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可回避的社会现实
——读潘灵中篇小说《幽灵诉》

王明生

边疆阅读

——读潘灵中篇小说《幽灵诉》

王明生

·主持人语·

通常认为编辑是裁判，掌握对作品提出意见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是否采用，这样就与可能对编辑角色定位出现偏差。正如，父母在孩子面前都是以权威自居，认为自己是孩子的人生导师，在孩子面前无所不能，甚至可以自由赏罚孩子。这些误解都是长期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本栏目叫“边疆阅读”，核心是阅读。评论的写作者是读者，编辑也应该做一个评论文章的优秀读者，对作品反复解读和思考，认识到作品的丰富性和高明之处，也能看出问题。编辑可以是挑剔的，但前提应该是谦虚的，决不能把编辑工作作为权力使用。本期刊发文章的作者，以作家和学者居多，有的文风老辣，有的行文朴实，有的目光犀利，有的审美独特，有的善于发现问题，都使我受益匪浅。套用一句话，“编辑啊，认识你自己”，善于去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无知。（杨林）

一

潘灵发表于2016年第二期《中国作家》的中篇小说《幽灵诉》，一开篇就给读者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诉说欲望，作者采用的是彻底的主观叙事，从头至尾都由一个虚拟的“幽灵”——我来讲述故事。大翠的命运，可以说已经沦陷到一种悲惨的极点：每时每刻，都承担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生活对于她，可以说是太重了。沉重得连读者的心，都紧随着收缩、压抑和一次次地撕裂粉碎。这不仅是大翠一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悲剧。

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乌蒙山初雪的日子，为逃避计生办围堵的郝贵和大翠夫妇，在父亲郝老头用生命的掩护下，雪夜分头逃往省城，大翠在前往省城途中不幸流产。走投无路的大翠，在省城遇到了拾荒老太婆，但这个原本在大翠心里好得像观音的女人，渐渐地变成了魔鬼。大翠自立门户捡破烂的第一天，在垃圾桶旁竟意外地捡到了一个初生男婴，从此，大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弃婴。被命运的棒槌击打后劳燕分飞的一对苦命夫妻，终于在省城相见团聚了。弃婴在郝贵和大翠的溺爱中长大，黑人黑户的小黑，入幼儿园的第一天，因对女教师无礼，被强行开除；上小学时因没有户口，被同桌歧视；慢慢长大的小黑成了城中村豆腐营街道上的名人，最终辍学跟着养父郝贵刮双飞粉；而大翠为了掩盖小黑的真实身份，掐死了一直以此来敲诈她的拾荒老太婆，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就在小黑筹划着带女朋友去见大翠时，狱警传来了大翠病重住院的消息。确诊得了肾衰竭的大翠，为了不让小黑切肾救母验血时道破真相，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安详地没有一点牵挂地死在了病床上。主人公大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了乌蒙山人的淳朴、宽厚以及为了传宗接代的迂腐。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24年，作者以过去式的叙述方式，以一种不吐不快的诉说欲望，以其文学的敏感和忧患，以悲悯的人文情怀，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为主，抒写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千千万万育龄妇女的悲歌。

二

作者以极其坚定的态度“我就是要让时光倒流，让记忆之船带我重返二十世纪90年代初。”向读者明确地交代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这对出生于二十世纪50、60、70年代的读者在品读《幽灵诉》时，一下就拉近了阅读的距离，很快就产生了代入感。陈剑在《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的“1983年的‘大结扎’一年流产1400多万”一节中指出：“钱信忠在任期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大结扎’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也就将‘一孩化’生育政策带来的效果达到了极致。由于需要依靠诸多不文明办法才能达到结扎效果，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大结扎’的后果，使党在农村基层的形象严重受损，并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由于生育政策的不合理，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

随着计划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金钱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社会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离婚的情形大量增加。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非是所怀的第一胎。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作者呐喊般地向世人提出了一个生育权和生存权的问题：“我的坚定与思念无关，与乡愁无涉，更不是固执地要去寻找自己的来路。我不过是想证明我自己，我曾跟你们一样是人，有血有肉有形状有重量的人。如有什么不同，我不过是个胎儿，一个母腹中的胎儿。那时的我，柔弱、无知，但我是人，谁都不能怀疑的人。” 生育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人们有权决定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子女。“但现在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幽灵。”这篇《幽灵诉》，正是以这个社会问题为题材创作的。这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作家发自心底的忧思和呼吁，这种敢于针砭时弊还原历史真实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可以唤起更多人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回顾和反思。

作品所描绘的是我非常熟悉的年代，对于二十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在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又遭遇了一次“生育革命”。这两次革命下来，我们已人到中年，人生已过大半，特别是对“生育革命”尤为深刻感同身受。对作品的真实性没有丁点的怀疑，也就是说，《幽灵诉》所承接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它的个性及细腻情感嵌入了时代的共同感中；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循着个体的记忆，文字间有着不能剔除的个体的温度与生命的向度。正如潘灵在一次小说讲座所说的那样：文学永远不为宣传服务，永远不为政治服务，而是为人的精神服务，为灵魂服务。

三

作者写下这个故事，塑造“大翠”这个人物，是在向我们展示农村妇女对生儿育女的渴望、执着，以及淳朴和善良。在她身上，作者以温润的笔调，对“大翠”寄予了浓浓的同情和悲悯的情怀。而在这极大地同情中，作者为我们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局，随着故事情节的一步步展开，由无数细节串起来的局，又出人意料被解开。在小说中，作者没有刻意拔高“大翠”的美德，也没有刻意渲染那场因计划生育带来的苦难，而是用一种平静心态，叙述还原那个年代，还原了一场“生育革命”时期乡村妇女生育权被剥夺的无奈与悲哀，从而使这篇作品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味道，极具真实性，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的变化都给人以一股强烈的张力。作者将第一个局设置在郝贵的家中，当乔副乡长带领一群人，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把逃避计划生育的郝贵、大翠围堵在家时，本想会出现一场带有血腥味打胎、结扎场景，但这样的场景被郝老头手中点燃引信的炸弹取代，郝老头冒着生命危险以失去右手五指的代价，为身处“绝境”之中的郝贵、大翠赢得了逃跑的机会。作者惜墨如金地就此打住，再也没有提及乡上搞计划生育的事，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大翠的逃离中。这样的场景安排和细节描写，既符合郝老头一心想要给郝家留下传宗接代的根的心理，又真实可信。接下来的第二个局设置在大翠逃往省城的路上，按说成功逃脱的大翠，极有可能会顺利生下腹中的婴儿，但由于通往省城的路途遥远，加上恶劣的交通路况和搭乘的重型货车，大翠最终还是流产了。流产后的大翠在省城最终还是没有寻找到那个与丈夫约定见面有毛主席像的广场，和丈夫郝贵失联的大翠，本该回到乌蒙山的家中，可她竟意外地遇到了拾荒老太婆的收留。到此，作者为在省城的大翠设下一个又一个的局，这些迷局就像那个扑朔迷离的年代，让人无法接受难以解开；捡到弃婴的大翠，按说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有儿子的母亲，但是知道内情的拾荒老太婆常常纠缠大翠，甚至以此要挟，最终连长大的小黑也对养育他的“母亲”产生了疑问时，身患绝症的大翠为了保住小黑是捡来的这一秘密，选择了自杀。在这些一个个被设置又被作者自己解开的迷局中，有一个作者未解的谜，一直困惑着我：拾荒来太婆为什么不放过大翠，苦苦相逼死死纠缠呢？她出于什么心态和目的，作品没有细节上的描写，也没有对拾荒老太婆心理上的描述，难道她就是为了逼大翠把她掐死吗？是作者避而不谈故意为之，还是在创作时的疏忽？在这里作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自由想象空间。通过反复的推敲研读，最终还是找到了答案：在世风日下金钱至上的当今社会，任何人都会把手中的有利资源用到极致，拾荒老太婆也毫不例外地把知道小黑是捡来的这一秘密，当作敲诈大翠的有力法宝，而再一再二地以此来进行敲诈。第一次成功敲诈到五百元封不了口，在拾荒老太婆的眼里五百元它就不是钱“什么，钱？五百元钱，你打发叫花子呀？”第二次对大翠主动送上门的一条金项链在拾荒老太婆眼里同样是“老子不稀罕！”从这简短对话中，一个贪得无厌见钱如命的市侩小人，立刻鲜活起来跃然纸上。通过对拾荒老太婆的步步相逼，揭示了当今社会病变。

四

小说《幽灵诉》，它带给我的是一种现实的疼痛感。这种真实的疼痛，和作者的亲身经历密不可分。潘灵讲了自己家中的故事：他的农民兄弟到昆明打工，结婚后生了个非常漂亮、绝顶聪明、十分讨人喜爱的女孩，潘灵还为她起了个十分浪漫的名字，叫潘雨朵。可“天使”也有缺陷！一哭起来就显得十分难受，领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上有一个洞，是先天性的。潘灵准备拿出二十万到北京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为侄女做手术。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咨询医生后知道了手术的风险及孩子今后的生活质量。救与不救成了他这生中最难的“两难”选择……后来，是孩子的爷爷不信邪，自己带孙女回昭通请草太医用民间偏方治疗，结果不治身亡。这种失独后的疼痛，在中国无时无刻都在上演着，撕裂着你我的心。

虽然在过去的30中，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这个“成绩”的取得，正是千千万万个“大翠”用生命换来的。由于计划外生育，很多人只好像大翠一样东躲西藏，她们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她们生下的孩子大多是在一种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者描写的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幽灵诉》，就是那个年代诸多中国人艰难成长的真实写照。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如果缺少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对其心理健康十分不利，其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值得欣慰的是：作者把在城中村那个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弃婴小黑，变身成了一个能切肾救母的好孩子。

2012年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写道：“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幽灵诉》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五

一部好的作品，一定会给读者一种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掩卷后令读者有种意犹未尽有话想说的欲望。而《幽灵诉》正是这样一部语言精练、情节真实、细节丰满令读者开卷就不愿意放下的作品。潘灵的文字，向来朴实，就像乌蒙高原的红土地般厚重。

小说从一开始，就一个悬念紧扣一个悬念地抓住了读者的心，而这一叙述手法一直贯穿整个故事。“爷爷，你又跟大黄说话了？”明明是跟郝贵说话，可“祖父说，若男向男，爷爷不跟大黄说了，乖乖睡吧。”这是小说出现的第一次善意的谎话，当然是为了不让“我”的两个姐姐和村里人知道，“我”的父母回家了。而当祖父高举炸弹对乡上搞计划生育的人说“这是炸弹！谁敢创我家，我就炸死他！”这样的真话，乔副乡长却“一脸不信邪的样子冲祖父说，郝老头，我乔山是你吓长大的？”而当“引信吐出的火舌，把夜幕划出一道口子。”时，“夜一下子兴奋起来，逃的惊慌失措，脚下生风，追的怒火中烧，步步紧逼。”有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幕，在好心的村人帮助下，才换得郝贵夫妇的成功逃跑。从此，身怀六甲的大翠远离故乡，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作者满怀思乡之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许多年以后，我作为一个幽灵，终于懂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离开故土的人，无论成功与失败，为什么都会被一种淡淡的情结包围着，人世把这叫作乡愁。人世间的乡愁，是因为故乡有像杨家二儿子一样的人。”故乡的情，故乡的人是怎样令作者感慨万端的呢？“那天，当他凝望着藏了我母亲的载重卡车，吃力而缓慢地开走，他整个人，都有了一种莫名的欢乐。这欢乐像一束光芒，它让我母亲疲惫而冰凉的内心，有了一丝温暖，甚至连我，也感受到了温暖。”这样的思乡之情，连腹中的胎儿都感到了温暖，可见作者对故乡是多么的眷念。他写出了人的尊严，写出了人的坚守，写出了人文精神。

大翠离开了故土，从踏上省城的那一刻起，便被一个个“骗”包围着，麻的司机的自鸣得意“连个山里女人都骗不了，老子还怎么在这城头混？”“让我这幽灵都忍不住想扇他两个耳光。”而当大翠看到“实惠”二字的旅馆，“一晚五十元的费用在母亲看来跟实惠根本不沾边。”时，“她脑子里装着的是山野，是村庄，是乌蒙山漫无边际的雪。”走投无路的大翠，把流产认定是自己的罪过和责任的大翠，轻易地把自己当成了罪人的大翠，就这样认识了拾荒来太婆。在我这个幽灵看来“城市，它是人间天堂，同时也是地狱，更确切一点说，它是穷人的地狱。”大翠在这座穷人的地狱里，捡到了一个初生儿。当她去买牛奶时，向卖牛奶的人撒谎说，孩子是她生的。和丈夫郝贵相聚时，大翠用颤音回答说，我们的儿子！此刻，被弃婴彻底取代的幽灵，发出了呐喊：在我这个无形无状的幽灵这里，成为人形，是我最终极的目标和意义。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能成为人？作者没有去谴责计划生育政策，而是在直视中国社会血淋淋的伤口。

郝贵有了传宗接代的儿子——小黑。但在大翠心里，她不知道这个张冠李戴的事情会怎样发展，能不能成为一个只有她唯一知道谜底的迷。掌握着谜底谜面的大翠，很快就被找上门来的拾荒老太婆一句：大翠，你是个骗子！而令大翠心神不安。接下来，作品中多次出现了：你是一个骗子！最后连小黑也对深陷大牢的大翠问道：妈，你是骗子吗？

那么，究竟是谁骗了谁呢？

在小说开篇，大翠在那个乌蒙山的雪夜出逃，是为了生育的权利；而结尾却为了守护了一个必须掩盖的真相（小黑是捡来的弃婴），死着回到了乌蒙山。然而，这个真相真的能掩盖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鲁迅的《杂文集·坟〈论睁了眼看〉》中找到答案：“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在故乡的山岗上，幽灵还在不停地诉说，他的诉说汇集成了千万个母亲“大翠”的哭声。这哭声从乌蒙山的沟沟凹凹传向人世间的每一个旮旯角落！

[1] 鲁迅文集·杂文集·坟 《论睁了眼看》

[2] 陈剑《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

（作者单位：云南省红塔集团昭通卷烟厂）

责任编辑：臧子逸