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唐四杰”对建安风骨之承袭

摘 要：“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和建安文人纵情任性、志高意广的精神风貌，形成了鼓怒风云之气和慷慨任气的建安风骨。而“初唐四杰”正是在对建安风骨的接受与继承中，指明了唐诗发展的正确方向，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艺术和理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初唐四杰” 建安风骨 风云之气 慷慨任气

“风骨”一词最初并非是用来品评文学艺术作品的，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概念，始于南朝齐梁的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1}其对风骨的阐释主要涵盖了文学艺术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两方面的要求，但在文学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建安风骨”是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所创作的饱含深厚华赡的生命色彩、叱咤风云的英雄主义以及慷慨悲壮的时代情怀的诗歌。他们抑扬天地，鼓风云之气；志深笔长，慷慨以任气。而史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是在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的过程中，成为六朝诗歌的变革者、唐风初见的先行者，实乃一代唐诗之肇始。

一、抑扬天地，鼓风云之气

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建安文人和“初唐四杰”将文学创作看作是生命形态的外化，以厚重的情怀将诗歌放置于家国宏大的背景之中，以苍凉的笔触深入刻画社会现实的本来面貌。

众所周知，建安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期，其动乱不安的境况，建安文人有许多实录。曹丕《典论·自叙》写道：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2}

“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百姓死亡，暴骨如莽”，如实地勾勒出当时悲惨社会的灾难图景。试以曹操《蒿里行》为例：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更是凸显了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尸骨遍野的真实情境，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之词，数者而已。”{3}

又《三国志》载：“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4}蔡琰《悲愤诗》“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之句即指此事。此外，诸如曹操的《薤露行》《苦寒行》，曹丕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其一、《泰山梁甫行》和王粲的《七哀诗》三首其一等，均从不同角度将国家丧乱、百姓受殃之惨状揭露無疑。

而“四杰”大都生于唐贞观年间，他们“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5}，因而其诗歌在思想内容等方面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看到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盛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长久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但是六朝频繁的兴衰更替也使他们怀有盈虚有数、好景不长的隐忧。如卢照邻《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此乃借汉代历史以讽唐代现实，全诗从显贵车马充斥长安街巷写起，层层铺叙宫室奢华，重在以此揭示出在汉代长安的畸形繁华景象中，包容着的是一个糜烂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诗人在最后又归出繁华须臾、好景不长的主旨，这种人世沧桑之感，反映了在历时尚短的繁荣形式下，初唐文人对兴亡盛衰的思索和警觉。闻一多先生评价：“卢照邻却是在诗里，又在诗外，因此他能让人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的自我，来给另一个自我一声警告……一手挽住了衰老的颓废，教给它们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它们欲望的幻灭。”{6}

骆宾王与卢照邻相同，善写铺陈的长篇歌行，其代表作《帝京篇》以慷慨流动的笔调铺写京都文物的繁华、皇亲国戚府邸的富丽和娼家狎邪宴饮的淫乐生活，表荣华有时、富贵亦定之思，“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7}，时为“绝唱”。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分世”之建安，“合世”之初唐，无论是描绘人民艰难竭蹶的贫困生活，抑或是书写长安社会热闹煊赫之骄奢，均以家国情怀将笔墨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各个角落，不咏春情秋思，不吟风月花草，更不谋一己之私利，建安文人和“初唐四杰”所携风云之气，可见一斑。

二、志深笔长，慷慨以任气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论及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8}历史的灾难在建安文人心灵上激起深切悲痛，使建安文学呈现出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但同时又促使他们产生消除灾难、再现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愿望。而“初唐四杰”正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率性而发、从容潇洒的精神风貌，在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之时，形成了其骨气刚健、雄浑博大的审美风格。

徐干言：“故司空颍川荀爽论之，以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载？”（《中论·夭寿》）此三不朽的思想贯穿于建安文人的全部诗文之中。尽管他们向往建功立业主要是出于名挂史笔的动机，但决不能与东汉文人对于“高据要路津”“荣名以为宝”的追求混为一谈。这种永世之功包含着一统天下、重建太平之治的远大理想，勤功恤民、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现实内容。因此，他们在白骨和废墟上萌发出来的不是病态的哀吟，而是慷慨的高唱。

陈思王曹植一生把“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功业，流金石之功”作为自己的宗旨。他在前期作品《白马篇》中直陈：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后期之作《杂诗七首·其六》中表示：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

曹植前后期的诗句，虽色彩不同，但希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情却是纵贯前后的。“三曹”之外的“七子”，虽然留下来的诗歌不多，但也不乏这方面的内容，如孔融《杂诗》二首其一，仰慕“独能建功祚”的管仲，其“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等诗句，更是坦率地表现了他对建立功勋的追求。建安文人希冀立身扬名、为国立功的豪迈情怀才使建安诗歌具有能激动人心的持久的艺术力量。

而“初唐四杰”对志高意广、质朴刚健的建安风骨的承袭直接表现在他们对“龙朔文场变体”的批判上。贞观年间，重臣文人出于政治的考量对六朝绮靡诗风进行了驳斥，但由于理论缺乏深度，改革文风的努力归于失败。至高宗龙朔年间，六朝绮靡文风复炽，一方面表现为《瑶山玉彩》《古今诗人秀句》等摘录古今英词丽句的类书以及“文选学”的兴盛，另一方面表现为“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的流行。而四杰正是当时反潮流的旗帜。杨炯《王勃集序》云：“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9}四杰从文学政教之用的观点出发，批驳当时“争构纤微”“骨气都尽”的浮靡之风，同时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纵情任性、雄浑刚健的壮阔气势，尤为表现在其力求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诗文之中。

“四杰”生活的年代，正是大唐帝国建立之后，经过太宗一朝的励精图治，各方面均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大唐气象”的时代。在这种“佳气郁葱葱”的升平景象的激励下，大批文士武卒都想借此机会跻身仕途，一展雄才，或立功边陲，扬名沙场。“四杰”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推王勃，十四岁南下洪州，撰写《滕王阁序》之时，便抒发了这种心志：“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正是在此急于用世思想的驱使下，十五岁的王勃，借其时颇负盛名的右相兼司礼太常伯刘祥道巡行关内之机，写下了著名的政治论文《上刘右相书》。“书”的最后写道：

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抟风，舍苔衣而见绛阙。

貌似为群才请命，实则毛遂自荐。这封书果然受到刘祥道的赏识，“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而授朝散郎”{10}。但因一纸《檄鸡文》被逐出沛王府后，王勃便“雅厌城阙，酷嗜江海”，“绝视听于寰中，置形骸于度外”；于是遨游巴蜀，放浪山水，擅山水行役和赠别之作，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最為著名：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虽为送别诗，却一反传统赠别之作的低沉情调，表现出一种爽朗的气概和豪迈的感情。颈联化用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之句，用语凝练，表意深沉而精警。胡应麟《诗薮》评价此诗“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11}。再如杨炯用乐府旧题创作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中显示的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风颇为相近。但由于四杰以汉儒经学文艺观抹杀文学创作的重要贡献等局限性，使得他们反对齐梁文风复辟的运动并未取得完全胜利，但其诗作中所展现出的“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12}与激越昂扬的情调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故王世贞称赞“四杰”“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13}。

总之，正是由于建安文人对“人相食啖，白骨盈积”的无情揭露以及“不戚年往，世忧不治”的开阔胸襟和“爱时进趣”、追求理想的积极态度，使建安诗歌成为千百年来人生咏叹调中的洪钟巨响。而“初唐四杰”在对建安风骨沿袭与张扬的过程中，其所追求的反映社会现实、实现远大理想及因怀才不遇而激发的种种不平之鸣，开启了盛唐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以比兴寄托融入绮错婉媚的齐梁体，亦为初唐诗歌融合江左的清绮文采与河朔的贞刚气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们最早指出了唐诗发展的正确方向，描绘了唐诗未来的理想面貌。他们确如杜甫所说，似“龙文虎脊”之骏马，驰骋于初唐诗坛。而盛唐诗歌的繁荣更是与陈子昂、李白等标举建安气骨进行诗歌革新的努力息息相关。建安风骨的影响是主要的，也是极其深远的。

①⑧ 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页，第61页。

②④ 曹丕：《典论·自序》，见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第102页。

③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页。

⑤⑥{12} 闻一多：《唐诗杂论·诗与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2页，第21-22页，第20页。

⑦{13}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59页，第159页。

⑨ 杨炯：《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⑩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9页。

{11} 胡应麟：《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4页。

作 者：胡慧聪，江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