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的澎湖湾”

一

如果问我这一生，对哪个地方最一往情深，我想该是我外婆的“澎湖湾”了。我所有的乡愁，几乎一多半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就是投进它的怀抱。

那是1961年仲夏，我随小姨坐了两天汽车，一夜火车，从太行山的最南端，回到晉西北吕梁山中的故乡。那时的交通就这么落后，搁如今的话，也就六个小时的车程。当时小姨刚师范毕业，等着分配工作，便受外婆之命，赶到千里之外的晋城看望我们。她是我们家遭逢父亲冤狱之灾后，第二个去看望我们的亲人。第一位是大舅，在灾难降临的第一时间，即从北京赶过去。

然而小姨来了不久，就接到分配工作的通知，需要回去报到了，便将我顺便带回老家。当时带我回去，有两个原因：一是以慰藉姥姥姥爷的牵挂。爸爸成了“反革命”，被押在大牢里，我们母子五人，孤零零漂泊在异地他乡，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知道母子几个，每天是怎么恓惶地活着。那时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都饿得要死，母子几个别都饿死在他乡吧。姨姨跟姥姥姥爷说，她到达我们家那天，母亲和我、二弟都去高炉渣坡上捡废铁去了，家里只剩下三弟和大妹妹。她进了大门，看见两个孩子趴在一个猪栅栏上，小手伸进圈里够吃猪食槽底下的烂菜渣，伤心得抱起来嚎啕大哭。那时我们早已被赶出钢厂家属院，借栖在附近农村一个养猪的院子里。这样的惨状，姥姥姥爷知道了，怎能不百般的牵挂揪心？可是又不能都来看我们，山高路途远，只好选我做代表，回去省省亲。二是也让我回老家认认门，那年我已经十一岁，还没回过故乡呢。

出长途汽车站，是一截尘土飞扬的沙土街道，小姨管它叫新关，一端连着个城门洞，一头通向老城。小姨说，出城门洞走十五里，就到你们村。朝相反方向，就是姥姥家村子。然后带了我，穿过新关，来到一条不足百米长的拐把子石头街面上，告诉我这是老城，说带我看一看，顺便和同学借辆自行车。

街道很窄，一辆卡车多一点的宽度，路边十来根碗口粗的木头电线杆，安着一盏斗笠似的上绿下白的罩子灯。电杆下稀稀拉拉有六七个商铺，一个百货商店，一个新华书店，一个日杂店，一个副食品店，还有一个饭店，一个生产资料门市部。我的心就有点冷了，这么寒碜的县城啊，像个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的乞丐！虽然我已经很落魄了，但是看着这样的故乡，还是大失所望。县城都这么寒酸，姥姥家会是怎样的啊？

小姨带了我，出另一个没了穹顶的土城门，再踏着石头跳过一条河，小姨叫它东河，然后沿砂石公路一路向北。公路东侧，是一溜庄稼带，西侧路基下，是一片沙滩。沙滩低处是一条宽阔的河流，哗哗哗与公路比肩而行。时间不长，不到二十分钟吧，姨姨就跳下车，带我走下公路，然后走向河边，一边挽裤腿一边对我说，对岸就是姥姥家。

我定定神，抬眼向对岸望过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堵土山梁，蓝天白云下，远远地屏障一样插向天际。上面一个圆弧又一个圆弧，三五一簇，灯笼似的从山顶直挂下来，周围是一团一团的墨绿。从山脚到眼前的河滩，也是一片墨绿，如湖如泽，至少一两千米宽。熏风起处，飒飒飒碧波荡漾，和脚前哗哗的河水，汇成一出浩大交响曲。我皱巴巴的心，呼啦一下松展开来，有了点小小激动，于是放声喊：故乡啊，我回来了！尽管我在那天之前，还没喝过家乡一滴水，没尝过家乡一粒米，但是我的血管还是有些贲张。我的根在这里啊，我出生得再远，也是故乡的儿郎。

河水浑浊，看不见底，刚走几步就没到腰间，裤腿等于白挽了。河面看似平缓，脚下的泥沙却刚踩着就出溜出溜漩走了，吓得我不住地叫姨姨。小姨扛着自行车，一手拽了我，起先还鼓励我，看我喊急了就说，男子汉呢，怕什么？你大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当八路打鬼子了！臊得我至今想起来都脸红。

到达对岸，我浑身湿透，不知道哪是河水，哪是汗水，是冷得打颤，还是吓得打颤。小姨说，脱下来拧拧，免得叫你婆爷看见了心疼。然后，领我钻进青纱帐中隐蔽的进村小道。天仿佛一下变暗了，等再度豁亮起来，我们已经站在村口。一面明镜似的水池，蓦然直逼眼底，把我整个心扉照了个豁亮。几声亲切的带着颤抖的呼唤，自头顶飘下。

我几乎是飞奔上那个十来米高的土台子的，一下扑进姥姥的怀抱，泪水瀑布一般倾泻而下。姥姥抚着我的头发、脖子、耳朵、脸蛋，一声声地唤着，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啊！旁边一个老女人说，还是骨血亲啊，从来没见过婆，竟能一眼就认出来！随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来，让爷瞅瞅俺孩。姥姥松开手，把我推给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我猜是姥爷，但是怎么叫“姐爷”？还有姥姥，怎么叫“姐婆”？姐姐的婆婆？多怪异多别扭的称谓。从太原到晋城，大家都是叫姥姥姥爷的，怎么忽然唤起“姐婆姐爷”来了？

外公一双大掌紧紧抱住我的手，还觉不过瘾，又弯下身，卡住我胳肢窝，“喔哟”一下将我抱起，像抱个三岁的孩童。叫我一时很不好意思，赶紧把脸藏在他的颈弯里，他那粗而卷曲的络腮胡，刺得我脸颊直痒痒。吔吔吔吔，看看看看，还是旁边那老女人的声音，看爷把大外甥亲成个啥了！后来我知道了，她是外公的本家堂嫂子，我也该唤她婆的。

从小就听母亲说，外公不咋爱说话，多咱都用行动表达。说孩提时，他们姐弟六个，吃饭的时候，有不顺口不好吃吃不下去的时候，就颠颠颠跑到父亲跟前，说，爹，我吃不下了。外公说声“倒运的”，便把碗支出去，将儿女们乱七八糟的剩饭，呼嗵倒进自己碗里。母亲说，外公总是那么温厚宽怀，最严重的训骂，也就是“倒运鬼”三个字。即使在恶毒的场合，外公盛怒了，也最多喝一声“把你祖宗的”而已。

外公抱着我走进院子，进街门的时候，脑袋差点磕着门楣上嵌着的“光荣军属”牌匾。进得家门，将我放在土炕上，反手拿个大铜瓢，伸缸里舀了半瓢水，一仰脖咕嘟咕嘟灌下去，摸一把唇髭上的水珠子，笑着问我，俺孩喝不？小脚的姥姥已经跟进来，一把夺下姥爷手中的水瓢说，糊脑油，孩敢跟你一样喝冷水？姥爷嘿嘿地笑，紧一紧腰里的蓝布腰带，说，那秀儿给孩烧点水，我还得去梁上犁地，牛跟犁耩还撇在地里。我方才注意到，姥爷后腰带上别着枣木牛皮鞭。

窑里院外熙来攘往，外公家族所有在村的亲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迎接外公外婆孙辈里最长的外孙。连族表兄瞎子宝元，还有他老得不能动了的奶奶，都叫人背上来了，盘腿坐在炕上，拉了我的手赞叹，哟哟哟哟，真叫个俊啊。像他娘，像冬冬，不不不，更像他大舅，更像咱秋生，养儿像娘舅呃。这样的表达一而再再而三，让我有种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恩宠。整整半下午，我都被包围在巨大的亲情里，被陌生的亲戚们推来拉去，羞涩得一迭声唤着“爷、婆、舅舅、姨姨、表哥、表姐”。一轮刚完接着又是一轮，这个说鼻子，那个说眼睛，才躲到姥姥身后，大门口又有人高咙大嗓地涌进来。姥姥说，是沟南里你大爷家的人来了。

二

那夜我睡得很晚，都不知道几点睡着的。许多表亲一直不走，继续跟外公外婆聊天，不住地问这问那，晋城在哪个省，离咱老家有多远？那里的人都种啥吃啥？吃辣椒不？吃莜面不？吃山药蛋不？许多问题都重复若干遍了，兴致还不减。次日早晨，我醒来时，姥姥姥爷都不见了，小姨也不见了，土炕上只有我和表妹。

我是被一个离奇的梦唬醒的。我梦见了二弟，梦见他像柳毅一样，从一个水塘不像水塘，水井不像水井的地方冒出来，怀里还抱着一条鱼，一条偌大的鲤鱼。待我接了，正要引他来见姥姥，他却回身又跳進那汪水中。惊得我大叫一声，张开眼看，哪里有二弟，急急穿了衣服就朝门外跑，院子里也不见一个人。我跑出大门，径直跑到昨天看见的那口明镜似的水池边。

那是个半圆形池井，屈身在厚厚的黄土底裸露的一块砂石岩下面。石崖高约七八米，像个大桥墩，底下凹进去六七尺，阔约丈许，仿佛一个小山洞，张着蛤蟆嘴的形状。形似下巴的部分，人们用方石垒砌了个弧形池沿，地面也横七竖八铺了砂石板。池下的蛤蟆喉咙和舌头底，汩汩汩喷吐出大大小小的珍珠般的水泡泡，将池井漾得满满当当。我下意识伸长脖子，朝池井底下瞧，幽碧的水中映出几张男孩女孩的脸，笑嘻嘻地好奇地瞅着我。其中一个忽然说，表哥，你寻啥哩？我认出来是昨天见过的一个小男孩，比我还小一点。我怔忡半天，带点癔症地问一句，看见个男孩跳进去了吗？他们咯咯咯笑道，大清早的谁会跳井里？鼠（水）会冰死他。说得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尴尬地挠挠头，脸红脖子胀地顺一条∑字形坡道爬上去，站在那块巨岩顶上。

底下挑水的孩子们继续笑我，这时我完全清醒了，不好意思瞅他们，就昂了头四处观望。前方那片青纱帐，氤氲在一派岚烟里，一声声古老感伤的布谷啼从深处传来。一条石板砌的水渠，将池井与一片水塘串起来，水面有四五个篮球场大，成群的紫燕呢呢喃喃掠过水面，翅膀剪出一圈圈涟漪。我的身后，是昨日看到的那座屏障似的山梁，陡峭兀耸，坡度至少三四十度。那些远看一簇一簇的圆弧，是人家的土窑洞，有的破败，有的齐整，有的用青砖接口了瓦灰的窑面。我大致数了数，约略六七十户，稀稀落落镶嵌在高高低低一个接一个的土台级上。有曲里拐弯的黄白之字形的羊肠道，将它们一级级串联起来，到了山根儿下，条条蛇形小道拧在一起。姥姥家的院子，就坐落在北边第一条蛇道的最下端，出院子下个牛角弯小土坡，就是连接另外两条蛇道的村道。昨天下午，姥姥姥爷和其他亲人们，正是站在院门外的土台上迎接的我。台面四五丈长的塄畔上，长着七八株鳄鱼皮枣树，挂满累累青果。再向上望，所有之字形蛇道的旮旮旯旯，都挤满这样的枣树，和一堆一堆的红扫帚苗，浓稠浓稠的绿，浓艳浓艳的红。多美的山村啊，我从心底发出一声赞叹，不禁想起杜牧的两句诗：“回望长安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然而只是一瞬间，我即又陷入伤心之中，先前的那个怪梦又萦绕在心头，便想起可怜的弟弟妹妹们，还有可怜的妈妈，囹圄中的爸爸，他们都还在晋城忍受痛苦，忍受煎熬。甚至想，弟弟不会真的跳了水坑水井吧？

姥姥拍打着蓝围裙从院里走出来，瞭见了我，说，俺孩早早地站井垴畔作甚？快回家来，姥姥给你做好吃的。我沿了牛角小坡朝上爬，一边揩去眼角的泪水，但还是被姥姥看出来了，俺孩咋哭了，才回来就想家？我说没有啊姥姥，可是却控制不住真的嗷嗷哭起来。姥姥搂住我，撩起围裙给我擦眼泪，一边说俺孩不哭，俺孩懂事了，姥姥知道俺孩想娘了，姥姥这里也是家啊。

不知道是我的那个怪诞的梦应验了，还是姥姥的这句话竟如一句谶语，几天后，果然收到从晋城寄来的信。信很短，是二弟歪歪扭扭写的：“哥哥，我们被厂里下放了，逼全家回老家去，妈妈叫你和舅舅赶快来，接我们回去。”

又是晴天一个霹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外公外婆和二舅三姨商量，你姐夫身陷牢狱，家里没了男人，靠你姐一人在那里撑持也着实艰难。何况王法大如天，人家政府叫你走，焉能抗过人家？回来就回来吧，穷家穷舍众亲戚帮衬着，就是活不了，死也死在老家。不几天，妈妈和弟妹们就被二舅接来了，在外婆家小住一段日子，待我们村里收拾好了住处，就搬回村去了。

我们村距离姥姥家，习称三十里，不像姥姥村那么有水有河有坪地，全是山区，在号称南梁的山顶上。尽管解放前后，我们村在离石县也算有名的村子，有谚云：“南梁数得新舍窠，平川数得马茂庄”，而实际上这俩村有名，也就是因为村里出过进士。当时，虽说我们这个村是名村，却连一个完全小学都没有，整个公社都没有，要到二十里外的田家会公社去读书。于是，姥姥义无反顾地决定，将我留在她身边，到附近一个村的完全小学去上学。姥姥舍不得让她大外孙受罪，耽误了前程。

我便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待下来，姥姥家果真成了我的家。并且，正是在姥姥身边那一年多的日子，让我之后多少年，总把姥姥那里当成我唯一能将心安放下来的“家”。

三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留在姥姥家读书，给姥姥姥爷增加了多少艰难困厄。

第一等艰难的是粮食匮乏。那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三年，不仅家庭，集体也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跟国家一起渡难关。我记得那年秋天，姥姥家分到的粮食，半干半湿连皮带糠还不到二百斤，再就是几十斤山药蛋，也要折合成口粮。老俩口全年的口粮满打满算不足三百斤。我很奇怪，看见满山满川的庄稼，却到收获的时候，打下的粮食竟这么少。若干年后，我大学毕业，当了党校教师，从资料里明白了，当年的集体化大呼隆，当年的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当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广大农民付出巨大牺牲。这里不说它了，还是说姥姥姥爷吧。姥姥姥爷分那么点粮食，还要四个人来吃，除了我还有大表妹。那年台海风云紧张，大舅从北京调防到炮击金门的福建前线，就把年仅四岁的女儿丢给奶奶抚养。还有二姨的大儿子二儿子，隔一段也要从汾阳来外婆家住住。还有住一个院的二舅的大女儿，也要时不时蹭吃蹭喝，都是一样的孙女，姥姥不能不管。

每天两顿饭，基本都是小米稀饭窝窝头，蔬菜除了酸菜，就是咸菜，秋天的时候，能吃到盐拌茴子白和炒土豆丝，已是很幸福了。稀饭稀得米粒能数见，窝头粗得多半是米糠，但是尽管这样，姥姥和姥爷也不是顿顿能吃饱的。姥姥每顿饭都是等我们吃得差不多了才端碗，而姥爷呢总是蹲在后窑掌的柜子腿跟前，端着碗磨蹭来磨蹭去，等我们吃饱了，才站起来把锅里剩下的盛自己碗里。

姥爷人生得壮实，一米七八的个头，农活又是一把好手，犁耧锄耙样样都是全村顶尖的。人又勤快，不耍滑不刁蛮，所以生产队总是派最苦最重的活给他。可吃不饱饭怎么能扛得住？记得一次姥爷在山上犁秋田，我给他去送饭，看见姥爷坐在地头好像吃什么，走近一看，姥爷在啃吃地里落下的山药蛋。我说，姥爷，土豆不能生吃，会闹肚子的。姥爷说，能吃，没事。还有一回，也是犁田，也是送饭，我到了地里，发现姥爷正将热牛粪里没消化了的玉米粒，一颗一颗拣出来用黄土搓净……

我要写信把看到的告诉大舅，却被姥爷阻止了，你舅在打仗呢，别叫他牵记。还哄我说，爷拣牛粪里的豆豆，是回来喂鸡的。但我还是悄悄告诉了小姨，急得小姨抱怨了娘抱怨爹，最后连我也教训了一顿，这么大了不懂得心疼姥爷，姥爷饿垮了，谁來养活这个家？然后，她把在学校省下的白面拿回家，叮嘱姥姥，这点面只许贴补俺爹！可她哪里知道，那点白面姥爷几乎吃不着，跟前有大孙女二孙女大外孙，哪能眼巴巴瞅着只给外公吃啊。而况，那个年月，白面都是留给亲戚，留给下乡干部吃的。我们老家是高寒地区，很少种小麦，所以农村普通人家一年也吃不上一顿白面。记得去得最多的是三妗子，三妗子当时还是个准儿媳，三舅还未将她娶过门来。每隔一段时日，她接送她姐姐路过姥姥家时，就顺便上门看望一下未来的婆婆，姥姥便把攒下的白面做给她吃，炒土豆丝擀面条。姥姥的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像挂面，用蓖麻油（那时只能吃到蓖麻油）花椒叶炒出来，满窑洞都是诱人的香气，馋得我和表妹嘴里咝咝流口水。三妗子吃的时候，说给孩子们也捞上。姥姥说不急，等他爷回来一起吃。三妗子吃完离开后，姥姥把剩下的核桃大的一团面擀开，揪成黄豆大的小疙瘩，或切成龙须面一样细的条，煮给我们吃。我说，不是等姥爷回来一起吃吗？姥姥说，这点面，不够你爷塞牙缝。俺孩们吃吧，俺孩们长身体呢。

当年为了解决吃的难题，姥姥姥爷几乎想尽了办法。姥爷把街门外塄畔枣树上的叶子都捋光了，晒干了磨到炒面里。枣是甜的，枣叶却很苦，但是姥姥说，枣叶跟枣儿一样能抗饿养身体。树上的枣儿却不敢摘，因为都归集体了，摘了要处罚的，落到地下的也不准捡，村干部像狼一样盯着。

记得为了吃，姥姥和村干部不止一次发生激烈的冲突。一次下过雨，大红枣儿落了一地，表妹馋得不行，捡了一把吃，叫村干部瞅见了，非要罚姥爷款。姥姥说，俺孩小娃娃，解不下你们的灰规矩。再说了，枣是自己掉下的，又不是俺孩上树去摘的。村干部说，掉下也不行。姥姥说，掉到地上烂了可以，人吃了就不行？村干部说，烂了也是集体的。姥姥说，这树本来就是俺栽的，你们一句话说归集体就归集体了，讲理不讲理？村干部却依旧不依不饶，非要罚十块钱。当时的十块钱，能买一百斤红枣。姥爷说，给了他们吧，别和这些没人味的动肝火。姥姥发怒了，便拿了根木杆子，照着枣树敲下去，说罚就罚吧，十块钱就拿十块钱的东西！还有一回是秋天，我给犁田的姥爷送饭去，姥爷把从瞎鼠（鼢鼠）窝里犁出来的山药蛋，装进饭盔盔叫我带回家，并且特别叮嘱我，如碰上村干部拦住了，就假装跌倒把盔盔撂沟里去。不料真被村干部拦住了，我来不及把饭盔盔扔下沟，就被那村干部一把抢过去，然后把我带到大队部，吼着叫姥姥去领人。姥姥去了，问明了原委，拉起我就走。村干部拦住不让走，姥姥责问他凭甚不让走？村干部说，你外孙偷集体的粮食。姥姥说，集体的粮食咋搁瞎鼠窝里了？村干部说，瞎鼠偷了没办法，人偷了就不行！姥姥一把拽住村干部，走，我跟你去公社，去县里，叫上面评评理，瞎鼠吃了没事，人从瞎鼠嘴里捡回来就犯法，天底下还有这么混账的道理？

然而更大的冲突，是军人的自留地。当年国家政策规定，给现役军人一点自留地，算作是对军人家属的优抚吧。村里原先给大舅分了一份，我回去的那年，三舅从山西音乐学校参了军，又给姥姥分了一份。但是到了秋天，村干部晚上却派人把大舅那份田里的谷子偷偷割走了。姥姥去找村干部，村干部说，你家秋生是军官，军官是不能分的。姥姥说，这是谁规定的？拿出你的夜哭单（指文件）我看看。村干部说，文件是你随便看的？姥姥说，你拿不出来，说明你有鬼！再说了，我家秋生当军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打共产党坐了天下我家秋生就是军官，怎么以前能分，现在就不能分了？问得村干部无言以对，蛮横地说，有本事你找县长去。姥姥说，你别拿县长吓唬我，别说县长，省长我也敢见他。我就不信我儿扛枪打江山，打下江山了你们坐江山还欺负老百姓。那村干部说，秋生娘，你不要以为你家秋生是军官，就不尿人，县官不如现管。姥姥说，我就知道你肚里藏着坏水！

那村干部和姥姥俩人像在打哑谜，虽都没把话挑明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话里是啥意思。姥姥的村子叫赵家庄，当年村里流传着一句话，“赵家庄里没姓赵，张王两家一直闹”。说的是赵家庄村的两大族姓，多少年来一直矛盾不断。瞎子表哥宝元告诉我，一切都是缘于土地之争。赵家庄村子不大，土地也不多，但是有那么几百垧河滩坪地，那是保命的铁饭碗。解放前，谁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再败家也舍不得轻易卖掉，就有操鬼心的想霸占别人田产，想霸占田产的村干部的王姓家族里，土改时被镇压掉俩兄弟，罪名不是地主老财，而是恶霸。宝元表哥说，那俩龟孙子就是为了霸占别人家水地，黑了心眼打死咱张家人的。

解放后土地归集体了，但张王两家的宗族斗争却还在继续，说不来是宗法绑架了权力，还是权力利用了宗法。可姥爷他们张家人，却怎么也斗不过王家人。宝元表哥说，也不是咱张家人口少，也不是没人才，两族人大多是受苦汉，要说还数咱张家有出息的人多。别家不说，光你婆家，你妈你爸，你二姨二姨夫，你大舅三舅三姨，都在外头给公家做事，都是吃皇粮的。你大舅还是军官，老大的军官。可是，就是奈何不了王家。王家也有在外做事的，人数并不比咱张家多，可人家是在县里当干部，教育局商业局供销社。官虽然不大，可能动用了人，下到公社干部，上至县衙干部。所以赵家庄的村干部，转来转去都是王家的人。狗日的们当便当吧，还要欺负咱张家人，好像不欺负张家人，就对不起他祖宗似的。你说这狗日的们赖不赖？

然而，姥姥是那种场面上不让须眉的女人。尽管姥姥没文化，尽管姥姥是小脚，但是姥姥识大理，明道义。人也长得标致俊朗，用“风神秀彻”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高阔的额头下，一双眼跟那池井水一样幽彻透明，头发总梳得整整齐齐，一个好看的圆髻盘于脑后。那一天，那个王姓村干部和姥姥争执到后来，竟然攻击姥姥说，秋生娘你不要摆功，你家大女婿旧社会是啥人？如今还坐在共产党的牢里呢！姥姥不慌不忙地回应，我女婿旧社会是啥人？是往高处走的人。我女婿旧社会没杀过人，没害过人，没抢过打过人，解放了没被镇压，还当了工程师。旧社会新社会，哪个社会的好人不是往高处走？只有歹人才杀人抢人坑害人。再说了，我女婿坐牢关我家秋生甚事？哪条政策说我女婿犯事了，我儿也要跟着连坐？说得那村干部张口结舌，最后竟口出毒咒，连坐不连坐吧，你也别抖威风，说不定哪天半空中飞来颗炮弹，嘣地一家伙就灭了。姥姥一听就气炸了，指着那家伙骂道，你个现世报，共产党咋瞎了眼叫你当干部。你口吐黑毒丧尽天良，不出仨月，不跌水库里淹死，窑塌了也活活埋了你！

我当时就在场，听了也气得直咬牙。听姥姥说，大舅十三岁就跟着姥姥的三兄长参加了八路军，去哪了都不知道，让她整日提心吊胆。一九四五年解放军解放离石城，还没打掃战场呢，姥姥就叫姥爷跟着支前民工，在一堆堆死人堆里翻找。后来收到大舅的来信，才知道他安然无恙，接着又上了解放战场，继续跟死神打交道，姥姥姥爷心悬在刀尖上，日日神魂不宁，盼儿的平安家书。战火纷飞的岁月，一封家书给牵肠挂肚的父母，要带来多大的慰藉，真是家书抵万金啊。解放后安宁了几天，大舅就又奔赴朝鲜战场，从朝鲜归来又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个歹毒之徒，偏往姥姥的心尖上戳，怎能不叫姥姥恨得生吞活剥了他？

孰料一年后，半夜一场暴雨，那家伙的窑洞真塌了，把他埋在了里头。村里人欢天喜地说，秋生娘真是金口玉牙呀。姥姥说，甚么金口玉牙，是天理不容！说罢长叹一口气。

我知道姥姥为何叹息。我曾不止一次见过那些族人在外公外婆面前撺掇，说咱秋生要能回来一趟就好了，咱秋生的官比他们王家的大多了。王家那几根葱，多大点狗屁官官，不及咱秋生一根毫毛。但姥姥从没应承过一声。我也曾想给舅舅写信告诉他村里发生的这些事，想叫舅舅回来给姥姥争口气，给姥姥求个公道，但都被姥姥姥爷制止了。我听到姥姥好多次跟族人说，这世道人心咋就这样呢？放着好好的日子不安安生生过，非要没事找事，非要跟人过不去！你争来我斗去，啥时有个完？这就是姥姥，一个没有文化的小脚村妇的境界，令大老爷们都汗颜。

现在想起来，那些年姥姥姥爷为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担了多少委屈，实在是身心两憔悴。那年姥姥才四十六岁，看上去却像六十多岁，经常听见姥姥说头疼身困，然后要么额头上拔个火罐，要么箱子里取片镇痛片服下。而饥饿加劳累，让身板高大的姥爷，每天进门都打摆子。一天，姥爷从池井挑一担水，爬一个小坡歇一歇，再爬个小坡又歇一歇。可我刚回来那阵儿，有时候见姥爷扁担都不用，提溜两桶水一气就回了家，跟少林武僧练功似的。可现在身体太差了，连吃饭的时候，蹲在地上靠着柜子腿就睡着了。急得小姨都哭，说爹从来没这样衰弱过，说还是叫我回村去吧，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姥姥却坚决不同意，说他已经老了，俺孩还小，念书事大，一辈子的前程呢！

四

我在姥姥家读的六年级，上的水西村完全小学，距姥姥家五六华里。说来也不算远，顺姥姥门前的山根一溜南行，爬到一个山鼻梁的半腰，进入一座庙堂便是。教室设在没有搬掉神像的神殿里，四海龙王瞪着铜铃大眼，狰狞地盯着大家。庙下是从姥姥门前淌过的那条河，从北面的方山县流来，经过这里直奔离石县城，在北门处与东来的东川河汇合，向西南拐个老牛湾，再与中阳县流来的南川河汇合，接着一路向西，经过姥姥的娘家李家湾，径奔柳林镇（现在是柳林县），最后直下军渡口，浩浩荡荡地注入黄河。我说不清这条取名北川河的大河，在山西境内的黄河支流中能算第几条大河，我只是亲眼见过，一到夏季发大水的时候，河水漫到姥姥家下面的村道上，三四里宽阔的一片河滩坪地，几乎被夷为烂泥塘。我上学的路上有几条沟，每次下大雨都会山洪爆发。一天下午放学后，突降一阵暴雨，我被狂泻而下的山洪挡住去路，黄稠的洪水卷着碌碡大的石头冲出谷口，叫人看得惊心动魄。天渐渐黑下来，我无计可施，正要挽起裤腿过河，被一声断喝止住了，姥爷挥着放羊铲边喊边赶过来，俺孩千万不敢，等水退些了，爷过去背你！也就是那一次，学校低年级的一对小姊妹，在另一条山沟里被山洪吞噬，一个卡在一座山神庙下，一个横尸在学校门前，叫我后怕了好些日子。以后每逢下大雨，姥爷就戴着草帽，拄着放羊铲来学校接我。

然而让姥姥姥爷操心更多的，却不是天灾而是人的侵害。我很惊异当年的那些同学，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读书？不但自己不喜欢，还厌恶别人读，尤其是嫉妒学习好的，我就是受害者之一。起初，我以为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造成的误会。他们的话真是难懂，说“下”是“哈”，说“水”是“鼠”，说“下课了下楼喝口水吧”，是“哈克啦哈喽河口鼠哇”，听得我经常哈哈大笑。他们就责问我笑啥？狗日的想挨×斗！那时候上早自习，早自习主要是背课文，谁背完谁就回家吃饭。常常是我回家吃完饭又返回学校，教室里还有一堆学生在那里咿咿呀呀地背。于是经常在放学的路上，或者我吃完早饭返回学校的路上，被他们截住往脖子里灌土，要么抢了我的书包挂树上，甚至把我掳进庄稼地不许去上学。

起先我不敢告诉姥姥，既怕她难过生气，又怕遭到更大的报复，“敢告诉老师和你婆，我们就黑做了你！”直到有一天，我被他们打出鼻血，偷偷在池井上洗血的时候，被姥姥瞧见了，才再无法隐瞒下去。急得姥姥又是心疼又是骂，可她又能把那些野小子如何呢？只好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站在街门外瞭我，有几次我该回来了还没回来，便小脚颠颠颤颤地走了一里多去接我。

现在听起来都是些琐事，但是当年姥姥却为我的学业操碎了心。如今我也做了爷爷姥爷，孙子外孙哪怕有一点磕碰，都心疼得能抱一上午。想一想当年，姥姥会心疼到何种程度，常记得冬天天不亮，姥姥就起床生火，后晌天都黑下来了，还站在街门外瞭我。姥姥说耽误了啥也不能耽误了学习，对儿孙的学业一向看得很重。姥姥生养了六个孩子，头四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因为村里还没学堂，就和族人共同请了私塾先生，教孩子们识字念书。可惜的是当时遭逢战乱，日本鬼子占领了离石，整天扫荡清乡，闹得大家每天“躲反”。但是日本鬼子一投降，姥姥就送小女小儿去学堂读书了。所以解放后除了二舅，姥姥的儿女几乎都成了公家人，这在当年的赵家庄是绝无仅有的。

姥姥无论如何都不叫我的学习有闪失，我也没有辜负姥姥的期望，次年便以优异成绩考上离石当时最好的中学。记得发通知那天，班主任王涛老师亲自送到姥姥家，竖着大拇指跟姥姥说，你外孙是个好“材底”，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姥姥高兴得喜泪直流，一个劲地说对对对，俺孩吃着糠炒面，也能做状元啊。姥姥说的是考前那天的事，姥爷往返六十里去我们村接我回学校，仓促间只给我带了一袋糠炒面。

然而高兴了不久，大家就又犯了愁，我没有钱住校，怎么办才好？没钱住校的话，只能当跑堂生，可是又跑哪里呢？继续住姥姥家吧，实在于心不忍了。跑我们村吧，十五里的路远且不说，关键全是山道，出城钻一条十里长深沟，然后再爬一座山。没有公路，也没有车马道，只有弯弯坎坎的小路，连自行车都不能骑。每天天不亮，我就得动身，天黑下来了，还走在两山夹峙的深沟里。一路上是阴森森的灌木庄稼，不时有一两声鸦啼砸进空谷，仿佛身陷阎罗地狱。夏天还好一些，一过秋分昼短夜长了，两头几乎不见天日，孤零零地走在山道上，毛发都一根根竖起来，衣服里头都湿透了，外面却冻得伸不出手。偶尔还有狼狐出没，呼的一条黑影从前方窜过，刷啦啦钻进庄稼地或者乱坟岗。于是姥姥说，俺孩还是来姥姥家吧，姥姥熬死也不叫俺孩受那份罪了！如此，我便冬天住在姥姥家，夏天住在我們家，日日步行三十里，只吃两顿饭，三天打鱼两日晒网地维持了一年，直到爸爸出狱把我们接走，才结束了那段艰涩的日子。

姥姥的心似乎从此放下来，女婿解除缧绁了，女儿全家团圆了，生活又有依靠了，外孙也可以安安稳稳上学了。我随家转学到了晋城一中，那是一所全省拔尖的中学，记得我读初二的时候，学校校庆喊出的口号是：“踢开北大门，结队进清华！”并把口号刻成对联，镶嵌在学校礼堂前，时时激励每一位学子学习。第二年，我又以力拔头筹的成绩考入本校的高中，我立刻写信告诉姥姥姥爷，小姨回信说他们高兴坏了，说姥姥这两年的心血没白费，说俺孩是进士的后代，将来也一定能中了进士。我读着信又欣怡又鼓舞，却又不免戚然，姥姥姥爷决想不到，我是在怎样一种环境里，取得这样的成绩的。我没敢写信告诉他们，自从来了晋城，我们全家一直栖居在一座颓败茔墓的享堂里。是一个国民党将军的陵寝，据说这个将军生前遭受阎锡山暗害，死后却隆享恩荣。陵园规模很大，占地不下三十亩，有神道有翁仲，但是都被刨了砸了，只有享堂和配殿残存下来，一个做了小学校，一个被我家借住着。每次星期天回家，看着那个被掘墓扬棺的大坟坑，心头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往上涌。从来不敢跟同学们说，我家住在哪里，更不敢带他们去玩。独处一隅时常常想，还是住在姥姥家幸福，虽然那么穷那么饿，虽然那些野小子也欺负我，但是至少他们不骂我“小反革命”，不像这里的学生，动辄就说我是“黑五类子弟”，动辄就翻我的“老底”，并且添油加醋地渲染。什么我父亲用大铁盖把烟囱捂住造成高炉爆炸，什么我父亲在设计时就给炉膛里安装了定时炸弹，让我的脑袋时常像箍着一个紧箍咒一样。往往这些时候，我就特别思念远方的那个土院子，那孔土窑洞，眼前就浮现出街门前姥姥翘首瞭孙的银丝婆娑的身影，以及土台下那幅温暖的晨耕暮归图：出圈归园的耕牛，黄的、黑的、白的，披着朝阳或沐着晚霞，哞哞地叫着到池井上饮水。壮牛伸长脖子俯在水面吱儿吱儿畅饮，小牛犊在母牛身后撒欢尥蹶子，踢翻了井边的水桶叮咚乱滚。农人们一边抽烟搭讪一边挥舞着烟袋驱赶吆喝，还有人解了白羊肚手巾蹲在水渠边盥洗。

多么祥和安宁啊，为什么不能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天下皆如此啊？为什么非要凄风苦雨你敌我友你死我活呢？想着想着，泪水就模糊了我的双眼。

五

就在我高中第一学年即将结束马上开始升级考试的时候，某官媒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果然不几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校园，接着开始揪斗老师，一个个平时很受尊敬的教师，突然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妖魔鬼怪，头上戴着纸高帽，胸前挂着大纸牌，一排排押解到礼堂门前，拳打脚踢，下跪“喷气式”……我躲在老远处观看，周身不寒而栗。然而不久，一份“揪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双料反革命分子狗崽子贺虎林”的大字报，赫然张挂在礼堂门前的两株杨树间，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撒腿跑出恐怖的校园，躲到学校后面的一个小树林里两天没敢回学校，也没敢回家。等到第三天我悄悄回去的时候，还是遭到一伙同学的揪斗毒打，将我的被褥扔出宿舍，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勒令滚出无产阶级学校！”

我就这样被赶出校门，这是我第三次被学校“开除”，前两次是小学时候爸爸被捕之后遭受的。我回到了家中，回到那个苟且于荒凉茔园里的家。二弟也被学校“开除”了。爸爸鼻青脸肿的，每天回来不是拐着腿，就是捂着胳膊。母亲整日以泪洗面，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妹，跟着母亲一起呜呜哭，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地捱着。

学业从此中断，每天和二弟三弟倚在陵园的残垣断壁下，听岭下钢厂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广播，“5.16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的一张大字报”，直到有天几个同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对我说回学校吧，我们要去大串联。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诓我，骗我回学校继续批斗我？他们笑着说没事了，红卫兵都走光了，没人管咱们了。然而学校已经不成学校，虽没我家住的荒陵萧条，但是已然一片狼藉。我们做了一面红旗，上面印着黄色的“星火燎原战斗队”，然后背起行装向井冈山出发了。

这是我在“文革”时期最“革命”的一段时日。我天真地以为，从此自己就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了，再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小反革命分子”，而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接班人。一路上，我像放出囚笼的夜莺，不停小声哼唱或高歌革命歌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又像脱缰的骏马健步如飞，总是走在队伍最前边，还时不时帮掉队的“战友”背行李；遇见北上的串联队伍，我会停下脚步立正敬礼；看见路边蹒跚而行的老奶奶老大爷，我会上前热心地搀扶他们一程……我第一次感到，当一名“革命者”是多么幸福自豪，“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果真热血沸腾虽苦犹荣。可是“长征串联”返回学校后，直到一九六九年腊月二十八，当夕阳叹息着从那个土城门头上一点点燃尽，我们被姥姥家的族亲们一个个抬下卡车，麻木僵硬地站在离石新关那条萧瑟依旧的大街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小反革命”。

爸爸再次被“无产阶级专政”了，不过这回不是关进监狱，而是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押回原籍交群众劳动改造。全家人也被一同遣返，我们又丧魂落魄地回到了姥姥姥爷身边。

押送的解放牌卡车卸下我们就绝尘而去，屁股后丢下一股黑烟。舅舅说，姥姥叫你们先到赵家庄歇几天，过了年再往回搬。父亲说直接回村吧，他还得去公社武装部挂号。

随后的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蜷缩在一孔生产队做仓库的土窑里。朔风张牙舞爪地撕扯着窗上钉的化肥塑料包装袋，浓烈刺鼻的霉味呛得人几乎窒息。母亲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赵家庄先住几天，你们父子俩却不肯去。我听了心里难过极了，我何尝不想去啊，姥姥对我多亲！但是我觉得实在没脸再见姥姥，我想爸爸也是不想叫姥姥姥爷看见我们这般落拓潦倒的惨状。

不想正月初二，姥爷就偕二舅三姨以及诸表弟表妹上门看望我们来了，父亲唉声叹气地向姥爷赔不是，说自己没把这个家带好，给老婆孩子带来这么多灾难，给岳父岳母添了数不清的愁烦。姥爷却安慰他说，世事谁能料得到？不要丧气，人活在世上，除了死路，都是活路。

六

从此，我开始了前后长达十年的農民生涯。

艰难困苦自不必说了，我们村的自然条件，要比姥爷家差得多，一言以蔽之，叫地无三尺平，路无一丈直。全村上千亩土地，尿布条一样分布在大小七八个山头的沟沟梁梁上。每天出工，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上工带上工具挑担粪，收工不是挑庄稼就是挑秸茬。我又从小没种过地，农活几乎什么都不会，连走在羊肠小道上都战战兢兢。艰苦繁重的劳作也罢，卖死力气苦熬也好，难熬的是受不完的人格欺辱，我们兄弟俨然也成了被管制分子。除了下雨下雪天，一年四季累死也不允许歇一天，病了都不准假，除非躺炕上不能动了。外出更不允许，一次舅舅捎话来，说姥姥住医院了，村里都不准我假。

回乡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零年，收音机里传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那个四管半导体收音机，是我初中学物理后自己安装的，回乡后的那些岁月，我就是靠它维系着与外界的联系，知悉少得可怜的国内外大事——我虽深知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去公社报名试图一逞，因为当时全公社只有我一名高中生。我们公社是个小乡镇，全乡仅有三千人，自解放以来没出过一个高中生。公社主任用近乎戏弄傻子的口吻问，你也想报名？你说说你属于工农兵的哪一类？我说，我属农。公社主任说，你也属农啊？你是什么农？我说农民啊。他鄙夷不屑地哈哈大笑，我们招收的是贫下中农的农，你是吗？嗯？你是地主富农的农，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然后那年，公社推送了某村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的“铁姑娘”，第二年就被大学以神经衰弱为由劝退回来。

隔过一年，全县选拔招收一批民办教师，我又报了名。我参加了考试，并以全县第一的成绩上榜，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与我无缘，原因自不必说了。不过，我却因此在离石教育界小有了名气，公社中心校的吴校长（当年叫指导员）起了爱才之心，便想方设法要起用我，但是公社怎么也批不准。恰好那年，公社中学的一位女教师生产，指导员就借机聘我做了代教，除了代初一的数学，还兼全校的体育课音乐课。同学老师都非常喜欢我，深山里的学校第一次建起了篮球场，第一次开展了“六一”歌咏赛，第一次获得参加县运动会资“格。然而孰料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冰雹，把“文革”后期好不容易稍有复苏的教育园地又砸了个稀巴烂，我的教师梦也就此破灭。公社书记来学校宣布决定说，决不能让黑五类的孝子贤孙占领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决不允许把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我又握起了锄把。但我不死心，试图通过文学创作，走出一条生路来。我在劳动之余，伏在油灯下不停地写，拼命地写，然后用水利工地上捡来的水泥纸袋糊成的信封，请乡邮员一封一封寄出去。终于有一天，收到了《山西群众文艺》编辑部的来信，说我的稿件被采用了，并且通知我，到省文化馆参加创作座谈会。我赶紧去向村支书请假，村支书却冷冷地说，秋收呢，不准假！我只好去公社，公社主任也是同样的答复。我不服气，再去找县委，还写了份书面请求，说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阵地，反映学大寨，歌颂工农兵，为什么不许我参加座谈会？然而我的请求石沉大海，眼看座谈会都快结束了，还未能成行。那年冬天，公社却叫我给公社自编自导几个节目，参加县里地区的农村文艺调演。我虽然无奈，也抗拒不得，只好负气领命，竟获得全地区调演二等奖。第二年，我又接到《山西群众文艺》编辑部的创作会通知，村里和公社非但继续阻挠我，还扣押编辑部寄给我的杂志，我去问他们，他们竟然说，我们有权审查。我咬了牙直接去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你就是给咱离石拿了奖的那个小伙子？我说是啊，他便拿起电话操着昔阳口音给公社书记说，你们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那一年秋天的雨水似乎特别多，我冒着淅淅沥沥的秋雨，从村里赶到县城，再乘长途车赶到太原，终于诚惶诚恐地跨进侯家巷一号编辑部的门。于秀芳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一边帮我擦头上的雨水一边说，我们担心你今年又来不了啦。我把大致经过说给她，她的眼睛红湿了。几天后，一个惊雷从北京传来，使座谈会陷入悲哀之中。十几天后，我们和太原市民一起站在泥泞的五一广场，参加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天空下着毛毛雨，人群里一片抽泣声。我也悲从中来，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命运，真乃秋风秋雨愁煞人。再往后，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当时我正担着粪桶在县城买粪。

过完春节，工厂来人把父亲接回了晋城。我想，或许春天到了。是的，春天的确姗姗地来了，然而春寒依然料峭。也就是这年，先是吕梁文工团来人，要招我入团当编剧，他们是看了我在《山西群众文艺》上发表的稿件和全区文艺调演的节目寻找到我的，但是遭到了公社的严词拒绝。随后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我毅然报名参加了考试。然而令我绝然想不到的是，我以优秀的成绩被一所重点大学预录取后，却被政审刷了下来。消息是县教育局一位有正义感的同志透露给我的，要我赶快找有关部门。我找了教育局长，局长说没办法，村里和公社的政治鉴定意见他们没法推翻。我问写了些什么，他说这不便透露，你自己去想吧。我马不停蹄地去找公社，公社书记说，你想翻天了是不是？你以为毛主席死了，你就能翻了天？

真是莫名其妙！当时我诅咒，这样的干部，简直是撒旦！我就是要一个学习的权利，怎么是翻天？我何尝想过要翻天？我要翻什么天？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直受着红色教育，做梦都想做一名古今贤人。要不是爸爸罗陷牢狱，要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我咋会落得如此境地？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把我认定为敌人？为什么要无端地压制我？我去哪里说理啊，去找谁说理啊？我能去的地方，只有姥姥家，我能倾诉的人，只有姥姥姥爷。

那些年，每次遇到挫折打击，我就跑到姥姥家，像大病了一样在炕上睡两三天。我想说给姥姥姥爷，可又不能说给姥姥姥爷，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已经苦了一辈子，为儿孙操了一辈子心，受了一辈子惊恐，我咋忍心继续折磨他们？我也不想跟父母说，甚至一度还很恨他们，恨父亲为什么出生在那样的家庭，而不是姥姥这样的家庭？恨母亲为什么嫁给父亲这个国民党，而父亲为什么不像大舅一样参加八路军？有好几次，我苦闷至极，一个人坐在姥姥门前的水库边，绝望得想纵身跳进去。

姥爷安慰我说，孩儿，日后路长着呢，挺直了腰朝前走！

姥姥也说，孩儿，天眼总有睁开的一天！

可是天眼什么时候才能睁开啊？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已经走过二十七个春秋，人生有几个二十七年？这一回我不能等了，也不能忍了，我要奋起抗争。于是，我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谦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我的冤情，请求帮助。王谦书记批转了我的信，要求离石县委认真调查落实。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裴启华同志转达给我，要我耐心等待。可是，第二次高考报名业已开始，我在焦虑等待的忐忑不安中，再次报名走进考场。

临考前，为脱开繁重的劳动集中复习几天，我到姥姥家住了一周。请假时村支书继续刁难我，说你就是文曲星下凡，粪扒牛（屎壳郎）也变不成花蝴蝶！我愤然斥曰，我就是踢一辈子牛屁股，也要舒舒展展做人！这回，你准我也要走，不准我也要走！记得那七天，姥姥也是憋足了劲尽心服侍我，她替她外孙高兴啊，她外孙终于有出息的机会了。不过也替她外孙担忧，外孙毕竟废学十载，能否蟾宫折桂？我没有将第一次考中却被“腰斩”的屈辱告诉姥姥，怕她老人家急火攻心，“那龟孙支书真没人性，咒俺孙孙舔一辈子牛屁股……”打那天起，姥姥给我精心做老家最好吃的饭菜，枣糕、油糕、白面揪片、记心面火烧（馅饼）；把打鸣的大公鸡也叫姥爺杀了炖给我吃；每天把街门关得紧紧的，不叫任何人打搅我；怕姥爷打呼噜，打发姥爷睡到放杂什的小房里。

大考之日眨眼就到，临走的前一天，发生了件有趣的事，可把姥姥喜晕了。二表弟逮到一条水库里飞出来的鱼，足有六七斤重。姥姥说这是鲤鱼跳龙门呀，这回魁星爷保准点俺外孙了。说罢亲手给我做了餐红烧鱼，说是她在福建大舅家学来的手艺。

高考结束后，是如坐针毡的漫长等待，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跑了三十里山路，第一时间报告给姥姥，姥姥眼眶里漾满喜悦的泪水，一个劲地催我快写信告诉舅舅和姨姨。从来很少激动的姥爷，竟从箱子里翻出两枚过年剩下的爆竹，走出街门朝天射出两声欢庆的礼炮。全村的人都被惊动了，这老汉不年不节的发啥神经？姥爷大声说，俺外孙中进士了。

那年，离石全县只考中四个人。毫无疑问，这是我这一生送给姥姥姥爷最珍贵的礼物。姥姥姥爷终于可以心安了，他们为我牵肠挂肚了整整十八年啊！

七

记得从我六岁半进学堂，国家就批判一句话：“学而优则仕”。但是几十年了，这个“封建余孽”，就是打不倒砸不烂，只是现在人们对“仕”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官宦”罢了，进入一个行行出状元的好时代。当年可不行，不通过“鱼跃龙门”，几乎无一出路。当年所谓的就业，叫参加工作，就是参加到农村以外的行业中，取得一个公家人身份，领一份薪水，占一个城镇户口，吃一份供应粮，我们老家叫吃细粮。其余的，就是“天然”的身份，“天然”的职业，“天然”的吃粗粮，“天然”地和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说起那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是听天书。尽管现在的农村娃，仍然要靠这条天路才能转变身份，才能走出大山。

我当年拼死要跳出畎垄，逃离家园，也是为了转变身份，为了走出大山。可是，当我一旦跳出苦难，又突然发现，我是多么留恋故乡，尤其是姥姥的“澎湖湾”。记得那年，一曲《外婆的澎湖湾》满校园盛传，我第一次听到就心潮激越，心就随着歌声飞到了外婆身边，飞到了那个亦如澎湖湾又胜于澎湖湾的小河村。也有蓝天浪花，也有月下沙滩，还有枣林斜阳，还有夏日鸣蝉……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结束了，我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来之不易的工作中去。我被分配到吕梁地委党校，如愿以偿地做了一名教师。学校设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大山里，是“文革”时期外交部的“牛棚”五七干校，撤走时移交给了吕梁行署。我不以为意，依旧欢欣鼓舞。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党校教育也面临改革，我便在教学之余到农村工厂去调查研究，去倾听百姓的呼声。最长的一次，是我沿黄河在吕梁境内的一段徒步考察，北起兴县的木崖头，南至石楼县的辛关渡，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四百公里。坐在土炕头上，吃在百姓家，听他们讲述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听他们诉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然后写成若干调查报告，发表在各级刊物上。

我也没忘记报答姥姥姥爷，记得领到第一份工资的当天，就跑到赵家庄将其中的一半（二十五元）给了姥姥。姥姥起先不要，后来接下说，就这一回，以后再不能了，只要你过得好，姥姥就满足了。自那以后，姥姥真的再不要我的钱，我只好每次去时给她买点好吃的，给姥爷买点烟酒。

工作三年后，有一天我被地委组织部叫去，说新来的地委书记海选办公室主任，相中了你。我很诧异，我这个曾经的黑五类子弟，梦都不敢梦做官，哪敢妄想进常委楼。组织部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回去准备一下吧。时任党校校长的王老不想让我走，集他当三十二年县委书记的体会，语重心长地劝我说，你还是别去好，而且党校很需要你这样的人。然而我还是去了。不过随后的历史证明，王老说的是对的。这位曾经被授予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称号的老干部，“文革”时候差点被斗死，晚境也很恓惶。可是我当时年轻气盛，终未把老先生的话听进去。到了地委，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通晓写报告，写讲话，起草各类文件，最紧张的时候，睡在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干，连去看望姥姥的时间都需要“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走马灯一样新旧交替，我的苦恼也与日俱增。复杂的人际关系，无穷的繁文缛牍，装腔作势的纲领口号，装模作样的官痞文章，更有潜滋暗长的不良风气，如履薄冰的宦海潜规，让我深感身心疲惫。到了这种时候，我一有空闲就想去找姥姥姥爷，好在他们跟前清静一下。

每次去了，姥姥姥爷总说，俺孩这一段不忙了，怎么来得这么频？我说，我想姥姥姥爷啊，你们年龄越来越大了。姥姥是有心人，便绕了个弯说，俺孩能有这份工作不容易，不要因为看我们耽误了工作。要学你大舅，把私人公家摆清楚。我说姥姥，我摆得清楚的，你不是一再说我，要当个好干部，不要学那些灰鬼，拿着纽襻疙瘩大点儿权，就横竖欺负老百姓。

我是在安慰姥姥，也是内心的真实独白。每次来了姥姥家，或安坐在峥嵘旁逸的枣树下，或流连在云影天光的池井边，有时还登上村庄的高峣处，盘桓于嵯峨参差的窑洞间，纵目山下澄碧回环的大河，缨穗纵横的原野，一时便觉闲愁悉荡。偶尔还会遐想，将来退休了，或者干脆提前归隐了，就来姥姥这里安家落户，日日陪伴着亲爱的姥姥姥爷，种种菜，浇浇花，除除草，施施肥，晒晒太阳，唠唠家常，喝着没有污染的甘泉水，沐着没有雾霾的山野风，起看云裳西楼月，卧听蛙鼓雁回声，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先后“伺候”了五任地委书记，越到后来这样的念头越强烈，然而没等到我挂印归隐，姥姥竟提前驾鹤西去了。

八

姥姥是1992年去世的，之前身体一直还好，伴随她多半生的毛病，就是有点高血压。这也是姥姥生理上留给我们的“遗产”，母亲、大舅、二姨、小姨，还有我和三弟，都患有高血压症。可是当年，大家似乎不懂得高血压病的厉害，姥姥也从来不当回事，觉得头疼不适了，吃个镇痛片就支撑过去了。那个年代，镇痛片仿佛是全国人民的万能良药，而且还真管用。

姥姥是秋冬之交的一天突然病倒的，从此卧床不起。在七个月的二百多天里，姥姥榻前始终一堆人，儿子媳妇孙子外孙，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孙们，几乎都在姥姥家寄居过。二姨五个儿子，四个曾在姥姥家跟二舅学木匠。三姨因婚姻颟顸，几个孩子也都寄居在外婆家。还有大舅三舅的孩子。姥姥的父母死得早，十三岁兄长就将她嫁给姥爷，十四岁就生了我母亲。姥姥差不多做了一辈子老保姆，先是自己的三儿三女，然后是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地伺候月子，大小二十七八个，绵延了几十年。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了，姥姥的一盏油灯也耗干了。

记得最后的两个月，除非出差下乡，我几乎天天下班后都去守着姥姥，炕上桌上厨台上垛得满满的食品，姥姥已经吃不进去什么，每天以流食为主。過去我们从姥姥姥爷嘴里“抢”走了多少好吃的，现在回报来了，姥姥却什么都吃不下了，真是叫人肝肠刀绞。最后那几天，我带来了自己加工的西瓜罐头（那年月市场上还不像现在四季有鲜蔬，大家都用蒸馏法加工时鲜罐头），一勺一勺地喂姥姥，姥姥居然吃下去一大瓶，叫我既欣慰又辛酸，这是姥姥生前最后一次吃我孝敬她的食物。但是她已经不认得我了，不认得她疼爱了一辈子的大外孙，我眼泪汪汪瞅着姥姥一点一点咽下去，咽下我对她老人家无尽的爱怜和眷恋。三天后，姥姥永远离开了我们，告别了这个让她牵挂了一生的大家族，告别了爱恨情仇如江如海如烈火如莽原的人世，像一团烟云轻轻羽化而去，到月宫找她的同伴小兔子去了。那年，姥姥虚岁七十七……

姥爷比姥姥的寿数高多了，姥爷本来比姥姥大七岁，还多活了九个年头。那九年，大家都要接姥爷去自己家尽孝，但是他不去，就一个人过，一个人住在那孔和姥姥相依为命了一辈子的老窑洞里。那窑洞是解放前兄弟们分家时分下的，劳作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这一眼窑洞。

我曾几次要接外公去我那里住，但是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去，连一晚上都不住。他说我儿子闺女家都不住，怎能住你外孙家？我说我和儿女一样亲姥爷呀。姥爷笑着说，儿近孙子远，外孙差下一大截。嘿嘿。这话姥爷以前也常说，姥姥也常说。姥姥还说，外甥是狗，吃了馍馍扬长走。都是小时候逗我们的话，也是我们老家流行的俗语。其他儿女外孙，也抢着要接姥爷去住，姥爷也一样拒绝。这就是姥爷的秉性，一位本分的庄稼人，落落大方宽容厚道地生活，如他走路的样子，迈开长腿一漾一漾的，不急不火，像峰骆驼稳稳实实。外公从来不搭脚力，连牛车马车都不坐，说牲灵是干活的，人也是干活的，凭甚人要坐上去叫牲灵拉呢？自行车也不坐。记得那些年我们这些孙子外孙们，常常要骑车子带他，不管是进城还是赶集，但他一步也不坐，就凭两条腿走路，多远的路都是走。后来我到了地委机关，有时候有车要接送他一下，他也坚决不坐，说，孩儿，咱不占公家的便宜。那会儿姥爷已经八十好几了。

姥爷一个人住在土窑里，陪着姥姥丢下的一盆柳叶桃，一盆无花果，一盆赏石榴，过得很自在。身体硬朗，头脑也清醒，不像我父亲，九十岁就糊涂了。而姥爷没有，临走都很清楚，只是喝了酒会犯困，一犯困就不做饭不吃饭。九十岁那年差点走了，当时老衣都给他穿好了，但是母亲不管那些，仍给姥爷蒸鸡蛋羹喂牛奶，白天晚上守着老爹爹。没想到，姥爷居然脸色又渐渐红润起来，不到十天竟然能下炕，又过了半个月恢复如前，便撵着大家走，都回吧都回吧，你妈说我阳寿没尽呢。打那以后，大家责成二舅的两个儿子，每天轮流给爷爷做饭，晚上陪爷爷睡觉。最后几年，姥爷每天还能像过去那样，家里聚拢一堆人推牌九。全村的人都喜欢到姥爷家打牌，脱鞋不脱鞋挤满一炕。姥爷也打而且是好手，输时候少赢时候多，钱也算得清，给不给是你们的事，你们看着办吧。不管输了赢了，有人还捏过姥爷的酒壶蹭两口。姥爷像弥勒佛笑着说，倒运的，不给钱还蹭我的酒。

但是姥爷喝了酒，还是不吃饭，两个表弟也没办法。如此时间一久，姥爷的身体便一天天衰下去。终于有一天，一个阳春的上午，姥爷喝了酒，身体有些冷，一人坐在火炉前。火炉一夜烧空了，有余烬没温度，姥爷的手伸进炉膛里，抱着酒壶慢慢睡了过去。大概姥爷觉得，他该去陪姥姥了，觉得到这个年龄，这个世界上，可留恋的少，可撇下的多了……

转眼十二载了，今夜月光如水，枕边有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集，信手翻开，《乡愁》又在眼前：“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早已烂熟于心，但今夜读来，犹字字如锥。固然深沉似海，又怎能淘尽我无尽乡愁？矮矮的坟茔，姥姥去了里头，姥爷去了里头，大舅去了里头，二姨也去了里头。好在爸爸妈妈还在外头，老爸已经九十四岁，老妈也八十七岁了。母亲说，你姥姥要是活着，今年整一百岁了。我说是。母亲又说，你姥爷一百零七岁了。我说是。母亲最说，听你二舅唠叨，赵家庄并到市里了，你姥姥家的窑院要推平了，泉子井也要填了。

我泫然垂首，不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