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系统建构的再思考

刘勇

[摘要]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各种与鲁迅有关的纪念活动、热点话题、研究成果纷纷推出，不难发现在这一年鲁迅所引起的关注度之广、话题度之高都是往年所少见的。我们有必要在总结这一系列活动和成果的基础上，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大众传播的文化意义，二是鲁迅思想系统建构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再思考，不仅仅关系到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涉及鲁迅研究的根本方向。

[关键词]鲁迅；思想系统；大众传播；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109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1000106

过去的2016年可以说是纪念鲁迅的又一个重要时刻。9月25号是鲁迅诞生135周年的纪念日，10月19日又是纪念鲁迅逝世80年的日子。其实每年的这几天都是值得纪念的，但2016年恰逢这两个日子都是完整的周年纪念日，所以对鲁迅的纪念和研究格外引人注目。1936年鲁迅逝世，郁达夫发表长文《怀鲁迅》，留下了那句经典的名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1]。回顾历史，鲁迅研究的一些标志性成果往往就是出现在纪念鲁迅的时候。1938年，鲁迅逝世两周年，第一部20卷本的《鲁迅全集》正式问世，等等。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教材变动，还是社会改革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鲁迅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化。在经历了2016年的这次纪念活动高潮之后，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外在的，鲁迅的大众传播问题；二是内在的，鲁迅思想系统构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更重要的是涉及了鲁迅研究的根本方向。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鲁迅——文化在哪里？

2016年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鲁迅文化论坛”将鲁迅与大众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其实这个论坛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当时还叫作“鲁迅论坛”，2013年正式更名为“鲁迅文化论坛”，已经举办了整整10年时间了。论坛名称追加“文化”二字，本身就有从文学走向文化的普及意义，尤其在2016年的论坛上，“普及鲁迅”已经成为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明确号召要让鲁迅“走向大众，走向社会，走向企业，走向社区，走向国际”①。实际上，类似于这样的口号近些年来频频出现在多位作家的周年纪念会议上，几年前在乐山沙湾召开的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会议的口号，叫做：“沙湾的郭沫若，世界的影响力！”，“普及”已经成为当下纪念伟大作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都是意在强调伟大作家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方正鲁迅体字库”的发布应该可以算2016年将“普及鲁迅”推到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款字库是以鲁迅留存的书信与文稿为基础，历经一年多的设计创作完成的，包含9434个汉字和常用字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鲁迅的字曾经出现在各个文学和文化的载体上，这是一种历史的印证，是历史对鲁迅的纪念和记忆，把它们都集中在一起展现，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鲁迅都为哪些刊物题过字（有一些是集鲁迅字而成的）。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平台，“方正鲁迅體字库”让鲁迅的字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这当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在普及鲁迅方面也的确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软件技术的发达，网络上随处可以看见“毛泽东体”“启功体”等等各种各样的名人字库，不管是毛泽东的字、启功的字，还是鲁迅的字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但是将这些字体进行技术上的仿写，并且汇集成字库，进行推广，这些字本身的价值和魅力以及历史的真实性就淡化了许多。其实，这些字散存在原本的地方或许更好，读者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接触到这些字，这种“不经意”的相遇，这种历史细节的不可复制感，带给人的震撼，要比随处都可以打包下载的“名人”字库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除去这些字本身的艺术性不谈，对鲁迅的字进行推广，让大家都用上“大师同款字体”，真的能弘扬鲁迅精神吗？

纪念伟大的作家是人类共同的传统，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时，英国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充分地体现了“无处不在的莎士比亚”这一宗旨：各大中小学都把排练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作为家庭作业；英国皇家邮政发行了一套以莎士比亚经典名句为主题的邮票；英国皇家造币厂推出2英镑的莎士比亚纪念币，上面印着王冠和短刀、滑稽演员的衣帽、骷髅和玫瑰，分别代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戏剧和悲剧；更不用说街道上各种各样的游行纪念活动了。其实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推崇并不仅仅在于这一次周年纪念活动，而是已经成为每个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当中了。丘吉尔曾经说过宁愿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個莎士比亚，这足以看出莎士比亚在英国人心中的分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朗诵的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经典台词；英国的婚礼和葬礼上，普遍都要朗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2011年，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做的调查中显示，莎士比亚超过了英镑、英国王室和英国BBC广播公司，成为最让英国人感到骄傲的标志性人物。如果不是每一个英国人真正地以莎士比亚为荣耀，以莎士比亚为自豪，以莎士比亚为文化的象征，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不可能超越英国这一方土地，超越他所属的伊丽莎白时代，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反观我们自己，我们能否说鲁迅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象征？我们对鲁迅的纪念是否能够达到英国人纪念莎士比亚这样的高度？我们也希望“鲁迅无处不在”，但我们与这种情境还有多大距离，这是值得我们很好反思的。 再来看俄罗斯，2010年是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当全世界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时，俄罗斯却显得有一些安静。据新闻报道，除了一些文学圈和博物馆有少量活动之外，没有一家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以特别节目纪念托尔斯泰，主流国家博物馆也没有举办任何一场回顾性展览[2]。虽然其中有种种复杂政治社会因素，但这也体现出一种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自信。托尔斯泰被称之为“俄罗斯的太阳”，但在俄罗斯，这样的“太阳”又何止托尔斯泰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等，数不胜数，巨星满天。所以俄罗斯不会那么热烈、那么激动地去纪念某个作家，而是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沉稳和一份成熟。

其实不管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是鲁迅，伟人已然逝去，今天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是一种铭记也好，普及也罢，在这种历史人物与当下大众的对话过程中会摩擦出一种新的文化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这个词已经超越了鲁迅本人，超越了学术界，而成为了牵扯着诸多政治、文化、历史等各类因素的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对于当下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与鲁迅的普及程度又有何关系？这似乎才是在一拨又一拨“鲁迅热”背后应当被关注的问题。

从鲁迅本身来看，他的思想和创作已经融入到民族文化的进程当中。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已经超脱了这些人物形象本身，成为具有指代意义的民族性文化符号。他所提出的“国民性”“精神胜利法”也都已经超越了《阿Q正传》这类具体的小说文本，成为现代中国一百年以来不断反省自我的精神标杆。从鲁迅的影响来看，他对一代人的成长和精神价值的建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风范和他倾注在作品中的愤懑、热忱以及那种无可比拟的圆熟和老道，是多少人心中无形的准绳。如果要问鲁迅的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他对当下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究竟留下些什么？鲁迅的小说、杂文和他所提倡的国民性批判，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只要我们今天还能在他的小说里找到影子和原型，还能在他的文章里找到精神的慰藉，还能和他当年同样的愤怒和悲哀，答案就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一天鲁迅不再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不是鲁迅消失了，而是他的意义和精神已经溶解在我们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了，这是我们民族的进步，也是鲁迅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实现！

鲁迅的地位和价值早在《狂人日记》横空出世之时就已经被确立和认可，经过这么多年理应更加深入人心才是，但为何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专家学者还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提醒大家鲁迅的重要性？还要迫切地发出普及鲁迅、保卫鲁迅的声音？诚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鲁迅逐渐跳出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的阐释话语，“回到鲁迅那里去”成为之后几十年乃至今天的主要趋势，但“回到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却越来越见仁见智。在当下这个极其自由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中，鲁迅从一个受到高度认同的“民族魂”走下神坛，甚至逐渐被“矮化”，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境地，他的尖刻和冷漠被作为一个平凡人的弱点逐渐放大和扭曲。面对着鲁迅在走向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可控倾向，很多专家和学者怀着一种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站到了保卫鲁迅、普及鲁迅的队伍当中。但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最为重要、最为深刻的东西，并不是以是否人人都能铭记、人人都赞扬来衡量的。如今的小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不爱读鲁迅，这不是鲁迅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学生并不具备阅读鲁迅的心态和阅历。再说，难道鲁迅的作品是让大中小学生喜欢的吗？连所有中小学生都能读懂鲁迅、喜欢鲁迅，那鲁迅还是鲁迅吗？有人曾提出“阅读鲁迅的时代过去了”，事实上阅读鲁迅的时代可能还未到来！当今，我们仍然需要鲁迅，但是这种需要不仅仅是在“普及”上能够得以实现的，更何况，鲁迅不是想普及就能普及得了的。很多人连鲁迅的作品都没有读过就表示如何厌恶鲁迅，或许这种厌恶并不是来源于鲁迅本身，而往往是我们“强行普及”的一种后果。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再伟大，再有价值，他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阅读体验。恰恰相反，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阅读体验的作家不可能是伟大的，或许这样的作家根本就是没有的。

普及鲁迅，从大众传播的角度上看，确实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价值，但这种普及，不在于多么迅速、多么广泛。如今为了让文学经典能够走进大众，大量的现当代文学經典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改编一次不够，还要改了又改，编了又编。鲁迅、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萧红、沈从文、郁达夫、艾芜等等，这些人的作品被拍了又拍，从原著到电影再到电视剧，改编的一个不如一个。我们能不能为经典原著留一点空白，能不能不要急于去填补这些空白！如果不是通过阅读原著，而是只能通过影视、八卦来了解一个作家，这样的民族是非常可悲的！這是一种浮躁的心态，是一种文化不成熟的表现。鲁迅存在的意义如果需要依靠“捍卫”、依靠“普及”来实现，不知道这是鲁迅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悲哀。

二、鲁迅思想系统——为何要建构？

以上我们谈的是鲁迅大众传播的文化意义，那么学术界对于鲁迅研究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呢？2016年7月正式出版的《鲁迅思想系统研究》一书，可以说是近些年来对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个项目由2009年申报立项，集结了各方科研力量，历时7年才完成。成果汇集了鲁迅在教育、美学、哲学、艺术、政治、宗教各个思想方面的贡献，力图建立起一个多维的、立体的“鲁迅思想系统”。应该说，这个项目无论是从立意还是研究内容上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是近些年对鲁迅思想进行系统的、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的新的探讨。通过这个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直观而又集中地看到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但是，正如上文谈到的，丰富性只是一个作家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深刻性才是更重要的方面。鲁迅思想系统的建构是不是主要将他思想的各个层面进行一种全面的组合？这是值得考虑的。

事实上，各个时代的学者都为构建鲁迅思想系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陈涌就以《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论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等一系列文章，构建起了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鲁迅文艺思想体系，建构了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的理论体系。1983年，王富仁发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在充分肯定了以往特别是50年代以来“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3]的基础上，提出《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描写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举扭转了以往用政治模式来研究鲁迅的意识形态范式，开拓了鲁迅小说思想研究的新的层面。1986年，汪晖在《历史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中，对从陈涌到王富仁的“镜子”理论提出质疑，认为这种“镜子”理论是从外部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寻找鲁迅不同主题和题材小说的纽带，因而忽视了贯穿始终的内在发展线索[4]。日本学者竹内好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鲁迅》中，特别关注的是那个让“启蒙者鲁迅”得以呈现的“文学者鲁迅”，他与众不同地提出“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把鲁迅的思想，作为客体抽取出来，是很困难的。他没有成体系的东西。”[5]

鲁迅的思想研究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体系，以上的梳理只是一个浮光掠影的回顾，但即便是在这么简单的梳理当中，也会发现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对鲁迅思想研究是各有立足点、各有差异的，有的甚至完全对立，更不用说建构鲁迅思想体系的难度到底有多大。但无论难度有多大，分歧有多深，这些年来鲁迅的思想性研究始终都是鲁迅研究的重点，这足以说明鲁迅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实不止是鲁迅，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它在审美层面上有多大的魅力，它的根本价值必定是在思想情感上给人以震撼和启发，必然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切的关怀。文学从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叩问，对人生的探索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单纯的、脱离了对于人类精神层面和心灵世界的观照，这样的文学艺术是不存在的。凡瞩目于世界的伟大作家，并非在于他们为后世流传了多少篇小说，多少首诗歌，多少部戏剧，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熔铸的思想直到今天都还熠熠生辉，还能照耀人类前进的步伐。托尔斯泰真正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心理描写多么细致，也不在于《战争与和平》的场景塑造得如何恢弘，而是在于他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塑造了两千多个人物，但让这两千多个人物“活”起来的，是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性侵蚀的深刻反思。福克纳因为意识流叙事在文坛独树一帜，但如果《喧哗与骚动》失去了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关注，再绚烂的叙事手法也只能沦为一种技巧和陪衬。即便是川端康成，他看起来是一位偏重于塑造病态美的、颓废官能世界的作家，但如果没有对于生存哲学的终极思考，没有对日本民族特性的透彻体悟，他怎么会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虽然鲁迅这一生当中对文学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发表过不少互相矛盾的看法，但不可否认他最初弃医从文的根本动机，不是仅仅因为爱好文学，而是力图以文学为敲门砖，唤醒国人，敲开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大门。曾有人因为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而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6]，事实证明，一个作家立不立得住，和他作品篇幅长短没有关系，而在于他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是否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思，他的发问到今天是否还会让我们如芒刺背。鲁迅虽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这丝毫不影响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鲁迅的巨大的艺术天才，显然担得起世界上最著名最伟大的那些创作长篇巨制之作者；但社会和时代使他的艺术天才取另一形态发展，但他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巨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更为大众所重视。”[7]

鲁迅从1918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随感录》，到逝世前一个月写下的《死》，其杂文创作历时18年，将近80万字，和他的小说、散文、日记、书信，既构成了一个相互映照、互为阐释的文学体系，也凝聚成了一个丰富的思想系统。鲁迅对传统与革新的理解，对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思考，对国民性的批判都能在这个系统中找到立足点。他比任何人都深沉地批判着、关注着、思索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怀抱着希望，又夹杂着绝望。我们发现鲁迅触及的，都是关于农民的悲剧、妇女的遭遇、知识分子的前途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出路等有关民族命运的宏观问题，但他又总是能从一根“辫子”、一个“馒头”、一声“老爷”这种细小入微的地方着手，又讲得那么深刻，那么通透。这就导致鲁迅的很多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的人和事，但仍然能给予今天的我们以启发，虽然鲁迅对于出路从未给出过明确答案，但这并不妨碍他依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灯塔。这个思考本身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重要精神传统。

三、鲁迅思想體系构建的三个维度

鲁迅的思想系统，不仅丰富，而且复杂，不只是广泛，更在于深刻。如果将魯迅思想系统研究的范围拉得越来越广，看起来鲁迅的思想越来越丰富，其实鲁迅的面目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的思想涉及教育，就认为他是一个教育家；涉及美术，他就是美术家；涉及宗教，他就是宗教家；涉及政治，他就是政治家。鲁迅思想系统的建构并不是越宽越好，越全越好，反之，应该越深越好，越精越好。鲁迅思想系统的建构，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把握：

第一，国民性的批判精神。鲁迅对古今中外所有事物的思考，包括对哲学、教育、艺术、文学、美学等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国民性”这个核心展开的，一切最终指向的都是“人”。国民性批判是鲁迅最核心、最有特色、也是最根本的思想。他的这种批判指向阿Q、华老栓、孔乙己，指向他们的奴性、“无特操”“无坚信”“瞒和骗”“做戏的虚无党”；也指向那些企图对民众“开蒙”的启蒙者们，光是与鲁迅论战过的名单我们就可以开出很长一串：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叶灵凤、张资平等等。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也毫不留情地指向鲁迅自己。他从未属于过哪一个组织和哪一个团体，他曾经是“新文化阵营”的一员，却从未真正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他虽然参加了左联，但与左联的关系却一直并不和谐。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鲁迅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而成为他自己”[8]

不像同时代的其他新文化领袖，鲁迅很少去“敬告青年”，也很少提倡“须如何非如何”此乃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事”采用的句式。“是什么而非什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而是始终秉持着一种“从来如此，就对么”的怀疑批判精神，这是贯穿鲁迅整个一生和他所有的文学作品的最为核心的品质。他曾在《写在〈坟〉后面》说道：“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9]。“不相信”才是鲁迅面对一切问题的基本态度。他有《呐喊》《彷徨》，更有《野草》。这就说明了鲁迅在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上比同时代的人都要更远一点，更深一点。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解释鲁迅研究中一直存在的一些争论。比如，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开始，学界就习惯于将鲁迅思想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认为鲁迅“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0]但如上所说，鲁迅从来都不固守于哪一个“主义”，始终批判地看待一切外部事物甚至自己，又何来的思想转折之说呢？

第二，审美的意识。在鲁迅这里，究竟是文学的立场决定了启蒙的方式，还是启蒙的核心影响了文学的表达，学界直到今天仍有诸多争议。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认识鲁迅、理解鲁迅不可绕过的是他的作品。无论今天我们可以从《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分析出多少层含义，但它们首先是一部小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政治家、革命家、哲学家的表达势必是不一样的。试想鲁迅所提出的“国民劣根性”，如果离开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魏连殳、吕纬甫这些文学形象，离开了鲁镇那样的文学环境，很难想象是否会有今天这样长久的生命力。思想家以铮铮之言给人们启迪，文学家却常常将一个简单的理论演绎成一个复杂的文学世界。尤其对于鲁迅来讲，他的文学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错综复杂的。鲁迅作品中的暗示性和象征性，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去感知、去理解，总是能够获得不同的体悟和感受，这是鲁迅作品能够穿越时空，与读者产生共鸣的魅力所在。

如果忽略掉这一点，总是让“意义”先于“作品”的话，这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现在不少学生，并未读过鲁迅的作品，但是对于鲁迅的意义，却能侃侃而谈。甚至有些学生没有看过作品，但对作品的解读甚至比看过作品的人讲得更头头是道。还没有看作品就学会了研究，还没有理解就学会了批判。这个现象发生在一些年轻学生身上，但问题的根源值得学界深思。

第三，拿来的眼光。鲁迅的文学创作能够“一发而不可收拾”，“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绝不是自谦，而是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广博敏锐的胸怀和现代性的知识结构。“拿来”是形成鲁迅思想系统的又一个重要关键词。在《拿来主义》中鲁迅说道：“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拿来”。这是一种气魄，一种胆识，也是一种眼光。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特征，更是五四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既读过经，又留过洋，古今中外、贯通一气，是五四那一代人普遍的文化经历。新文学作家，几乎个个都精通国学，同时又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鲁迅精通日语、俄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门外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多达27个国家，479个作者。文体更是涉及小说、诗歌、散文、论著、杂文、通信、科学小品、文艺随笔、讲演、决议、传记等，这使得鲁迅思想的构成极其庞杂。

鲁迅曾说自己是个“盗火者”，但这盗火的本意归根结底是在“煮自己的肉”，所以我们很难从鲁迅的思想或作品中总结出哪一条“理论”，哪一个“主义”，也很难具体说出《阿Q正传》是效仿哪一个作家、《药》是模仿哪一个作品，就是因为在“煮自己的肉”的过程中鲁迅已经摆脱了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特色。《狂人日记》里，既有俄国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启示和影响，又有来自不同侧面的生活原型，还有作者早年学医的专业知识，当然其中更有作者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重压以及力图超越这种现代人的炽热理性。在经过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高度典型化过程后，最终这个不朽的“狂人”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小说的起跑线上。在语言表述上，“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都可以据为己有”[11]，文言的古语又有欧化的句式杂糅在一块，读起来又是那么地浑然天成。这种广为接纳多种养料进而构成自己的独特价值，正是鲁迅小说现代意识的深刻体现。

总之，鲁迅思想系统的建构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是将鲁迅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过程，也是我们民族自身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是我们的文化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今天我们谈论鲁迅、纪念鲁迅、研究鲁迅，不是为了让鲁迅成为越来越多的“家”，不是将各种各样的“家”纳入这个系统当中，而是真正去理解鲁迅的深度和高度。淡化鲁迅国民性的批判精神，淡化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审美特质，把鲁迅的精髓泛化，就不可能对鲁迅有一个精准的理解和把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年来对鲁迅的纪念越来越火热，但鲁迅被视为“民族魂”的时代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反省的沉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郁达夫：《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

[2]金煜编译：《托尔斯泰百年祭：俄罗斯静悄悄》，《新京报》，2010年11月23日。

[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4]汪晖：《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5][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页。

[6]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 年第 2 期。

[7]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过来的时代》，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29-30页。

[8]旷新年：《文学史视域的转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9]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10]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15 页。

[11]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A Rethink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Ideological System

LIU Y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2016 was the 13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Lu Xun and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Lu Xuns death. There appeared various kinds of celebration activities， hot topics， and new publish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uch more public attention and concerns have been attached to Lu Xun this year than previous years.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for us to summarize thes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and think furth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One is about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pular publicity of Lu Xun， and the other i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ideological system. A rethinking of these two questions not only concerns about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Lu Xun studies， but also about the basic direction of Lu Xun studies.

Key words：Lu Xun； ideological system； popular publicity； cultural significance

（責任編辑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