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效果评价
——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王兆峰， 徐 赛

（1.吉 首 大 学 商 学 院 ， 湖 南 吉 首 416000；2.湖 南 师 范 大 学 旅 游 学 院 ，湖 南 长 沙 410081）

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效果评价
——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王兆峰1，2， 徐 赛1

（1.吉 首 大 学 商 学 院 ， 湖 南 吉 首 416000；2.湖 南 师 范 大 学 旅 游 学 院 ，湖 南 长 沙 410081）

环境教育成为生态旅游区景点开发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环境教育效果如何成为衡量生态旅游的重要标准。本文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区为案例进行调查，建立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对比试验。 根据方差因素分析得出结果，环境教育效果受年龄、学历、旅游动机以及环境教育干预等因素影响，并且环境教育干预对环境教育效果起着积极的正向作用，这将为武陵源风景区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武陵源风景区

一、引言

1983 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 UCN） 率先提出 “生态旅游” 并赋予它保护自然环境、 维护当地居民生活的双重责任，这一概念的提出顺应了人们越来越强调回归自然、追求精神享受的现实。环境教育是推行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教育的效果将直接影响生态旅游的开展，因此，对环境教育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价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旅游的中心议题，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近 10年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为媒介的环境教育 （有些学者称生态教育） 投入极大关注度，其中，关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专题受到高度重视。国外学者对此研究范围比较广，主要涉及到环境教育的内容、方法与手段、理论基础、地位和功能、有效性以及影响有效性的因素等诸多方面。国内学者虽然对环境教育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近年来对环境教育的深度探究也成为研究生态旅游的重要议题之一。李文明和符全胜；李文明和钟永德；连玉銮均探究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也有学者探究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并构建环境解说教育的功能系统和设计框架。文首文、吴章文设置实验对比， 运用 K A P 干预技术测量和评价生态教育干预的成效。随后，李文明和钟永德运用头脑风暴法、专家咨询法等建立环境教育效果指标体系，并构建数学模型对环境效果进行定量评价。邓运员和何清华；黄常州和李如友等学者分别通过构建环境效果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评价模型，分析环境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并提出完善建议。张宏和黄震方等；夏凌云和于洪贤等学者均站在游客角度，分别分析游客对湿地保护区环境教育感知的影响，以及湿地公园的环境教育对游客行为倾向的影响。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研究范围较广泛，主要涉及到环境教育的概念、内容、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研究方法上，多运用定性方法来评价环境教育的效果，只有少量学者对其进行定量研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构建环境教育效果评价体系，定量分析生态旅游区开展环境教育取得的成效，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区域概况

武陵源风景区位于我国湖南省西北部，由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谷自然保护区以及天子山自然保护区共同组成， 总面积约 500 平方千米。 1992年 12月， 武陵源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2004 年 2 月， 被列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2007 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AAAAA 级旅游风景区。 武陵源风景区具有国内外罕见的地形地貌，独特的气象景观，植被资源丰富，野生珍稀动物众多，以天然景观著称，未加任何人工雕饰。 2012 年武陵源风景区接待旅游人数 1700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70 亿元， 与该景区刚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相比，人数和收入分别增长了 15 倍、 129 倍。 在接待量如此大的自然风景区开展生态旅游，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倡导保护环境是必要和紧迫的。因此，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探讨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如何，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能够运用到该景区开展生态旅游工作中去，有利于保护当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2.调查设计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观察的方法收集数据， 调查时间定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至 2016 年 8月 20日， 调查对象主要设定在景区内的游客。 为避免文首文，吴章文学者在设置对比试验时，游客出现抵触情绪，不愿配合调查的情况，本文将在同一时间内运用实验对比法对游客进行调查。将游客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主要为团队游客，并对其实施生态环境教育干预，主要包括游览前对生态旅游概念、环境教育功能、生态保护技能、安全防护技能等相关内容的介绍，以及游览过程中对行为的控制；对照组既包括团队游客又有散客，对其则不施加任何干预，使其处于常态。为使两组内游客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基本保持一致，而对照组处于常态，因此，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观察对照组进入景区的人口特征，然后相应的选择实验组的对应人群。在游览过程中分别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各发放 500 份问卷， 实验组收回 483 份， 收回率达 96.6%， 剔除内容填写不完整等无效问卷， 有效问卷 450 份， 有效率为93.17%； 对照组收回 455 份 ， 收 回 率 为 91.0%， 有效问卷 394 份， 有效率为 86.6%。

3．评价体系及模型

本文借鉴了李文明、钟永德相关的研究成果，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最终确定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效果的评价体系及指标权重。首先，对指标进行层次化处理并分类，由生态学及旅游学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进行评价，确定层次间的相关性。然后，收集各专家教授的建议，并整理因专业认知和经验带来的差异，并将差异反馈给专家重新调整，直至各专家教授的意见趋于一致。最后，根据专家意见，确定每个层次相对于上一层次的重要性并进行排序， 确定相对权重 （表1）。 评价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1） 式中， F 为各样本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效果评价体系中， 各指标的加权总和； Fi为各指标的原 始 值 经 过 标 准 化 后 的 值 ； Wi1、 Wi2分 别 是 各 指 标在指标层、准则层的权重。标准化方法为：

（2） 式 中 ， Foi为 指 标 的 原 始 值 ； Foimax为 该 指标所属层次内各指标值中的最大值； 100 表示 Fi的区间范围为[0， 100]， 具体分为 5 个等级： [0， 24]为 “非常差”， [25， 44]为 “差 ”， [45， 64]为 “一般”， [65， 84]为 “好”， [85， 100]为 “非常好”。

表1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三、结果分析

1.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为收集到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控制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相似的社会人口学基本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以及月收入五个方面来统计信息 （表2）。 从两组数据中明显看出，女性游客略多于男性游客，且21 岁到 40 岁的游客居多， 占全体游客的 50%以上。 20 岁及以下和 50 岁以上的游客人数相对而言比较少。从居住地来看，来自湖南省内的游客多于来自湖南省外的游客，主要受限于景区本身的吸引力半径，以及旅游时间、出行费用等因素。从学历上看，受过高等教育的游客约占到样本的75%以上， 而具有高中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游客只占约 25%， 可见受过高等教育的游客旅游意愿更强烈。从收入上看，收入越高，游客人数越多。引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只有人们满足了基本生理需求后，才会逐层追求安全、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低收入者只能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会逐步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外出旅游是实现高层次需求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收入越高，旅游人数越多。

2.目标层指标得分及等级对比

从得分情况看 （表3）， 实验组的平均分、 中位数、标准差以及最大最小值均高于对照组。从得分等级来看， 实验组在 “非常好”、 “好” 两个等级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代表了环境教育干预的正向影响； 对照组的 “一般” 等级略高于实验组，但不明显， 几乎持平。 两组的 “差” 等级比例相差不大， 但实验组比对照组略低， 实验组的 “非常差”要明显低于对照组的比例，这两个等级代表了环境教育干预对负向影响的引导作用。由此看出，对实验组进行生态环境教育效果的干预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3.准则层指标得分对比

实验组和对比组分别在准则层给出了各自平均分、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如表4， 实验组的七个指标的各项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知识指标中， 实验组的最高分高于对照组 11.48%，平均分比对照组高出28.92%。 意识指标中， 最高分比对照组高 出 11.53%， 平均分比对 照 组 高 出28.83%。 伦理指标中， 最 高 分高于 对 照 组 11.50%，平均分比对照组高出 28.70%。 评价与建议指标中，最高分高于对 照组 11.60%， 平均分比 对 照 组 高29.15%。 技能指标中， 最 高分高 于 对 照 组 11.40%，平均分比对照组高 28.57%。 行为指标中， 最高分高 于 对 照 组 11.55% ， 平 均 分 比 对 照 组 高 29.83% 。意愿指标中， 最高分高于对照组 11.34%， 平均分比对照组高28.47%。 在环境教育干预的情况下，准则层各指标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在常态下的平均得分，由此进一步说明开展环境教育相关活动对生态旅游区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表2 社会人口学特征

表3 目标层环境教育效果对比

四、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1.影响环境教育效果的单因素分析

运 用 S P SS22.0 中 单 因 素 ANVA 分 析 法 以 及卡方检验法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年龄、 学历、 旅游动机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 而性别和居住地即使在 10%的水平下也不显著，这说明年龄、学历以及旅游动机是影响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好坏的主要因素，而游客性别和居住地对环境教育的效果不大。在今后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时，应在同一年龄段、同一学历以及具有相似旅游动机的团体内进行。根据既定目标，针对不同群体，运用不同教育方式，以达到最佳教育效果，使得所有游客都能更好的理解推出生态旅游的意义，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表4 准则层环境教育效果对比

2.影响环境效果的多因素综合分析

在进行了单个因素对环境教育效果分析后，为进一步探讨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对环境教育效果的综合影响，将环境教育干预作为一个因素与其他影响因素一起进行分析。而环境教育干预与无干预是一个非连续变量，所以对环境教育干预变量进行赋值， “0” 表示没有进行环境教育干预，“1” 表示进行了环境教育干预。

由多因素方差分析可知 （表 5）， 环境教育干预对环境教育效果总得分影响的离差平方和为9325.799， 自 由 度 为 1， 平 均 方 差 为 4815.462， F统计量为 10.539， p 值为 0.001， 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环境教育干预对其他因素无显著影响。学历、年龄、旅游动机单个变量因素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保持一致。但是因素间两两交互和多因素交互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P值均大于 5%， 说明因素间关联度较小，各因素互不影响。

表5 多因素综合分析

五、结论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环境教育效果建立了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对比试验，可以发现，目标层的得分中，实验组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以及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大于对照组， 而且除了 “一般” “差”得分等级相差不大外， 正向影响等级 “非常好”、“好” 的比例明显大于对照组， 负向等级 “非常差”的比例明显小于对照组，这说明对实验组实施环境教育干预起到了积极作用。准则层中的七个指标的各项分值也大于对照组，说明对游客进行环境教育干预能够促使游客掌握与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并能够客观评价景区开展的环境教育活动，并且游客还能掌握降低对环境冲击影响的技能并将此运用到游览过程中，降低破坏环境行为的可能性。

运用方差分析得出，学历、年龄和旅游动机是环境教育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1） 学历。 高学历者对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效果影响显著，低学历者则不然。实验组统计显示， 受访者中 75%以上接受了高等教育， 其中，约 60%的游客比较了解生态学知识， 与对照组相比，其更具备环保意识且更自愿接受环境教育干预。主要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生态学相关知识的了解比低学历者要更加深入，环境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在旅游过程中进行环境教育干预起到的效果更加明显。 低学历受访者只占 25%，但其中 85%以上的游客消极对待生态旅游区开展的环境教育活动，干预效果不明显。

（2） 年龄。 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 对 18 岁以下以及 50岁以上受访者进行环境教育干预， 其效果不明显， 约 70%的游客对干预活动置之不理。对 18 岁到 50 岁之间的受访者进行环境教育干预的效果显著， 约 78%游客的环保意识明显提高，积极参与环境教育活动。原因在于青少年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强化环境保护没有自我意识，而青年多处于叛逆期，对旅游过程中进行环境教育干预可能引起反感， 起到反作用。 对 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固有习惯难以改变，教育干预效果也不明显； 18～50 岁的游客学习能力强， 更易接受新鲜事物，积极接受环境教育干预，其起到的效果更明显。

（3） 旅游动机。 旅游动机不同， 环境教育效果则不同。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 约 60%受访者旅游动机与关注生态环境相关， 其中， 33%的游客主要观赏生态旅游区原生态美景， 15%受访者主要对生态旅游区进行调研考察， 12%的人群进入景区为了进一步了解学习生态系统知识，对该部分游客进行环境教育干预收到明显效果， 而其余约 40%受访者的旅游动机与关注生态环境无关， 其中， 20%游客为缓解工作压力出游， 15%游客为陪伴家人， 5%游客没有明确目的，对该部分游客进行环境教育，效果则不太明显。可见，旅游动机与生态环境越有关，环境教育效果越明显，反之则越不明显。

总体而言，开展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活动应面向游客、管理者、组织者以及周边居民等群体，而本文主要针对游客进行调查，且样本量比较小，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影响环境教育效果的因素众多，本文可能未将所有影响因素都进行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局限所在，也是以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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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粤芳）

Effect Evaluation of Environm ental Education in Ecotourism Area—Taking W orld Heritage SiteW ulingyuan Scenic Area as an Exam p le

WANG Zhao-feng1,2，XU Sai1
(1.College of Business,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 2.School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ecological touristareas;and the effect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measure of ecological tourism.This paper takes the world heritage site,Wulingyuan scenic area as a case study,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ets 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o form a contrast.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effec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affected by age,education background,tourism motivation,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ervention,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erven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which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Wulingyuan scenic area.

ecological tourism;environmental education;effect;Wulingyuan scenic area

F692.3；F590.3

A

1008-2107(2017)02-0064-06

2017-01-15

省级基地与校级创新课题“世界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感知--以张家界为例”（项目编号：16JDZB075），吉首大学研究生创新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JGY201825）。

王兆峰（1965—），男，湖南桑植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徐赛（1992—），女，河南人，吉首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