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山出发

2017-08-26 16:02刘海波
师道 2017年8期
关键词:大山公开课教室

刘海波

我忐忑地跟在班主任后面,脑里像放电影一样想象着与学生初次见面时的情形。短短的几十米,犹如走过大学的四年,但又觉得是弹指一挥间。“同学们,这是你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介绍着说。我站在教室一侧,看着七八十张陌生的面孔,竟有点不知所措。尽管我忘了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忘了自己是如何走出教室的,但走进教室的这一幕,我是难以忘记的,因为这是我站上讲台的开始。

2005年8月,我来到大山深处的一所中学,开始了我的从教之路。学校离城里六七十公里,而且有一段是三四十公里的环山公路。公路上靠大山,下临水库,九曲十八弯,每次回到学校,都是满面尘土,筋疲力尽。大山的夜晚显得格外寂静,仰望星空,满天星斗;垂听大地,万籁俱寂。尽管是生于斯,长于斯,但在城市读书多年,习惯了城市的喧闹与繁荣,对于大山的宁静,我竟一时难以习惯。每每躺在床上,读书的生活就像电影的片段一幕一幕地跳出来:泡网吧,打篮球,逛夜市……似乎昨天才踏进的大学校园,但一觉醒来已站在三尺讲台之上。身份的刹时转换,竟有点无所适从。

“宿舍——办公室——教室”,每天循着重复的轨迹,循规蹈矩;“备课——上课——改作业”,每天重复着预设的程序,按部就班。习惯了大学的轻松自由,生活突然间变得如此紧凑,辛苦单调,新鲜感过后,竟然觉得有点枯燥无味。和我一起来的几个毕业生,更是暗暗叫苦。更糟的是,平均每天三节课,只能靠着一张嘴来清讲,以致于声音常常变得嘶哑无力。幸好,工作之余可以游山玩水,登高赏花。爬远山,涉河水,品农茶,抛掉了备课的烦恼,亦忘记了身在大山深处的单调。

春夏之际的大山,显得格外葱茏,常常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驴友来踏青戏水。大山,自有其可爱之处。尽管如此,依稀记得初中时老师曾说过,努力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想不到的是,几年后,兜兜转转,我又回到原点。曾懊悔毕业前的那一次公务员考试,我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面试,但结果却以两名之差落选。如果面试准备得充分一点,就有可能留在城的单位。如果入城考试那道题“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认真回答的话,可能就有机会留在城里的学校。如果……但没有太多的如果,这一切都已化作过眼云烟,眼前只有这巍巍的大山和数十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听着学校大喇叭播放的《童年》,望着一群似曾熟悉的身影,顿时,我感触良多。

一个月后,学校要求新教师上公开课,美其名曰:试教课。试教课,就要想试试我们新教师的上课水平如何。对于上课,我认为我还是有能力上得好的。没有多媒体,没有扩音器,最先进的便是一台至少有四年历史的录音机。我抱着平静的心情去上课,但去到教室我才发现竟忘记了拿准备好的小黑板。这个小小失误,影响了我上课的计划与心情。直面二三十个听课老师各异的眼神,我最后糊里糊涂上完这节公开课。校长说,语文老师写错字,这是严重的疏忽;科组长说,这节课教学组织存在着很大的失误;备课组长说,上课老师的普通话咬得不准。听了,我腿像灌了铅似的,霎时变得十分沉重,难以迈开。后来听其他老师说,新老师上公开课最好与老教师商讨商讨,听取其意见。有老师说,以前有老师为了上好公开课,跑了好几层楼。尽管年轻,科班出身,但来到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于是,听课,上公开课便成了我这学期的主要任务。一学期下来,也听了十几节其他老师的课,上了四次公开课,平均每月一次。虽然把我累得够呛,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他人的教学经验,可以使自己尽快站稳讲台。

第二年,我担任初三的班主任。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祖母竟高兴得对人说,我孙子“升官”了。是的,班主任可能是天底下最小的官了。学生的衣食住行,课上课下,事无巨细,班主任几乎要样样过问。一个月后,迎来了学校最重要的一次户外活动——重阳登高。尽管学生都是生活在山里,离不开大山的影子,但对难得的一次野外活动,还是显得格外兴奋。我把全班分成十个小组,每组选一个组长,叮嘱组长负责好本组的纪律安全。然后大家就浩浩荡荡往大山最深处走。羊肠的小道,巍巍的大山,明净的天空,再加上一群吱吱喳喳的年轻人。空旷的大山顿时热闹起来。大山的深处不时传来同学们的欢呼声、呐喊声、叫骂声,大伙似乎都想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向大山倾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山的对面很有节奏地配合着回响,同学们难得的一次释放,全在大山的深处表现得淋漓尽致。越往远处走,路越陡峭。偶尔可以见到山边零落的几户人家。泥砖房,火砖房,小楼房,并不十分显眼。大山的深处没有什么耕地。种竹,种果树,养蚕,养蜂是留守农户的最好选择。大伙嚷着要看养蚕,我们来到路边的一户蚕农家。蚕农是一对夫妻,五六十岁,大儿子媳妇都去珠三角打工了,小儿子还在读大学,而孙子读小学。小孙子也是周末才能回一次家。这是典型的留守老人之家。老人住的还是泥砖房,墙面只是刷了一层白石灰,但白墙已褪了颜色,露出凹凸不平的泥砖,墙上贴了几张他孙子的奖状。老人说,曾经想把泥砖房换成小楼房,但这山旮旯的,人工成本高,运费也不小,而且小儿子也还没毕业,造了房,也就没钱交学费,造房的事也只好作罢。小儿子尽管读的是一般的大学,也因学费产生过退学的念头,但老农依然把他送到了学校。曾有一个山里的孩子这样写道:“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势,要把孩子射出大山。”老农的心思,我明白。读书,或许不是山里孩子的唯一选择,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落日的余晖洒满大地,我们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大山深处已升起袅袅炊烟。

登高之后,我常常对学生说,读书是农村人家跳出大山的最好出路。而班里的学生多是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参差不齐。尽管大家都知道读书是最好的出路,但有的同学基础实在是太差了,语文也就三四十分,想考好一点的高中,可以说是相当困难。于是,有的意志消沉,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有的简直就是坐着等毕业,什么也不想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困生,我相信也不是一天练成的。我也再次想起那句话,“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句话真的是金科玉律?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厌其烦地督促大家努力读书。早上6点起床,早早到教室抽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检查班务,与个别学生谈话,生活忙碌而充实。有一次,与学生闲聊,再次谈起“走出大山”这个话题。有同学问,老师您经常叫我们要走出大山,但您为什又回来?这个问题正击中我内心深处的痛,我一时哑口无言……

工作渐入正轨,习惯了班主任工作的繁琐,习惯了大山的宁静。但班主任工作的难度还是出乎我意料。有一次晚睡,我发现一个学生不在宿舍,问其他学生,他们都不知其去向。更糟的是,这个学生家没有电话,通知不了家长。我只好把情况反映给级领导。领导说,联系不了家长,只能自己去找,否则学生在外面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于是,我骑着摩托车载着级领导在街上到处寻找,还找了几间网吧,但都找不着人。我只好骑车去学生家,一来看看他有没有在家,二来可以告知其家长。这个同学家离学校有七八公里,而且路弯狭窄。寒冬深夜时分,我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叫,冷得我直咬牙关。农村养的狗比较多,听见车声,不断地狂吠,吠声此起彼伏,听得人心里发毛。好在学生在家,这个学生是因为牙痛才偷偷溜回去的。见学生在家,我也放心了,骑车回到学校已是深夜11点。

虽然有的学生调皮,但每逢荔枝成熟时,我的桌面总放着几串学生送来的圆鼓鼓的鲜荔枝。遇着那个学生家有进宅之类的喜事,他也总不忘给我捎一份“炸鱼”之类的小食。这令我感动不已。不知不觉,来到六月的毕业季,尽管主角不是我,但面对着这七八十双渴望的眼睛,我满怀希望与祝福。目送着大伙进入考场,期望有更多的同学走过这“黑色的六月”,走出这遥远的大山。如果说毕业之后重回大山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就在于此吧。

尽管现在我已离开,但我还在大山的另一面。日月如梭,往事如烟。工作之初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但若再有學生问那个曾让我哑口无言的问题,我已准备好干脆流利的回答。

(作者单位:广东高州新垌一中)

责任编辑 黄佳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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