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者与历史的缔造*

管兴忠 张思雨 译

北京语言大学

口译者与历史的缔造*

管兴忠 张思雨 译

北京语言大学

本文摘译自让·德利尔（Jean Delisle）与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主编的《历史上的译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书第九章，讲述了口译史、口译培训和口译研究方法。摘译部分主要介绍了从交替传译到同声传译的口译模式转变、从巴黎和会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相关重大历史时刻及相关口译员，以及探索新大陆时期为欧洲探险家充当翻译的两位女性：玛丽娜夫人（Doña Marina）和在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远征队中担任口译的萨卡加维亚（Sacajawea）。

《历史上的译者》；口译史；同声传译；交替传译

历史上的口译员，无论活跃在哪个领域，他们既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也因为参与其中而成为历史的缔造者。如果没有口译员，无论是民族和国家关系，还是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交流活动，都会有很大不同。

口译员无法像翻译家那样给世人留下永恒的遗产，杜蕴德（Andrew Dawrant）如是认为。杜蕴德是唯一一位母语为英语、为联合国提供汉语口译的专家。这位加拿大人通过看电视、上课、在中式点心店当服务生掌握了汉语，后来曾为国家首相、外交官、公司首席执行官、诺贝尔奖获得者提供口译服务。身为世界顶级的汉英口译员，杜蕴德可谓是个“奇迹般的人物”。然而，他觉得：

（作为口译员，）我注定只不过是21世纪初中西关系史上一个有趣的旁注而已……如果你翻译了《战争与和平》，而且译得足够好，你的译作会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流传，但我们不会留下什么遗产。我们的工作昙花一现，是空气中流动的语言。（Hoffman, 2011）

口头语言稍纵即逝。这一特性导致了口译及口译研究的“少数化”倾向（Cronin, 2002: 46）。若想了解口译员的过去，我们往往要借助于他们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自传等材料，但这些文献涉及口译活动本身的内容仅是东鳞西爪式的只言片语而已。由于缺乏可靠的书面记录，一些空白可能永远都无法填补。纵使文献资料充足，口语表达本身依然很难通过“书写或印刷等外化翻译形式”给予充分的解释，因此迈克尔·克罗宁（Cronin,2002）建议通过“权力、文化、性别、种族等范畴”来开展口译研究。

多数情况下，口译员及其工作成果都无法载入史册，因为史书记载的都是些重大事件、杰出人士或者丰功伟绩。此外，书面文字的主导地位使得笔译员更可能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口译员的社会阶层同样解释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他们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杂合性，而且多为妇女、奴隶或出身次等社会阶层的成员，比如生活在英属印度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Roditi, 1982: 6）。他们通常是那些无家可归或生活动荡之人（比如遭绑架之人、冲突摩擦或政治剧变的受害者），在经历跨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第二语言，成为双语或多语人士，进而开始从事口译。尽管这些人作为文化中间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历代书吏、编年史家和史学家作为甄选史书内容的决策者，显然不愿意给予口译员应有的一席之地。因此，关于口译员的秘闻轶事只能经由说书人或作家口笔相传，内容也就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传播逐渐走样。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大概非萨卡加维亚（Sacajawea，约1788-1812?）莫属，关于她的故事我们会在后文予以介绍。

口译史研究起步虽然相对较晚，但已经挖掘出许多新的线索。早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就出现了表示“口译员”和“口译”的象形文字（Gardiner,1969）。英格里德·克鲁兹（Ingrid Kurz, 1986: 218-219）详细记录了经典作品中出现的与口译相关的内容，比如李维（Livy）的著作中有五处提到口译，此外在恺撒、西塞罗、奥拉斯·格留斯（Aulus Gellius）、贺拉斯、普林尼、塞勒斯特（Sallust）及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的作品中也均有提及。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的研究也显示，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文献中均明确或间接提及口译（1992: 168-174）。例如，他通过研究色诺芬的《远征记》推断出希腊人和波斯人在谈判时都会带着自己的口译员。

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出现某种通用语，以方便讲不同语言的人进行沟通。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拉丁语。拉丁语不仅曾经用于宗教、科学、文学，在17世纪以前还是欧洲各国的外交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意大利语和法语也在欧洲起过类似的作用。阿拉伯语在非洲，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其各自的殖民地亦是如此。然而，这些语言主要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社会团体中使用。军队、商人、探险家或传教士一旦离开通用语的使用范围，就需要口译员的帮助。比如，罗马人在管理被征服领土、在帝国边境开疆拓土时都离不开口译员的参与（Van Hoof, 1962; Roditi,1982: 2）。

在晚期拉丁语和中世纪阿拉伯语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口译的记载。在中世纪，人们对口译员的需求不断增长，该职业也逐渐得到认可，比如法国史学家记载了十字军东征期间的口译活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激发了人们对外语的兴趣，加之欧洲人开始了探索、征服和建立帝国的征程，口译员显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在威尼斯共和国的贸易档案以及从中世纪晚期到17、18世纪的外交档案中均发现了有关口译的记载（Roditi,1982）。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诞生，各国语言随之发展，需要口译员的情况变得愈发常见，书籍文献中也愈发明确地提及口译员的工作。政治家、外交官的回忆录和信件等原始资料中均包含有宝贵的信息，口译员们也为我们留下了极具价值的回忆录。

历史上，无论关于口译的记载如何不连贯、如何支离破碎，有资料足以证明有口译员将毕生献给了口译事业，有的则是顺应形势所需走上了口译的道路。不管是他们选择了口译，还是口译选择了他们，口译员都为塑造历史做出了贡献。在深入探究他们取得的功绩之前，我们首先来简单看一下古往今来的口译模式，以揭示口译与某些重大历史时刻的关联。

口译形式和方法的演变

在现代社会，我们对科技早已习以为常。对于那些有机会头戴耳机参加国际会议，或者在电视上看过世界各国领导人自由交谈的人来说，同声传译（以下简称“同传”）早已是见怪不怪，甚至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项技术成就，与个人的努力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口译一直以来都是一项极为复杂且要求严苛的活动，而且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和形式。

在引入专门的同传设备前，口译以交替传译（以下简称“交传”）为主。交传需要译员先听取一段相对较长的话，通常还需同时做笔记，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复述听到的内容。翻译的内容长短不一，笔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1920年的巴黎和会以及后续的多边会议无疑是交传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在巴黎，法语失去了作为外交语言的优势地位。这一变化经历了一场“语言大战”。由于一战的战胜国聚集在法国，会议又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主持，英国和美国便认为应该对会议的语言做些调整。于是，英语和法语同时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会议文件也用这两种语言起草。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对这场关于语言的争论做了如下总结：

法国人要求把法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最明显的理由是法语比英语更准确，更能体现细微的差别。法国人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法语一直是国际交流和外交语言，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认为法语正逐渐被英语取代。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虽然一直说自己后悔没有学好法语（他几乎完全不懂），但他指出当时有超过1亿7千多万人使用英语，因此英语不能享有与法语平等的地位似乎是荒谬的。意大利人则说，那样的话，为什么不把意大利语也算上[……]劳合·乔治反驳道，那样的话，为何不把日语也算上？对于这场论战，英语和法语都听不懂的日本代表唯有保持沉默。令法国官员惊讶的是，克列孟梭最终让步了。(2002:55-56)

这场发生在更大规模战争（一战）之后的特殊战争最终导致了法语地位的下降，并为多语种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敞开了大门，使得口笔译员的工作成为必须（Baigorri-Jalón, 2004: 12-16）。

在巴黎和会以及后续的国际磋商中，不少译技精湛的译员承担了口译工作。巴黎和会上的12名口译员中，好几位成为了口译界的先驱，其中以保罗·芒图（Paul Mantoux, 1877-1956）和古斯塔夫·亨利·卡梅林克（Gustave Henri Camerlynck, 1870-1929）最为有名（Roland, 1999: 121）。另外，当时的译员还包括1941年创立日内瓦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安东尼·威尔曼（Antoine Velleman, 1875 -1962）。让·艾赫贝尔（Jean Herbert, 1897-1980）成为国际联盟杰出的交传译员，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担任首席口译员。其他译员还有罗伯特·康菲诺（Robert Con fi no, 1903-1969)、安德烈·卡明科（André Kaminker, 约1877-约1961) 以及其弟弟乔治·卡明科（George Kaminker, 约 1890-约 1969）。

西班牙作家、外交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 1886-1978）时任国际联盟西班牙代表团团长，他曾提到一位“天使般”的夫人，言语中充满钦佩：“她能做到听完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的讲话后，不借助笔记，用其他任意两种语言完美复述出讲话人的内容。”他认为，具有此种能力的译员最适合做大会口译，而那些适应更短一些讲话和应答机敏的口译员更适合为各委员会翻译，至于“老练、对政治敏感的译员”则适合在理事会做口译（Madariaga, 1974: 107）。拜戈里·哈隆（Baigorri-Jalón, 2004: 92; 116）指出，马达里亚加提到的“天使般”的夫人指的就是英国作家、口译员奥莉维亚·罗塞蒂·阿格雷斯蒂（Olivia Rossetti Agresti）。阿格雷斯蒂来自艺术家、作家辈出的罗塞蒂家族，叔叔是集艺术家、作家、翻译身份于一身的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阿格雷斯蒂投身无政府主义政治，后来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阵营。

即使所处时代不同，工作环境各异，历史上有许多交传译员因其复述大段内容和准确翻译的能力而受到赞誉。从16世纪为征服者科尔特斯（Cortés）担任口译的玛丽娜夫人（约1500-约1530）到20世纪为美国总统提供口译的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 1917-2002），无不如此。

尤金·多尔曼（Eugen Dollmann, 1900-1985）曾担任二战轴心国的口译员。他在回忆录中分享了一次别样的口译经历——为希特勒做口译。希特勒的演讲地点在户外，听众是来自墨索里尼当局的青年组织成员，约有一千人。原计划较为简短的讲话最终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多尔曼当时还尚未掌握笔记技巧，他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意大利语讲话，与希特勒的演讲内容根本毫无关系”，但没想到的是，竟然收获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Dollmann, 1967: 13)。

但在有些情况下，口译员则必须进行逐句翻译。比如在结束美西战争的1898年巴黎和会上，代表们便要求亚瑟·弗格森（Arthur Ferguson,1859-1908）一句一句地将仍处于起草阶段的合约进行口译（Morgan, 1965:104）。

人们经常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口译员到底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再现讲话人的用词和语调？巴黎和会上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担任口译的斯蒂芬·邦斯尔（Stephen Bonsal）上校主张译员应对讲话人的用词、语气做出一定的调整。据传，巴黎和会四巨头之一曾要求邦斯尔向“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提议参照芒图的先例，“淡化国王费萨尔（Faisal）的讲话中言辞激烈的成分，以防冒犯权势人物”。芒图曾开此先河，“在翻译时淡化了民族主义发言人慷慨激昂的讲话中过于尖锐的内容”。但劳伦斯表示拒绝：

他也许是对的，但恕我难以从命。我是一名翻译，我只负责翻译。费萨尔国王的勇士们扛着阿拉伯的旗帜，跨越无垠的沙漠，从圣城麦加前往圣城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以及更远的地方。费萨尔国王是代表成千上万在长期斗争中牺牲的勇士发言，是他们临终之言的传信人。国王不能更改遗言的内容，我也不能淡化他的语气。（Bonsal, 1946: 33-34）

然而，一些曾有幸见证劳伦斯口译风格的人感觉他也并非总是能够达到自己所说的高标准（Keynes, 1949）。也有传言说，费萨尔“身着镶金白袍，腰佩半月弯刀[……]只是在那里背诵《古兰经》，劳伦斯则在一旁即兴发挥”（MacMillan, 2002: 391）。这样的轶事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说法有着可靠的来源，有些则被夸大了。

尽管交传有时被认为非常费时，但也不乏拥护者。口译员兼理论家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 1921-2001）便认为交传可以使讨论的主题更为集中，因为参会者有额外的时间用来思考。她还提出，“交传实际上是省时的”（1978: 124-125）。持这一观点的其实不止塞莱斯科维奇。比如，曾参加圣雷默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及其他代表也曾表示，与直接发言相比，有口译员在场会让磋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每次停顿都为思考提供了时间（Riddell, 1933: 189）。

另外，所谓的“耳语传译”——即译员在听众耳边低声翻译——也有着几百年的历史。1747年9月14日，译员在格洛高耶稣学院举行的文艺演出现场用德语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口译拉丁文诗歌时使用的正是这种翻译方式（Barthel, 1982: 143）。如今，在仅有一两人不懂会议语言的场合，耳语传译仍然不失为一种高效的翻译形式。

尽管交传有着各种各样的优点，但仍然被认为过于繁琐，特别是涉及两种以上语言的时候。在国际联盟时代，人们就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当时的IBM公司专门为同声传译开发了一套由耳机和麦克风组成的特殊设备，通过该设备即可实现口译员与发言人同时讲话。这套设备后来由三个美国人——商人爱德华·法林（Edward Filene）、电机工程师戈登·芬利（Gordon Finlay）和IBM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推广到国际联盟。仅通过一个旋钮即可选择任意的工作语言，在当时看来不啻一项技术上的奇迹，但因接线量巨大，整个系统实际上存在许多技术问题。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是国际联盟中唯一决定采用该设备的机构。1927年，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法林–芬利–IBM系统首次和交传结合使用。同声传译用于会议翻译则始于1935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15届国际生理学会议。在会议上，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伊万·巴甫洛夫致开幕辞，他的演说内容通过同声传译由俄语译为英、法、德三种语言（Van Hoof, 1962: 19-20）。但在二战爆发前几年，随着国联影响力的下降，同声传译也暂时退出了国际交往的舞台。

直到1944年，IBM的同传设备才在费城的一场会议上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不理想。口译员坐在位于讲话人讲台正下方的地下室里，头顶上方不时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再加上二十年前的设备老化陈旧，运转不灵，翻译极为困难（Roditi, 1982: 10）。尽管交传的诸多不足已经为人所知，但在诞生了《联合国宪章》的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采用的仍然是交传，而非同传。

同声传译东山再起，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二战结束以后，同盟国成立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至次年10月对轴心国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数十次军事审判。盟军一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接受审判的战犯主要是德国纳粹头目。仲裁法庭使用英语、法语、俄语和德语。由于纽伦堡审判不仅牵扯到当事国，更涉及全世界的利益（Conot,1983），时机成熟，同声传译重出江湖。

利昂·多斯特（Léon Dostert, 1904-1971）上校是纽伦堡审判口笔译服务的主要负责人。这位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人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他招募的口译员除了日内瓦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老师和学生，还有在家庭环境和战争影响下掌握多门语言的人。在所有口译员中，只有爱德华·罗迪特（Édouard Roditi, 1910-1992）和哈康·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 1902-1985）有同传经历。兼具诗人、艺术评论家和翻译家多重角色的罗迪特生于巴黎，父母是美国人，他曾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活过，精通多门语言。舍瓦雷于1929至1946年在加州大学教法语，翻译过司汤达、马尔罗和阿拉贡等法国知名作家的作品。多斯特的口译团队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各个主题的翻译1。尽管如此，同传这一全新的口译方式似乎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后来，加拿大人安东尼·皮隆（Antoine Pilon）对同传系统进行了完善。这位前皇家空军轰炸机飞行员、音频工程师设计了一套将麦克风和耳机连接在一起的复杂线路网络，最终使得当时的同传设备变得方便实用（Delisle, 1990: 335）。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应运而生。国际联盟使用英、法、西三种语言，联合国则有六种工作语言。随着语言数量的增加，对口译的要求也愈发复杂。联合国官员目睹了全新的口译设备的工作效率后立即与多斯特上校签订了合同，授意他组建一支同传团队。1947年，团队在伦敦举行的关税与贸易大会上正式亮相（Roditi, 1982: 15）。1947年11月15日，联合国通过第152号决议，规定同声传译作为一项永久性服务，可替代交替传译或者与交替传译同时使用。

第152号决议实际上标志着交传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终结，尽管交传仍不乏辉煌时刻。《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的主编保罗·戈尔–布思勋爵（Lord Paul Gore-Booth）曾讲过这样一桩轶事：“秘鲁著名政治家、演说家费尔南多·贝朗德（Fernando Belaúnde）在联合国大会上用西班牙语发表了一段长篇讲话，知名译员卡明科兄弟之一负责译成法语。译者在翻译时再现了讲话人的每项重要内容、每次显著的停顿、每处生动的语调，甚至每个鲜明的手势，并且期间完全不借助任何笔记。当他坐下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Satow, 1979: 511n）。

尽管一开始同传遭到了前国际联盟那些经验丰富的译员的反对，但是到了1950年，同传已经完全获得了认可，设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虽然交传仍在继续使用，尤其在法庭和社区口译中，但是同传借助先进的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全世界大多数政府间机构里、多语会议上，都能见到同传译员的身影。

在过去，不少成功的口译员纯粹是因为偶然才进入这个行业，比如罗迪特。他在火车上遇到了时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口译员的汉斯·雅各布（Hans Jacob）。在雅各布的劝说下，罗迪特去日内瓦参加了翻译考试，并走上了口译之路（Roditi, 1978）。类似的例子还有杜蕴德。他在飞机上偶遇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加拿大顶级的汉语口译员让·杜瓦尔（Jean Duval），从此找到了自己的使命（Hoffman, 2011: F7）。

随着国际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口译员及译员培训项目的需求也开始激增。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引发了诸如铁路、电信等领域的国际组织的崛起。到19世纪末，全球已有超过1400种专业会议（Van Hoof, 1962: 15）。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大，许多国际会议中也有了各国专家和外交官的身影，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不包括外语培训，于是大量的专业译员开始出现在国际机构，提供交传服务。

直到近代，“口译员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这一观点依旧很普遍。各种语言培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针对口译技巧的培训却是20世纪早期才出现的。不少国家的外交部也开始组织考试选拔人才，以满足外交口译的需求。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美国国务院1904年的人事档案中有“实习口译员”的记录，英国和德国也都设立有专门的语言服务机构。尽管如此，当时的口译员学习口译主要是通过实践，依靠在工作中反复摸索，课程也多局限于雇主提供的培训项目。大学里有别于一般语言和文学专业、针对口译人才培养的项目则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设立的。日内瓦大学于1941年开设了口译课程，维也纳大学始于1943年，美因茨大学盖默斯海姆翻译学院始于1946年，萨尔大学始于1948年，乔治城大学始于1949年，海德堡大学始于1950年。此后，翻译学院的数量才开始有所增长2。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共同体（今欧盟前身）的扩张，其翻译语言组合的数量也在成倍增长。同传专用设备的引入也是推动口译职业发展和职业训练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技术上的改善可以方便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展、分析译员的表现，甚至还可以快速获取专业术语。

和笔译的情形类似，正规口译训练的发展也推动了口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也就是说，要制定出一套理论原则来指导口译的教学，或对口译进行观察和描述。此外，同笔译员一样，口译员也开始思考他们的发展历史以及自身在宗教、文化和政治团体机构中发挥的多重作用。

探索与征服

除了宗教，欧洲人从旧大陆前往新大陆探险还伴随着拓展贸易、获取权力、扩张领土等目的。欧洲人同美洲土著居民接触必然要涉及沟通交流、文化交际、商业交往、征服占领、纷争解决，此时口译员便显得尤为重要。直到近几年，才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详细介绍这些所谓“文化掮客”或“文化中间人”的复杂人生3。

玛丽娜夫人4，又作玛琳辛（Malintzin）或玛琳齐（la Malinche），是为新世界征服者、侵略者和发现者提供口译服务的最杰出的土著译员之一。无论是在当时的记录中，还是在后人撰写的历史资料里，她都被视为“征服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Madariaga, 1942: 117）。

尽管不止一处有记载提到玛丽娜，科尔特斯本人对她却很少提及。在科尔特斯写给查理五世的五封长信中的第二封仅仅把她称作“印第安妇女”（MacNutt, 1977: 217），只在描述1524年洪都拉斯远征的第五封信中提到了她的名字（MacNutt, 1977: 273）。

关于玛丽娜的生平至今尚有争议，她何时去世至今仍不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她出生于1505年左右，有着高贵的血统，父亲是墨西哥夸察夸尔科斯地区（Coatzacoalcos）的酋长，但在她儿时就已去世。母亲后来改嫁，为新丈夫生下一子，于是玛丽娜就被卖给了玛雅商人。玛丽娜的早年经历颇有几分神秘色彩，这可能是由于她本人的原因所致（Herren, 1992:37）。她可能经过多次转手才最终和其他十九名奴隶一起被送给科尔特斯和他在塔巴斯科的属下（Díaz del Castillo, 1983: 58）。科尔特斯为这些女奴安排受洗后，把她们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的手下。玛丽娜既会阿兹特克语，又会玛雅语，前者是她的母语，后者是她在和塔巴斯科人生活期间学会的。据说，她学西班牙语的速度很快，不过究竟有多快只能靠推测。年仅14岁的玛丽娜因美貌与聪慧格外引人注目，科尔特斯便又将她送给了一位显赫的绅士阿隆索·埃尔南德斯·波托卡雷罗（Alonso Hernández Puertocarrero）。波托卡雷罗回到西班牙后，玛丽娜成了科尔特斯的情妇，为他育有一子。在运气不佳的洪都拉斯远征中，科尔特斯又把玛丽娜转手给了胡安·哈拉米略（Juan Jaramillo），以便回到西班牙后与社会地位更高的女子结婚（Díaz del Castillo, 1983; Greenblatt, 1991）。

作为科尔特斯的“口舌”和“耳朵”，玛丽娜握有很大的权力，但人们对她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有人称她为救世主，也有人视她为卖国贼（Greenblatt, 1991: 143）。墨西哥独立后，玛丽娜被指控为“杂种的娘、卖国贼”（Mirandé & Enríquez, 1979: 24），但是女权主义学者却为她“正名”，以赞许的态度把她视为未来多元文化社会的先驱（Del Castillo,1977; Mirandé & Enríquez, 1979; Alarcón, 1981）。

在美国，萨卡加维亚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她在梅里韦瑟·刘易斯与威廉·克拉克的远征队中担任翻译。从1804年至1806年，远征队跋涉四千英里抵达太平洋。萨卡加维亚年幼时便被希达察族人（Hidatsa）掠走，后被卖给法裔加拿大翻译、皮毛贩子图桑特·夏博诺（Toussaint Charbonneau）为妻（另一说法是赌博时赢取）。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队雇佣夏博诺为翻译，萨卡加维亚也一同前往。她组织口译员帮助远征队同内兹佩尔塞人（Nez Percés）等原住民交流，尤其在与自己的部族肖肖尼族（Shoshone）沟通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肖肖尼部族为远征队提供了马匹。刘易斯在日志中称萨卡加维亚为“夏博诺的妻子”或者“臭娘们儿（squaw）”——后者在印第安阿尔贡金语中含有贬义，意为“妓女”，印第安人和白人用这个词指代印第安妇女（Butter fi eld, 2010）。然而，刘易斯和克拉克对萨卡加维亚的多重身份变得越来越欣赏。萨卡加维亚不仅是远征队的语言、文化和地理向导，作为一名带着孩子的妇女，她还是和平的象征，让充满敌意的印第安部族认为探险队的使命是和平的。

史料显示，萨卡加维亚于1812年患热病去世。然而在一些记录中，由于她被简单地称为“夏博诺的妻子”，而夏博诺又有好几个妻子，因此很难确认死去的是否是她。另据其部族口述史显示，萨卡加维亚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部族生活，于1884年在怀俄明州风河印第安人保护区去世。后一种说法经由怀俄明大学一位教授于1933年撰写的传记流传开来，并随着各地人们为她树碑而广为传播（Butter fi eld, 2010）。萨卡加维亚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口译员的极端例子。她的身份和忠诚都有两面性，甚至连生平都流传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口译是最有人情味的活动，是一种直接、即时、高度个人化的行为，需要译员在不同个体间进行沟通，还要符合他们所处的文化位置的政治形势。因此，口译史必然会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这不仅是因为有关口译过程的文字记录匮乏，还因为口译必然涉及意识形态冲突、忠诚的两面性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

现有的书面及口头资料尽管并不充分，但仍能帮助我们追溯历史上口译活动的蛛丝马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尚未得到完美的解答，特别是涉及年代更为久远的问题时更是如此。不过同笔译一样，口译在20世纪后期也羽翼渐丰，口译职业的地位得以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各类口译协会推动了口译职业道德标准和专业准则的制定。此外，培训课程、专业协会、研究出版、口译史的撰写等等举措无不令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口译得以进一步发展。过去二三十年间出现的文化转向、后殖民转向、权力转向等翻译理论研究也促成人们重新定位口译的某些焦点问题，并对口译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注释

1. 关于参与纽伦堡审判口译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Baigorri-Jalón（2004）一书第五章。

2. 关于建立口译学校的信息来自1985版Guide des Établissements proposant des cours en interprétation de conférence，国际会议口译协会（AIIC）出版。在1993年11月的版本中，AIIC列了26所口译学校。截至2004年，学校已增至178所。2011年后，这一数字有望继续增加（www.aiic.net/schools）。据最新数据显示，AIIC拥有来自101个国家2965位从事专业会议口译的会员，涉及51种语言（www.aiic.net/database/，2011年11月访问）。

3. 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底层社会”的历史以及关于庶民和后殖民的研究为移民和混合民族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关于口译员相关研究，可参见Karttunen（1994），Szasz（1994），Cronin（2002）和 Luca（1999, 2004）。

4. 其原名为Malinalli Tenépal，在洗礼时赐名“Marina（玛丽娜）”。西班牙人出于对她贵族身份的尊重，尊称她为“Doña（夫人）”。科尔特斯的手下，甚至是科尔特斯本人，都未被尊称为“Don（先生）”。印第安人则称她为“Malintzin（玛琳辛）”。这个名字是从“Marina”衍生而来的（墨西哥人不知道中间“r”这个音，便用“l”模仿其发音），名字中的后缀“-tzin”则是等级或贵族的标志。她喜欢这个和她主人名字一样的特别称呼，因为印第安人开始把科尔特斯的名字也称作“Malintzin”。“Malintzin”在西班牙语中的对应称呼是“Malinche”（玛琳齐） （Madariaga, 1942: 151-152; Del Castillo, 1977: 14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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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蒋剑峰）

* 本成果获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6HQ03。正文和注释有删节。

管兴忠，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

张思雨，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研究生。

译者电子信箱：管兴忠guanxingzh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