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元素和比较优势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吴苑华

摘 要：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引起国内外学者热议，见解纷呈。从总体上看，“大政府，小市场”“小众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三种解读模式比较流行。不过，萨米尔·阿明在综合了这三种解读之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抓住国家、社会、市场三者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揭示其中的“中国元素”及其鲜明的比较优势。阿明认为，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有别于西方模式，为世界经济发展转型和未来发展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创建了新的生长点，因此中国模式的成功也在一定意义上坚定了世人对社会主义的自信。阿明这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

关键词：萨米尔·阿明；当代的中国模式；国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4-0027-10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依附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左翼运动活动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研究涉及广泛议题，包括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问题、全球化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美国霸权衰落与世界体系转型、“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等。其中，阿明在世界体系论视野下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尤其独特，为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一 当代中国模式何所指？

自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4、5月间提出“北京共识”见解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成了国际性议题。需要注意，虽然国内外学者将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方法概括为“中国模式”，但是人们对这一“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的指认有所不同，由此而提出的具体的“中国模式”也不同。那么，在众多的指认中，阿明如何定义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呢？

（一）“大政府，小市场”模式

这是中外学者套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而做的解读。[JP+1]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引入国家干预政策，借助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稳步发展，史称这种市场经济发展套路为“大政府，小市场”模式。遗憾的是，一些人套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解读今日中国模式，指认，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重复了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大政府，小市場”模式。比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郑永年就曾认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属于“大政府，小市场”类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1）中国政府通过改革，构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发展体制，国家实施宏观调控，鼓励竞争，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2）中国政府有步骤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3）中国政府制定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总之，以他们之见，中国模式不仅汲取了西方模式的“大政府，小市场”模式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强化了政府的经济功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政府，小市场”模式。

（二）“小众市场经济”模式

这一模式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提出的。所谓“小众市场经济”模式，是指一个社会优先“让一部分有条件的人和地方先富起来”，也就是说，优先“使‘一部分人也就是少数人先发财”。丁学良注意到，发展“小众市场经济”的确“是中国1970年代末以后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但是它与西方的小众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西方的小众市场经济属于结构性的固化物，因为它是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基础上形成的，它使得社会财富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造就了一批暴富群体，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却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中。关键在于它还是西方社会长期两极分化的根源所在。

与西方小众市场经济有别，中国的小众市场经济属于阶段性的政策安排，它必须服从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标。尤其是，发展“小众市场经济”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比如，“私人财富的集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第178页。、日益严重化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和社会不满情绪、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整体大幅度滑坡以及日益增多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等消极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化解。换言之，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不允许长期发展“小众市场经济”，不可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必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予以取代“小众市场经济”模式。

需要注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小众市场经济”也有别于中国1949年前存在已久的“小众经济”模式。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小众经济”在本质上不属于市场经济而是自然经济范畴的。

（三）“国家市场经济”模式

这是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提出来的。所谓“国家市场经济”是指国家（政府）管控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市场与国家两者都是经济发展不可忽缺的要素，坚持发挥市场的运营作用与国家（政府）的管控作用结合起来，确保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内容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拥有的，虽然中国市场经济往往被误读为“大政府，小市场”的，它们只是“形似神不似”。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把坚持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和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辩证地统一起来，不允许市场经济放任自由[自由放任或放任自流？]地运行，必须将市场经济置于国家（政府）有效管控下。其一，坚决反对政府官僚主义干预市场活动，但是大力支持有效的干预行为。其二，坚决反对两极分化，但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个人先富起来而后带动他人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些内容恰恰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也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契合“国家市场经济”模式。endprint

以上三种模式解读，在萨米尔·阿明看来，都有所偏颇，没有完整地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规范性特征。大多数学者套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解读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可是中国并没有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可以说，这类解读是错误的。阿瑞吉的“国家市场经濟”解读没有套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它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事实上，中国人在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之基础上，将短期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和作为长期的社会主义视角的社会逻辑”结合起来，整合全球社会资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动力，并且创建“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所谓“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指那种将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因素有效地融合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在其中，国家、社会、市场是三个关键性要素，它们的有机融合和协调作用成为市场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协调、快速发展的保证。

第一个要素：国家，这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权力下放、简化审批手续、实行承包制、发展房地产业、推行股份制改革等政策性举措，有效地推动国有企业改制和转型，培育一批私营、合资和外资企业，搞活国内经济。毫无疑问，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是创建“大政府，小市场”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突破过去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机制，引入市场因素，并非完全抛弃计划经济，追寻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创建新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第二个要素：社会，这实际上是指地缘政治资源。改革开放的中国，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尽管中国受到西方大国阻挠和排斥，但是中国仍然遵照“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和接纳，建立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广泛汲取国家社会资源，确保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得以持续进行。

第三个要素：市场。邓小平说过，市场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不仅要破除旧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入“市场”因子，发展市场经济，激活国内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发展起来，今天不仅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且还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平等发展、经济腐败等，但是这些负面问题已经引起中国高层和社会高度警觉，中国人坚持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重要作用相统一，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明确要求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以此为契机，努力消除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发展。这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

总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通过有效地整合上述三个要素、探索和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现的。换言之，中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使中国成为新的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埃及]萨米尔·阿明，“欧亚：走向新的际遇”，载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的《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性保障力量。

二 当代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

阿明认为，与“苏联模式”、西方模式相比较，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当然，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优势，恰恰是其所蕴含的“中国元素”。

（一）与“苏联模式”相比较

所谓“苏联模式”，通常说的是指斯大林时期到苏联解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史称“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它的特点是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化管控，“否定市场的作用”，迷信单一计划的作用，结果造成“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等不良后果。苏联模式在特殊时期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在和平时期却“严重束缚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扼杀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苏联经济发展长期陷入不健康、不协调、低速的困境中。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248页。，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它在实践中是成功的，有效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根源于“中国元素”。

第一，在改革开放上的差异。就中国的改革来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虽然已决意‘重新融入世界体系，但对著名的休克疗法所谓“休克疗法”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全盘私有化”的转轨模式，实质上就是全盘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市场化改革，全面向西方资本开放国内市场。现今，人们通常将“休克疗法”视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俗称“外科手术式改革法”。仍断然拒绝”。所谓休克疗法实际上是指推行彻底私有化、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和不加控制的对外开放的改革。正如阿明所说的，“东欧那些出自前特权阶层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为休克疗法的信徒，结果正如大家所见，东欧进入了一个现在也未见有复苏迹象的衰退期”[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正因为中国拒绝休克疗法式改革，因此中国虽然也推行市场化改革，允许国内市场向外资开放，但是拒绝全盘私有化，允许公有企业权力下放，但是国家没有放弃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关键性经济成分。就中国的对外开放来说，自始至终坚持自主的对外开放。一方面，根据国情需要，逐步放开国内市场，鼓励招商引资、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好经验、好技术，而不是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开展自主的引进和创新，探索适合国情特点的发展模式。正因此，中国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拒绝西方国家搞的“顶层设计”，牢牢掌控国民经济的主导权，虽然私有制成分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它一直受到抑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主体成分。endprint

第二，在工农联盟上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成功地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种革命根据地不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有效地组织起农民革命队伍，而且创立了将工业与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的根据地社会经济模式。正如阿明所说的，“1930年后在中国农村发生的战乱为中國共产党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此后的中国革命，从1949年至今尽管也是几经波折，但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苏联相比，‘工农联盟问题解决得还算比较成功”，“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内部交流关系从来没有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那种极度恶化”[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3页。总之，中国模式建立在牢固的工农联盟之基础上。苏联模式是高度集权制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加大城乡之间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分化，严重地“打破了工农之间的联盟——不仅使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彻底破灭（实行专制，这是将一个梦想成为资产阶级的阶层进行重组的基础），而且可能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2—183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巩固工农联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防止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保障。可是，苏联一直都没有建立一个巩固的工农联盟，还不断侵害农民利益，难怪苏联在斯大林之后滑入专制主义泥淖，最后亡党亡国。

第三，在落实社会正义原则上的差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成功地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盟，有效地整合了社会力量服务于革命和社会发展，造就了真正的“社会正义”原则，可是“俄罗斯革命完全清除了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比如，“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之后赢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抵抗力量的强烈好感”，正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所以能结成广泛同盟，正是由这因素决定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现代社会模式”[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3页。阿明认为，从表面上看，虽然“中国的国家社会模式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民主社会模式”，但是这正是“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市场不大的原因”。早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既不相信高度集权制是万能的，也“没有人会愚蠢到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4页。，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赋予了人民群众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知道，社会主义中国既不能套用西方商品经济模式，也不能继续其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或苏联的集权制，只能走符合社会主义目标要求和“社会正义”原则的人民民主道路，以便顺利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协调和共享发展。

第四，在加强社会领导力量建设上的差异。自从毛泽东时期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加强党的先锋队作用建设，强调党员树立敢于牺牲、勇于创新，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的精神；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倡导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树新风，做新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国家、党、阶级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4页。，拒腐蚀，纯洁党的思想，净化社会观念，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这些内容是苏联模式所没有的。苏联人从未质疑“党员干部特权”、官僚主义、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实际状态，从未质疑苏联人搞军备竞赛是否正确、以及苏联国民经济体系是否符合国情，从未进行过党的思想改造和建设，从未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正因此，苏联党和社会存在许多不良现象，包括：1）推崇“唯技术论”，重视军事技术的研发，反而轻视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2）官僚主义、专权主义、乃至各种特权现象长期在苏联共产党内存在，腐蚀了党的纯洁性、削弱了党的先锋队作用，造成苏联共产党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严重脱离苏联人民；3）他们在解决党内问题时不是从文化批判上质疑，而是通过政治手段来打击和压制持有异议思想的人，制造了西方人所说的一次次“政治恐怖”，结果是：党的威信丧失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下降了，民心丢失了，最后亡党亡国。

（二）与“西方模式”相比较

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所谓“西方模式”可能就是指现代化发展模式，甚至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视为典范而予以遵从和推广。实际上，现代化并不是西方模式的专利品，它只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属于技术性内容，并不属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性内容。问题还在于，西方模式并不是最好的，相比较来看，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第一，形成基础不同。阿明认为，西方模式源发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人们知道，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存在几百年之久，不仅具有成熟的运行体制机制，而且拥有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体，其中，中心与边缘处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不平等关系中，关键在于它的体制、机制和结构都带有鲜明的不平等性，包括不平等的交换体系、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分配体系，建立在这样的体制机制和结构上的西方模式本质上也必然属于一个不平等性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不平等性发展模式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方便地获得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剩余价值、资源，快速完成其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持续不断地推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由此来讲，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是迥然不同的。首先，中国模式继承了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优点。东亚纳贡贸易体系虽然也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体，但是它的中心与边缘处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上，不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其中，国家间的贸易活动属于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活动。其次，中国模式汲取“正全球化”的长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各个经济体超越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无论国家大小，无论哪个地区的经济体，都必须共同遵守同一游戏规则，才能在参与世界贸易活动中实现自身的利益，中国模式不仅遵循“正全球化”的共同规则，而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共同创建平等、自主、互利的新型贸易经济发展模式，比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明显优越于美国曾经倡导的“TTP”和“TTIP”，也正因此，前者广受国际社会欢迎、认可和接纳，后者目前陷入生死存亡困境中。endprint

第二，本质内核不同。现在，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通过先进科学技术来实现成功发展的模式。事实上，西方模式的成功不能排除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根本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追随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可是它们非但没有实现如愿的现代化反而掉进了西方模式下的现代化“陷阱”，陷入长期依附性发展困境。由此不难判断，西方模式的根本要素存在于科学技术之外。阿明认为，西方模式的内核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及它的帝国主义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它长期推行不平等的交换体系、国际分工体系、价值分配体系等国际经济体系，从而确保了欧美资本主义依附性积累的顺利完成。一句话，它的内核是其资本主义霸权。由此来看，中国模式的内核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的内核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明确宣称过“不称霸”，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公正、自愿、互利共赢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共建“和谐世界”。

第三，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差异。在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国家积极引进政府干涉经济活动的举措，确立一种有别于自由竞争时期和私人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新模式在二战后几十年间有效地保障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西方模式的成功看起来是通過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包括税收、财政、价格、货币）和微观规制（市场法、反垄断法、合同法、劳动法等）干涉经济活动而获得的，实质上是通过组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来干涉经济活动而获得的。可是，从本质上看，西方模式下的政府干预是替私人垄断资本分担经济负担、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发展便利条件，确保私人垄断资本能够营利。由此来看，中国模式在这一点上也有别于西方模式。虽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也引入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举措，同时也采用了类似西方模式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但是中国坚持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辩证统一，确保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局面能够健康、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正因此，中国模式下的市场经济“一直处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在中国“绝对不是随便谁想进口什么就进口什么”，一直以来，“美国人指责中国‘在关贸总协定规则上弄虚作假时”，可是“他们也没拿出真凭实据”[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第186页。正如阿明所说的，中国人抓住“国家”这个关键因素，将“市场因子”引入“国家”并接受国家的管控，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协调、健康发展，既发挥了政府的重要作用，又维护了市场的决定作用，从而没有留下口舌给西方反华势力利用。

第四，两种模式下的政局状况不同。西方模式下的政局看起来是稳定的，实际上并不稳定，这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不连贯上。西方模式下的政局普遍实行选举制，选举政治下的政府轮换成为常态化，美之名“民主政治”，实则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反复、断裂，选举上来的政府往往不认同（乃至推翻）前届政府的决策和规划，重新制定符合新政府意愿的新政策和新规划。西方模式至少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稳定，恰恰处在频繁更替状态中。受西方模式的影响，当今很多国家都搞西式选举，结果是政局长期动荡，经济发展政策和规划不能持续和连贯，因此而引发社会动荡。这与中国模式下的政局稳定有着迥然差异。反观中国政局，因为没有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政治改革的先进理念、经验，创新中国政治理念和方法，不仅维护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连贯而且推进了中国国家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阿明还认为，中国政治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政局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有力的领导，确保中国经济政策和规划的连贯性和有效实施。这是中国模式最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国因素”。

第五，价值取向差异。正如前文所说，西方模式服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追求依附性积累，而中国模式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由此来讲，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而非发展资本主义。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说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换言之，解读中国市场经济，必须抓住“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而可能掉进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纠结中，甚至轻率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社会主义是目的，是重心，是根本，市场经济是手段、策略。阿明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也是一个“更新全球社会主义前景的”[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方案，它“具有连贯性的政治体系”，“跨越通行的民族国家建设”[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第70页。，消除区域隔阂和时代差异，“赋予发展以劳动大众的内涵”，包括“消除贫穷、扩大社会服务范围、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且“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重新统一起来”，“让民主在人民中生根”[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第35—36页。。在阿明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取代西方模式的另一种全球性发展方案，因此它旨在终结资本主义发展，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发展，为世界各国人民创建一个公正平等共享的全球社会主义体系。

三 当代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乔万尼·阿瑞吉说过，今天，“中国崛起的意义极其重大”。这是因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局面：“斯密的预见比《国富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即在世界各种文明更平等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市场社会”[意大利]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绪论》第8页。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前的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就向西方世界发出如下感叹性预测：“世界的风暴中心已转向……中国。谁了解这个强大的帝国，谁就掌握了未来500年世界政治的钥匙”[意大利]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279页。。由此来讲，今天，随着“‘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失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一个由中国扮演主角的新世界正在成为现实。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endprint

第一，中国模式坚定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自信。阿明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说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在他看来，中国人懂得，今天的世界“在依然是帝国主义的构架中”，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需要“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做出回应”[埃及]萨米尔·阿明：《欧亚：走向新的际遇》，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的《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第68页。

，可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巨大冲突中，只有选择社会主义人类才有前途。正因此，当代中国人在开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信，不仅搞活国内市场，而且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和区域的不平等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社会平等、协调、开放、共享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二，中国模式开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阿明认为，如果将当代中国模式武断地归结为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仿制品，那是极其错误的误读，因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有其独特性，不仅汲取了中国过去发展的有益经验，而且汲取了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资本主义控制，回归国家和社会控制，紧紧把握整体的、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调好区域间、行业间的发展，落实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计划、步骤，同时依法治理经济发展环境，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行为，确保经济社会在整体上能够进入良性发展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破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神话，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回归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中国模式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模式。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搞过改革开放，可是能够籍此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并不多，而中国恰恰是为数不多的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推进中国崛起？阿明认为，中国元素在其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渐进式改革以及从局部到全方位、从沿海到内陆的渐进式开放。（2）协调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确保了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和民众的广泛支持。（3）各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组织系统支持着政府的工作，保证了政府工作的顺利展开”常士訚：《两条道路的差异：“华盛顿共识”与中国发展道路》，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386页。，努力“从各个具体方面落实党和国家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依法行政。（4）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积极地汲取西方现代化的先进经验、技术和丰富资本，而不去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以引进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力求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田春生：《“中国模式”：如何理解》，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25—26页。。这些都值得其他国家研究和汲取的有益经验。

第四，中国模式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发展模式。许多西方人认为，大国崛起必走称霸之路，必将世界闹得鸡犬不宁。西方大国崛起都是如此，那是因为它们都遵从西方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崇尚霸权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一个崇尚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正像中国人自己宣称的那样，中国发展经济社会，不搞霸权，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搞不平等贸易，始终坚持和执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睦相处”的睦邻友好政策。“虽然‘和平崛起的提法已悄然被‘和平发展或‘和平共处所取代，但是其根本的信条却从未改变。这体现在2004年宣布的‘四不（‘不称霸、不动武、不结盟、不军备竞赛）上。”[意大利]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事实上，不仅中国自身发展得益于中国这一政策，连同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发展也都得益于中国这一政策，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这一政策。正如世人所说，中国已经成为一支维持世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五，中国模式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共享发展”模式。阿明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方案”，实施这一方案旨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政治经济系统，逐渐削弱全球的两极分化现象，开辟条件，保证人类有一个持久的、众望所归的、民主的发展”[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1页。。换言之，构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是对资本主义扩张及其造成日益严重的世界的两极分化问题“所作出的人道主义反应”，这样做“并不是空想的”，恰恰相反，“它是惟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计划”，只要“我们开始推行这个计划，强大的社会力量就将从世界各地汇集到这个计划周围”，协助我们终结资本主义发展，创建一个平等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必将为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平等、公正、互利的世界贸易体制提供有力的现实力量，而且中国也像她自己宣称的那样，积极参与构建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消除世界性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发展，实现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阿明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包含了独特的理论内容。在总体上讲，我们在理解这一理论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内容：

首先，阿明的思考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避开了套用西方模式来阐释中国模式的理解误区。前文述过，多数学者套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解释成“大政府，小市场”类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当然，这样的解释似乎也能找到现实根据，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生活不仅受到中国政府的经常性干预，而且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有关键比重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两种情况被许多学者（包括国内学者）一致地认为中国发展了“大政府，小市场”市场经济，于是在如何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问题上，这类学者毅然决然地设计一套套西方模式的市场经济发展方案，甚至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路线和趋势，强烈要求中国市场经济在今天转向“小政府，大市场”，強烈抗议和批评中国政府一直参与经济活动，干涉市场发展，竭力建议中国政府向西方国家学习放弃“经济人”角色，充当市场经济发展的“守夜人”，甚至说发展“小政府，大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时代的大趋势，是世界经济的潮流。显然，阿明是不认同这类主张的。阿明赞同发展自由贸易，可是他反对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自由贸易，即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它们主导下的自由贸易，也摆脱不了“不平等的交换”世界贸易游戏规则的损害，因为这类游戏规则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小政府，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这样的市场经济，势必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势必被迫接受“不平等的交换”世界贸易规则的损害。然而，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政府是明智的，始终领导和保障了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不去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创新适合中国国情要求的、能够自主发展的新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巧妙地且有效地规避了“不平等的交换”世界贸易游戏的损害。这是中国模式中最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积极经验。endprint

其次，阿明的思考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还表现在它的分析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正如前文提过的那样，很多人以为今天的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阿明认为这类认知是纯粹的误解，虽然“社会主义在中国迄今为止既没获胜也没输掉”参阅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第6页。，今日中国只不过放弃了过去时代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是都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反而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验证社会主义是不可放弃的。正如美国学者曹天予所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因素在今日中国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当代中国的发展就不会像人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形。在阿明看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大政治保证，而且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避免掉入西方现代化“陷阱”，避免被西方国家殖民化的最大政治保证，与中国相比较，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色不大，甚至长期陷入欠发达状态，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充斥了资本主义因素，从而被西方大国经济融合起来，沦为后者的附庸。简言之，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成功之根本原因，更是中国人民之幸，也是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希望，中国模式成功启迪了唯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世界经济发展才能摆脱西方大国主导的“不平等的交换”世界贸易规则的控制，创建一个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自主、平等、共享发展的新世界贸易规则。

当然，阿明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也存在不足。其一，阿明定义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一方面他竭力强调国家、社会、市场三个要素及其有机融合造就了当代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对三者在实践中如何达到理想化融合效果并没有作出深入的实际分析。实际上，他并没有指出中国模式区别于“国家市场经济”“大政府、小市场”模式的严格界限，只不过突出了“社会”这个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是社会这个要素的作用机制并没有获得具体分析。其二，阿明认为当代中国模式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可是他主要突出了政治因素及其作用，把当代中国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局稳定，实际上忽视了中国人民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做的根本性贡献，这也说明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其三，阿明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消耗问题、劳动力不足问题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道德滑坡问题、黄赌毒泛滥问题，还有医闹、群体事件、上学难、就业难等等，可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的根源并没有深入实际地考察过，反而认为这是根源于中國被动地融入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所致的后果。这样的分析无异于用外因取代内因，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时还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融入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可见，阿明的理论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内容，但是也存在某些不合理分析。是以为教训，应引以为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