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中的隐性问题研究

马德峰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基层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中的隐性问题研究

马德峰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作为“流得动”末端环节的核心，服务期满流动关系着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健康持续发展。江苏地区，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时的流动出路表面畅通，但不同去向之间却存在失衡，诸如考录公务员指标有限、留村任职比率过高、自主创业或另行择业比率过低、回校深造比例趋零等不良隐性问题，与合理有序流动的目标有着一定偏差。为此，地方政府需要予以系统综合考虑，优化选拔任用细节，充实管理培养内容，严格考核筛选细则，拓展后续发展出路，以为基层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流动的制度设计提供经验参考。

大学生村官；青年流动；隐性问题

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国家培养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大战略工程。截至到2015年底，全国累计有20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聘，共计选聘大学生村官40多万名。目前在岗人数达13.8万名，覆盖近乎1/4的行政村落，(向外)流动退出累计31.3万人。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的精心组织和大学毕业生的志愿精神弘扬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将高校知识青年与基层乡村连接起来，打通了一条通往基层的流动路径。而随着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持续推进和基层实践，“流得动”末端环节越发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当3年志愿服务期满之时，大学生村官个体会面临人生的“二次择业”，基层广阔天地能否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吸引青年持久扎根？他们的已有流动通道是否顺畅，能否做到正常有序流动？已成为考验大学生村官和当地组织管理部门工作的敏感议题，它关系到广大青年个体的立业根本以及国家人才基层战略导向的实现，故本文拟以大学生村官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江苏省为例分析该议题。

一、期满流动中的隐性问题

“流动”一词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内涵，它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或在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1]243。面对所处的复杂社会系统，社会流动理论向人们展示了个体如何嵌入高低不同的社会层次，并指出流动结果往往与行动主体自身实力、社会结构及其政策法规等因素密切关联。走向基层的大学生村官服务期限一般为3年，3年履职期满必然面临流动退出的问题，对此国家也从制度层面作出顶层设计规划：留村任职、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和考研深造。虽然具体流动去向颇为有限，但国家希望畅通村官后续发展出路，形成合理流动、多元发展的良好局面。先导地区江苏大学生村官前两届期满流动实践表明，现实结果与政策期盼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已有流动去向存有不容忽视的隐性问题。这里的隐性问题，主要是从未被广大公众预期或者认识到的后果而言的，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过程中的隐性问题还未被公众真正意识知晓。我们认为，这种隐性问题更多带来的是负面功能和不良后果，会堵塞人才流动“出口”的通道，降低大学生村官离岗流动质量，挫伤后面立志踏入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信心，故需要引起社会高度警惕。

(一)考录公务员指标有限

表1数据显示，公务员去向的比率呈现某种固化态势，2010—2011年江苏大学生村官考录公务员出路占比为20.28%(205人)和18.04%(292人)，基本在20%上下小幅波动。公务员出路存在的隐性问题是大学生村官追捧公务员的愿望强烈，根据全国各地组织部门的不同调查版本，大学生村官期满后选择报考公务员的比率在60%以上，考录公务员是他们期满出路的首要岗位指向，因为公务员工作体面稳定、待遇丰厚，而大学生村官特设岗位的临时过渡身份是实现向国家正常人事制度迈进的重要通道。国家制定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政策中也明文规定，对于在基层任职期满、表现良好的大学生村官可享受报考定向招录公务员的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基层志愿服务的一种吸引和补偿激励。但现实国情使这一目标取向难以实现，地方公务员队伍已经趋于饱和，接纳吸收大学生村官的能力有限，且公务员岗位编制指标不可能随着村官期满人数变化而变动；加之逢进必考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他们扎堆挤上“独木桥”，面临异常激烈的竞争，给个体心理带来巨大压力和无形苦恼。故在公务员出路上，需要加大大学生村官多元流动思想的宣传力度，尽早引导他们调整职业生涯规划，形成合理职业预期，将期满去向与公务员出路区别开来。

表1 2010—2011年江苏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去向比率分布

(二)自主创业或另行择业比率过低

2007年5月，江苏省委省政府率先启动“1011工程”，选派1011名大学毕业生到苏北地区1011个经济薄弱村任职，此举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扶贫富民步伐、扩大基层党政干部来源的重要举措，开启了我国大规模选派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先河。由于早期大学生村官任职地均属经济薄弱的村组，故以脱困富民的自主创业成为江苏地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专门出台鼓励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的“土政策”，给予其资金、场地、技术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帮助，试图通过大学生村官带头带领村民创业，改变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在苏北地区，大学生村官创业率一度高达60%以上，形成“大户+基地+大学生村官+贫困户”、“大学生村官+村‘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专业合作社”、大学生村官抱团创业等多种模式，引发社会的广泛好评。与任职期间如火如荼的创业富民热潮相比，服务期满之后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却十分冷清。数据表明，2010年和2011年江苏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或另行择业的比率为10.88%(110人)和11.43%(185人)。如果仅是简单作一平均统计的话，自主创业或另行择业各自所占的比例在5%左右，两者比率明显过低。自主创业率前后的数字反差，表明任职期满之时创业项目衔接上存在不小阻碍。阻碍之一，大学生村官履职期间的创业活动规模偏小，项目赢利能力偏弱，不宜作为自主创业的长远发展方向；阻碍之二，服务期满之后缺乏政府强力支持，致使诸多创业项目销声匿迹，故有必要做好创业项目的提档升级及后续支持，以提高大学生村官期满之后的创业率。在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自主创业理应成为大学生村官分流出路的重要发展方向，个体的知识优势和专业特长有助于他们在创业道路上奋发有为，政府应该继续鼓励支持创业有成的大学生村官，逐步实现自主发展。至于另行择业出路比率过低，表明大学生村官对国家基层志愿服务优惠政策的高度依赖和内心期盼，个体自主性和能动性有待提升。为此，政府需要检视基层大学生村官意识能力的培养，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准则行事，建立一套择优推介制度，通过地方人力资源市场、村官专场招聘会等途径让大学生村官自主择业，尽可能减少政府主导项目下的大量被动人群出现。

(三)留村任职比率过高

留村任职，顾名思义是服务期限已满而继续留守基层岗位。留守续聘是正式纳入当年大学生村官计划名额，可以继续享受村官工作与生活补贴。大学生村官计划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务实举措，基层农村希望借助人才智力支持摆脱落后面貌，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故留住大学生村官人才应是地方政府组织部门工作重点之一。数据显示，留村任职是江苏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的实际主要去向。2010年和2011年留村任职的比率分别为50.15%(507人)和54.29%(879人)，排在现有分流出路的首位。按理来说，留守应该是值得庆贺的好事情，但事情实质却不尽然。就大学生村官真实流动意愿调查来看，具有扎根基层、长期奉献新农村建设的村官不到10%，绝大多数都有预期改行走公务员或者谋求事业单位道路，以便正式进入体制圈子之内发展。由此，留村任职表面留住其人却留不住其心，更多的是暂时、无奈、被动留守，继续扮演乡村过客身份，以寻找报考公务员或者进入事业单位等良机，与国家希望的扎根农村或者成为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的目标相去甚远。随着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持续实施，留村任职的村官人数逐年聚集，当累积起来的安置压力难以消化而集中爆发时，必将阻塞大学生村官队伍的“新陈代谢”[2]，造成乡村实际接收新进大学生村官人才的能力骤降。相关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1年—2016年江苏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数量持续下降回落(见表2)，已由原先的3800多名下降到目前的951名，根源并不在于乡村对知识青年人才需求的减少，而是村官人才队伍“出口”环节出现阻塞所致。实践倒逼地方政府需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续聘留任的门槛条件，吸引优秀村官留任并保持恰当比率，每个乡镇大致可以保有2～3名大学生村官名额；同时明确规定大学生村官续聘不能连续超过两个聘期，以促使村官合理向外流动，保持人员进入和退出的平衡性。

表2 江苏2011—2016年选聘大学生村官的人数

(四)回校深造比例趋零

下乡服务基层是一逆向社会流动，当时为吸引广大高校毕业生志愿下乡，国家明确提出，“大学生村官报考研究生，享受初试总分加分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优惠”。然而，这一优惠政策并未得到广大期满大学生村官的积极回应。数据显示，考研回校深造去向的比率极低，2010年和2011年大学生村官考研回校深造占比仅为1.48%(15人)和0.37%(6人)，低到几乎可以将之忽略不计。果真是大学生村官内心不愿意回校学习深造吗？答案近乎是否定的。作为一条具体的分流出路，学习深造与处于成家立业阶段的青年大学生村官之间距离遥远，归根结底在于青年大学生村官的角色紧张，使得他们难以抽出大把的时间再去高校“回炉”深造，他们要忙于手头工作事务，忙于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况且即使回校学习深造，也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之后仍然要面临踏上社会就业谋生问题。事实上，一些基层大学生村官倒是对在职读研深造产生出浓厚兴趣，它能同时兼顾基层工作和个人婚姻家庭，故回校学习深造这条出路应该调整设置方向，可将之转变为培养管理过程中对优秀大学生村官的嘉奖，例如，有针对性地选拔大学生村官骨干人才去高校读研进修，学业完成之后再继续回乡服务工作，而不是作为一条流动出路来对待，这样设置也许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大学生村官的个体需要。

二、期满流动中隐性问题的破解

江苏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流动中存在的隐性问题，反映出现有流动出路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流动出路内部的不协调。应对的思路需要国家从制度层面疏通出路并广开贤路，遵循人才流动规律并体现人力资本价值属性，基于系统整体角度加以综合解决。而从地方政府实施操作层面来讲，服务期满流动过程中的隐性问题的破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选拔任用细节

服务期满流动的“出口”顺畅与“入口”选拔任用环节密切联系。我们认为，大学生村官选聘应由初始阶段的追求数量逐渐过渡到质量提升上来。具体来讲，选拔任用在注重选聘对象文化学历、党员身份、学生干部经历、出生地域等因素基础上，尚有以下方面需要加以改进提高：其一，基层服务奉献意识的考察。乡村基层环境复杂而艰苦，对于那些仅将村官当作职业跳板或者临时过渡，不想干事创业、缺乏心理定力的大学毕业生要及时排除在选聘名单之外。通过强化应聘人选的到村任职志向和内外综合素质，改善大学生村官队伍结构与质量，为基层履职及其服务期满分流奠定坚实基础。其二，村官的职位分析要求。目前村官岗位选聘缺乏具体职位描述与任职资格条件规定，只是笼统地称为“大学生村官”，定位于村级组织特设岗位，具有志愿服务色彩，导致大学生村官与乡村需求匹配上出现错位，个体容易产生在其位不知何为其政的困惑，村官工作呈现较大的随意性。而且，基层志愿服务性质容易诱使大学生村官工作评价重点放在道德品质维度，模糊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预设初衷。故此需要转换现有思路，明晰基层导向，加强职位分析，强化岗位适配性，扫清大学生村官个体职业发展中的障碍，为大学生村官二次择业创造有利条件。

(二)充实管理培养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曾尝试将知识青年就业与基层社区结合起来实现彼此“双赢”，青年从中了解国情社情、增进(与民众)感情，进而成长成才；而基层社区获得人才的智力支持，达到自身发展进步的目的，但结果是事与愿违。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推出是新时期开辟出的一条在基层培养人才的道路，培养内容的具体设置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基层广阔天地中有所作为，影响着大学生村官期满出路的抉择和信心。基于村官个体差异以及乡村村情不同，在人才培养工作上需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分类培养思想应运而生。所谓分类培养意指采取有针对性的不同培养扶持措施，引导个体迈向多元化的成长成才路径。从现实运作考察来看，江苏尝试确立以下几种人才培养取向：创业富民型，服务亲民型，社会管理型和专业技术型，力图打造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和各行各业优秀人才[3]。培养取向确立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强化培训帮扶。围绕涉农政策法规、科技推广服务、创业致富、基层社会治理等，管理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岗位培训，着力提升大学生村官农村实务技能。帮扶上则是建立三级干部联系帮带制度，通过“带路子、教法子、压担子”，力促大学生村官迅速步入正轨、干出“样子”。最后，在培养规划中需要打通分类培养取向与后续出路之间的对应连接，缓解期满出路上的结构性矛盾。例如，社会管理型的培养取向，可以在留村任职与考录公务员出路上予以支持；专业技术型的培养取向，可面向事业单位或考研深造给予疏导。差别化的分类培养方式让大学生村官具有宽广的事业，不再把考公务员视为唯一的出路，呈现出多元化选择、多元化发展的良好局面[4]。当然，大学生村官工作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分类培养或者分类培养内容尚未完全落实，只会带来期满流动上的杂乱无序结局，甚至会产生一时无法解决的遗留问题。

(三)严格考核筛选细则

大学生村官基层履职，需要有一套规范的考核筛选细则加以把控衡量。考核筛选机制有助于掌握大学生村官工作实绩和成长发展情况，能为期满流动退出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使人才评价走出道德约束的误区。基于乡村社会工作的特点，考核内容应着重了解大学生村官岗位职责履行、项目任务完成以及思想政治表现，需要合理设定考核指标，量化考核评分细则，树立注重实干与实绩的工作导向。考核办法上要将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综合起来，将村官公开述职、村民民意测评和上级领导打分结合起来，强化考核结果在大学生村官选拔聘用、评优评先中的运用。任期考核合格以上的方可参加定向招录公务员考试；县乡事业单位空缺岗位补充人员时优先聘用；可以续签合同、留村任职。聘期考核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不再续签合同，引导其另行择业。我们认为，科学的考核评估能度量大学生村官之间的业绩差距，检验有无达到分流出路规定的准入条件，真正让优秀青年人才“出得来、选得上”，而将主观动机不纯、不宜继续留村任职的人员及时过滤出去。当前，在大学生村官培养管理过程中，地方基层需要切实肩负起管理培养责任，真正落实和强化好考核筛选机制，不能一味充当“老好人”“和事佬”，自觉将考核结果与期满流动人才安置衔接起来，形成良好的人才流动格局。

(四)拓展后续发展出路

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隐性问题的破解，除需要畅通每一个具体的出路外，还需要丰富拓展退出类型，拓宽后续发展渠道，加大对村官职业发展保障力度。随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滞后的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亟须大批骨干力量加入，以便有效发挥服务民生的功能，如社会体育指导员、农技推广服务员、文化教育工作者等的引入，可发挥现有青年大学生村官身处基层一线的优势，扮演服务提供者、行为倡导者、关系协调者和资源挖掘者等角色，为基层民众提供优质、便捷服务，拉近上级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距离。我们认为，与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留村任职等缺乏刚性保障的分流出路相比，由政府买单，用人需求量巨大的基层公务服务机构将是大学生村官未来流动的主要去向，基层社会工作者会是较为合适的角色定位。对于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村官，可经由所在村组推荐、当地政府人事管理部门同意，转聘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岗位工作人员，如社区工作者、民情联络员、企业党建工作指导员等，继续发挥其基层社区服务的功能，做到离岗不离村。这种转聘能够完成青年面临的立业重任，由志愿者过渡身份转为真正职业者。

三、结语

法国学者潘鸣啸曾用“失落的一代”来描述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城市知识青年，认为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打乱了他们个体的正常生活秩序，使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所在的家庭以及城乡社会的稳定，最终的结局是知识青年返城回流[5]1-2。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可以归为两点：一是在于国家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布局。青年下乡政策只注重“下得去”开头环节，而对于“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中后期阶段明显缺乏安排计划，殊不知“虎头蛇尾”结果只能使社会工程半途而废。二是社会工程本身缺乏对行动主体利益的关切。简单认为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作政治动员和思想说服，就能驱使行动主体响应号召、无私奉献，虽然这可能在短时期内奏效，但无法应对社会工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最终的结局必然面临失败。“社会工程的效率依赖于真正的人类主体的反应和合作。如果人们发现新的安排，不管安排如何有效率，只要与他们的尊严、计划、趣味相背离，他们就会将它们变成低效率的安排”[6]299。作为国家层面主导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战略工程，需要政府对期满流动过程中的隐性问题给予重视并进行顶层设计，需要照顾到处于安家立业阶段的大学生村官青年的利益关切，进而建立起由政府引导、市场调控和个体择业意愿相结合的选择工作机制，使得“留得住”与“流得动”相得益彰，避免因后续出路不畅而产生新问题，确保大学生村官计划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马德峰.大学生村官期满分流及其路径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9)：72-81.

[3] 马德峰.大学生村官差异化培养研究[J].青少年学刊，2015(2):22-27.

[4] 江苏省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基地.坚持差别化培养，拓宽大学生村官舞台[J].求是,2012(6)：48-49.

[5]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M].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6]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编辑：王 玮

2017-02-25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研究”(2016SJB840017)；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路在何方？——苏北大学生村官期满流动研究”(16SYC-161)

马德峰(1975—)，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