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牛畏予谈摄影

高帆+牛畏予

和我和高帆工作都很忙，也不经常谈摄影。以前我们都要开很多会，很晚才回家。所以到了家也很少谈工作。我也不想评价他的照片，因为这些还是让别人去评价吧，如果一定要说，我和大家的看法一样，这些照片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高帆这个人不吸烟、也不喜欢喝茶呀、跳舞呀这些事情，他就是喜欢逛书店，看一些有关文化历史的书，家里有很多他买回来的画谱、线装书。他还挺喜欢古董，虽然当时身上钱很少，但是他挺喜欢这些小玩意。他和一些画画的人比如黄胄、高泉是很要好的朋友，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因为在艺术方面他们很谈得来。还有原来家里的画报多得不得了，很多是国外的画报，碰到画报上有好内容、好照片或者世界名画之类的，他就剪下来夹在本子里。他的爱好就是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美术、雕塑、篆刻他都喜欢，我就说他是个杂家，战争年代刷个标语，到邯郸塑个雕像，他都能干。

摘自牛畏予《高帆印象》，刊于2004年8月《大众摄影》

一本画报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首先是因为它所选登的图片主题鲜明、形象生动、构图新颖、画面清晰。但是，如果忽略了图片的说明文字，也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一张好的图片，再有好的文字说明作配合，将会增加它的积极意义，增强它的艺术表现力。

好的图片说明，都不是一挥而就的，甚至也不是仅仅花费了一个人的劳动。它常常是记者和编辑共同努力、反复琢磨的结果，有时，还是编辑部人员集体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编辑，必须根据原稿内容和当时的宣传方针政策，对每一组、每一张图片的说明都进行仔细研究，可以推敲，反复加工。但是，编辑加工的基础仍在原稿，一切素材和感受，主要来自记者。因此作为一个记者，不仅要拍好图片，充分发挥图片的影像效果，同时，又必须积累丰富的文字素材、材料，并尽可能地经过初步整理，一并提交編辑部。具体点说，要求记者在提供每组或每张图片原稿时，又必须同时提供文字材料，交待出图片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时间、地点、经过和结果，以及记者本人的感受和认识。这是编辑进一步加工并编写出生动、有力的图片说明的主要依据。

摘自高帆《图片的文字》，刊于1962年5月《摄影报道业务资料》

《开垦处女地》和其他优秀摄影作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摄影艺术要达到强烈逼人、激动人心的效果，所摄取的应当是生活激流中最富有概括和集中性的一个片段；是斗争浪花里最富有典型和代表意义的一个场景。这就要求摄影艺术作品在形象地反映生活的同时，还得深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美的特性。因此，我们在观赏每一幅摄影艺术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如下的发问：作者看到了什么？抓住了什么？是对斗争的歌颂还是对生活的赞美？是揭示生活的真理，还是展现大自然的美丽？……要使观众在作品欣赏中对这些问题得到满意的自我解答，就要求作者深入生活当中，对感受到的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和选择。做到看深、抓精、拍活，使一幅摄影艺术作品，真正达到事理明、气氛足、形象美的境地，产生共鸣和联想的艺术效果，以增强它的启发和教育作用。

摄影艺术的创作基础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深入理解和准确反映上的，因而摄影家 必须站在斗争生活的激流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生活的洞察力，敏锐地守望事件的发展进程，关注生活高潮的形成和掀起，捕捉人物神态动势的表露和开展，来揭示斗争生活的积极意义，按照准确、鲜明、生动的要求，创作出真善美的优秀摄影作品。

摘自高帆《摄影艺术的真善美——第五届全国影展观后漫笔》，刊于1962年第一期 《中国摄影》

我们说，摄影这个工作，一方面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要有熟练的摄影技巧，把真人真事真现场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才能真正做到感情真实，气氛强烈，动作豪放。作为部队的真实形象来说，就是要做到感情真，气氛足，动势强，威势壮。这就要在深入生活当中，对摄影对象做充分的了解，并掌握形象思维的规律，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以快速、敏捷的动作在一瞬间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照片现在看来也有，但也不很多。应该批判“四人帮”，“四人帮”把人公式化了，模式化了，一个模子下来，装模作样。我们说，三大革命运动当中涌现出来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都应该是别开生面的，各有性格特点，各有各的风度的。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和各种环境中所表现的特定的行动也是各不相同的。本来任何一个熟练的劳动者在劳动中，经过长期的锻炼，都有各自的熟练的劳动姿态。如果我们反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生动的，那么这个典型人物形象必定是具有典型的性格特色的。比如战士操练，你人为地让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牙齿咬得紧紧的，你天天这样要求，能拍出真实的具有新鲜特点的照片吗？能真正地刻划典型人物的形象吗？因此你首先应该了解，战士们在操练中，头脑中没有敌情观念，眼睛里没有敌人，只有当他拿着枪，在操练演习当中以实战的要求真正地进入情况，这个时候你要是 能眼明手快地照下来，那么那样的照片，典型性就强，政治性就强，人家看了这张照片，可学的东西就多。

摘自高帆《发扬革命摄影的优良作风——在全国影展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刊于 1978年第二期《中国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