文咏雪的那段历史总是不断地被后人追慕，真是“韵事无休歇，风流堪眷恋”（王世荣《聚星堂忆苏公雪夜宴客赋诗》）[4]卷九！

（二）会老堂彰显了不随流俗、讲信守义的价值观念

欧阳修称会老堂之晤面是“山阴访戴之后，数百年间未有此盛事”（《与赵康靖公》）[15]2 378-2 381，事实上这次会面的意义也确实超越了两个老友的普通会面。赵概方面，当时“年几八十”（《蔡宽夫诗话》），长欧阳修十多岁，无惮于睢阳至颍州川途之远，如约来访。睢阳距颍州直线距离约170公里，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对年几八十的赵概来说实属不易。而赵概于此高龄，仍信守熙宁三年旧约，言信行果，更显信义。欧阳修方面，自从致仕颍州，“亲朋之友，邈不可期”，十分寂寞。他对“熙宁变法”不十分支持的政治态度，自然使趋势赴利者与之疏离，以致门庭冷落。“濮议”之后门人蒋之奇的背叛与诬陷，也使他心伤意冷。在这样的背景与心态下，赵概的来访让欧阳修深感他的“信义”与两人“交谊”的可贵。欧阳修诗云“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会老堂》），“顾我非谓慰寂寥，于时自可警偷薄”（《拟<剥啄行>寄赵少师》）。苏轼和诗同样表达了这层意义，“平生亲友半迁逝，公虽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腊酒浓，交情自古春云薄。二公凛凛和非同，畴昔心亲岂貌从”（《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蔡宽夫诗话》云：“两公名节固师表天下，而风流襟义又如此，诚可以激薄俗也。”也把这次会面视作交谊和信义的典范。总之，这次会面赋予了“会老堂”以超越流俗而讲信守义、和而非同且交谊深厚的文化意义。欧阳修去世后，毕仲游《挽欧阳文忠公三首》“醉翁亭远名空在，会老堂深壁未干”[29]卷二〇之句，选取会老堂与醉翁亭并举，来概括其一生行迹与风节，更可见会老堂之于欧阳修的重要意义。

（三）西湖书院是颍州重视教育的体现

西湖书院是元末明初人假托欧阳修之名所建。虽是假托，却恰恰证明了颍州人民对欧阳修这一文化资源的珍视，对教育的重视。这一点吕景蒙《重建西湖书院记》表达得非常清楚：“然则颍人之所思者独欧阳文忠公已乎？曰文忠之出守也在兹，其退老也在兹，言行教化之孚于民最深，人之感而思之、久而不忘宜也。”[4]卷九明代颍州兵备道官员与知州、清代知州与晚清阜阳知县等，都对西湖书院非常重视，不断重修，是期望读书于其中的诸生能缅怀欧阳修等先贤遗风，磨砻砥砺，以修学业，饬躬砥行以进德行。如孙光祀《重建西湖书院碑记》所言：“今书院之旁，晏、吕、欧、苏（以欧为主，兼祀晏、吕、苏。见吕景蒙记文）之灵所式而凭也。之四贤者，勋名事业班班在史册间，其徒文采风流而已乎？诸生于读书稽古之余，缅思四贤之遗风，共树千秋之不朽乎！他日若或得重过汝阴，见诸生彬彬郁郁，学与德并进，文与行兼修，则匪惟书院有造于诸生，实有光于书院。”[14]卷一九

综上所述，欧阳修对颍州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空间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阜阳市政府本着接续文化传承、提高城市品味的理念，对颍州西湖及欧阳修遗迹尤其是会老堂进行了大力开发与重建[30]61-67，这对于阜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注释：

（1）在述及这次文事活动的宋代文献《风月堂诗话》《石林诗话》等中都未提及刘攽，都称是刘敞，《（成化）中都志》应是误书。当然，据颜其中《刘攽年谱》（《<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时刘攽居颍州守丧，《颍州和永叔》有“心与地俱远，我徒共熙然”之句，其参与此雅集，也是有可能的。

（2）卢见曾同时“重葺四贤祠，而以宋佥书赵令畤、明通判吕景蒙二公配享”“仿杭之西湖筑亭湖心，别建一室曰‘画舫斋’，志欧公遗爱也”。其诗集卷上还有《汝阴西湖鞠为茂草久矣，予来守颍，始浚治之，今升新任，临行有作》“欲别西湖去”组诗四首。

（3）彭兆荪，字甘泉，号湘涵，江苏镇洋诸生，此诗为其与星社成员同游而作。详参罗军《彭兆荪生平交游著述考》，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4）“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史称“陆佃虽受经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党人之罪请一施薄罚而已，犹差贤于众人焉”。朱佃在青苗法问题上，与欧阳修意见大致相类，“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引自《宋史·陆佃传》。陆佃对欧阳修也比较敬重，曾修纂《增修埤雅广要》，卷四一载“朱衣点头”帮助欧阳修评阅试卷的神异之事，“欧阳公知贡举，每考卷，坐后觉有一朱衣人点头，然后其文入格”。

（5）《颍州重创欧阳文忠公祠堂记》碑石现藏古颍州西湖会老堂。详见亓龙、王秋生、胡天生《颍州西湖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图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

（6）王敛福纂修《（乾隆）颍州府志》卷二《建置志坛壝•欧阳修祠》云：“旧在城北，为颍水冲圮。明正统中，御史彭公勖复建于学前之西。今废。”

（7）王敛福纂修《（乾隆）颍州府志》载：“四贤祠，西湖上，祀宋晏元献公殊、吕正献公公著、欧阳文忠公修、苏文忠公轼，岁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明万历中知州谢诏重修。康熙七年，知州喻三畏重修，计东有记。二十五年，知州马之骅重修。雍正十三年，郡守卢见曾大加修葺。乾隆十三年，郡守王敛福更新之，建澄源堂于其后。”

（8）兰亭、王一竹《金代书院考》，《史学集刊》2011年11月第6期；王颋《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9）不只西湖湖滨的西湖书院，同在湖滨的颍州儒学也在洪武间沦于河。详见刘节《（正德）颍州志》卷五题咏，苏镒《重修儒学记》。

（10）这次重修之前，弘治中兵备孙盘曾“创文忠书院”，但不知在何处。孙盘，字伯坚，辽东仪州人，弘治丙辰（1496）进士，“创文忠书院”。引自《（顺治）颍州志》卷一二。

（11）《明一统志》卷七称“双柳亭”，“在颍州。宋晏殊守郡日尝手植双柳，至欧阳修为守则双柳成阴，遂建此亭，作诗有‘树犹如此我何堪’之句”。此说欧阳修建双柳亭，误。应是明人所建，借欧诗句，托欧之名。

（12）欧阳修于1049年2月至1050年7月任颍州知州；1052年3月至1054年5月颍州守制；1071年7月至1072年7月，终老颍州。除其它路过颍州作短暂停留外，以上居颍时间约4年7个月，时间长度居各仕宦地之首。

（13）约100多首，详见施培毅《欧阳修的颍州诗词》，《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阮娟《欧阳修颍州诗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王秋生《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黄山书社2004年版。

（14）参看李兴武、陆志成《欧阳修的退却》第59页《颍西湖的历史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笔者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明清方志的一些史料。

（15）刘节《（正德）颍州志》卷一《山川》。数据由取长、宽各十里计算所得。

（16）明代参考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第166页，《明朝的尺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按1里=300步，1步=6尺，1尺=0.326米（明代量地尺）计算。

（17）刘节《（正德）颍州志》卷一《山川》。具体原因是黄河其中一股经中牟、尉氏、洧川、鄢陵、扶沟，下游夺颍水入淮。详参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第49页。虽然元代1315年以前，黄河尚未真正夺颍，颍水仍然受到影响。颍水河床相对狭窄，再加上河沙淤积，使颍水进一步变浅变窄，河床抬高，水量变小，以致颍州西湖面积变小。另一方面，黄河汛期又导致颍水决溢，颍州西湖沉积大量泥沙，以致湖水变浅，水量变小，旱时湖域缩小。

（18）据卢见曾《颍州重浚西湖记》应为乾隆元年。《（乾隆）颍州府志》系年为雍正十三年，失考。

（19）卢见曾《颍州重浚西湖记》。据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田地统计》第542页《古今尺度的比较》，清代量地尺1尺约等于0.343米计算。又《（乾隆）颍州府志》载，卢见曾查复湖田一十六顷（约1.066 65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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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兴武,陆志成.欧阳修的退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On Yingzhou’s Relics about Ouyang Xiu

CHENG Yu-j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ebei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Shijiazhuang 051430, China)

Yingzhou’s relics about Ouyang Xiu include Juxing House, Huilao House, Liuyi House,Ouyang Xiu’s Ancestral Temple and West Lake Academy, which are cultural symbols of Yingzhou. These relics declined gradually since South-Song dynasty.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West Lake reduced gradually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invas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relics of Ouyang Xiu were the symbol of cultural prosperity of Yingzhou,showed the values of honesty and also embodi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emphasis upon education.

Ouyang Xiu; Yingzhou; relics; decline; cultural significance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1.02

K291/297

A

1004-4310（2017）01-0007-09

2016-10-02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欧阳修遗迹研究”（15YJC751009）。

程宇静（1978- ），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欧阳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