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需要怎样的文化人格

熊源伟

导演创作开门见山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剧本。导演的艺术良知、价值判断、社会责任、文化品位，都在这一次选择中毕现无疑。我们总是希望在所选择的剧本中读解到一些关乎人类生存、关乎精神家园的话题，并努力将这些话题与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所虑、所盼搅拌在一起，从而找到自己在二度创作中可以言说的“话语”。一旦发生了这样美妙的发酵过程，我们的创作激情便大大被焕发了出来，我们要为这些想说的“话语”找到独特、灵性的舞台样式，要为未来的演出找到与剧作家一度创作珠联璧合的表现形态。果若如此，一次愉快而卓有成效的舞台艺术创造便开始了。

然而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原创作品，往往是剧团决定要上演某个新戏了，再来找导演，导演是“被选择”的。但即便是这种被动状态，最终的选择还在导演自身：你可以选择接受邀约，也可以选择不导。当下导演在选择剧本时面对太多的掣肘、诱惑与顾忌，当一个艺术的选择掺入无穷尽的非艺术的掂量，这种选择就只能是媚俗，已无创造可言。因此我向来对剧本的选择慎而又慎，宁缺毋滥，决不勉强，决不将就。面对选择（或被选择），导演要学会说No！一些导演一年可以排七、八台戏，我做不到；更有一些导演可以同时排三、四台戏，被业界称为飞行导演，我更不敢苟同。导演，作为演出文本的写作者，要真正“写”好一台戏，从与剧作家磨合剧本，与视觉部门、听觉部门做案头工作，到与演员进行前期创作准备，直到排练、修整、装台、合成、彩排、演出，前前后后少说也要小半年。一个导演一年能排多少戏，不言而喻了。唯有全情投入、精耕细作，才能有完美的舞台呈现，才对得起自己初始的选择，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怎样出发呢？导演不应该是文字剧本的舞台“直译”者，也不应该甩开剧本自行其道，切实从文本出发，注入导演思维，做到一戏一格，这是成熟导演的标志。我喜欢这句话：用自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容。这个自己，并不是导演一己，而是导演与剧作家的合体，是导演在读解了剧作家创作的文本、与剧作家的创造碰撞之后，蕴蓄迸发出来的独特的灵感：它是观念的，也是形态的；它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我们看到一些导演的舞台作品，不管什么样的剧本都纳入他所惯常的处理套路中，千戏一格，还被某些评论家捧为“导演风格”云云，这真不知是导演的悲哀还是评论界的悲哀。追求独创，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导演创作的基本命题，也只有深入探究剧本的得失，导演的个性张扬才能有的放矢，才有源头活水。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不是每个导演都愿意、都能够身体力行的，因为这与导演的文化准备、思辨高度、艺术视野、舞台功力有关，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与导演是不是敬畏戏剧、有没有工匠精神有关，与导演的人格修为有关。

原创戏剧（戏曲）作品的创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文字剧本到演出文本，成败的因素很多，只有当全体主创者形成一种良性的共振，他们的合力才有可能顶起成功的天平。而当导演“遭遇”到一个有潜力的剧本，他的思辨空间与想象空间就会空前活跃起来，他推动着自己二度创作的导演构想，也推敲着剧本一度创作的品相得失。此时导演和剧作家能不能构建起共同的話语体系，就显得格外珍贵。世上的好事是要看机缘的，能不能生成机缘，“功夫在诗外”，取决于双方的——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及的——文化准备、价值判断、思辨高度、人文视野、专业功力、工匠精神、艺术良知、社会担当……说到底，九九归一，取决于双方的文化人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