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正典》看哈罗德·布鲁姆的审美观与传统美学

杨诗卉

摘 要：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作为保守主义的一员，针对文化研究泛滥的风气而提出“审美自主性”概念，指出阅读应重视个人内在审美体验，而非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强调了主体在审美中的作用。此外，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并非完全原创，因对古典、经典的执着，使布鲁姆承袭古典主义美学观，尤其受朗基努斯的影响较深；而因其自身对浪漫主义的偏爱，使他的审美自主性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 审美自主性 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作为一名终生在名校任教的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却始终与学术潮流背道而驰，并声称，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他遭遇了最糟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美国批评界掀起了一场“文化战争”。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重视文学文本审美价值和语言特性传统批评方法一度被边缘化{1}，取而代之成为学界主流的是以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等为代表的社会学、文化学领域对文学批评的干预。布鲁姆愤然指责这类文学批评者为“憎恨学派”，是半吊子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文学专业领域里的文化研究者脱离了文学研究而变成了社会批判家，但又不能达到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专业学科研究的学术高度，也不能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反而消解了文学批评自身”{2}。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更是形成了回避和压抑审美的普遍风气。与此同时，反叛的声音也孕育而生，例如1988年，《美国人文科学》报告中指出人文研究被降低为政治研究的学术风气已经在学界蔓延，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主张重视经典文学，重塑美国文化的价值准则。{3}作为保守派的一员，布鲁姆参与到这场文化论争中，倡导用审美对抗理论，并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美学观点——“审美自主性”。

一、何为“审美自主性”？

首先，“审美自主性”强调文学的审美应关乎个人而非社会，不应将对社会、政治的要求和期待绑架到文学之上。“审美自主性”的提出是对文学中的道德/意识形态批评的一种“对抗”。布鲁姆认为，倘若创作动机始于政治、道德意义，作品的美学价值就会受到折损。但这并不意味着布鲁姆完全漠视社会道德，而是扩大了经典阅读的意义，“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4}。布鲁姆的主张始终指向主体的内在关怀，阅读经典的目的不在于让读者成为更好的公民，其终极目的是让读者在与大师的对话过程中发现自我。布鲁姆认为“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5}。正如他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所言：“善于阅读是否有助于我们学习如何像塞万提斯模式中的人物那样互相倾听？我斗胆说，要做到像我们倾听一本好书那样倾听别人说话，是不可能的。抒情诗在最强有力的时候，教我们如何跟自己说话，而不是跟别人说话。”{6}他相信读者在与自己不断对话的过程中是不断完善内在自我的过程。至于如何进行经典阅读，布鲁姆则认为“要读用人类语言表达的人类情绪，你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的身心来读”{7}。布鲁姆对于审美主体的强烈关怀已然表现出了他对于浪漫主义传统诗学的回归。而他主张的这种个人化的阅读和审美模式，必然与意识形态式的阅读和审美模式相悖，这也是他之所以斥责文学中的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

其次，“自我”是布鲁姆的审美观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诚如他认为莎士比亚超越前人成为西方经典的中心的原因在于莎士比亚善于利用人物进行“自我倾听”，“一切文学中自我倾听的首席人物哈姆雷特在自我倾诉上与福斯塔夫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会不停地与自我倾诉与倾听，然后才进行思考并按照已知情况行事。这并不全是心灵与自己的对话，或内在心理斗争的反映，这更是生命对文学必然产生的结果的一种反映。莎氏从福斯塔夫起就在想象性写作的功能之外加上了如今占据主导或许也更沉郁的诗艺训诫：如何对自我言说”。

布鲁姆的文学审美价值观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是对于时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体性消亡”以及后结构主义所宣扬的“作者已死”的反驳。布鲁姆的这一主张恰好应和了“文化战争”中保守派企图“重塑美国精神”的目的。“推崇个人力量，注重个人的情感体验，这是美国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布鲁姆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以及对审美自主性的倡导，都体现着对这种个体精神的呼应。{8}诚如他在《批评、正典结构与语言》中所言，个人主义是我们的想象性生活的唯一希望。

在《西方正典》“经典悲歌”中，布鲁姆总结道：“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9}他认为阅读是读者用已有的人生记忆与作家的一次跨时空的倾听和交流，作为读者的主体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伟大的作家会引领读者走向智慧。

此外，布鲁姆的审美观几乎是一种“孤独美学”，“审美自主性”的提出，与其说是一种批评方法，不如说是布鲁姆自身对于文学与人生的感性体悟。他从小对“孤独”有着最为深刻的感受，而能夠让他的这种孤独感得到治愈的即是他人生中遇见的那些经典文学作品。正如他曾悲戚地写道：“我们读书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认识更多的人，而是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和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10}这种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悲观看法以及“孤独”的气质，似乎深刻影响了布鲁姆的阅读观与审美观，因此他不断强调着“审美自主性”中个体的内在性及自我的对话与和解，并使他对于所有经典的解读都离不开人生的终极形式——死亡。

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颠覆了文学功能论，将文学阅读与自我、主体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然而“审美自主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感受与印象式批评，它实质上建立在一套严密的审美范式当中，正如布鲁姆对于传统与经典的执着，这种审美范式也是他对于传统美学范式的一种回归。

二、布鲁姆与古典主义美学范式

希腊文化是西方经典文学的源头，布鲁姆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体现了古希腊文学文化传统的正统性，他所采用的“Canon”一词就源于古希腊文，中世纪canon是指被宗教领袖们认可和授权的《圣经》典籍，以后用在文学研究中指那些值得学术研究的文学作品，是经过历代传承的典范之作。{11}作为一个传统经典的捍卫者，布鲁姆的审美理念也难免受到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的影响。但这里的古典美学绝非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功用主义。柏拉图主张“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治标准来衡量；如果从政治标准看，一件文艺作品的影响是坏的，那么，无论它的艺术性多么高，对人的引诱力多么大，哪怕它的作者是古今崇拜的荷马，也须毫不留情地把它清洗掉”{12}。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功用的问题上继承了柏拉图，但相较之下又比柏拉图进步更多，他为诗与艺术辩护，但本质上依然认为文艺应对社会道德有益。这样的观点影响了阿诺德与利维斯等人，却被布鲁姆摒弃了，他坚持的审美自主性即超脱于道德价值观的束缚而独立于经典中，一如他所坚持的莎士比亚为西方经典的中心的理由，在于莎氏超越了诗学正义、善与恶、疯狂与虚荣。布鲁姆引用约翰逊博士的格言“不朽的善恶观念对于智慧之翼太過沉重”来支持他的观点，即从弥尔顿、但丁到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西方最伟大的文学家总是颠覆彼时的价值观与传统美德却无意间创造了更新的价值观。而布鲁姆的这般顽强抵抗，“其唯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13}。

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提到了对经典作品所必须包含的审美准则，即“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恰好与朗基努斯在《论崇高》中所展现出来的诸如“伟大的思想、深厚的感情、妥当的修辞、高尚的文词和庄严的布局”等的美学标准一脉相承。不仅如此，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布鲁姆也响应了朗基努斯。布鲁姆认为，“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14}。而朗基努斯对于经典所抱有的信念是，经典“经得起各阶层读者在长时期里的考验，能持久行远”。此外，朗基努斯还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古典主义者，他不满于绝大多数古典主义者对于文学提出的“教益”与“娱乐”相结合的理论，而对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平凡的文章对听众所产生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奇特的文章比只有说服力或只能共娱乐的东西具有更大的感动力。”{15}这也是布鲁姆强调的通过审美性阅读从文学中获取的某种感动，获悉倾听自我的力量，去感知孤独与死亡。

布鲁姆曾经指出，隔代的诗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这种竞争产生于强势诗人对后代的影响，使得后代诗人想要通过不断突破自己的独创性摆脱这种影响并继而产生焦虑与误读。这是布鲁姆近乎独创性的理论——“影响的焦虑”，但依然可以从古典主义美学中发现，布鲁姆自身也处于这种影响的荫庇之下。朗基努斯就曾指出诗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竞争，后代诗人不断地想要超越前人：“这些伟大的人物（荷马）昂然挺立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竞赛的对象，就会把我们的心灵提到理想的高度。”{16}

三、布鲁姆与浪漫主义美学范式

作为一个拥有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学者，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实际上更接近于对古典美学进行批判的浪漫审美范式，即一种“追求审美独立价值的美学，一种高扬个人主体性的美学和寻求诗意人生的美学”{17}。

浪漫主义美学是大约于18至19世纪形成的一次审美转向，主要以康德、鲍姆加登、黑格尔、席勒等人为代表，是对于古典美学所强调的伦理道德美学观的一次变革。与布鲁姆提出的“审美自主性”相似，它建立的是一种“审美独立美学”，由康德所树立的“审美非功利原则”发展而来，目的是避免把审美看作知识和道德的判断。这种非道德、非功利的美学观曾在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都出现过片刻，但真正系统地形成美学理论仍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正如布鲁姆无数次强调的那样：“审美与认知标准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18}正是对这种美学观的强有力的响应。

布鲁姆与浪漫主义的渊源深厚，他曾师从浪漫主义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并对浪漫主义诗歌尤其钟爱。布鲁姆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当时新批评非常盛行，贬低排斥浪漫主义，而我认为想象才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19}浪漫主义诗人推崇想象力，强调诗人从内在的情感出发来构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雪莱为诗辩护，认为诗是不同于理性推理的思维方式：“想象是创造力，亦即综合的原理，它的对象是宇宙万物与存在本身所共有的形象；推理是判断力，亦即分析的原理，它的作用是把事物的关系只当作关系来看，它不是从思想的整体来考察思想，而是把思想看作导向某些一般结论的代数演算……推理之于想象，犹如工具之于作者，肉体之于精神，影之于物。一般说来，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20}而布鲁姆就如同一位浪漫主义者一般强调想象对诗人的重要性，卓越的想象力使得诗人在前辈的影响之下也能创造出具有陌生性的伟大作品。

布鲁姆的审美自主性也基本上立足于浪漫主义美学观。如同席勒所言：“美不提供任何个别的结果，不论是对知性还是对意志，它不实现任何个别的目的，不论是智力的还是道德的，他发现不了任何一种真理，他无助于我们完成任何一项义务；总而言之，美既不善于建立性格也不善于启蒙头脑。美什么也达不到，除了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他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还给人，使他是其所应是，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达到了某种无限。”{21}布鲁姆也发表过类似言论：“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接着，他也许会教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也许包括变化的最终形式。”{22}他们都否定对文学或美持一种社会功用的态度，并且认为最终受益于文学与美的只是我们的内在自我。

而如第一部分所述，布鲁姆对于读者内在自我作为审美主体的肯定，同样契合了浪漫主义时期对于主体性精神前所未有的高扬。如黑格尔所言：“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浪漫型艺术的出发点是孤立的主体的无限性。”{23}这一点一定程度上也与“审美自主性”对于个体的强调及阅读所保持的一种孤独感契合。

不仅如此，布鲁姆所强调的“陌生性”或“原创性”的观点也与浪漫美学对于“天才独创性”的强调遥相呼应。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24}康德也曾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天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它不是一种能够按照任何法规来学习的才能；因而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他创造出来的作品必须成为典范。”{25}

布鲁姆的审美观或多或少受到了浪漫审美范式的影响，这是布鲁姆身处现代社会，面临着文学可能被功用化、道德/意识形态化的局面的一次向传统浪漫美学的回溯，更是一次新的反叛。

即使身处当代，学术潮流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哈罗德·布鲁姆却始终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坚守他的审美观。秉持着对古典的敬意，他终其一生都在为“经典”在当代社会寻求立足之地，又因浪漫主义的影响，使他建立了高扬主体性的审美观。

然而，如果完全遵循布鲁姆执拗的对于文化研究的排斥，或许并不利于扩展我们的视野。毕竟全球化问题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文学领域也不例外，或许我们能够通过文学对当下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并且就像达姆罗什对布鲁姆所进行的批判，布鲁姆对哈姆雷特的思考全然只与死亡有关，也是一种片面阅读，因为每一部文学作品都难以避免带着其背后沉重的文化内涵。

然而，即便在文化研究统领文学研究的当下，“审美自主性”与主流显得格格不入，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强硬套搬理论来研究文学文本”的现状相较于布鲁姆的审美观或许才是一种退化。

{1}{3}{11} 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② 罗杰鹦：《本土化视野下的“耶鲁学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4}{5}{9}{10}{13}{14}{18}{22}{24}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第23页，第16页，第4页，第15页，第24页，第31页，第25页，第2页。

{6}{7} 〔美〕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黃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第13页。

{8} 金永兵、陈曦：《文学经典的阐释与美国精神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2}{15}{1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第112页，第109页。

{17}{20}{23} 寇鹏程：《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3页，第163页，第189页。

{19} 张海龙：《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21} 〔德〕席勒：《席勒精选集》，冯志、范大灿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页。

{25}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4页。

参考文献：

[1] 江宁康.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J].文艺研究，2007（5）.

[2] 罗杰鹦.本土化视野下的“耶鲁学派”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金永兵，陈曦.文学经典的阐释与美国精神的建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寇鹏程.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7] 席勒.席勒精选集[M].冯志，范大灿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