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在英国的译介*

张智中

天津师范大学

汉语诗歌在英国的译介*

张智中

天津师范大学

自18世纪以来，汉语诗歌被陆续译介到英国。早期的译者，主要是长期旅居中国的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英译唐诗的影响，迅速扩展到英国的文艺界。两个多世纪以来，汉诗英译在英国产生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如理雅各、翟理斯、韦利等，他们成为汉诗英译的代表人物。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如华兹生、斯奈德、宇文所安等，都是美国人，汉诗英译的中心也相应地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本文探讨汉语诗歌在英国译介的历史状况，重点分析汉诗英译代表人物的翻译，并展望汉诗英译的未来。

汉诗英译；英国；翻译家

1.汉诗英译在英国的发轫

在中国文学中，诗歌占据要津；中国文学的英译，也从诗歌开始。关于汉诗英译在英国的早期情况，学术界有不同的论述。吴伏生先生说：“虽然英国从17世纪起便与中国有经济往来，但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相比，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和介绍要晚得多。”（吴伏生，2012：1）他接着说，最早翻译介绍汉诗的英国人，是坡西主教（Bishop Thomas Percy, 1729-1811），他于1761年出版了《好逑传：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Hau Kiou Choaan, The Pleasing History），参照其他英文和葡萄牙文译本完成，书中收录有《诗经》的选译。（吴伏生，2012：2）但是，根据朱徽（2009：4）的观点，从16世纪以来，英国就一直在翻译和介绍中国古典诗歌。查理德·普藤汉（Richard Puttenham, 1520-1601）在《英文诗艺》（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1589）中讨论英文格律的时候，译介了中国古诗。这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汉诗英译的最早记录。显然，关于英国最早的汉诗英译，两个学者的观点，相差了近两个世纪。

不过，他们的一个共识是：“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在汉诗英译方面做出了具开拓性的历史贡献”（朱徽，2009：1）。长期旅居中国的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开启了唐诗英译的先机，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译文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一经发轫，英译唐诗的影响，便迅速扩展到英国的文化艺术界。（江岚，2009：295）吴伏生认为，维斯顿（Stephen Weston, 1747-1830）是汉诗英译的先行者之一，但他不太懂汉语，译文中出现不少的错误。不过，“在唐诗西传的起步阶段，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汉学家们付出的努力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江岚，2009：82）。18世纪欧洲人所知道的汉语诗歌，不是被中国人所推崇的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的杰作，而是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的诗篇。（吴伏生，2012：3）这正说明了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诗歌何其缺乏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诗经》之外，汉诗被翻译成英语的，都不是中国诗歌的代表作。直到1887年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帕克（E. H. Parker）翻译了一些李白和杜甫的诗，1888年汉学家爱德金斯（Joseph Edkins）翻译了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李白等人的诗，才标志着英国人对汉诗的兴趣，不再局限于《诗经》和里巷歌谣。（吴伏生，2012：18）

2.汉诗英译在英国的延伸与发展

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在华多年，汉语功底较深，著述颇丰。他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可以说是代表了英国当时的最高水平。（吴伏生，2012：9）1870年，戴维斯出版《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一书，介绍中国诗歌的总体情况，揭开了唐诗向英语世界传播的大幕。（江岚，2009：8）“从19世纪末开始，一百多年来，唐诗的译介和研究在英语的文化语境中，走过了一条由随意、零散、宽泛到系统化、专门化的道路。”（江岚，2009：295）“此后，唐诗的译介得到了一些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汉学家们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关注……逐步搭建起唐诗英译由零散、随意向系统、专注的方向发展过渡的桥梁。”（江岚，2009：8）“这些汉学家们都是唐诗西传先行者，他们对唐诗作品，对唐代诗人及其所秉承的文化传统的了解和介绍，以及他们自身绝非泛泛的英文诗歌创作功底，使唐诗的篇章在他们的译笔之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得李白、杜甫、陈子昂、张九龄等著名唐代诗人，先于唐诗这个诗学整体而被英语世界所认知和了解。”（江岚，2009：82）

于是，在英国的汉诗英译界，出现了理雅各、翟理斯、戴维斯，他们被并称为“19世纪英国汉学的三大代表人物”（江岚，2009：8）。进入20世纪后，“1916年，英国第一个涉及中国研究的专门机构‘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成立，标志着英国的汉学研究有了重大发展”（江岚，2009：8）。这时，汉诗英译在英国的高潮，也就到来了。这时，从事汉诗英译的英国人逐渐增多。在戴维斯的基础之上，继往开来，将汉诗英译乃至汉学研究带进英国学术殿堂和文化主流的，便是理雅各和翟理斯。（吴伏生，2012：17）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译者的汉诗英译持续进行，范围逐渐扩大，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

“20世纪20年代以前，唐诗译介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江岚，2009：14）这一阶段唐诗英译的特点，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译介者主要由传教士和外交官出身的早期汉学家组成。他们多在中国长期生活，精通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对唐诗及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认识。第二，汉诗英译的历史进程由宽泛到专门，由随意到系统。翟理斯为唐诗西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唐诗英译由零散、随意发展到系统、专注的过渡阶段的代表。第三，唐诗的影响，向汉学研究领域以外传播。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唐诗已经开始从汉学研究领域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从精英圈向民间开始传播。第四，译介者对东方文化抱有接近和了解的善意。这些早期汉学家的翻译工作，不但普遍受到语言障碍的挑战，同时也受到语言所携带的文化因素的制约。（江岚，2009：14-20）

唐诗英译起步阶段在英国出版的重要文本，都很快流传到美国，其重心从20年代初开始逐渐转移到美国。（江岚，2009：157）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对于汉学研究的急功近利的态度，致使有志于传统汉学研究而又颇有建树的学者，纷纷转向美国去发展。（江岚，2009：281）唐诗英译到了进深阶段之后，重心也就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他们的西方文化素养，以及由美国注重跨学科训练的学术传统所形成的研究方法，让他们往往能够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应用于汉学研究。他们自身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束缚的研究立场，也使得他们关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更加开阔，辨析、思维的角度更加自由。”（江岚，2009：281）不过，汉诗英译在美国的具体情况，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3.汉诗英译在英国的几个重要译者

汉诗英译在英国，数个世纪以来，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太出名的译者。例如，1925年，艾伦·李（Alan Simms Lee）在伦敦出版了《花影：中国诗译集》（Flower Shadows: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翻译的质量一般，所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江岚，2009：253）再如，英国剧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克里弗·巴克斯（Clifford Bax, 1886-1962）先后出版过《中国诗歌20首》（Twenty Chinese Poems, 1910）和《中国诗歌25首》（Twenty Five Chinese Poems, 1912）两本译著。（江岚，2009：83）这两本单薄的小书，虽然当时颇有知名度，但却远不如弗莱彻、翟理斯、韦利等人名气大。另外，1920年，翻译家爱德华·马瑟斯（Edward Powys Mathers, 1892-1939）出版了其编译的《清水苑：东方情歌120首》（The Garden of Bright Waters:One Hundred and Twenty Asiatic Love Poems），书中收入阿富汗、日本、柬埔寨、缅甸、印度、中国等国家的爱情诗歌，地域跨度和年代跨度都很大。（江岚，2009：108）更具影响力的，是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爱德金斯（Joseph Edkins, 1823-1905）、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36）、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 1872-1945）、威廉·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 1879-1933）等，下面分而述之。

戴维斯认为，英译汉诗时，应该用英诗中的一个音步（foot），而不是一个音节（syllable），来对应汉诗中的一个汉字。这在当时颇具创意，对后代影响较大。（吴伏生，2012：9-10）戴维斯指出，英国人对中国诗歌缺少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译者的趣味不高，他们翻译的多是里巷歌谣，翻译水平也差，从而导致汉诗魅力的丧失。针对这种现象，他建议译者翻译汉诗中的优秀作品，并放弃“逐字翻译（verbal translation）”的方法。他认为，欧洲语言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直译，因为它们之间有连带关系。但汉语和英语之间差异巨大，逐字翻译只能产生笨拙的译文。因此，他主张以诗译诗；同时，他也承认在不同场合下，为了不同的目的，译者不妨采用其他的策略。（吴伏生，2012：10）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戴维斯所翻译的杜甫的《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An Evening Shower in Spring

See how the gently falling rain

Its vernal in fl uence sweetly showers.

As through the warm and tepid eve

It silently bedews the fl owers.

Cloudy and dark th’ horizon spreads,

—Save where some boat its light is burning.But soon the landscape’s tints shall glow

All radiant, with the morn returning.

（戴维斯 译）（吴伏生，2012：13-14）

研读品味，只觉译文偶行用韵，措辞形象，传神而达意。“戴维斯最反对在译文中罗列令译语读者无所适从的汉语名称和地名，因为它们会使这些读者生厌，并最终失去对汉诗的兴趣。此处，为了避免这一点，他采用了转换的方法，用笼统的‘landscape’（大地）来代替特殊的‘锦官城’，使译语读者一目了然。”（吴伏生，2012：15）显然，戴维斯的译诗主张与专名处理手法，与中国当代汉诗英译专家许渊冲先生的理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戴维斯的汉诗英译，不都采用格律韵体。另外，戴维斯将汉诗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以便拉近汉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距离。通过戴维斯的翻译，英国人对汉诗的误解得以纠正，汉诗成为在他们中间产生共鸣的文学作品。（吴伏生，2012：17）

爱德金斯在中国度过了57年，从事传教和译著工作，最后在上海辞世。他研究兴趣广泛，对中国语言文字、文学和历史有深厚的了解。著有《中文口语进阶》（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1862）、《汉语在语言学上的定位》（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1871）、《中国汉字学习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876）、《中国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1893）等20多部汉学研究著作。他还将古典汉语与英语诗歌进行横向的联系与比较，例如将李白的诗歌与华兹华斯的诗歌进行比较，这些也属难能可贵。（江岚，2009：66-68）汉诗英译时，爱德金斯有时会对同一首诗，给出两种译文。例如李白《渌水曲》及其英译：

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There where the lake is green

The autumn moon is seen

And water shields are spread

Along the tangled bed

Their leaves are snowy white

Beneath the sun’s warm light

See here the lotus grow

Making a glorious show

Floating in loveliness

And wishing to express

The thought that come to fl owers

But lacking speech like ours

The boatman rowing by

Is sad he knows not why

（爱德金斯 译）（江岚，2009：71-72）

译文虽然每两行押一韵，却将原文的4行，译成了英文的14行。后来，爱德金斯对此诗重新翻译：

On the green water shines the autumn moon,

Where someone plucks white water shields.

The lotus with its enticing beauty seems ready to speak.

The boatman as he rows is grieved to the brink of despair.

（爱德金斯 译）（江岚，2009：73）

译诗变成了4行，但却没有了尾韵。如果说改译在字面上与简洁上更接近汉诗的话，原译在韵律上似乎更忠于原诗。爱德金斯对同一首汉语诗歌的不同翻译，从一开始就说明了译者面对汉语诗歌，在翻译过程中的犹豫不决。而这种犹豫不决，乃是由于译者不知该忠于原文的哪个方面所造成的。此后一百多年来，汉诗英译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流派或风格，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英国汉学家爱德华·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36），汉文名庄延龄，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汉学家，著有《鸦片战争中国报告》（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1888），《孔子的生平、工作与学说》（The Life, Labour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us, 1897），《中国和宗教》（China and Religion, 1905）、《中国通史》（Ancient China Simpli fi ed, 1908）等著作。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对中国历史和宗教史的研究，也是第一位认真研究中国方言的非传教士背景的汉学家，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方言学观点近年开始逐渐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1887年间，庄延龄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杂志的《中国诗歌》栏目连续发表了数首他所翻译的唐诗。其中，以储光羲的《田园杂兴八首》之“种桑百馀树”的译文质量最好，不仅语言亲切，格式工整，韵律优美，也传达出诗人与世无争的逍遥自得。（江岚，2009：61-64）原诗与译诗如下：

种桑百馀树，种黍三十亩。

衣食既有馀，时时会亲友。

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

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

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

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

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

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

Rustic Content

A hundred mulberry trees I’ve got,

And thirty acres round my cot;

Of food and clothing thus enough,

A friend can share my surplus stuff.

In summer there’s my mess of rice,

In autumn seasoned wine with spice;

The wife smiles welcome in her face,

The young’uns skip about the place.

At sunset take a garden stroll,

Sit chatter on that shady knoll;

When slightly boozy, toddle home,

And doze it off in this cool room.

Where I can watch the Milky Way,

And Great Bear moving towards day;

Still there are sev’ral kegs of yest,

To-morrow we will drink the rest.

（帕克 译）（江岚，2009：64）

汉诗16行，译诗16行；汉诗押韵，译诗亦然。原诗采用白描的手法，表现诗人的田园之乐，译诗双行一韵，内容上虽然稍有出入，却也保持了原诗清新朴素的语言风格，表现了诗人与世无争的逍遥自在。

如前所述，英国早期的汉诗英译者，以传教士和汉学家为主。但有个别例外，英国诗人克莱默–宾，便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汉学家唐诗译者。他的译著，《长恨歌及其他》（The Never Ending Wrong and Other Renderings, 1902）、《宫灯的飨宴》（A Feast of Lanterns: Rendered with an Introduction, 1916）和《玉琵琶》（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 1918），都是在翟理斯等学院派译家的英译文本基础上的改译。“克莱默–宾不懂中文，只凭着对唐诗的热爱，反复揣摩意境，取天下人同此心的情怀，把他人的译文脱胎重写。”（江岚，2009：19-20）并使之更加诗意化和大众化。

可以说，克莱默–宾是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在英、美大力推介唐诗的第一人。他具有推介、传播东方文化的热忱，以及力求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善意。他从未到过中国，也不大懂汉语，他的译作，都是在他人英文或法文译本的基础上的重新诠释和改写，只能说是“再译”或“重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在其1908年的《诗经》译本中，克莱默–宾说：“伟大的世界文学已经被那些纯粹的学者们把持得太久了。对于他们来说，文字至高无上，而精髓则无关紧要。现在已经到了文学家站出来宣布并承担起责任，去揭示异域文学的真实面貌及其魅力的时候了。”（江岚，2009：85）虽然克莱默–宾表现出对翟理斯的尊敬，但他对其经院学者式的、精确有余而灵动不足的中国诗词译文并不认同。例如两人对李白《静夜思》的不同翻译：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英译一：

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 — 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翟理斯 译）（吕叔湘，2002：136）

英译二：

Thoughts in a Tranquil Night

Athwart the bed

I watch the moonbeams cast a trail

So bright, so cold, so frail,

That for a space it gleams

Like hoar-frost on the margin of my dreams.

I raise my head, –

The splendid moon I see:

Then droop my head,

And sink to dreams of thee –

My fatherland, of thee!

（克莱默–宾 译）（吕叔湘，2002：137）

比读可知，翟理斯的翻译，以4行译4行，交叉押韵，是典型的韵律翻译，虽然个别字词稍有改动，但基本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细读克莱默–宾的翻译，“微光如秋霜凝在梦的边缘”（Like hoar-frost on the margin of my dreams）是相当富有浪漫气息的添加，可惜无论是在李白原诗还是在翟理斯的译文中，“梦”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末句“祖国”这个词又是凭空添加的，结果错误地将整首诗原本感慨客况萧条、思乡思亲的秋夜旅怀转换成迥然不同的内涵和境界。（江岚，2009：101）

“克莱默–宾既然读不懂原文，他重译时便无从讲求和原诗的对照，因此在译诗的语言处理上，他的发挥余地更大，他甚至习惯于把自己的想象和情绪加入到原诗中去。在他看来，唐诗是如此浪漫，如此丰美，他只能用同样唯美和浪漫的情调来诠释。”克莱默–宾的“西化的唐诗”比“直译的唐诗”更易于被普通的民众所理解、所认可。（江岚，2009：91-94）因为他更加注重诗性的、浪漫唯美的感染力。总之，“推动英译唐诗走出学术界精英圈，被更广大的英语世界范围的读者所喜爱和接受，是克莱默–宾对唐诗西渐最伟大、最直接的贡献。”（江岚，2009：108）

威廉·弗莱彻于1919年出版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专著《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1925年，他又出版了《英译唐诗选续集》（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两本书，共译出唐诗286首。“弗莱彻借此成为向英语世界专门译介唐诗的第一人，他以对唐诗大量而较为系统的翻译，成功地完成了唐诗译介从零散到系统的过渡。”（江岚，2009：9）“在弗莱彻看来，唐诗不仅给人带来阅读的快感，更充满生命的启迪……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优美的诗篇呈现给西方的读者，希望读者们能够通过他的译笔，与唐代诗人们一起泛舟于长江之上，踏月于山寺之中，从而领略到唐诗真正的普世价值，找到生命中真正的宁静与和谐。”（江岚，2009：140）下面是金昌绪的《春怨》及其英译：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A Lover’s Dream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d to me.

（弗莱彻 译）（吕叔湘，2002：136）

“不得到辽西”，英文以My lover smiled to me（我的爱人向我微笑）来译，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忘记字面上的“背叛”之后，若读者仔细玩味诗语之内的含义，可以感到，译文与原文，在诗意上正是相吻合的。“弗莱彻明快、简练而又不失典雅的英译唐诗风貌，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其影响一直持延续至今不衰。”（江岚，2009：152）

至于弗莱彻英译唐诗的特色，江岚总结如下：第一，与翟理斯的翻译风格大体近似，都用诗体，而且都押韵。弗莱彻译诗的阅读对象，是普通读者，因而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第二，以韵体直译为主。他的译文中很少出现因韵害义的情况，他译文的语言风格，比学术性译文更亲切，比创造性译文更准确，这是他的译文能在汉诗英译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第三，直译注重传达原诗意。有时，他的译文不拘泥于与原文字面上的机械对应，而是将他所理解的唐诗的诗意，用贴近英国读者审美习惯的语句表达出来，这是弗莱彻译文的一大特色。（江岚，2009：142-145）

4.汉诗英译在英国的代表性译者

汉诗英译在英国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理雅各、翟理斯、韦利等。下面分而述之。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可谓是西方汉学界的奠基人物之一。他所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多达数十部，几乎囊括了整个儒家与道家经典。1876年，牛津大学任命理雅各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他在此教职耕耘了20多年，直到1897年去世。这20年间，他是西方汉学界的泰斗，此间的西方汉学史，被称为“理雅各时代”。（吴伏生，2012：21-22）

理雅各所翻译的汉诗，主要有《诗经》（The Shi King），1871-1872年在香港出版，是《中国经典》的第四卷，也是《诗经》的第一部完整的英文译本。理雅各的翻译，一向以准确著称，他的注释之详尽，令人敬佩。因此，他的翻译，是学术翻译——而非文学翻译——的典范。（吴伏生，2012：26，29）理雅各心中的读者，是专业的学者，而不是普通读者，因此，他的译文往往拖泥带水，准确有余而生动不足。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关雎》第二节的翻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Here long, 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理雅各 译）（吴伏生，2012：35）

“上面所引的译文不但参差不齐，而且大量运用句中标点，使其在节奏上颠簸缓慢，与原诗明快流畅的效果截然不同。”（吴伏生，2012：35）这样一来，译文虽然比较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却丧失了原文的耐品耐味的美学内涵。

“理雅各的翻译曾被称为‘parenthetical’（括号式），亦即‘诠释型’翻译。这不仅因为他为其译文提供了大量注释和题解，还因为他在译文中使用了很多括号和说明性的词语，以帮助读者理解原诗的含义。”（吴伏生，2012：55）理雅各的《诗经》（The Shi King），于1871-1872年在香港出版约五年之后，即1876年，他又出版了韵体版的《诗经》英译本。“当初为《中国经典》丛书翻译《诗经》，理雅各心中的读者是具备中文能力的学者和专家。此次他翻译韵体《诗经》，所针对的对象是一般的‘英语读者’（English readers）。”（吴伏生，2012：66）但是，人们喜欢的，还是他所翻译的散体《诗经》。继理雅各之后，英国汉学界的领衔人物是翟理斯。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当时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不亚于理雅各。“由于他的著作涉及中国语言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影响也相对要大得多。”（吴伏生，2012：104）翟理斯译有《聊斋选译》（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1880），《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4），《中诗英韵》（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1905），《中国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1911），编有《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文自学课本》（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等。

不同于理雅各，翟理斯翻译的对象，不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专家与学者，而是那些对中国语言文化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因此，通俗性是翟理斯翻译的主要特征。“他的汉诗翻译，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风格上自成一体，也常常因为不同原因为后人所追念。”“翟理斯认为，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译者都应该尽量避免直译，而是要采用在译语中通顺流畅的词语和文体。只有这样，才能使译文避免佶屈聱牙、令读者厌恶。也就是说，要对原文进行归化，以使其易于为读者接受。”（吴伏生，2012：107，117）显然，翟理斯的翻译，是归化的韵体翻译的典型。下面是王维《杂诗·其二》及其英译：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Sir, from my dear old home you come,

And all its glories you can name;

Oh, tell me, —has the winter-plum

Yet blossomed o’er the window-frame?

（翟理斯 译）（江岚，2009：48）

“把翟理斯的英译文本再翻译成中文，差不多就是王维原作的白话文改写。而且译诗行文的风格也和原诗一样，以不加修饰的白描记言手法，用很省净的笔墨一气呵成，将原诗中主人公久羁异地，忽遇相亲的感情、神态、口吻都再现得十分生动，堪为唐诗英译中的佳作。”（江岚，2009：48）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首诗的白话文改写之一：

先生你从故乡到来，

一定知道故乡的事态。

你来时可见我家的窗前，

那株冬梅花儿开没开？

（袁远，1992：473）

和白话文改写之二：

您是打从故乡那里来，

一定会知道故乡的事。

来时我过去卧室窗前，

寒梅是否绽开了花蕾。

（郑竹青、周双利，1999：1344-1345）

比较可知，翟理斯的译诗与两种白话文改写或曰今译，在风格上何其相似。不过，在汉诗英译之时，翟理斯的翻译策略是比较灵活的。比如，“翟理斯全文翻译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两首长篇名作，即《琵琶行》和《长恨歌》。所不同的是，这两篇译文都没有用韵，而且在翻译《琵琶行》时，翟理斯甚至采用了散文体。”（吴伏生，2012：149）另外，“翟理斯的汉诗翻译不仅仅局限于古代名篇，也包括一些不见经传以及当时发表的作品。这与他的汉学研究及翻译中的通俗化倾向不无关联。”（吴伏生，2012：169）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及其文化存有许多偏见和误解。翟理斯以清除这些偏见和误解为己任，不断强调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他汉诗翻译中的归化倾向，便是纠正西方对中国妖魔化的一种策略。但是，在这当中存在着另外一种风险。翟理斯的某些翻译不仅在形式上看不到原诗的痕迹，而且在内容上甚至成了西方文化理念的说明和体现。”（吴伏生，2012：135）例如，有时他以“God”来翻译汉语诗歌中的“天”；有时还在其译文中引用《圣经》中的话作为译文的标题，这些都是出于为译文读者的考虑，是归化翻译的典型策略。

另外，1918-1922年，翟理斯与当时尚还年轻的阿瑟·韦利就汉诗翻译展开了一场争论。然而，“翟理斯与韦利的这场争论并没有使汉诗翻译更上一层楼。双方，尤其是翟理斯，对彼此的翻译在细节上锱铢计较，相互指责，力图压倒对方，而不是就汉诗翻译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做深入的探讨。”“翟理斯常常被当作汉诗翻译中旧式风格的典型。倒是韦利的翻译更能迎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并成为20世纪汉诗英译的楷模。”（吴伏生，2012：192-193）因为翟理斯的译文，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风格，韦利的译文，却是当代英语的文学风格。

韦利（Arthur D. Waley, 1889-1966）其实是翟理斯的学生。“1918年，年仅29岁的韦利出版了《汉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一书。这是继翟理斯《中诗英韵》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汉诗选集。”“20世纪期间，韦利对汉诗英译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可谓无与伦比。自从1917年他的《汉诗一百七十首》问世以来，无数西方读者便通过他那清晰流畅的翻译来接触和认识中国诗歌及其文化。”（吴伏生，2012：172，194）韦利的主要译著，还有《道德经》（The Way and ItsPower, 1934）和《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8），并著有《中国古代的三家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39）。

韦利的译诗，主要采用直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通过直译，译者可以在译文中再现汉诗的基本节奏，而且在韦利看来，诗歌的节奏便是诗歌的魅力所在。他反对用韵，因为在他看来，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根本无法在英语中复制出汉诗的韵律，尤其是与英诗经常换韵不同，汉诗常常通篇使用一个韵脚。另外，韦利还认为，在译诗中使用韵脚，往往或是削弱了译文的活力，或是伤害了译文的直译效果，古往今来，无一例外。（吴伏生，2012：214-216）下面是《古诗十九首》组诗中的第二首及其英译：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Green, green,

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

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

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

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

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

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

Once she was a dancing-house girl,

Now she is a wandering man’s wife.

The wandering man went, but did not return.

It is hard alone to keep an empty bed.

（韦利 译）（吴伏生，2012：230-231）

“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构成六组叠字。但是，“由于英语中没有这种修辞手段，因此翻译起来比较困难。为了在译文中充分体现原诗的风格，韦利此处完全采用了直译的策略。他甚至将原诗中的前六行每行分别译成两行，把叠字词组单独排列，以便突出它们的作用。韦利的汉诗翻译一向以行文流畅著称，这六行的翻译却有意给人以支离的感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翻译这首诗时，韦利不仅仅力图传达它的内容，而且还要向读者再现它的艺术风格。为此，他不惜牺牲译语的传统与习惯，让读者向原诗靠拢。一般来说，韦利的汉诗翻译多采用归化原诗的策略。但是，他这首诗的译文却表现出了用原诗改变译语的异化倾向，因此尤为引人注目。”（吴伏生，2012：231-232）

在其翻译中，韦利偏爱诗风浅近，简洁明了的诗篇，他选译的多是这一类风格的唐诗作品。因此，在中国古代诗人当中，韦利对白居易情有独钟。1949年，他出版了白居易的传记《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白居易。 “韦利先后译出白居易各体诗文总计超过200余首，白诗研究构成了韦利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专门方面。”（江岚，2009：19）“韦利选诗的标准和他自己的语言风格，决定了他译文的浅白如话。读他的译诗，即使没有原文对照，也用不着苦思冥想，马上可以将译文和原文联系起来。”（江岚，2009：115）例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及其英译：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On Board Ship: Reading Yuan Chen’s Poems

I take your poems in my hand and read them beside the candle;

The poems are fi nished: the candle is low: dawn not yet come.

With sore eyes by the glittering candle still I sit in the dark,

Listening to waves that, driven by the wind, strike the prow of the ship.

（韦利 译）（江岚，2009：123）

“韦利的英文文本对原诗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他用英文重音来体现唐诗中的每个汉字发音效果，虽不用韵，诗句抑扬、轻重的音节处理却很自然，文字清淡准确，尤其是将‘灯’字译成‘蜡烛’而非英文的‘light’，十分传神地再现了白居易当时所处的环境，衬托出他的孤独寂寥之状，传达出白居易这一首平淡中见神韵的传世名篇中，诗人心与物会，情与景合的孤清境界。”（江岚，2009：125）再如李白的《自遣》及其英译：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

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

Self-Abandonment

I sat drinking and did not notice the dusk,

Till falling petals fi lled the folds of my dress.

Drunken I rose and walked to the moonlit stream,

The birds were gone, and men also few.

（韦利 译）（江岚，2009：133）

小诗《自遣》，深婉而有余味；韦利的译文，流畅、清新，而不失可爱。韦利认为，译诗的“忠实”，不仅仅是对原诗歌字词的翻译，而是再现诗歌的美感。翻译不应该加入译者自己的想象，也不应该因凑合韵脚或其他原因而任意更改原诗的内容或损害译文的艺术感染力。他坚持认为，传统英语格律体诗歌的押韵规则，实际上无法再现中国诗歌的韵律。他具有独创性的译诗风格，扩展和丰富了唐诗在英语世界主流文化中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江岚，2009：111）“韦利深信自己韵律化的译作逼肖原诗，虽不押韵，却注重诗歌的整句顿挫和意象完整，即使译文中出现一些小的错误，也不会妨碍全诗意境的完整性。”（江岚，2009：123）以小诗《自遣》的英译验之，信然。“韦利对白居易和李白的研究，强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唐代诗人专门研究的系统性和学术性。”（江岚，2009：137）

另外，韦利英译的《诗经》（The Book of Songs）不但常常为专家学者所引用，也成为西方读者最为熟知和喜爱的译本。（吴伏生，2012：310）“韦利的汉诗翻译兼顾专家学者和一般读者的需求与兴趣。它不仅仅赢得了汉学界的认可，同时也把中国诗歌介绍给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没有人能够与他媲美。”（吴伏生，2012：318）

作为一名勤奋多产的学者，韦利共著书40种，翻译中、日文化著作46种，撰写文章160余篇。（江岚，2009：110）“1953年，韦利因介绍东方诗歌成绩卓著，荣获20世纪英联邦国家诗歌界最高荣誉，英国女王诗歌奖（Queen’s Medal for Poetry）。”（江岚，2009：135）“韦利以其在英、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用忠实流畅、力求忠实于原典的译笔，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和喜爱，成为继翟理斯之后，在欧美汉学界推动唐诗译介最为得力的著名汉学家。同时，韦利对所译作品的透彻了解和见解独到的研究，给西方读者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照唐诗的视角；他对中国古诗译介的高度热情，大大增进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推动了唐诗西传的历史进程。”（江岚，2009：136）

5.汉诗英译的前景展望

翟理斯培养了汉学家韦利，韦利又培养了下一代汉学家，如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白之（Cyril Birch）；因为霍克斯和白之的翻译，不以诗歌为主，这里暂时略而不论。“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使得这些汉学家们在西方语境下对唐诗的诠释，必然带有他们自身文化传统的烙印。”（江岚，2009：81-82）从戴维斯到爱德金斯，从庄延龄到克莱默–宾，从威廉·弗莱彻到理雅各，从翟理斯到韦利，概莫能外。不过，若总结汉诗英译的方法，不过三种而已：一曰直译，一曰意译，一曰创译。三种方法，也只是译文离开原文的距离不同而已：直译的距离最近，意译的距离稍远，创译的距离最大。当然，这只是就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差异而言。与此同时，在诗意方面，说不定若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距离，反倒最大；若采用意译或创译的方法，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距离，反倒最小。凡此等等，不可一定。

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斯奈德（Garry Snyder）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都是美国人，继续为汉诗英译做出重大贡献。这时，汉诗英译的中心，也相应地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汉学或中国研究领域在西方再次成为热门学科。”（江岚，2009：299）

可以预言，未来的汉诗英译，在英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会有着较好的前途。而且，人们对于翻译的质量，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其实，汉诗英译的译者，几十年来，已经出现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即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当代汉诗的译者、英国汉学家霍布恩（Brian Holton, 1949- ）说：“我一直都这么认为，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唯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不成？”（霍布恩，2007：638）

其实，在当前的语境下，即便是独立的译者，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译者也加入了汉诗英译的行列，打破了以往英美译者“风景这边独好”的状态。于是，在独立译者中，有英美的独立译者，也有中国的独立译者。独立翻译也好，中外合作翻译也好，只要能出翻译精品，就是好的翻译。“唐诗的美学理想能够为现代西方世界所认知和接受，并在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中，有效促进多元文化的互补、互证与相容共生。”（江岚，2009：296）若将这段话中的“唐诗”改为“汉诗”，则话语同样有效。未来汉诗英译的局面，一定是英美译者、中国译者、中外合作译者同生并存的，而且，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

霍布恩.（2007）. 驶向天堂的码头——杨炼长诗《同心圆》译后记. 载于海岸（选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631-638页）.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江岚.（2009）. 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 北京：学苑出版社.

吕叔湘.（2002）. 中诗英译比录. 北京：中华书局.

吴伏生.（2012）. 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 北京：学苑出版社.

袁远.（1992）. 唐宋名诗新译（上）.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郑竹青、周双利.（1999）. 中国历代诗歌通典（中卷）.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朱徽.（2009）.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汉学家汉诗翻译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云龙）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汉语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项目批准号：16BWW012）；天津市201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汉诗英译风格流派研究”（项目编码：TJWW15-006）和2014年度国家教育部项目“仓央嘉措诗歌研究：译介、传播与比较”（项目批准号：14YJC740075）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张智中，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诗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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