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冯虹 赵一凡 艾小青

[摘要]在我国城镇化发展進程中，农民工婚姻状况对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通过非参数统计方法和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四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造成了农民工初婚年龄相对其他城市较大；（2）受教育程度、收入、支出等因素与初婚年龄均呈正相关性，同时女性农民工初婚年齡略早于男性；（3）四个城市对于农民工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略微存在差异，反映出地理位置差异对农民工自身生活存在一定影响。提高农民工婚姻质量，需要有关部门推出相应政策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努力。

[关键词]北上广深；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非参数统计；Heckman二阶段模型；流动人口；婚姻

[中图分类号]D66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10057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的人群占据很大一部分比重，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职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为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如此，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农民工群体在很多方面仍然受到歧视，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约800万人，到2014年年末已经达到253亿人。①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主要群体，同时，他们的婚姻问题也是超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较强，也决定了该群体婚姻状况比较复杂。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程度较低，技术掌握水平较差，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因而与异性接触、交往的机会不多，造成了较低的结婚率。同时，农民工收入情况不容乐观，很难承担起结婚后生活的大量开支，以及购房、抚养子女等需求，导致了他们结婚年龄往往偏大。此外，一些农民工进城打工后，与妻子处于长期分居状态，在接触到其他女性后，产生冲动离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些甚至严重到造成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的发生。[1]

当下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存在一定问题[2]。他们大多为30岁左右，正处于恋爱与婚姻的黄金时期。在关注他们为社会建设所作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关注他们的婚姻生活。影响婚姻状况的因素很多，包括接受教育的程度、工资收入、生活开支等。此外，不同的背景、环境也会对婚姻带来一定影响。

二、相关文献分析

当前，随着农民工数量的急剧增长，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纵观我国国内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针对就业、社会保障、接受教育情况等问题的，而涉及其婚姻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所发表的论文成果也不多，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延伸研究。

（一）农民工婚恋观现状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这其中，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到85%以上[3]，成为该群体的主力军。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新鲜的观念。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很多农民工对待婚姻更加现代化与自由化[4]，他们逐渐摆脱传统的封建思想束缚，追求真爱，逐渐看重双方的价值取向，如经济、文化等方面[5]，力求达到某种共鸣。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一些心理方面的冲突也会制约着农民工群体的恋爱与婚姻。例如，社会地位较为低下，长期遭受他人的歧视等，这些冲突打压着农民工对于婚姻与恋爱的向往[6]，也导致他们大多是在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之间进行择偶[7]。

（二）农民工婚姻问题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大量农民工在外奔波挣钱的过程中，由于夫妻之间长期的异地分居，造成了离婚现象频繁发生。而对于80、90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婚姻家庭观念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转型并不彻底，依然存在着重重阻碍。比如住房被视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城市中拥有住房会促进结婚率的提升[8]。又比如户口问题限制了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及婚姻，导致他们无法得到有效的生活保障[9]。住房政策的不完善更是会给他们的婚姻带来种种困难[10]。由此王富超认为需要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角度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救济措施，构筑一个相对完善的保护青年农民工的法律体系，维护青年农民工的权益[11]。周伟文则基于石家庄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调查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等政策的不完善，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12]。与此类似，薛菁则主张需要完善农民工的社保制度，切实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解决相应的离婚率高的问题[13]。

（三）简要评述

当代农民工的婚姻问题不仅影响农民工个人，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应该受到广泛的关注。纵观已有的文献，对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年龄、教育与环境等方面对于其婚姻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而针对我国超大城市的农民工问题研究更是甚少。

此外，对于已有的研究文献，大部分属于案例分析、问卷调查或者定性分析，而很少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及建立经济学模型分析。

本文将依据2015年国家卫计委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调查，筛选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有效数据，选择初婚年龄作为主要分析的变量，运用非参数统计方法进行比较和回归分析，并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研究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与支出等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探讨我国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从而得出一些结论改善其婚姻状况。

三、调查样本的选取及其统计分析

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针对全国流动人口开展动态监测调查，其中包括了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就业情况、住房和社会保障、婚育情况，以及社会融合等内容。本文中运用到的相关数据即为此次调查中所得到的部分数据。

本次调查以中国各地区流动人口的年报数据作为基本抽样样本，采取分层次、多角度、成比例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的总样本数量大约为206万人。调查对象以1980年出生为界，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算作“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算作“新生代”。

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经过确定其农业户籍人口并筛选出有效数据，总共选取了8518个样本，以研究超大城市的农民工婚姻影响因素。所选取样本的婚姻状况数据整理如下表所示：

经过调查统计，这8518个样本中，初婚人数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超过70%，未婚人数也接近3成，而再婚、离婚和丧偶所占比例之和仅为128%，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以80和90后为主，基本到了适婚的年龄，因而上述这个比例基本符合预期。

经过研究发现，在研究农民工的婚姻问题上，初婚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变量。它不仅可以反映出婚姻和家庭的变化程度，而且对人口再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故在此提取出来进行分析。

从城市来看，北京和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已婚率近似，略超过70%，深圳市最高达到7710%，广州市则相对较低。从平均初婚年龄角度分析，四个城市也都较为接近。由于上海市经济发展较快，很多人观念略有不同，早婚早育现象常有发生。整体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市均为超大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因此结婚方面统计数据较为接近，在建立模型分析时，可以当成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从性别来看，女性已婚率略高于男性，且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比男性要早15岁。男性在20～30岁之间主要是以事业追求为主，更多地是考虑谋生、发展等问题，因此不难理解其平均结婚年龄要晚于女性。

從受教育程度来看，由于农民工接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初中和高中的水平为主，只有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整体素养也相对较低，这也为婚姻生活埋下隐患。同时我们观察到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农民工结婚率较高，随着学历的升高，学习压力较大，相关生活理念也会有所不同，结婚年龄会有所提升。而在未上过学的这部分人中，由于缺少相关教育，导致事业等方面会受到一定挫折，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能力较为薄弱，因而已婚率相对较低。

四、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农民工初婚年龄的非参数统计分析

1.农民工初婚年龄比较分析

与传统的参数方法相比较，非参数检验方法不进行参数间的比较，而是将样本的分布及位置参数之间进行比较。在总体分布未知、或者不考虑样本的具体分布时，非参数统计方法可以用来研究目标总体之间的分布是否相同，或者各样本对应的总体分布位置是否相同，具有一定的精确性。

本文中运用的Wilcoxon秩和检验方法是用于考察各样本所在总体的分布位置是否相同的一种统计检验方法，其原假设为两样本的位置参数相同，备择假设为两样本位置参数存在差异。而KolmogorovSmirnov检验方法则是用来检验两个样本的分布是否一致的一种方法，其原假设为两样本分布相同，备择假设为两样本分布存在差异。

根据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发现在α=001时，即可拒绝结婚年龄相等的原假设，即认为北上广深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其他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结婚年龄较晚。通过KolmogorovSmirnov检验则发现北上广深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结婚年龄分布也不同。北上广深作为超大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快，工作压力也更大，农民工在结婚问题方面往往考虑更为谨慎，造成了其结婚年龄相对较大。

2.农民工初婚年龄影响因素的非参数回归分析

非参数回归具有一定的精准度，在此以初婚年龄作为因变量（yi），以受教育程度、月总收入与月总支出作为自变量（xi），分别探究其影响效果。

回归方程为：yi=m（xi）+εi，i=1，2，3。（1）

其中核估计选择NadarayaWatson形式：m︿x=1nhni=1K（x-xih）yi1nhni=1K（x-xih）。（2）

核函数K（u）为高斯函数：K（u）=12πexp （-12u2）。（3）

运用R语言，选取合适的窗宽，得到如下的核回归光滑图像：

由于样本数量众多，拟合结果只是基本反映出其总体趋势水平。结婚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性，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会给农民工带来更好的素养，同时往往会获得更高收入与高压力的工作，在婚姻方面考虑更加谨慎，相应的结婚年龄会随之提升。

而月总收入和月总支出对于结婚年龄的影响总体近似呈现正相关性，但趋势并不明显，且在局部出现一定的波动。收入与支出水平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农民工的工作水平与经济实力。数值越大往往表示出其生活水平较高，但同时由于工作方面的压力会无暇顾及婚姻等，造成结婚较晚。

（二）农民工全样本初婚年龄影響因素分析

农民工结婚年龄影响因素分析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方法（Robert Jonsson，2012）[14]，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分析农民工是否结婚，第二个阶段是已婚农民工的结婚年龄影响因素分析（Kazumitsu Nawata，2004）[15]。

在第一阶段中，收集所有的调查样本，用Probit模型来估计北上广深新生代农民工已婚概率的影响因素，其方程设定为：

Pi（s=1|z）=Φ（γzi+u），（4）

當s=1时，zγ+u0；当s=0时，zγ+u<0。其中，zi为影响农民工结婚的一系列解释变量，γ为解释变量的系数，u为误差项，Pi（s=1|z）是在给定一系列自变量z1，z2，…，zk的值时农民工已婚的概率，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利用方程（4）可以得到估计值γ︿，然后对调查样本计算出逆米尔斯比λi︿=λ（ziγ︿。

在第二阶段中，利用已婚的农民工样本，用OLS模型估计影响结婚年龄的因素，同时引入逆米尔斯比来纠正样本选择性偏误，方程设定为：

Yi=βixi+∝iλi︿+ε，（5）

其中，Yi为农民工的初婚年龄，xi为影响农民工初婚年龄的一系列解释因素，β、α为相应的解释变量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模型的第一阶段Wald chi值为187584，相应的P值为00000；第二阶段Wald chi值为298544，相应的P值为00000，表明Heckman二阶段模型整体设定较好。纵观变量的Z统计量及相应的P值，在α=005时，只有第一阶段的性别变量不显著，在此剔除，其余都是显著性的，表明变量整体选取较好。

故所得到的第一阶段Probit模型回归方程为：

P︿（s=1|z）=-0117z2+0056z3+0167z4。（6）

第二阶段OLS回归方程为：

Y︿=1569x1+0393x2+0924x3+1995d1+21426λ︿。（7）

（1）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负，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已婚比例反而下降，且每升高一个层级，比例下降0117，其初婚年龄上升1569岁。也体现出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农民工自身素养，相应的也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婚姻。

（2）性别因素对于婚姻与否并不显著，但通过OLS回归还是发现男性农民工普遍结婚要晚于女性。

（3）月总收入和月总支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对于已婚与未婚比例呈正相关。且月总收入每增加一千元，结婚年龄晚0393年；月总支出每增加一千元，结婚年龄晚0924年。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今社会年轻農民工收入的提升，同时他们在住房等生活必需品上开支增加以维持家庭生活的需求。

（三）北上广深各城市农民工初婚年龄比较研究

为了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超大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影响初婚年龄差异性与作用机制的不同，在此将4个城市的农民工分别作为4个子样本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首先比较4个城市农民工初婚年龄是否存在差异性，由于各个城市间取的样本数量不同，且相互独立，故在此选择KruskalWallis检验进行分析。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Monte Carlo显著性检验的P值近似为0000，拒绝四个城市农民工初婚年龄相同的假设。但根据相关的统计量发现4个城市农民工的初婚年龄的均值，中位数和众数均较为近似。因而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模型分析，以探究不同城市的具体因素影响效果。

北京市影响农民工是否结婚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支出。4个解释变量均对初婚年龄有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层级，初婚年龄要晚269年。男性农民工平均比女性晚结婚315年。

上海市影响农民工是否结婚的影响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支出，对初婚年龄有影响的解释变量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支出。其中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层级，初婚年龄要晚163年。男性农民工平均比女性晚结婚175年。

广州市影响农民工是否结婚的影响因素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支出，对初婚年龄有影响的解释变量也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支出。其中受教育程度影响较为显著，每提升一个层级，初婚年龄要晚329年。男性农民工平均比女性晚结婚157年。

深圳市影响农民工是否结婚的影响因素只有月总支出，对初婚年龄有影响的解释变量为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支出。其中受教育程度影响较为显著，每提升一个层级，初婚年龄要晚255年。

综上所述，男性均比女性结婚要晚，受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年龄越晚。其中北京市农民工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整体影响最为显著。可以看出首都地区相对环境较好，生活压力也更大，同时越来越多的“北漂”涌入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获得更多的人生阅历，在婚姻问题上随之考虑得更为周到。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当今社会，农民工带着自己的理想来到城市打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但他们必须要面对结婚成家的问题。一些农民工结婚后，继续奔波在各地打拼，造成了婚后夫妻双方种种问题的产生，离异现象普遍发生。

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由于生活节奏与压力的不同，他们结婚年龄往往较晚。同时，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他们大多仍然保持着农村人之间相互结合的模式为主。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口限制以及人们偏好的改变，加上人们对于生活本身的需要，很多农村女性与城市男性之间发生通婚现象，然而农村男性与城市女性通婚则鲜有发生。由此引发的男性农民工的“婚姻挤压”现象十分显著，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对此处理不当会给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青年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婚姻状况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密切相关。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快相应体制的改革，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加强并完善其婚姻指导，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企业可以组织农民工开展一些文化活动，提升他们整体素养与受教育程度，为其恋爱和结婚创造一定的条件，同时为已婚农民工夫妻安排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促进情感沟通，有利于他们婚姻稳定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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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onsson R.： “When does Heckmans twostep procedure for censored data work and when does it not？”，Stat Papers，Vol.53， No.1， 2012， pp.33-49.

[15]Nawata K.： “Estimation of the female labor supply models by Heckmans twostep estimator and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Vol.64， No.3-4， February 2004， pp.385-392.

On Marit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Megac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Dynamic Monitoring abou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in 2015

FENG Hong，ZHAO Yifan，AI Xiaoq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a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Beijing Society- Building & Social Governance， 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marital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data of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in 2015，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of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s the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Heckman two stage model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life and work pressure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caused by the first marriage age is larger than the migrant workers of other cities； （2）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first marriage age， and the first marriage age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s younger than male's； （3） The first marriage age of migrant workers are different in the four cities， reflecting the difference of geography has certain effects on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Finally， we sum up that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introduc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but also need the community's common concern and effor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marriage.

Key words：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ity；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Heckman twostage model； mobile population； marriage

（責任编辑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