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

王满+黄波+于浩洋��

内容提要：本文将商业信用融资的研究扩展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层面，从会计稳健性视角研究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研究发现，企业会计稳健性越高，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正相关关系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产权和法制环境对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国有产权负向调节了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而法制环境正向调节了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稳健的财务报告为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会计稳健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商业信用融资

中图分类号：F2344；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价值链的管理会计工具整合与企业价值创造研究”，项目编号：15BGL058；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管理控制工具整合应用研究”，项目编号：ZJ2015014；财政部全国会计科研课题“基于供应链的管理会计工具整合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15KJB012。

会计稳健性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财务报告的一项重要原则。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债权保护机制，能够减少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供应商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企业从供应商获得商业信用融资。

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主体对政府是否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无法提前预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我国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政府对经济政策调整的频率和幅度都要高于西方成熟经济体，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更加频繁，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的不确定增加，投融资环境也受到显著的影响。因此，在经济不确定性环境下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

本文将商业信用融資的研究拓展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层面，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研究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行为；研究表明了企业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动性，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商业信用是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缔结的一种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出于自利的动机可能隐藏坏消息，此时供应商无法识别出下游企业可能存在的财务风险，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债权不能得到很好保护。根据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观，会计信息为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提供了参考，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签订和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会影响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契约的签订和执行。Hui et al.（2012）[2]发现供应商有对客户稳健的财务报告的需求，会计稳健性为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契约提供了一种保护机制。

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一，会计稳健性强调企业在对交易或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不低估负债或费用，表现为对坏消息的确认快于好消息的确认。LaFond and Watts（2008）[3]认为会计稳健性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硬性”（即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强）的会计信息，进一步减弱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动机和能力，从而降低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供应商与企业建立互信的长期契约关系。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经营不善的后果越容易反映在其财务报表中，供应商可以据此准确地做出是否签订或调整契约的决定，从而保护商业信用债权的安全。此外，会计稳健性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4]，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高盈利性的公司未来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小，降低了供应商商业信用债权未来不能收回的风险。因此，相比于会计稳健性低的公司，供应商更倾向于为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由此，提出假设H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计稳健性高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

（二）会计稳健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商业信用的融资，于是本文将研究扩展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更大的宏观经济视角上。就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其特征之一，政府通过不断地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来实现调控经济的目的。经济政策的频繁变更造成了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势必会影响到微观企业包括投融资在内的企业生产经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波动的同时，也会影响微观企业经理人的财务决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因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现金持有[5]。此时，理性的供应商会谨慎对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商业信用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在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之前供应商会更加关注企业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债权出现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增加，此时供应商更需要会计稳健性所提供的债权保护机制。因为会计稳健性能够为供应商提供关于企业当前可验证的“硬性”信息，降低了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供应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对企业财务表现的监督，当企业财务情况恶化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护商业信用债权的安全。所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更受“惜贷”的供应商的青睐。另一方面，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公司的股权和债务融资成本，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供应商对企业的信任。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相比于会计稳健性低的公司，供应商更倾向于为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提供商业信用。由此，提出假设H2。

H2：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作用更强。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主要变量的定义

（1）商业信用融资。根据主流文献通常的做法，本文借鉴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6]，采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总资产来衡量商业信用融资，同时考虑到不同行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差异，并采用行业调整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总资产衡量商业信用融资。

（2）会计稳健性。本文的会计稳健性的度量需要具体到公司年度层面，借鉴Khan and Watts（2009）的方法，用以下模型计算每家公司每个年度的会计稳健性程度。

EPSi，t/Pi，t-1=β0+β1RETi，t+β2Di，t+β3Di，t×RETi，t（1）

G_score=β1=μ1+μ2Sizei，t+μ3MBi，t+μ4Levi，t（2）

C_score=β3=λ1+λ2Sizei，t+λ3MBi，t+λ4Levi，t（3）

（1）式是Basu（1997）模型，其中EPSi，t為i公司t年的每股盈余；Pi，t-1为i公司t-1年末的收盘价；RETi，t为i公司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用t年5月至t+1年4月经市场调整的t年的股票收益率表示；Di，t为哑变量，当t年的RET小于0时取1，否则取0。在（2）式和（3）式中，Sizei，t为i公司t年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MBi，t为i公司t年的市值账面比，LEVi，t为i公司t年资产负债率。将（2）式和（3）式代入（1）式中，分年度进行回归，将回归之后的各参数代回（2）式和（3）式，计算出G_score和C_score，其中C_score表征公司年度层面的会计稳健性程度，该指标越大，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斯坦福大学的Bloom和Baker以及芝加哥大学的Davis等学者从2011年开始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覆盖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其编制基础是新闻报道内容，其中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为检索平台，使用一种文本过滤标准筛选出当月讨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章，并将符合标准的文章数量占当月该报纸出版文章总数的比重进行标准化处理而得到的。由于该指数为月度数据，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采用每年该指数的月度平均值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4）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参考刘凤委等（2009）[7]、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6]等人的研究，选取了盈利能力（ROAi，t）、成长能力（Growthi，t）、银行贷款（Loani，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i，t）、公司规模（Sizei，t）、现金持有量（Cashi，t）、市场地位（MPi，t）、产权性质（Statei，t）等变量。另外，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度效应。

2.模型构建

TCi，t+1（Adj_TCi，t+1）=β0+β1C_Scorei，t+β2ROAi，t+β3Growthi，t+β4Loani，t+β5Firsti，t+β6Sizei，t+β7Cashi，t+β8MPi，t+β9Statei，t+∑IND+∑Year+ε（4）

TCi，t+1（Adj_TCi，t+1）=β0+β1C_Scorei，t+β2EPUi，t+β3EPUi，t×C_Scorei，t+β4ROAi，t+β5Growthi，t+β6Loani，t+β7Firsti，t+β8Sizei，t+β9Cashi，t+β10MPi，t+β11Statei，t+∑IND+∑Year+ε（5）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TCi，t+1和Adj_TCi，t+1，分别表示i公司t+1年的商业信用融资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解释变量为C_Scorei，t和PEUi，t，分别表示i公司t年的会计稳健性程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另外，根据已有文献，控制了营业能力（ROAi，t）、成长能力（Growthi，t）、银行借款（Loani，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i，t）、公司规模（Sizei，t）、现金持有量（Cashi，t）、市场地位（MPi，t）、产权性质（Statei，t）等变量，同时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由于供应商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往往是根据客户上期的财务数据做出的，同时为了减弱商业信用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以上两个模型中的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模型（4）用来检验假设H1，若模型（4）中的β1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会计稳健性促进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模型（5）用来检验假设H2，若模型（5）中的β3显著为正，则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择2007-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如下标准进行筛选：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因为此类行业公司的特殊性；剔除当年ST和*ST上市公司，因为其财务数据的异常性；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产权性质无法辨别的样本。最终获得13616个公司年度样本。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所有的公司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产权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www.policyuncertainty.com），“法制环境”指数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发育及法律制度环境指数①。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表2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征商业信用融资的两个变量来看，商业信用融资（TC）的平均值为0170，标准差为0124；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平均值为0009，标准差为0111，这表明样本企业在商业信用融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会计稳健性变量来看，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平均值为0037，标准差为0048，说明样本企业的财务报告整体上呈现稳健性的特征，但是个体之间的财务报告稳健性程度存在差异。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平均值为141，标准差为5233，说明在样本期间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且各年间经济政策的波动性较大，这与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的特点相吻合。从控制变量来看，盈利能力（ROA）的平均值为0045；成长能力（Growth）的平均值为0193；银行借款（Loan）的平均值为0178；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平均值为3664%；公司规模（Size）的平均值为2186；现金持有量（Cash）的平均值为0185；市场地位（MP）的平均值為0509，表明样本企业中509%的企业具有相对较强的市场地位；产权性质（State）的平均值为0514，表明样本企业中有514%为国有企业，486%为非国有企业。整体上来看，各变量均在正常范围内，说明本文对连续变量的缩尾处理减轻了异常值的影响。

2.相关性分析。表3是主要变量Perason相关系数表。会计稳健性（C_score）与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59和0145，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初步推断会计稳健性（C_score）与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可能呈正相关关系。各变量除了商业信用融资（TC） 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 的Perason相关系数较大外，其余变量之间的Perason相关系数均较小，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将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放在不同的模型中进行检验。

（二）单变量分析

表4列示了不同会计稳健性程度的公司商业信用融资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的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对比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均值和中位数在不同会计稳健性程度的公司中呈现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计稳健性低的公司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均值（0158和-0001）和中位数（0128和-0023）均显著低于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均值（0186和0022）和中位数（0155和0000②），这表明相比于会计稳健性低的公司，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这初步证明了本文的假设H1。但是以上是基于单变量分析的结果，为了更好地验证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还需要加入控制变量，进一步做多元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1.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为了检验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本文采用模型（4）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中的（1）列和（3）列所示。从（1）列中可以看出，会计稳健性（C_score）与商业信用融资（TC）的系数为074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3）列可以看出，会计稳健性（C_score）与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系数为07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的证据表明会计稳健性缓解了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债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从而提高了供应商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意愿，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由此假设H1得到证明。

从控制变量上来看，成长能力（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公司规模（Size）、市场地位（MP）和产权性质（State）与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ROA）、现金持有量（Cash）、和银行借款（Loan）与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显著负相关。

2.会计稳健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本文采用模型（5）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中的（2）列和（4）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与商业信用融资（TC）和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供应商对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会更谨慎，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受到冲击。我们关注的是会计稳健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乘项C_score*EPU系数的显著性情况。在（2）列和（4）列中C_score*EPU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证据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供应商会收紧对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商业信用资源显得相对稀缺，供应商会更加重视下游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所以此时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由此假设H2得到证明。

（四）进一步检验

1产权性质、会计稳健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上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因为企业的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供应商普遍存在着收紧对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行为，同时对提供商业信用债权保护机制的下游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加关注，但是这种关注程度会受到下游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和企业经营情况恶化时，国有上市公司作为各级政府的“亲儿子”会得到政府资金上的扶持，如政府补助和财政资金等；即使处于财务困境时，政府也能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隐性的担保。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供应商在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商业信用时更少关注国有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弱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实证检验结果如表6中的（1）列和（3）列，（1）列和（3）列中三项交乘项C_score*EPU*Stat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与本文的预测一致。

2法制环境、会计稳健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还会受到当地法制环境的影响。下游企业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是供应商商业信用债权的一把“保护伞”，下游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经营不善时的不良业绩更容易反映在其报表中，这促使供应商提高了警惕，当下游企业违背了相关商业信用条款时，供应商可以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商业信用债权的安全，当然这取决于当地的法律保护水平。因此，供应商更关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因为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供应商能更好地利用下游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债权提供的保护机制。这也意味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越好，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实证检验结果如表6中的（2）列和（4）列，（2）列和（4）列中的三项交乘项C_score*EPU*LAW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也与本文的预测一致。

稳健性检验

（一）自选择问题

由于高质量的公司倾向于选择更为稳健的财务报告，而这些高质量公司的特征使得其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这意味着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回归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为了控制会计稳健性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降低样本自选择问题带来的影响。首先，按照会计稳健性高低排序，将样本分为处理组（高会计稳健性组）和控制组（低会计稳健性组），然后以经营现金流（CFO）、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wth）和产权性质（State）等变量为匹配标准，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最后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分析。本文同时使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为处理组企业进行匹配，结果如表7所示，不论是商业信用融资（TC）还是行业调整的商业信用融资（Adj_TC），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显著，表明控制会计稳健性的自选择问题后，会计稳健对商业信用融资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

（二）替换解释变量

为了排除解释变量指标选取和度量方法差异对本文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借鉴Lin and Tian（2012）[8]，用基于Ball and Shivakumar（2005）[9]的应计-现金流模型估计C_score值（C_score_acc）来度量会计稳健性③，用每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月度平均值EPU1来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检验结果如表8、表9所示，假设H1和假设H2的结论仍然存在。这说明改变会计稳健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对本文的结论没有影响。

（三）替换被解释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年末总资产（TC1）、经行业调整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年末总资产（Adj_TC1）、应付账款/年末总资产（TC2）和经行业调整的应付账款/年末总资产（Adj_TC2）衡量商业信用融资，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从（1）、（3）、（5）、（7）列中可以看出，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四个变量均显著正相关；从（2）、（4）、（6）、（8）列可以看出，会计稳健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乘项C_score* EPU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商业信用度量方法的改变对本文的主要结论没有影响。

（四）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10]认为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可能是亏损公司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为了排除洗大澡对会计稳健性的“噪音”干扰，本文将ROA<0的样本剔除，重新检验（见表11），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说明控制洗大澡因素后，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仍然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会计稳健性出发，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有助于企业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这种关系更加突出。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会计稳健性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会受到产权性质和法制环境的影响，国有产权性质削弱了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而法制环境增强了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

以上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会计稳健性在商业信用融资中的债权保護机制，会计稳健性的提高对于企业获取有利的商业信用条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经济政策不确定条件下会计稳健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由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只更新到2009年，本文参考杨兴全（2012）的研究方法计算了2010-2015年的中介发育及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计算方法为上年指数加上前3年指数平均增加值。

②其真实值为00001009，由于需要统一数字格式，四舍五入后显示为0000。

③ACCi，t=B0+B1DCFOi，t+B2CFOi，t+B3DCFOi，t×CFOi，t+ε（6）。具体计算方法为：将上文中的（1）式和（2）式代入（6）式，分年度回归后，将回归之后的各参数再带回（6）式计算出G_score和C_score。（6）式中ACC=不含折旧的应计额/年初总资产，CFO=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年初总资产，DCFO为虚拟变量，当CFO<0取1，否则取0。

参考文献：

[1]Watts R. L.， Zimmerman J.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6.

[2]Hui K. W.， Klasa S.， Yeung P. E. Corporate Supplies and Customer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2（53）：115-135.

[3]Lafond R.， watts R. L.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2）：447-478.

[4]张金鑫，王逸.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两类稳健性视角的研究[J].会计研究，2013（9）：44-50.

[5]李风羽，史永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6（6）：157-170.

[6]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替代性融资，还是卖方市场？[J].管理世界，2011（4）：6-14.

[7]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60-72.

[8]Lin Z. J.， Tian Z.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IPO Underpricing： China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2012，21（2）：127-144.

[9]Ball R.， Shivakumar L. Earnings Quality in UK Private Firms： Comparative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5，39（1）：83-128.

[10]曲晓辉，邱月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盈余稳健性——来自沪深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7）：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