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绛(一):散文中的诗意还乡

2017-05-30 12:10黎秀娥
关东学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杨绛诗意散文

[编者按]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强调“人以全面发展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一个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人,他的人生必然是诗性的。诗的语言不仅是人生的精神之乡,也是文学和哲学的家园。哲学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经济基础、个人性格、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等讲人生态度,谈人生境界,文学的基本内容亦然。那么,我们当今需要提倡怎样的哲学观和文学观呢?以赤诚之心仁民爱物、人与万物一体的“齐物”哲学指引着我们适应知识迅速更新、日新月异的世界,指引着我们讲究经世致用而又超越功利追求,把追求精神安宁、享受精神自由和踏实可行的社会实践统一起来,保持一种高远的态度。

人生态度来自人的基本素质和做人的境界。端正态度和提高人生境界是一个二而一的问题。杨绛的文学是贴近现实、超越痛苦的实践之学,这样的文学中阐释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人生哲学。当今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哲学呢?杨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范例。鉴此,本刊将连续刊出青年学者黎秀娥博士围绕杨绛展开的一系列学术对话,这类文章与其他学术研究文章的一大区别在于力避理论逻辑上的铺张,同时又去除街头巷尾式对话的随意、散漫,存其自然纯真,阐释思想相遇中沉淀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再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互动。

歌德曾在格言诗中写道:

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

就必须给这世界以意义。①

谁若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

谁若不能主宰自己,

永远是一个奴隶。②

我不敢妄言你读过上面两首诗,但你执著于缔造意义、主宰自己,这个精神风貌确实与歌德诗中的内涵相契合,并集中体现在几乎贯穿了你整个创作生命的散文写作之中。可以说你的全部散文就是你克服时间的流逝和命运的侵蚀,不断地回归生命最初的诗意的见证,确切地说,你一直过着合乎自己本性的生活,“是一个配得上产生你的宇宙的人,你将对于你的家乡来说不再是一个异乡人”③。散文是你最富诗意的精神之乡。

① 歌德:《格言诗二十六首》,海涅等著:《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冯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② 歌德:《格言诗二十六首》,海涅等著:《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冯至译,第26页。

③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前半生受癫疾之苦,后半生受精神分裂的折磨,生前和身后很长时间内都是寂寞的,然而,他却说: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国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5页。

海德格尔从大学时代就倾心于荷尔德林研究,三十年后把荷尔德林诗歌立为思想课题,用了十年时间在大学讲堂上做荷尔德林诗的专题讲座,其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的“荷尔德林热”。海德格尔的思与荷尔德林的诗形成一种“互释”,分别成了当代哲学和诗学的重要论题。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国兴译,第46页。。诚然如此,诗意则是人类此在的原意义,偏离这个原意义就等于偏离了“根基”。你的散文没有偏离存在的根基,这个发现吸引着我用“思”与你散文中的“原意义”展开对话。

黄科安从“喜剧精神”黄科安:《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的视角审度你的散文,读出了你的机智与幽默,杨华轲进一步把“打破了17年散文的沉闷压抑,延续了五四时期幽默散文一路的发展,并具有自己的个性”视为你的散文在文坛上的“一种独特的价值”

杨华轲:《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南都学坛》2002年第7期。。然而,我的感觉很不同。

“幽默”或许在品评你的戏剧时更有用吧。你的散文整体上是一路长长的诗意还乡。

廿一行结合21世纪的世界文化背景——西方精神陷入世界黑夜的贫困,西方思想趋向解体——指出“诗与思的道路乃是一条最切近中华民族本质的道路,因此乃是一条最适合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他认为“中国文学一旦觉醒,便最有希望承担诗与思的历史天命”,会赢得不可限量的文学前途,但同时遗憾地指出中国文学目前还走在“和诗与思恰恰相反的歧途上”

廿一行:《王小波十论》,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年,第305、306页。。在这个“相反的歧途上”,你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旅客,一个坚定的“思”的实践者和“诗”的守望者,深化了并至今深化着一个思考凝滞的时代,温暖了也至今温暖着这片诗意凋敝的土地。

有人说:“每当我听到知识分子郑重其事地预言着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崇高地位时,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人只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疑惑的时候,他才去预卜未来”,事实上“中国文化还没有落到这样可悲的下场。只要我们努力,中国文化就不会衰落下去。并不必用未来的不可见的光明补偿我们现在的失落。”

王富仁:《呓语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319页。

小心的乐观与审慎的悲观都与你不相干。你从来不预言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崇高地位,也很少因为文化的苦恼满含泪水。你只是一生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深爱,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到老年更有一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依恋,从容地走在诗与思的路上。这是一条还乡的路,艰辛而又诗意四溢。

你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你用尽一生,用9卷文字至情至性地阐述了文学与人,思考与存在之间的亲密关系。你也很少写诗,只留下信手拈来的为数不多的几首旧体诗。然而,你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纯粹的诗。

仿佛受诗的天命的召唤,你用生命阐释诗的本质。

你的散文中貫穿着一种诗意的还乡。我想围绕你的散文和你展开一场“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2页。,这样的阐释写不成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作为一种思的必然结果,只能通过运思的对话揭示文学史无力证明的一种历史唯一性。

我跟着你诗意还乡的脚步,逆贫困时代的精神潮流而上,寻找诗意盎然的栖居之地。

诗意是从生活的残酷中提炼出来的。

我在美国落基山附近的一个山谷里邂逅过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她的爱人已经故去多年,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她一人住在由两所独立的小洋房构成的家里,没有近邻,购物要驱车到几十里之外的市区去。她曾经是蒙大拿州交响乐团的团长,至今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电脑周围贴满各色提示标签,说明她仍在争分夺秒地生活着,一如年轻时候。

她的双目湛蓝得像窗外的天空,映衬着她安静而充实的内心。房檐低悬的风铃,轻轻摆动,不时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萍。她请求在场的中国朋友为她唱一首中文歌,我正视她的眼睛,唱了蔡琴的《你的眼神》。熟透的杏子,落在草地上,缀满了橙黄。

她问:“这歌和爱有关么?”这一问勾起多少回忆?

我迟疑着,不知怎样作答。有一种朦胧掠过,凝成欲坠又住的泪滴。

是的,人生一场,总有些路要一个人走。

人逢此境,有的人惊惶失措,有的人拖泥带水,有的人淡定从容……

如果真有荷尔德林所谓的“诗意的栖居”,那位老人的生活一定当之无愧,不仅有诗的意境,还有诗的张力,它敞开着,通往未来。

诗意是一种拒绝干扰的真。KentHaruf的长篇小说《我们深夜的灵魂》,是美国2015年的年度畅销书。畅销的未必就一定“俗”。这本小说就是一个畅销且能免俗的例证,讲的是一位独居的老妇人整天怕得夜不成寐,最后决定冲破世俗的品评,约邻近的一位独居的男性老人一起熬过长夜。这时的同居,与爱无关,与性无染,人只是需要一个伙伴一起穿越人生的漫漫长夜,这陪伴是纯净的。当对方听到外面的流言气愤不已时,她很淡定地说:“我告诉过你,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为了他人,顾念别人想什么,信奉什么。我认为这不是生活之道。我无论如何不再这样活。”

ItoldyouIdontwanttolivelikethatanymore-forotherpeople,whattheythink,whattheybelieve.Idontthinkitsthewaytolive.Itisntformeanyway.这也是一种把自己还给自己的活法,切中了很多人对老境的隐忧,很实在,很平常。我不由想到你,你的老年,以及与你的老年相关的中国文化,这些都在你的散文中有所触及。

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这或许竟是有些学者以为你媚俗——或格调不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你的文章很多,出自名家名刊的很少,正如喜欢你——真心喜欢或文化跟风——的人很多,真正懂你的人很少。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文化现象。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何感想。但是,无论如何,你的生活姿态和应对孤独的方式不是大众能效仿的。

甚至很多知识分子也不能效仿你。同样是无端遭受时代车轮的碾压,别人感叹时代的列车耽误了一代人时,你趁打扫厕所的机会读书,一旦尘埃落定就捧出皇皇译著《堂吉诃德》。当亲人散尽,费孝通约你共度老年时光时,你送到楼下,一语双关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知难而上了”

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4页。。对此,有人认为你迫于舆论压力,或许有这种成分吧。2015年的美国尚且没有发展到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生活,更遑论你生活期间的传统积习厚重的中国?但是,这绝对不是根本所在。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你不需要。无论面对时代困境还是个人磨难,你总是处变不惊,借助文字的力量以不变应万变,并且每每因经历变故而有出其不意的创获。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你有一个富饶的精神之乡,现实一次次逼你离开那里,却挡不住你在散文中一次次回到那里,用文字搭建起“诗意的栖居”,吸引着路过的人们逗留、稍息,汲取抗拒诸事纷扰、凝聚精力的力量。

至少,我就是这样的。

你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散文,只有零星的几篇,却保留了最初的诗意,是一种对人生此在状态的自然书写。

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你的处女作,最初是交给朱自清先生的课卷,那时你正处在一生中判断力和抉择力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经历家和国的大变故,一心只读圣贤书。生活美好得稍纵即逝,你想象着,脚印是曾经的存在,收脚印是对逝去的存在的追寻。你想象着,从回到人间收生前脚印的幽灵这个独特的视角省察一个人曾经在世间走过的路,沿途所历——晕成浅湖色的夕照,凉透的风,浸透黄昏的一弯淡月,凄凉的虫鸣,幽深蔽径的树荫,四下里回绕的笑语声声,睡过的床,用过的桌子,曾幽居过的相框和朋友的心——都渗透着凄惶、惆怅的情愫。凄惶因为失去了不想失去的;惆怅因为就连这回忆也将终结了。深度的凄惶和惆怅只是一个假设,反衬出生命存在的美好,只需换一个相反的视角,即可还原出一种诗意的栖居。

1936年留学海外期间,你写过一篇《阴》。我读此篇时当即想到鲁迅的《影的告别》。

你没有决绝地“在黑暗里沉没”,却和鲁迅一样,不慕“天堂”,不惧“地狱”,也不期待什么“未来的黄金世界”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只注目于此在的人生。于是,你化身万物,一一体会它们的存在:一树,一木,一石,一山,一柱烟,一团云,乃至一片广袤的大地,各自有各自的“阴”。

最深的智慧是贴近本真的。你对“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页。的参悟,为早期散文中的诗意之乡增添了智性的成分。这种智性同样表现在写于1940年代的《風》中。它说破了一个玄机:“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它。”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234-235页。正如接受收束是风唯一的解脱,接受不自由的现实是唯一的一条可能通往自由人生的路。你独爱“拂拂的微风”,它是一个巧妙的隐喻,道说着一种诗意的存在状态:因为低调的平静而享有不受阻挠的自由。人的情感若同此风,就会有自然真纯的忧喜流露;人的生存姿态若如此风,便能免去俗世的种种阻碍,保持生命本真的存在。这是你诗意人生的自然书写,同时又是一个预言,预告了你在以后人生浮沉中的表现。

无独有偶,和《风》一样,同样写于1940年代的《听话的艺术》和《窗帘》,也是你哲理散文中的代表性作品,到《流浪儿》已经有了哲学随笔的风范,这也是最能体现你诗意之乡风貌的一篇,开头轻松自然而又摄人心魄:

古人往往用不同的语言,喻说:人生如寄,天地是万物的逆旅。我自己呢,总觉得我这个人——或我的躯体,是我心神的逆旅。我的形骸,好比屋舍;我的心神,是屋舍的主人。

我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屋,而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236页。

没有哪一具形骸不是简陋的屋舍,然而每具形骸所包藏的心神却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宅在屋内,听从凡胎俗骨的驱使,有的则醉心于跋山涉水的精神流浪,只把躯体当作休憩之所。如果说屋舍是躯体之家,心神才是诗意的生息之地。这种诗与思的熔铸,在你生命晚期的《自问自答》中给出了总结,咱们到最后一个话题——“形而上的追问”——中再谈。

一位英国作家说“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你却觉得中国的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有点苦涩恰是“茶中诗味”。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239页。

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慢”。伏尔泰笑说:“对啊,所以我喝了七十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进一僧,年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惟嗜茶”。因赐名茶五十斤。看来茶的毒素,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的更要慢些。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239页。

幽默风趣,从容而有深味,恬适而不失细腻深刻,这是你早期散文的共性特征。你置身万物间,诗意地栖居在随生命流动的文字里。那是平淡、真挚而又富有预言魔力的文字。你后来果然一一经历浓阴蔽日、风暴横扫的日子,这一切随着早年的思考自然地展开。你知道这样的日子终有尽头,靠“魂不守舍”的精神流浪稀释浓厚的苦涩,凝聚稀薄的诗味,这一切都是延长你天年的茶香。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命运就是那循着相反的途程创生万物的‘逻各斯。”“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而命运的本质就是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页。中国的命运没能幸免赫拉克利特预言的逻各斯创生万物中的“相反的途程”,你的命运也一样。你走在“相反的途程”中,遵循对立统一的规律,努力让让贫乏使丰富生长,让自我迷失使诗意还乡。

当逻各斯话语霸权消解了诗意,人最本真的存在被深度遮蔽,文学也在逻各斯话语霸权的禁锢之下,成了规训社会中唯一性话语的演播场,你依然在“魂不守舍”的精神浪游中抗拒一切吞噬诗意的力量。

有来自境外强敌的话语霸权。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租界也被日本控制,你为稻粱谋,每天坐有轨电车路过有日本兵把守的浦江大桥,起初只许过空车,乘客步行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时需鞠躬才能通过。肢体语言也是話语的一种,你不愿行此礼,低着头混过去,以示无声的反抗。

也有来自境内极权政治的话语霸权。大众话语被逻各斯话语的鬼魂附体以后,迅速地吞没、篡改了知识分子话语。在1950年代的控诉大会上,你被迫做检讨:“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41页。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也是一种生活,有什么不可以?不知你当时是否意识到,一旦人的私生活中的本真存在失去合理性,造谣中伤就会接踵而至。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学生在台上点着你的名字,咬牙切齿、顿足控诉:

“×××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42页。

无端的控诉改写了你在公共领域的存在状况,使你陷入众叛亲离之境。

你曾用文字记下虞先生触电自杀的始末。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在燕京东门外经营着一个果园,叫虞园,他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爱戴他称其“吾先生”,即“我们先生”。虞先生对买果子的顾客和气而又仗义,买五斤给六斤。虞园是个诗意的栖居地。三反运动开始后,虞园气氛大变,渐渐地再没人敢叫他“吾先生”。虞先生想不通,又闷又病,终于熬不住,用死终止了自己生命中被异化的一切。不能诗意地栖居在生命之中,宁可死去。这是你对逝去的诗意——同时代人的,也有自己的——郑重祭奠。你逃不出国家命运的逻各斯,但却挺过了个人命运逻各斯的漩涡。

你在写于1989的《读书苦乐》中谈到曾经有人说你读书“追求精神享受”,你因此挨过几“棍子”,你说自己只是“乐在其中”,此乐仅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这是一篇以读书为主题的妙文,用“隐身”的串门儿这个生动的譬喻,演绎书中世界独有的快乐与自由,不仅充满诗意,还活泼灵动。然而文末对“追求享受”唯恐不及的躲避和澄清却有颇多与诗意异质的成分,在这里,你出现了短暂的自我迷失。如果“追求享受”是存在之必然期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林语堂说:“不知足是人性的。”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0页。“不知足”不仅是人性的,还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动力之源。如果人们满足于用双脚走路,就不会有交通工具的不断文明,如果人们满足于披挂树叶蔽体,也不会有源远流长的服饰文化。同理,追求享受也是人性的,交通工具和服饰的发明都是追求享受的结果。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以求知为乐,享受学以致知的乐趣,

这原本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也是你最中意的事,而你却不敢正视它。时代之劫在人的精神中烙下的伤痕没有那么容易削除。无论你多么善于回避残酷,把握诗意,在事情过去了十多年之后,这种旧伤还这样幽灵般地在出没你的散文中,叫人不由地随之恓惶。

向外求本真存在的路已然被封锁,你被残酷的现实逐出了诗意的栖居地。然而,逻各斯话语霸权还给诗意留下了一线生路,即向个体生命内部去求。你知道怎样在一个诗意贫乏的时代捍卫自己的存在,于是你转向内心,凭意志的力量,维系精神大厦免于倾斜。

这是一场艰难而必须的回归,把生命的诗意留住,也就实现了真正地活着。你从未丧失自己的存在。你知道自己存在的本真意义是做个读书人和思考者,永远渴慕着诗意的精神还乡,用文字去构筑这样的诗意栖居是你为自己定下的使命。抗日期间居住在上海,度日艰难,你一身兼三职:振华分校的校长、高三英文课教师、李姓富商女儿的家庭教师。从振华分校的筹建到复校,你干了两年多,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辞去在振华的校长职务和教学工作,把家教也转给了别人,自己改做半日小学教员,因为你明白自己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最在意的事是能否照顾好家人。把兴趣和真心在意的事设定为存在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对诗意人生的最大限度的守护。

在新中国的逻各斯中,你也曾表面上接受社会强加给你的种种身份,如“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等。1950年代初在清华任教期间,别人捏造理由控诉你,作为被舆论者,也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放弃过诗意的求索者,你不能仅仅是听着,你说:

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我看了一会书就睡觉。明早起来,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样逃避我。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43页。

逻各斯话语霸权不足以中止你对诗意的执守,只是这时的抗争不再是怒目金刚式的,这一点“喜盈盈的”的对各种破坏诗意的力量的反抗,是你向着诗意的艰难回归。通过话语颠倒真假只是“相反的途程”的开始,“文革”时期,你和钱钟书都被叫停了教职,他成了的专职扫院子的人,你成了专职扫女厕的人,而且还要佩戴自制的写满虚设罪名的牌子,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你为这段人生营造诗意——

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curiouserandcuriouser!”

杨绛:《杨绛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后来,颠倒真假的方式升级为戴着牌子和高帽子的现场批斗。革命群众抽打你,你不告饶;他们剃光你半个头,你笑着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头。”杨绛:《杨绛全集》第2卷,第61页。当外界风狂雨骤,人们纷纷在外部力量的重压之下陷入荒谬的生存之境时,你超然其外,精神之乡依然诗意盎然。

逻各斯话语霸权的禁锢一旦被解除,人们忙着打量、揣度、征伐曾经生活过的世界,你只是从容而真诚地在文字中重回那个世界,恢复被异化了的人性,致思精神之乡的重建,以散文的方式修复颓败的精神家园,恢复被沙尘暴覆盖的绿色,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再现了那个世界中点滴的诗意。

一方面,你写外国人在中国的存在。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国籍执意留在中国的温德先生,他执教于清华,最早向中国学生推荐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的《幻象和现实》,他爱中国,爱中国文化,爱中国的人民,参加过中国师生的反美游行,在新中国成立前与张奚若、吴晗、袁震夫妇等守望相助,在中国命运的逻各斯——肃反运动、“文革”——中受了很多折磨,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在政府招待會上,得到了他热爱的国家的眷顾,享年百岁,无疾而终。另一个是日本人荻原大旭,他曾经对李健吾动过灌水酷刑,但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是你幸运也好,还是荻原大旭确有讲究的一面也罢,总之,你如实地写他给你的印象:他和你约时间时没有让你久等,确定传错了人时,很客气地把你送到大门口。这些散文写出了超越狭隘的国家观念,不受战争束缚的人性之美,是留给那个沙漠化时代的诗意的绿洲。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你写中国本土的人与动物。通过你的散文看那时的中国,尽管那时人与人的关系被逻各斯话语霸权极大地恶化了,人的生活中依然有别样的诗意在。在你的散文世界里,人与人的紧张关系,越发衬托出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你养过一只郎猫名叫花花儿。清华“三反”运动期间,你每晚开会到十一二点,花花儿总在你必经的那条大道旁边的树丛里迎候,接你回家,后来只因搬家成分散,钱钟书有诗作纪念:“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39页。。猫心胜过无数人心,叫你如何不想它?

此外,干校中有一只公家小狗名叫小趋,陪你度过了几周漫漫巡夜时光,你们走后小趋吃不下食,到处跑着叫着找你们。你在《“小趋”记情》中的回忆真挚感人——

我独自一人看园时候,小趋总和我一同等候默存。它远远看见默存从砖窑北面跑来,就迎上前去,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摇尾巴呀,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欢忻,特又饶上个打滚儿;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巴蹦跳,然后又就地打滚儿。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得我喊着小趋让开路,我们三个才一同来到菜地。杨绛:《杨绛全集》第2卷,第30页。

狗心也有胜过人心的时候,叫你如何忘掉它?你在说猫道狗中随意点染平素生活中的诗意片段,引人深思并感慨。每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受逻各斯话语霸权的禁锢,但总有禁而不锢的诗意如离离原上的野草,春风一吹,又是一片葱茏。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由地生长是人们共同的需求。你笔下的胡适曾和你的两位姑姑及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相约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城墙内外有河环绕,内城河窄,外城河宽。三女一男,骑着毛驴绕城跑一圈,将城内城外的风景尽收眼底,不但有趣,也很有挑战性。那是对于人的自由存在的追求,事情本身像极了一首清新自然的小诗。

在你散文的世界里,世事多变幻,不变的是你一直栖居在生命的诗意之中,紧紧拥抱着自己的本心。这实在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更能打动人心。

进入新时期以后,科技理性呈遮天蔽日之势,信仰危机、价值泯灭、人性被物质异化,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解构成风,建构阙如,富有生命诗意的文学作品匮乏。作品很多,多半是迷失自我、无家可归的艺术,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匮乏,白白增加了读者选择的难度。

在一片解构声中,你悄悄地致力于诗意的构筑。你读过很多诗,却很少写诗,然而这不影响你做自己的诗人,因为“诗是一种对存在的捕捉、追忆和怀念。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写诗,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去感觉生命的诗意;而诗意是无所不在的。”

廿一行:《王小波十论》,第8页。

在生活中,维权一役是你抗拒恶俗行径,构建诗意世界的典型事件。某拍卖公司或许不知你尚健在,或许明知你在但以为你已经衰老到无力对侵犯自己精神家园的事说“不”,公然拍卖钱钟书、钱瑗以及你的私人信件。102岁的你通过法律程序叫停这种轻慢,在103岁那年最终打赢官司,取得20万元赔偿。这笔赔偿是人的诗意精神不容侵犯的见证。

在散文中,你的文字从不简单地复制现实,而是经过诗意地加工,每个人,每件事都有独特的意义。当广泛的怀疑主义席卷了社会思想的营地,人性的阴暗、社会的丑恶,历史的残暴,被置于文学的聚光灯下,你依然信仰诗意人生,努力克服人类的严酷处境,抵挡庸俗真实——话语权力、虚无主义、物质化——的侵蚀,重返精神之乡,以一如既往的探寻穿越这一切,甩开颓废的调子,揭示出生活的美,再造出诗意的世界。

你眼中知识分子下乡过“劳动关”的景象是这样的:

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玉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饭。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56-157页。

知识分子离开城市跑到农村,在干农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正应了《红楼梦》中那句话“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这种乱烘烘的错位有什么问题吗?与此相关,你在文中写过一件趣事: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64页。

猪有猪的存在,人有人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该有各自的路数,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饭碗儿”,吃自己碗里的饭才是正道儿。

“饭碗儿”的错位让很多知识分子痛苦不堪。你却能消除“他乡”与“故乡”的歧见,在他乡像在家乡一样,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走到哪里就把哪里当家,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把自己的存在落到实处,于实实在在的存在之中收获简简单单的诗意。知你者说你坚忍乐观,不知者以为你苟且无求,这些都无需用来评价,在诗意消失的大地上重建诗意的栖居,是一项无形而又浩大无比的工程,自然与寻常建筑的路数不同。

你在散文中再造了人类永不坍塌的诗意世界。再造意味着否定已经被肯定的,同时肯定尚没有被认识到的。你的散文中有对文化大摧残时期“不官不商有书香”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253页。的生活书店的遙念,对石华父——“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

杨绛:《杨绛全集》第3卷,第102页。,最终暴病而亡——没有写出的研究喜剧的论著的无限期待……凡此种种,正是一道道向着充满诗意的精神之乡敞开的门。

王小波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王小波:《黄金时代》,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做自己的诗人”,这对你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概括。

如果说诗意还乡意味着一种价值重塑,你在散文中重塑了哪些价值呢?

若说“海德格尔代表了一种诗意还乡的哲学,其志在拯救人类斩断一切枷锁之后的虚无之轻”

廿一行:《王小波十论》,第312页。,你则代表了一种诗意还乡的散文,志在恢复人类被蒙蔽的智性与被压抑的情趣。

当世界走进一个被黑夜紧裹着的、生存异化、价值虚无的贫困时代,遍地是漂泊无依的灵魂,权力话语是唯一性话语,像阴云遮住了太阳一样,遮住了人类的智性之光,与此同时,人类开始向着智性自由生长的诗意之乡回归,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你的散文仿佛一只最先识得“春江水暖”的“鸭子”,穿过江面漂移的冰碴子,带着撞击冰凌的刺痛感和智性生长的欢欣。

在干校参加凿井劳动中,你体悟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体力劳动容易产生“集体感”或“合群感”,而“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

杨绛:《杨绛全集》第2卷,第17页。在别人无端的殴打和辱骂中,你看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杨绛:《杨绛全集》第2卷,第63页。,也体会到了是非颠倒的妙处——因为做了扫厕所的人,不被当人看,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板着脸不理,不必担心别人责备自己目中无人,从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体会到“惟有自身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杨绛:《杨绛全集》第2卷,第200页。

随时世变通的过程中,每段经历都是智性生长的一部分。从意识形态大变迁的20世纪,到意识形态相对稳定与衰落、科技理性偏执成为新的遮蔽的21世纪,人类疲于应对各种庸俗的现实。你用文字悄悄恢复人们生命中没有被消磨尽的情趣。

赞美你的人正多,尽管出发点各异。我不想凑这个热闹,更不希望你留给读者的精神遗产被当成心灵鸡汤简单地挥霍掉。诗意的馈赠只能留待别有会心的人在有诗意心境的时候慢慢体会。

海德格尔把诗歌视为对“存在的解蔽”,即“通过诗歌,人的自我得以向外部世界开放,并使人的心灵获得某种解放的感觉。”

曾志:《西方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2页。你的散文是你的生命之诗。读你的散文,等于读人的存在怎样由被遮蔽向本真回归,等于读人被外部世界异化后怎样向自我回归,等于读人的心灵怎样由被捆绑向自由的飞翔迈进。那是只有诗中才具备的张力。

读你,让我懂得,人面对世界的姿态,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一生的走向。

乌云蔽日的岁月不堪回首,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在记忆的深处清晰如昨。你用文字把它留下来,与同时期风行的控诉“文革”的哭喊异调。你娓娓道来,说的尽是苦难中未曾泯灭的温情和关爱。

坦白说,你的《干校六记》曾让我心生疑问:

为什么不控诉?你要给斑驳的过去岁月美容吗?

起初,我对你的这种处理感到很不尽兴。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品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更加重了你我间的隔膜。既然有“怨”,为何压抑着不“怒”?住进你家的革命群众打你,你为什么不“怒”?唯一的女儿的第一任丈夫因拒写冤枉人的黑名单,自杀身亡,你为什么不“怒”?……为什么啊?我心目中的精神骑士,你怕了么?

等你打扫完人世间的现场,尽完你应尽的责任归去以后,盘点你走过的路,我才有点懂你的不“怒”。“怒”相对容易一点,那是顺着性子的事,不“怒”却难得多,需要有相当的克己的功夫。写过去等于把过去的时光重新来过,写密布的乌云等于再次感受它的笼罩,写涸辙中的微温等于再次体会那份温暖与诗意,你像最初经历时一样不怨不怒。

原来,诗意不过是略去生活残酷的味道后剩下的微甘。

北岛说:“别让愤怒毁灭了我们/就像进入更年期的山那样/无法解脱/从许多路口,我们错过/却在一片荒漠中相逢/……”

北岛:《履历·你在雨中等待着我》,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77页。被愤怒毁灭是容易的,只需跟着情绪走就行了,拒绝被愤怒毁灭相对难得多,仿佛旧伤结了痂,痒痒的,只是不能搔。

于是,你用温润细腻的笔,在文字中走上了诗意还乡的路。

你实践人的温厚,演绎活着的坚韧。

你守望真实与真情,淡化时代的苍白。

你重构人间散落一地的诗意。

你走后,和你有关的诗意无边地生长。人们捧着“苹果”读你,穿着西装读你,穿着工装读你,坐在书房读你,倚在床头读你,读意气风发的你,满头白发孑然屹立人间的你,……你以永遠离开的方式,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从来不是潮流中人,读你,是因为这一路跋涉而来,精神迷茫而疲惫。你那已经摆脱肉身束缚的不屈不羁的灵魂,在不经意间,给了我久违的方向感。忽然明白,人不需要懂太多,只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就足够了,这就解决好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关系网之中——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第一条关系线是根本,根本牢固,人即使独立于其他关系的风雨飘摇之中,仍能感受到栖居充满诗意。不知你是否认同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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