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问责式创新仍然在路上

文丨 冯海宁

量化问责式创新仍然在路上

文丨 冯海宁

环保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及其6个配套方案。其中，量化问责是一大亮点。根据方案，问责细化到发现问题的数量，逐级对区县、地市“一把手”一一问责，若空气质量不降反升，最高可问责地级市委书记。

此次发布的方案出现多个“首次”：首次针对京津冀秋冬季污染制定专门方案；首次提出了量化问责概念；首提“双降15%”目标……显然，每个“首次”都是大气污染治理创新的生动体现，这既折射出治理的复杂性，也说明有关方面不断发现问题，创新治理的方式方法。

比如说，有专家透露，2013—2016年，京津冀区域整体PM2.5年均浓度下降，但冬季改善不及全年平均那么明显，有时候甚至比上年更严重。所以，首次针对京津冀秋冬季污染制定专门方案很有必要，这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突出治理重点的举措，值得肯定。

尤其是，首次提出的“量化问责”，让人耳目一新。这些年来，“问责”已经成为环保等多个领域治理的一种有效利器，但却从没有提出过量化问责这个概念，自然也没有具体措施。此次首提量化问责，意味着今后环保问责将会更加精准，这是与以往最大的不同。

方案首先明确了量化问责重点对象，即“散乱污”企业整治不力、电代煤和气代煤工作不实、燃煤小锅炉“清零”不到位、重点行业错峰生产不落实等四方面问题。指向很明确，显然是在倒逼各级政府在这些热点难点问题上精准发力。

问责制度的改革创新仍然在路上。这是因为很多领域的治理与问题都在动态演变过程中，情况不同，问题不同，问责也需要与时俱进；也是因为包括问责在内的处罚制度改革也是永无止境。但可以肯定的是，精准问责是未来趋势，而量化问责是精准问责的核心内容。

同时，将问责事项分为“任务型”和“结果型”。前者，是指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的，或者，通过强化督查或巡查再发现有新问题的，根据发现问题的多少，问责相关领导。后者，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排名，排名后三位的，根据改善目标比例问责相关领导。

不难看出，这种量化问责几乎没有弹性空间，完全是根据具体问题或结果来问责，有望打消某些地方官员的侥幸心理。这应该是我国官员问责制未来改革发展的一个方向，即根据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来问责；该不该问责，该问责谁，怎么问责，都可以量化，若想在问责中玩猫腻很难。

不过，笔者仍然认为问责制度的改革创新仍然在路上。这是因为很多领域的治理与问题都在动态演变过程中，情况不同，问题不同，问责也需要与时俱进；也是因为包括问责在内的处罚制度改革也是永无止境。但可以肯定的是，精准问责是未来趋势，而量化问责是精准问责的核心内容。

就大气污染治理而言，在问责方面的创新空间仍然很大。比如，目前最高将问责地级市委书记，今后会不会最高将问责省部级官员？或许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在“任务型”和“结果型”问责之外，能不能有“过程型”问责（即根据治理过程来问责，早问责），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期待 各领域治理，在问责方面不断创新，多出现“首次”。可以说，创新越多，问责效果越好。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车轮，问责才能成为治理和改革的有效推动力。当然，问责是一种治理手段，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