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贪官竟连0.27元都不放过

这个贪官竟连0.27元都不放过

截留惠民资金6万多次，累计金额77万元，每一次都小心而“克制”，最少的一笔0.27元……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镇财政所原副所长陈刚自以为设计了一个隐蔽而精巧的“局”，却终究没能从中走出。

向基层惠民资金伸手，群众身边“苍蝇”嗡嗡乱飞——这种发生在基层的“微腐败”，被形象地比喻为“雁过拔毛”。“毛”虽小，拔掉的却是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获得感，损害的是群众最直接感受的党风、政风。

“拔毛”手法“温柔”到让人难察觉

“‘拔毛’手法十分隐蔽，单笔扣除金额小，甚至绝大多数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若不是接到政府通知，种粮大户罗庆良压根没有发觉自己的种粮补贴被动了手脚。平日里，罗庆良只顾把心思放在流转过来的385亩耕地上，虽说知道这两年的补贴比过去多了不少，但具体到每一笔到底多少钱，他也没有一本明白账，“只知道每年总共5万多元”。

惠民资金种类繁多，每一项涉及的农户都成千上万。绝大部分农户都像罗庆良一样，只知道个大概。最了解情况的是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镇财政所的原副所长陈刚，全镇惠民资金发放都要通过镇财政所，他是具体经手人。就这样，陈刚开始了他的“数字游戏”。

借用两位熟人的身份证，陈刚开了两个银行账户，并将其作为惠农补贴对象添加进农户名单中。密密麻麻的数据库中，这两个账户成了陈刚的“马甲号”——通过篡改其他农户应得的惠民资金，他把“拔毛”所得转移至这两个账户，再由自己取出。

为了瞒天过海，他特意造了两套数据，没有问题的原始数据用作对外公示，动过手脚的数据则上报申领资金。

事后比对陈刚修改过的数据，发现其每一次出手都“温柔”到让人难以察觉。比如，2014年的桃花江镇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符合条件的对象共22515户，陈刚篡改了其中155户的数据。果山村村民昌永生的补贴面积是0.72亩，应发补贴资金9.72元，实际到手9.45元，被他“拔”掉0.27元。

负责调查此案的桃江县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周春晖感慨：“陈刚的‘拔毛’手法十分隐蔽，单笔扣除金额小，甚至绝大多数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

拔的“毛”虽小，拔掉的却是公道人心。6万多次“伸手”，陈刚累计让77万多元国家惠民资金进了自己腰包。这其中，不乏用以维系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的保命钱。

这次“杀鸡要用牛刀”

党的十八大以来，“雁过拔毛”式腐败势头得到遏制，但湖南省纪委调研显示，其存量仍居高不下，且呈现出涉案金额越来越高、手段日益复杂隐蔽、作案“协作”程度越来越高等新趋势。

2016年3月，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查处“蝇贪”，被列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任务，并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

用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傅奎的话来说，这次“杀鸡要用牛刀”。头一天打电话举报，第二天纪委就上门来调查，这样的效率，着实让范运德吃了一惊。69岁的范运德是宁远县湾井镇马脚洞村的低保户，他年初办下来的低保金存折，年底才从村支书的手中拿到。细看，发现被人私自取走了930元。找村支书多次讨要无果，向上级反映又被推来推去，范运德窝了一肚子火。

拿到县专项整治办印发的“举报电话便民卡”，范运德试着打了举报电话，没想到动静来得这么快。以往并不那么受重视的“雁过拔毛”式腐败举报线索，被湖南各级纪检部门列为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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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室对这类举报线索开辟了受理专项通道，凡有线索立即核查，绝不拖延耽误。”郴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超说，为规范管理，郴州为“雁过拔毛”式腐败举报线索办理制定了专门的程序，要求限时结办。

重视“增量”的同时，湖南开启了对“存量”线索的大起底，超过21548件“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被重新梳理核查。

在县市区，党委一把手“挂帅”，问题线索排查“零报告”的地区和单位，则成为重点“盯梢”的对象。“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们查出来了，那就是你的问题。”李超说。

疾风暴雨让各色“拔毛者”露真容

“一个村主任私分了4万元项目款，得知要被判刑后大为吃惊，‘这事也要坐牢？’”自2016年3月启动专项整治以来，湖南共受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举报10049件，立案调查5675起，处理7951人。

专项整治的疾风暴雨，让形形色色的“拔毛者”露出真容——

有的在公用经费中“取”。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邓家塘村妇女主任曾福兰，把每次报账的机会变成了自己发财的门道。依惯例，村里每年都要拿钱慰问困难户，由于村账由镇代管，每次报账的任务就落在兼任报账员的曾福兰身上。曾福兰利用报账单金额没有大写的漏洞，通过篡改金额，多报多得。从2012年到2015年，她报账27次，一共多“取”了2.7万元。

有的在项目资金中“套”。拆除自家厨房，新建两间平房，潘清业请人扮演房主，应付项目验收。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坝镇杉树园村，村支书潘清业为了骗取危房改造资金，费尽心机。他以本村其他村民的名义申报危房改造项目，“瞒天过海”通过验收后，套到了1万元项目资金，并把其中3260元装入自己的口袋。

有的在为民办事中“要”。“到社区办个事，还要交赞助费？”在桂阳县鹿峰街道南塔社区，这一延续多年的“土规定”，一度让社区居民十分恼火。社会捐助原本是出于自愿，用以弥补社区公共支出的不足，可时间一长变了味，自愿的要捐，不自愿的也要捐。群众明面上虽然不说，可社区在那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始终在街排道倒数。

还有的在惠民资金中“截”，在集体资产中“占”，在征地拆迁中“瞒”……“八仙过海”式的“拔毛”手法触目惊心。

跳出“拔毛”看机制，廉政风险点不少

越往基层，干部法纪意识似乎越淡薄。基层干部自律的松弛，正暴露出约束监督的乏力。因信访矛盾集中，群众反映强烈，龙山县苗儿滩镇民主村，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剖析的79个村之一。工作组进驻35天，除了查处问题，也试图探寻“重灾区”背后的病因。约束机制虚化和村务管理混乱，便是其中之一。情况表明，基层管党治党宽松软，成了久治不愈的沉疴。

而跳出“拔毛”看机制，廉政风险点不少。“这些年，国家对基层投入逐年加大，资金量大了，拨付渠道多了，给监管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岳阳市屈原管理区纪委书记宋可权曾对区里的各级惠民资金做过一次不完全摸排，中央一级大约340多项，省一级也有160多项，“‘大雁满天飞’，各有各的轨迹，监管者要摸清，难度不小”。

“同一项目，不同职能部门手里都有项目资金，但往往重拨付轻监管，‘切蛋糕’的不管‘分蛋糕’，漏洞自然就出来了。”宜章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熊娟说。

（《人民日报》颜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