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演变历程

钱立勇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以前处于战争状态时的“以战教战”向和平时期的“以训教战”战略转变。军事训练成了我军基本的实践活动和中心工作，是和平时期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邓小平对此曾明确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我军军事训练在探索中发展，在创新中突破。从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训练正规化，到60年代大练兵大比武；从70年代“三打三防”训练，到80年代合同战役战术研练；从90年代科技大练兵，到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信息化条件下的变革发展。我军始终紧扣时代脉搏，迈开了军事训练由摩托化向机械化，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的步伐，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练兵热潮，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从历史上看，与对手相比，我军在武器装备方面长期处于劣势，但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弥补了与对手在技术装备方面的差距，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数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障了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全。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借鉴苏军，向正规化训练过渡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我军由较低级和初步的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五统四性”论断（即部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通过教育训练达成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开启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篇章。军事训练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敌视政策，而苏联则伸出了友好援助之手。刚刚跨入正规化建设轨道的人民解放军响应党的号召，借鉴苏军经验，开展正规化训练，成为当时军事训练的重要特色。

在毛泽东关于“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号召下，我军迅速组建了军委军训部和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门，新建了一批军事院校和速成培训班，形成了完备统一的全军训练领导和教导机构，为开展正规化训练奠定了组织基础。1955年4月，在原军训部、军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领导机关——训练总监部。全军的训练工作由训练总监察部制定统一严格的计划，各级军事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年终由国防部组织校阅团考核验收。以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军军事学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为序幕，先后多次召开部队、学校训练会议，研究确立院校教育方针、教学计划、教育制度和体制编制，并提出了“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的训练方针。经过不断的充实和调整，到1958年，全军共建立各级各类院校120多所，初步形成了初、中、高级3个档次和指挥、专业2大类型的院校教育体系。经过几年院校培养和在职训练，全军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军事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颁布各项制度，建立正规化训练秩序。在彭德怀主持下，借鉴苏联经验，结合新的编制体制和军队的改装情况，中央军委于1953年5月颁布了经过修改的《纪律条令》《内务条令》和《队列条令》（草案）等条例制度。此后，军训部还对三大条令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于1956年形成了正式的三大条令，并于1957年至1958年陆续颁發全军执行。同时，各军兵种翻译并颁发了苏军除3部共同条令外的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战斗条令条例，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兵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和《海军战斗条令》等。这些规章制度的颁行，成为我军正规化训练的起点。

经过几年的正规化训练，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建立起了正规的秩序，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基本上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和与装备相适应的战术，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能力。1955年1月，我陆海空军部队首次协同作战，一举全歼守敌千余人，解放了一江山岛。同年11月，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三军联合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由总参谋部组织领导，叶剑英担任总导演，参加演习的有陆军4个军、1个机械化师，空军2个军，海军旅顺基地等18个师以上指挥机关、32个建制团。参演飞机262架，舰艇65艘，坦克和自行火炮1000余辆（门），各种车辆4000余台。全军高、中级干部800余人随演习部队参观见学并一起作业。在此前后，全军各部队还组织了规模不等的各级各类演习，这些演习进一步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军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进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为我军迅速掌握现代作战技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以我为主”，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训练发展之路。针对机械搬用苏军做法，训练存在形式主义和繁琐礼节等情况，我军及时反思借鉴苏军经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开始探索军事训练自我发展的道路。毛泽东适时提出了“以我为主”的训练指导思想，把总结我军经验摆在军事训练方针的中心地位，强调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努力创造、总结、推广训练新经验。从此以后，我军训练进入了落实“以我为主”训练方针的新阶段。

为贯彻“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全军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之后历年发布的有关军事训练的指令，都把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规定为训练的必修课。1961年，毛泽东军事著作学习被列入步兵训练大纲，大纲规定师以上干部训练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团以下干部训练总时间的 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类军事院校普遍开设毛泽东军事思想课，研究解决军队建设特别是教育训练中遇到的新问题。二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从1950年到1964年，全军军史、战史编写工作取得丰硕成果。1961年3月，中央军委动员全军中将以上的军官选择自己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作战体会，每人写出一篇个人的经验总结，作为历史文献垂教于后人。三是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1958年，全军抽调近万人，开展了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例、教范、教程的编写工作。1961年5月以后，各军兵种条令、条例等陆续颁布试行，为全军部队平时组织训练、进行战备工作，战时指挥作战行动提供了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期，基于紧张的国际形势，各部队结合战备工作进行了应急训练。1962年春开始，台湾当局图谋和策划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6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及时抽调兵力，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担负战备任务的部队迅速改变了原定的年度训练计划，转入了战前的战备训练，突击解决作战急需的战术、技术问题。1962年6月以后，中印边界局势日渐紧张，我国边防部队根据边境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在应急战备训练中，各部队迅速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性练兵活动。1963年12月，军委领导人在镇江参观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时，发现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善于抓思想工作，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积极性，发扬教学民主等特点，便报告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次年，全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迅速在全军展开。6月，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对受阅部队和民兵代表精彩的汇报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七八月间，军委倡导和组织了全军的大比武活动，按照各军兵种的不同专业，在全国18个地区分别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的部队和民兵代表共1.37万人。通过抓训练尖子，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对部队训练起到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带动了部队整体素质的快速跃升。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训练时断时续和开展“三打三防”运动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根据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仅列为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的最后一项。即使近战夜战训练，也被认为首先是个政治觉悟问题，而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于是，政治和军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军事训练“四落实”（训练时间落实、内容指标落实、参训人员落实、训练质量落实）被取消。1966年8月，提出改变军政教育时间比例。规定如果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等和政治教育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教育让路。这样，军事训练就被置于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之后的无关紧要的地位。全军院校也遭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到1969年时，院校由100多所锐减至40余所。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军事训练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得以恢复。全军部队相继召开战备训练会议，积极安排训练计划，制定训练措施，掀起了为“准备打仗”而练兵的热潮。“拉得上、开得动、联得通”成为当时军事训练的目标和任务。1970年11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活动，“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成为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全军部队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战环境，练习行军、做饭、宿营、警戒。采取走训与驻训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开展技术与攻防战术训练，既培养了部队吃苦耐劳精神，又充分检验了部队走、打、吃、住、藏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為军事训练正了名，使过去几年中几乎无人敢提的军事训练以这一形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和恢复。

1972年的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军事训练经历了一个恢复和再次受冲击的过程。1972年后仅两三年，全军就开办近900个教导队，轮训了80余万官兵，提高了基层军官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为恢复和加强军事训练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将打坦克作为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总结珍宝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叶剑英提出“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全面开展以打坦克为重点的“三打”和以防原子为重点的“三防”训练。1973年底，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重点培训营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并适当加强部队训练机构。可是在1974年，江青等人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把蓬勃开展起来的训练热潮再次打压下去，军队院校刚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严重冲击。1975年，由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使取得成效的整顿工作被迫停止，已经好转的训练秩序又一次被打乱。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训练地位的提升和合同训练的展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军事训练被提升到战略地位，一度陷入停滞的部队训练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为顺应现代战争要求，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合同作战训练。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为了全面肃清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对军队的影响，邓小平和中央军委重新明确军事训练的战略地位，要求全军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来抓，领导全军在军事训练指导思想上实现重大转变，狠抓军事训练落实，训练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初步发展。1977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1978年1月，军委下发文件指出：加强教育训练是关系到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军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就是要靠教育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训部队逐年增加，基本上改变了部队多年失训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军训练顺应现代战争发展，注重于开展合同作战训练。1979年，我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一些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这一事实，把提高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作为新时期训练改革必须突出解决的历史性课题，郑重地提到全军面前。1981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化装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行动，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空军航空兵、空降兵等军兵种组成演习部队，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出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此后，军事训练顺应现代战争发展需要，以教导团、教导师和训练营为基地，实行“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全军大力发展电子、激光等先进训练模拟器材，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电化教育，建立了合同战术训练场地，积极开展合同作战演练和实兵对抗演习。围绕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这个中心目标，有步骤地进行单兵训练、分队训练、合同战术和战役训练4个层次的改革，彻底摆脱了五六十年代训练模式的影响，实现了从重点抓士兵训练转为重点抓军官训练，从重点抓步兵训练转变为重点抓“三打三防”训练，从重点抓单一兵种训练转变为重点抓军兵种合同战术综合演练的“三个转变”。

20世纪90年代后至21世纪初：科技练兵，开创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训练新局面

1993年初，中央军委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把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全军紧紧围绕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这个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在军事训练领域进行了内容、战法、训法、手段等一系列全面的、深入的改革，科技练兵蓬勃兴起。新世纪以来，为迎接初现端倪的信息化战争挑战，一体化联合训练开始崭露头角。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军开展了大规模的科技练兵活动。1991年的海湾战争表明，现代战争已开始成为高技术战争。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竞争新态势。面对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军事变革，我军果断提出，军队建设要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把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增长点放在提高军队人员高科技素质和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上。为贯彻军委“科技强军”战略，1998年秋，解放军总部举办了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的“辽阳集训”，在全军叫响了“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口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科技兴训”思想指导下，1999年秋，总部组织全军科技练兵观摩活动，对科技练兵进行了示范和规范。2000年初，军委转发了关于广泛深入开展科技练兵的意见，为科技练兵提供了基本依据，指导全军科技练兵持续健康地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军上下掀起了群众性科技练兵的热潮，引发了广大官兵思想观念的变革，激发了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推动了训练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全面创新，增加了训练领域的科技含量，增强了训练的针对性，使军事训练顺应了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促进了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保证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有效落实，加快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步伐，极大地提高了训练质量。

进入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已使战争形态的信息化和作战形式的联合化特征日益突出地显露出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已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在此大背景下，我军果断提出，推进我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转变的实质就是逐步实现军事训练信息化，转变的重点是以联合训练为主线引领各军兵种各层次训练。在“打赢”目标指引下，努力构建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科学体系，成为我军适应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转折。训练重心由以陆战为主的合同作战课题式训练向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转变。各军兵种相继开展了信息化条件下试点工作，创新信息化条件下训练内容，营造体现信息化战争特征的训练环境，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目标的军事训练新局面迅速形成。全军把使命课题作为推进训练转变的实践平台，突出针对性训练、联合作战训练和高级领率机关训练，成功组织一系列重大联合战役训练活动；以军事协作区为依托，建立跨军种、跨建制的联训机制，陆海空二炮部队联合组训，中外军联合协作军演；通过一手抓理论研究，一手抓实践探索，全军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迈出坚实步伐。在注重夯实核心作战能力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八大后至今：坚持标准，大力加强部队实战化训练

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高度重视我军战斗力建设，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调要把战斗力標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求在全军形成大抓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使部队都练就过硬的打赢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实现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战略高度，多次就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全军以高昂的士气扎实练兵备战，持续兴起大抓实战化训练热潮。2014年3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表明我军把军事训练的着眼点放到了“实战化”上。红蓝对抗是一种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运用的实战对抗方式。实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抗化。当年5月至7月，原总参依托北京军区朱日和训练基地组织陆军合成旅集中检验评估。来自7大军区各1支陆军合成旅，轮番与我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北京军区某机步旅展开捉对厮杀，打响了我军实战化训练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枪”。近年来，空军实战化训练已经开始朝着战役层面以及体系化方向发展。2012年，空军将“金头盔”竞赛这项对抗空战检验性考核改为对抗空战竞赛性考核。此外，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与地空导弹兵、雷达兵等部队相互编组，进行空战、突防、防空的演练，正在逐渐成为空军军事训练的常态。海军以远航为契机，展开紧贴实战的训练。2014年底，中国海军3大舰队的18艘舰艇开赴西太平洋，展开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背靠背对抗演习。

聚焦近几年的训练，春有大练兵、夏有大海训、秋有大演习、冬有大拉练，实战化训练唱响“四季歌”、覆盖全天候。纵观三军演兵场，陆军跨区基地化训练、海军远海训练、空军自由空战训练、火箭军全型号导弹连续发射、武警部队应急反恐演练等，越来越常态化。体系化训练向深层次拓展。从“跨越”系列到“联合”系列、从“机动”系列到“红剑”系列、从“神电”系列到“火力”系列……几年来各系列联合演习演练，不仅在一大批高风险重难点训练课目上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凸显了“全系统全要素参与、战略战役力量全覆盖、陆海空天电全维展开”等鲜明的体系化特点，实现了实战化训练格局、层次的跃升。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60多年的军事训练实践启示我们：环境在变，但军事训练中心地位不能变；人员在变，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能变；武器装备在变，但掌握过硬的战术技术不能变；战争形态在变，但“打赢”战争的训练标准不会变。未来我军只有始终坚持人民军队本色不变质，军事训练地位不动摇，才能真正为履行我军使命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奠定深厚基础。积极推进军事训练改革，是我军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必然抉择。只有按照信息化军事变革的根本要求，不断调整改革训练观念、体制、内容和方法等，才能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在日趋激烈的军事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