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的完善

姚 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级会计硕士

论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的完善

姚 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级会计硕士

强制退市制度的价值在于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提高市场效率。我国一直以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做为强制退市的主要手段，但其容易规避、不能准确反映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警示作用缺位、宽限期过长等问题急需解决。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笔者试分析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的设计缺陷，并以此相应的完善建议。

强制退市制度；强制退市标准；净利润标准

一、强制退市标准的界定

强制退市是当上市公司因公司特定经营指标不再符合上市的条件或者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被证券监管机关或者交易所取消上市资格，证券不能继续在交易所交易。[1]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要求当上市公司净利润不能达到一定标准，即应当被强制退市，其以净利润作为考量指标，直接决定了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能否继续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发挥着鉴别上市公司优劣的功能，对于提高市场的效率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监管层希望通过净利润指标淘汰劣质的公司。

二、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的缺陷

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上市难，退市更难”状态，阻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也极易造成市场的不理想波动。净利润退市标准设计不完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包括：

其一，设置的宽限期较长。根据现行标准，实质上只有当上市公司连续亏损四年才会被强制退市。在如此长的宽限期内，上市公司很容易通过财务手段或资本运作规避退市。其二，退市规避空间较大。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转回资产减值损失、一年内集中确认收入或计提减值等，使业绩反复两亏一盈，从而规避退市。其三，地方政府及实际控制人保壳欲望强烈。债务重组、控股股东注入资产、地方政府补贴等是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及当地政府常用的保壳手段，这类规避退市的资本运作难以从根本上改善资产质量并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但强制退市标准中并未有效限制这类型规避退市的行为。[2]其四，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不能反映出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3]以恒天海龙(000677.SZ)为例，该公司从2012年起已连续六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但期间通过债务重组、向控股股东剥离不良资产等方式规避退市。市场上很多上市公司公司实质上已经濒临破产，但基于现行强制退市标准的设计不合理，上市公司的强制退市根本无从谈起。[4]

三、ST 公司戴帽不退市的原因分析—基于财务数据分析

根据choice数据，截至2017年4月30日，A股共有ST公司71家，本文以此作为样本，通过分析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包括营业利润、净利润、非经常性经营损失、净资产，并将该部分公司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ST公司为内部已经千疮百孔，已无投资价值，却利用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的缺陷规避退市的公司。第二类ST公司在被ST之后经过努力而经营状况好转，依然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第一类公司属于典型的“二一二”公司，即通过盈余管理手段，使得公司反复出现两年亏损、一年盈利的状态。第二类公司则是基于正常的市场分析、公司经营风险等因素导致出现亏损，或者虽然长期亏损，但通过优化战略管理，提高经营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扭亏为盈，并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对样本的分析，ST公司中归为一类公司(二一二公司)的共51家，二类公司的共20家。

(一)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对比

通过对比分析两个类别的公司的平均营业利润和平均净利润可以发现，一类公司的业绩波动更大，企业业绩增长乏力；二类企业净利润水平明显高于一类企业，总体实现盈利。二类企业中能源或工业企业较多，受供给侧改革、产能等政策影响，出现亏损，但随着政策推行，供需环境改善，未来仍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对比

针对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本文通过计算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考察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经常性损益/公司净利润|。本文所选取的样本的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如表1：

总体而言，第一类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贡献率明显高于第二类公司，反映了第一类公司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度较高，也印证了政府补助、债务重组、处置固定资产等是第一类公司主要的保壳手段。相较而言，第二类公司对非经常性损益的依赖程度较低。

第一类公司依赖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即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二是退市标准的设计缺陷，一些公司利用退市标准漏洞，连续两年亏损后扭亏为盈，接着连续两年亏损，如此依赖能避免退市和暂停上市。由此，监管者制定的退市标准形同虚设，对某些垃圾股的筛选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5]

(三)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对比

本文现在将对两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状况进行分析，以求发现两类公司的差异。

表1

根据上表，第一类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水平明显高于第二类，且第一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波动更大。由此可见，“二一二”类公司的财务状况风险更大，债务偿付风险高，经营状况稳定性差。第二类公司由于在被ST后采取了更优的经营战略措施，财务风险较一类公司低。

虽然两类公司的平均ROE都处于下行趋势且为负数的情况较多，但第一类公司较二类公司总体水平较低，波动更大。这表明一类公司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都比较弱，公司总体风险较高。

四、净利润年强制退市标准的完善

综合前文分析，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虽然已经构建起了基本的框架，也对淘汰市场中的垃圾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设计缺陷仍十分明显，使得强制退市制度的不能发挥实效。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一、提高净利润标准。现标准下，净利润不为负的标准相较于核准制下IPO标准相差甚远，强制退市的负激励机制缺位，致使公司认为上市后无后顾之忧了，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屡屡发生。因此，既然上市公司是满足特定的净利润标准才通过审批上市的，自然需要维持原有的上市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应当以IPOD标准为参考，适当提高。

二、在时间要求中，增加“连续五年中任意三年”或“连续三年中任意二年”等非连续性时间要求。引入非连续性的时间要求，可以迫使上市公司保持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从而使得上市公司不能再通过“二一二”的模式规避退市。

三、采用复合性标准。如要求上市公司在达到净利润标准的同时，还要满足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等指标的要求，这可以压缩规避退市的操作空间，对上市公司规避退市的行为予以限制。

结语

我国正着手证券市场化改革，但退市标准的设计上仍存在较多不足。证券市场若没有行之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长此以往只能是一潭死水。因此，需要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科学、完善的净利润强制退市标准，能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促进市场内资源的良性流动，充分发挥证券使市场的各项功能，更好地为实业的发展、革新提供动力。

[1]曾洋：“创业板公司强制退市路径研究”，载《证券法苑》(2014)第十三卷.

[2]冯芸、刘艳琴：“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载《财经研究》2009年第1期.

[3]WEISHUANGYING：“我国创业板市场退市制度创新策略研究”，2016年吉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4]邹静.《我国*ST公司迅速扭亏的影响因素分析》.2012西南财经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5]任婷婷.《我国A股退市财务标准之完善——基于2007年被特别处理公司的分析》.载《财会月刊》2011年第35期.

上接(第1 2页)保证作用，但是由于它不受任何单位的监管，为此也存在着相应的风险隐患。这是因为资金注射高收益，而国家的宏观调控却不期待经济以泡沫化的形式出现，当大量资金流入的同时也会致使已经泡沫化的行业呈现出更加严重的泡沫化问题，使产能过剩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而就互联网面临的问题来看，它一般会导致借贷关系的监督不到位，并促使违约风险的增加。

(三)快速变化的货币需求结构

货币政策也是宏观经济得以调节了一类政策，随着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各个时期对于货币需求结构上也构成了不同的比例。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具体特点，为了能够将民众的闲散资金吸收进来，将会通过网络平台来发布一些准货币性金融产品，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理财产品，这种方式能够让货币的储备与流通力度增强。就从2015年的相关数据来看，我国第三方支付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而第三方支付机构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家。此外，在“十三五”规划中，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已经被明确的提出来，此规划也加快了众筹、P2P等有关互联网金融的完善与发展。更多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推动交易平台从电商应用朝着市场扩大，一些个人创业人员以及中小企业也挣脱了传统金融体制的束缚。这些都将影响我国货币结构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作为一项技术支持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无法离开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的技术水平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互联网金融接触得比较多，这是由于互联网金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就互联网金融来看，它能够有效简化繁复的金融交易程序，使金融交易的总体成本得以降低，这在一种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依赖感，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互联网金融能够造福于广大人民，并且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骏骄，李芮.互联网创新对宏观经济及金融波动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09：1414-1423+1380.

[2]张学深.关于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探讨[J].时代金融，2015，26：253+256.

[3]皮天雷，杨萍，刘子荣.金融新常态约束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演变与革新[J].经济问题，2015，10：45-52.

[4]袁建业.互联网金融与宏观经济：影响、关系、政策[J].生产力研究，2016，11：38-40+44.

[5]晶晶.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06：119-120.

[6]耿丽君.以供给侧改革推进传统金融向互联网金融转型的发展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17，06：18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